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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写作的“思辨”

传记文学写作的“思辨”


陈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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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与文学的思辨


什么是传记文学？即为用文学的笔法书写传记，书写人物，书写事件，即为传记文学。即为传记文学定义。他的姻亲还有报告文学丶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有的还把传记文学归属于纪实文学丶报告文学类，我个人观点并不反对。因为他们长得很像孪生兄弟，有共同的基因序列。

在传记文学这一特定题材中，传记和文学亦是对立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是，传记离开了文学，缺少了生动活泼，缺少了传播性和教化性；反之，文学离开了传记，就少了妙笔生花，成了一碗无色无味的白开水。比如先秦以来的传记就是这样，读起来，如同嚼腊。

倘若把传记文学比喻成一棵叶繁枝茂、参天大树的话，那么传记是根是干，而文学则是绿叶和红花。如用老子的阴阳平衡论来解释，传记是阳，文学是阴，阴阳孕育着万物，孕育着传记文学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传播力、教化性。

我的传记文学，起始于我大学毕业。我今年74岁，一生共写作、出版101部传记，由28家海内外出版社分别出版，3000余万字。2014年8月一不留神，荣获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之最。亦是对我一生传记文学耕耘的最大褒奖。

我的传记是名副其实的传记文学。为什么？一是我大学本科是吉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对文学有基因的热爱；二是我原是写小说的，后改行写了传记文学。另外，网上也有点赞。我摘录几条与同仁分享。

有一网友说，陈廷一的传记文学好读好看，文学性强，我好喜欢；还有的说，陈廷一之所以出版百十部传记，是因为他把传记与文学做到了恰到好处的最佳组合；还有的说，陈先生的书好看好卖，这是肯定的，但我担心他的文学描写是否冲淡了事件的真象？

最后这位网友不是赞扬而是担心。但他讲了我要讲的话。应该说，这也是传记文学的最后底线。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醒。这个提醒，也是下面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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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中"虚“和“实"的思辨


传记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答案是“真实”二字，是事物丶人物的原貌，也称原生态。一句话是传记文学的生命力，抑或生存能力。倘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传记文学的"实"字如何表现的问题。

反观传记文学中的文学，是"虚"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的空间。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这是托尔斯泰的名句、金句。

目前，我写的传记文学，至少注意了这一对立统一的关系。有时为了“实”，我宁愿放弃文学的"虚“的描写（也叫忍痛割爱）。也许有人会问：你放弃了文学描写，还称得其传记文学吗？

我是说，放弃仅是在关键点的放弃，整本书里还没有放弃。我认为这并不影响传记文学称号。

再说与“实”相对应的“虚”字，有人理解为“虚构”二字。我认为这种虚构不是无中生有，也是合理的想像，或叫合理联想。实际上也是“实”的另外一种形态表现。例如《布衣总统孙中山》的写作。全是白描手法，真实可信，2000年时上了中学语文国标课本。应该说是传记文学中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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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文学的思辩


“艺术来源于生活，髙于生活”。同样适用于传记文学。这也是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到的金句。同时他还讲，生活的真实并非真实，艺术的真实才是真实。同样适用于传记文学，也是我这种思辨的理解。应该说，生活和文学的真实性是辩证统一的。

毛泽东这里提出的"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的议题。“源于生活”我们还好理解，尤其是对“高于生活”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

对“髙于生活”，我的理解：“不是脱离生活，亦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对生活深层次的再揭示。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揭示，尤显重要。这样更为辩证的丶更为全面的揭示事物真实的面目（本质），达到认识事物，教化人的目的。”

比如每年春晚小品类作品，它揭示的生活都是真实可信的。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教化。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不是照像机丶也不是录像机，它是更髙端的显微镜丶放大镜丶望远镜，照出人、物细胞和基因的基因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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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中“历史”和“未来”的思辩

上面也谈到，我个人出版传记文学图书达一百多部，其中历史类的传记文学多达百分七十以上。像我的成名作《许世友传奇》三部曲，我的代表作《宋氏三姐妹》三部曲，我的传世作《蒋丶宋丶孔丶陈四大家族全传》，还有我的获奖作《天地良心一一万里传》、《屠呦呦传》，等等。基本上多是已故的历史人物。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定性，人云亦云，不可置否。

