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发言（第四单元）
第四单元主题：新文化运动与传记新潮流
会议时间：2010年12月19日下午2：30—5：30
会议地点：北京和敬公主府宾馆二楼大会议厅
主持人：朱文华、张敬珏（美国）
讲演学者：李世琦、周质平（美国）、唐岫敏、梁庆标、辜也平、朱旭晨、
王斌俊 会议内容：
朱文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专家下午好！会议的第四单元现在开始，今天下午的会议安排由我和张老师主持。下面先请张老师对今天下午几位大会发言人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依次请各位代表发言，最后我想对几位的发言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下面有请张老师。
张敬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和亚裔美国研究系终身教授）：
很高兴和朱文华教授主持今天下午的讨论，我也是香港人，所以普通话说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下午有很多位发言人：
第一位，是李世琦老师，人文学者、批评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诺贝尔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从事出版工作二十余年，业余写作和研究。曾任中国青联委员、河北省青联常委。著有《批评的风骨》等很多著作。
第二位是周质平老师，1970年毕业于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中国文学文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著有《公安派的文学批判及其发展》等。
第三位是唐岫敏老师，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研究方向：西方传记，英美文学，已发表类论文二十余篇。论著一部《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在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英国传记文学史》等。
第四位是梁庆标老师，文学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传记理论与形态研究，尤其侧重自传。目前出版传记的著作有《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编委）等。
第五位是辜也平老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负责人，主要著作有《巴金创作综论》等。
第六位是朱旭晨老师，文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谢冰莹研究所荣誉所长，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传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著有《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等。
第七位是王斌俊老师，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书刊审读室主任、编审，编辑《国画大师张大千》、《文化巨人郭沫若》、《正说诸葛亮》、《正说曹操》等人物传记书籍。
第一位我们请李世琦老师发言。
李世琦（人文学者，批评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诺贝尔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 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下午好！
首先，我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本职工作是做编辑的，虽然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也出过几本书，但是跟各位专家比觉得很不成样子，对于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关注是我近五六年的事情，所以积累的很浅，研究的也很粗浅，如果有讲得不合适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发言的题目是“略论梁启超传记文学理论的影响”，这个题目是张洪溪秘书长给我推荐的，当时电话中说写梁启超的人比较少，然后我就把这个题目接下了，我接下来以后感觉到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有点力所不及，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写成了现在的样子，内行人一看便知实际上是一个论纲性的东西，很不成熟。
下面就把我研究的一些心得给大家汇报一下，以做交流。
传记文学界的学者、专家都知道，梁启超是中国传记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以思想家的深度、大学者的广度、社会活动家的视野，系统地将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引入中国，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作家的视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
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关于梁启超传记文学的理论。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或者说学术大师，梁启超对于人物传记一直是非常的重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是人的专史；第二是事的专史；第三是人物的专史；第四是地方的专史；第五是断代的专史。这是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面把人类分成五个方面。其中人的历史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他说“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们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的变成。”所以他对司马迁开创的以纪传体为主的历史体裁评价极高，但是后来的史学家都没有达到太史公的高度。这一点他不是太满意。
