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为历史存资料　替文学开新路

     2008年初，《闲话台大四十年》等四种装帧素朴、开本适中的传记图书悄然现身内地图书市场，封面上竖排繁体“传记文学”字样仿佛印鉴，很多内地历史学者（尤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看到出自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之手的这四字，自然会想到在内地、台湾乃至世界范围民国史研究界以权威、丰富、详实的民国史资料闻名的台 湾《传记文学》杂志。由花生文库策划并在内地推出的“传记文学丛书”（黄山书社出版）即源自这份杂志及相关图书，截止目前该丛书已问世五种，不久还将有三种出版，内地历史研究者及更多普通读者可借此感受《传记文学》的魅力。
　　这份由近现代史学者刘绍唐于1962年在台湾创办的杂志，四十多年来已出刊五百余期，加之其副产品——“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共250种，足够摆满一整书架，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誉为“民国史长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纪念《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实为对这份杂志的价值中肯的评价。
　　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成露茜社长介绍，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带给知识分子更大的表达空间，以“严肃的态度与轻松隽永的笔调”为写作标准及“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为主张自我期许的《传记文学》那时诞生可谓水到渠成。
　　中国人少有写自传的传统，成露茜认为，一是“为贤者所讳”，自己写自己纵然忠实也怕有自炫之嫌，二是“为智者所讳”，写自己难免要涉及同时代的人，易惹纠纷，“有了以上顾虑，许多人觉得不写也罢，因此造成历史上的许多空白。自己生前不肯写，死后别人写不像，这真是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传记文学》的出现对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办一份持续不断而作风正派的传记文学刊物，来纠正若干不合时宜的观念，推动与扩大传记文学写作的影响，这正是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的初衷。创办伊始，《传记文学》遵循着“以轻松隽永之文学笔法写严肃之真人真事”的选稿标准，可读性与史料性的一致令其在台湾不仅为历史研究者所看重，也为众多普通读者所喜欢。陶希圣、梁实秋、赵元任、唐德刚、柏杨、余英时等作者从另一侧面凸现该杂志的水准，保持每期杂志内容品质的同时，由此衍生的“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也在1964年问世，首本“丛书”为刘绍唐亲自编写的《什么是传记文学》，首本“丛刊”则为王云五的《谈往事》。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主编、花生文库总经理王瑞智是2004年考虑引进出版《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只做几本难成规模，于是向成露茜表示，“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在内地把《传记文学》的理念反映出来，延伸这一图书品牌在内地的影响”。“我就像跑马圈地一样，和《传记文学》签了将近50本书，还争取到从《传记文学》杂志中选编一些未曾结集出版的内容。”创刊至今，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及其相关图书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如何选择，选择什么就成为王瑞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选书的标准，一个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个是传记涉及的人物是否为内地读者所熟悉，文本是否好看。有些作者虽然内地读者未必熟悉，但有必要了解，且书中内容很有趣，我们也会选择，比如叶曙的《闲话台大四十年》。”
　　由于某些原因，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势必要对台湾《传记文学》及其图书的原有内容加以适度删节，对此王瑞智表示，“书中内容的调整和删节都会和成露茜沟通，已经出版的五本，内容删节都不大，但会对读者说明，如《问学谏往录》的‘出版说明’中就提到这一点”。整本书引进之外，花生文库方面还对《传记文学》未结集部分精挑细选编辑成书，比如已经出版的《我与故宫五十年》就是王瑞智根据当年那志良在《传记文学》上的连载内容编选而成，该书推出后深受内地读者认可。花生文库非常看重“传记文学丛书”在内地的品牌积累，王瑞智不仅对选题内容严格把关，还邀请知名装帧设计师翁涌为丛书量身定做风格独具的“外衣”：纯白封面，鲜红“传记文学”Logo，书名首字繁体图案横跨封面、书脊和封底。这些都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被更多内地读者所熟识，进而促进这套丛书的口碑和市场反响。
　　《传记文学》虽然保持着上佳的史料、学术品质，但毕竟有面向市场的商业性，思考“读者想看什么样的文章及文章的内容和表现”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成露茜告诉记者，“有剧情张力的文章受编辑偏爱，而剧情张力在内容的呈现往往偏向文中人物的逸闻趣事、回忆感想及生活细节的丰富描述”。这些内容成为《传记文学》的文本特色，令大量近现代中国史的学术文章以其为史料来源，也影响了《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文化特色。“原本为读者着想的商业考虑，不料意外成为重要的史料特色。”成露茜欣慰地表示。她特别回忆起自2000年任《传记文学》社长以来所出图书较为畅销的有女作家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等，“另外，推出的两本新书《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让‘传记文学’展现出更多的出版活力。”记者从花生文库了解到，《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将由黄山书社于近期推出。
　　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较《传记文学》初创时已有很大不同，王瑞智分析，当下台湾和内地读者对这类文本的态度并不相同，“两岸的读者情况有些时空置换的感觉，台湾读者现在对‘传记文学’这样的内容渐趋降温，而内地读者近年来对此的热情反而温度升高，这也是我们引进推出这些图书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传记文学》现在面临的难题不只是读者群的换代，作者的日益减少也是个问题，“《传记文学》的作者一大半都是当年从内地去台湾的，其中很多都曾是政治、文化、学术界的名人，他们经历丰富，文笔生动，但这些人陆续离世，他们的后代也大多移民国外”。成露茜并不否认这一点，“面对老读者的期许、新读者的需求，设定传主的对象除了在传统的党政军以外，增加文化、专业认识及为台湾贡献心力、留下纪录的各式人等，对这部分历史补白，将《传记文学》数字在线化等，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