作为一个作家，怎么去写？要承担史学家的责任。一是我多跑图书馆丶资料馆；二是我多查资料，尽量做到周全；三是多思多想。吴运富有名名言——多想出智慧。

同样，黑格尔也有句名言一一“历史中有‘未来’，抓住了，文章就永恒。”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多思多想，就是找出“文魂”（俗称文章的精灵），就是黑格尔名言中提示的“未来”。像我的《宋氏三姐妹》代表作，我找出的“未来”是“庆龄爱国丶霭龄爱钱，美龄爱权”的人格光辉。

然后依照这个文魂去把握，去写作，人物思想风貌翊翊如生，满书活跃，满纸生动。

“文学就是人学”。抓住了人物性格，就能写活人物。有人说我的《宋氏三姐妹》，不是小说，胜似小说。我也希望大家找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西单图书大厦常年摆着我的《宋氏三姐妹》等十七丶八本传记书，可谓常卖不衰。这是真话，亦是大浪淘沙，时间的沉淀。

再是我的《孙中山大传》全书分上、下册，五十万字。怎么寻找历史中的“未来”？

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民主革命的先驱。该书的“未来”，找来觅去，就是"布衣"这两个朴素的字。

应该说这部长传就是围绕“布衣”之魂做文章选故事，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此书中的章节《布衣总统孙中山》，3000字，被广东省收录中学髙一课本（传记文学的首篇）。已经十五年了。每年千元的稿费。

再有我的《蒋丶宋丶孔丶陈四大家族全传》，洋洋共计200万字，怎么寻找文魂，寻找历史中的“未来”？寻来觅去，中华民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皆是因为“四大家族”的“贪腐”二字，于是这部长达200万字，主要写了民国的贪腐，和共产党的新生，所以这部书一出版，就好评如潮，洛阳纸贵。

有人说此书成为了中青社的看家书，精装和平装，还有收藏本。中青社还为我专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好评。有专家评估说，这将是陈先生一生的传世之作。

还有我写《孟晚舟》的报告文学，主要是抓住了“电子脚蹽”这一特定事物，戴在孟晚舟的脚上，疼在中国人心里。我反复在描写“电子脚蹽”的形状、在走动间的幌动，联想美国人霸道、加方奴隶，和它与美女相配的不和谐度，更能衬托出美国人的最后疯狂，和狗急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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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采访中“有”与“无"的思辨


我的采访是传统式的，通常是先阅读和百度必要的资料，事先要对传主有个大慨了解，甚至是细微的了解。然后列出采访题纲N条，这叫有题纲式的采记。缺点是比较呆板。

对采访过程中，一旦出现了没准备的话题，传主有一定见识，且影响文章的“文魂”，这叫无题纲采访中的“宝”（或称黄金）。宝是要深掘出来的，虽然是没列入事先的采访题纲，但要认真对待，把“无”变成“有”对待之，甚而要改变先前的采访话题，加以重视。

很可能这篇成文后的作品，一鸣惊人，牛气冲天。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比如我的《中国之蒿一一屠呦呦传》，首刊2016年《北京文学》第3期头条，它的社会反响远远超乎我的预判。当年全国报告文学排行榜榜首；接着，又荣获《北京文学》双年度优秀作品奖；再者，又获《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周年优秀作品奖；紧接着，又斩获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第五届传记文学金奖（一等奖）。

一个作品连斩四个大奖是我始料未及的。

究其奥秘？就是我把采访中的“无”变成“有”去采访，去挖掘，去深写。这个无采访题纲的话题，即为屠呦呦的青蒿素，治愈千万个生命和生灵，却未能获我们国家的院士称号。因为院士竞选有门坎，"三无“科学家不能成为院士。屠呦呦就是一例，她无博士头衔丶无畄学经历丶无论文。据说卫生部长为其喊话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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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的“歌颂”与“批判”的思辩


因为传记文学的固有教化、启迪作用，所以我的传记把“歌颂”是放在首位的。但也不放弃对事物的激烈的批判。这个武器不能少，少了文章就没有战斗力。

“歌颂”和“批判”看来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歌颂中有批判，批判中有歌颂。这就是我的传记文学的辩证写技。

同时我还认为，一味地去歌颂，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反倒一点小小的批判，更能拨得读者的眼球和注意，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目的。

当年，我的《中国之蒿一一屠呦呦传》，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通篇我是歌颂屠呦呦的奉献精神，歌颂中国传统中医的。她之所以荣获诺奖，就是她用青蒿素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举世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不能成为我国院士，实际也是我国院士竞选制度的悲哀，或缺憾。

这种批判，唤起了人们对院士竞选制度的大讨论和大关注，进而促进其改革，避免悲剧，抑或缺憾事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批判比歌颂更有力量！

再者我的《国殇》，是写中日“甲午战争”的大题材，主要是批判大清国的软弱无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和中国大革命前夜的曙光。我的《魂殇》，也是批判。还是那句老话，批判比歌颂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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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中的“骨”和“肉”的思辨


传记文学的构思，是在采访后，掌握传主一生资料基础上的再创作。包括列题纲，是倒插笔写？还是按生年顺序写下来？等等。尤其是开篇最为重要，能不能吸引人的眼球，一口气读下去，至为重要。开好头是要费一番气力的。

整个文章要做到真正的有骨有肉，这要在采访的过程中练就完成。“骨”和“肉”是对立统一的，不可偏废。正如一个人一样，偏瘦偏胖都不好，都是病态。

倘若把列题纲当成搭骨架来形容，那么依据题纲写作，则是丰满肌肉。这里说的充实、丰满肌肉，就是讲故事。大的题材，要讲好中国故事；小的题材，要讲好个人故事。

为什么同样的传记文学，有的人写不出味道来？我想还是采访不到家的问题，讲不好故事。我陈廷一的传记文学，基本上是故事构成，每节每章都是满满的感人故事。尤其是人生启迪的故事，传递正能量。也是我的私秘。

我的传记写作与大家相比，也没有大的特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童年、少年、青年、老年，人们最爱看的还是传主的恋爱和婚姻。在我的传记文学作品中，比如少林将军许世友的“三次婚恋”；孙中山的“三个婆娘”；蒋介石“三次婚恋”；宋氏三姐妹的婚姻观，我写的都很细致、细腻，满足了读者阅读需要。尤其是孙中山谈女人，语惊四座。宋庆龄的逃婚到东京，都很精彩。有人当小说去看。因此，要做到“骨”和“肉”的统一丶丰满是要花大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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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死"与“活”的思辨


传记文学写作中，有人写得死板，不好读，有人写得活泼生动，好读好看。应该说，“死板”与“活泼”是相对立的，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前年《北京文学》杂志社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有读者看了我的屠呦呦的文章，认为文风生动，语言明快，问题尖锐，好读好看，让我谈谈传记文学写得生动的技巧？在《北京文学》的作家回信专栏中，我是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认为好的文章，并非是优美辞藻的堆积。而是有章节，有节奏，有呼吸，有惊叹，有发问，有跳跃，有诗意，有美感，有意味犹尽，等等。

同时，我还认为好的文章应该是有生命态的。有呼吸、有情感，这是生命的特征。这是我的第一发现。我写了这么多书，决不是八股文，而是倾注了我的所有情感，我的思想，我的审美，我的智慧。每个字都变成了跳动的音符，随着情感，翩翩而舞。

我认为好的作家一定是语言的魔术大师，能把三千多个常用的方格字，和二十多个语言符号，有机组合，形成有呼吸有感叹有生命的文字。

同时，我还认为好的作家犹如一位髙级大厨。同样的食材，出于不同厨师的手里，色香味就不一样。就是它的配料，胡椒面还是辣椒面撒的时机，还是用量，还有烧菜的火候，等等，都有一定讲究的。

同时，我还有一比，好的作家如同一位髙级的裁缝师，能把一块普通的布料裁缝成得体合身的衣服。这种洞察生活，剪裁故事的技巧，都是有讲究的。文章不应该是千篇一律，而应是千篇千律，五色十光。所以，生动和死板，不是说转换就能转换得了的，它需要魔法大师的手法，大厨的“刀功”，剪裁大师的“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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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魂中“髙大全”与“接地气”的思辩


大家知道，“十年文革”发生在1966年至1967年间。这个特殊历史年代，写文章要求"髙丶大丶全”。高，即是站位髙，形象高。大，即是事业大，功绩大。全，即是全面，无有缺点。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狗屁理论，当时曾作为文艺的理论，风行一时。在这个逻辑下，江青的"八个样板戏”，就是代表作。

这八个样板戏，即为《智取威虎山》丶《红灯记》丶《杜娟山》丶《红色娘子军》等。应该说，这八个样板戏我全看过，都是不错的。只能说明，这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不能奉成经典理论，要求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要遵循，都要"高丶大丶全"的创作，这是不切实际的，是一偏概全，因此是不接地气的理论。是和接地气相对立的。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应该根除。因为是和繁荣文学创作唱对台戏的。

当时，我大学刚毕业，正在为中华民国史作立传准备。如果不排除“髙大全”的创作理论，写传无所谈起。像《蒋丶宋丶孔丶陈四大家族全传》，怎么贯彻“髙大全”的创作理论？像《蒋介石传》怎么个高大全？

后来对这个理论的拨乱反正后，我很快就写出了《四大家族全传》，《孙中山大传》，《孔祥熙大传》，《蒋介石大传》，《宋美龄全传》，《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还有《宋氏三兄弟》全传，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传，还有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传》，等等。

我摒弃了“髙大全”的创作理论，而依据了更接地气的理论，这一理论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偏不倚，公允公正”。书出版后，畅销大江南北，再创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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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与"作者三观"的思辩


“作者三观”正确，这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之基础。亦是传记文学要求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如果素质要求有十条八条，这是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叫基础的基础，就是“三观”正确。

“三观”正，则根正苗红；“三观”正，则文正风清；“三观”正，则楼髙不倾，树髙不折。反之，“三观”不正，山摇地动；“三观”不正，尽弃前功；“三观”不正，大厦即倾。这就是我对传记文学与“作者三观”的最基本的思辩。

我有一个切身的案例。有一位作家朋友，是忘年之交。不说其名了。他是南大毕业，是位诗人，后来写纪实文学。写一部被人告一部，上法庭一次。写两次上两次法庭。我记得总共上了三次。后来就干脆不写了。

究其原因？就是揭短，所谓“短”，就是传主的隐私。上升髙的层面，就是不尊重人家的隐私权，亦称人权。人家对他控告。

她夫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她亲口告诉我说：你不要与她的丈夫倾心交谈的，他会不经意间出卖你！我听了很惊讶，后来我也被他出卖了。我找他理论，他竟说你可以去告我呀！后来我们就不来往了。

我的吉大导师吴辛也曾亲口告诉我，此人经常向人借钱不还，请注意他。我记住了吴老师的话。一次我们的学会组织到井冈山去采风，刚坐上火车出北京时，他找到了我，说他走的急忘带钱了。我告诉他，我带的也不多。接着，他向我临座的朋友张借了钱，计500元。三年后，我有意问朋友张，钱还没有？回答没还。这即是“三观”不正的代表者。据说现在很落魄。看来“三观”不正者，做人不好，文章也是难写好的。

说到这里，我倒不是和尚卖瓜一一自卖自夸。我一生出版了一百零八部传记文学作品，还没有进过一次法庭。我的经验是，文章不必猎奇，要尊重传主隐私权，画人先画魂，要升华其精神，传主自然点赞。这是我做人写文的点滴经验，分享给大家。谢谢。




陈廷一


笔名晨光，中共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1947年出生于河南鹿邑，1963年至1968年在鹿邑县高级中学读书，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历任装甲兵学院文化处创作员、宣传处副团职干事，河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读物编辑室主任、总编助理，中国大地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副主席。著有《许世友传奇》、《宋氏三姐妹》等108部著作，3000多万字。他用自己的稿费设立“老子文学基金会”——晨光奖，奖掖文学新人。2005 年10月，他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作家”之一，作品多次获国家大奖，《布衣总统孙中山》被收录高中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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