人物传记作为人的专史最重要的一个体裁，是梁任公用力最多的一个方面。人物传记应该怎么写？他提出来，要特别注意人物与时代环境的互相影响。既要看到人和环境的影响，也要看到生活细节对人物性格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说“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在政治上有大影响的人如此，在学术界开新发明的人亦然。”。梁任公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他给别的人，就是著帝王将相著的传记还不一样，他同时也非常看中学术界人物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提出来“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就是对人物的大节和小节都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最重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就是历史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那种力量。
梁启超特别重视杰出的历史人物对推动历史发挥的作用。他说“杰出人物的传记可以让读者培养自己的人格，知道过去造历史的任务素养如何，可以随他学去，使志气日益提高，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就是历史杰出人物对读者的这种感召作用。
接着梁任公提出来对历史人物怎样写？他提出了五种体裁：第一就是太史公开创的《列传》。第二是年谱。第三是专传，也就是现在咱们通常说的正宗的人物传记。第四种是合传，把人类的人物性格，或者是经历比较接近的放在一起来写。第五种是人表，也就是现在说的人物表。比如他提出来把唐末藩镇的同类人物列成年表，让读者一目了然。就不唐末的时候藩镇一共有多少，都姓氏名谁，都在哪个藩镇。这是梁启超对人物传记五种体裁来进行概括。
其中对正宗的人物传记，用他的词语叫专传，他是下了最大的力量来研究的。他提出来，他说“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然后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络无遗，”就是有经有纬，把这个时代从科技人物到跟他有关系的人物进行系统地、立体的研究。比如说他研究诸葛亮专传，就应该把诸葛亮与刘关张、曹操、鲁肃、刘表、刘璋、吕布等等的关系都要搞清。
他还就当时历史人物的现状提出给七个方面的人物都做专门的传记，他的名词还叫专传：
第一是思想及行为的方面很多，作为时代或学问中心的。比如说唐朝的李杜，这是从文学方面来讲的。
第二是一个人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生的性格很奇特，可以影响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史。比如说战国时候的鲁仲连，他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人。
第三是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者太过简略的。比如墨子，墨子在历史上的记载是语焉不详的，他说一定要有人做专门的传记。
第四是在旧史中受到歪曲和诬蔑的。比如王安石，后来南北朝的时候亲自写了王晋公。
第五是在旧史中过于简略的杰出人物。他又提出来诸葛亮和曹操，因为在《三国志》里面，无论是曹操也好，还是诸葛亮也好，以那种编年体的，这两个人物的传记太简略，主要是一种大事记的形成，像这两个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都需要重新写的。
第六是中国历史上和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外国人。像马可波罗、利玛窦、南怀仁。像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首先提出来给外国人写传，而且亲自去写的梁启超也是第一人。
第七，他提出来给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比如玄奘、章学诚、戴震像这样的人物，都应该给他们写专传。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玄奘传，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面对玄奘传应该怎么写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探讨，如果读过这部分的人，就可以知道后来（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讲的这个，以及他后来写的书可以看出来是万万全换按照梁启超的路子来写的，只不过他搞的更详细、更系统，这方面他完全是受惠于梁启超的。
在上述梁启超提出来的七个方面的应该写传的这些人里面，一一都被后来的历史人物传记文学人士证明了。比如张学诚和戴震传，后来是由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于英石），是在广西师大，还是三联都引进了。比如曹操传应该重新写、重新评价，后来都被建国后的史学界证实了。
我简单再说说梁启超传记文学的实践，上述五个体裁的人物传记梁启超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亲自实践。比如列传有《殉难六烈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合传有《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年谱有《朱舜水先生年谱》、《辛稼轩先生年谱》。他的专传更是成就辉煌了，比如有《管子传》、《王荆公》、《李鸿章》、《南海康先生》，这是康有为；还有《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在传记文学理论和实践，有系统的理论又亲自写了这么多传记，在现代传记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掌声）
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
也借着这个感谢大会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大会，有机会认识许多传记文学界的老师和专家。很高兴认识各位老师和专家。
我今天要谈的基本上是胡适和林语堂这两个人对传记文学的贡献。我想在我们昨天和今天的会上都可以证明一点，且不管你同意还是反对胡适的看法，胡适在中国近现代传记文学里面是一个中心人物。他的序跋、议论都受到学者、专家再三的争议。和胡适同时期的林语堂，虽然他的传记作品并不亚于胡适所写的，可是他受到大家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如胡适。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林语堂的传记，基本主要的传记全都是用英文写的，英文写的面对的读者是英语的读者，所以大家国内的人都没把他作为是中国传记的作家。我们如果看一看胡适在整个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史所受到的注意，可能和他实际的传记作品是不相称的，他并没有写出很多重要的传记来，是在理论上和评论上有相当多的建树。
刚才讲到梁启超的传记，胡适早年的传记和梁启超来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梁启超专门写英雄人物，胡适的传记未必，尤其是他在竞业旬报时期，就是在他出国之前写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姚烈士传》、《顾咸卿》、《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以及《王昭君传》等，他把一般的人物也列入他作为传记的对象。在胡适的传记文学里面，我们可以说他主要的写作原则是所谓的纪实传真，他在《四十自述》的最后说到，一方面是要给史家做材料，另外一原因是要给文学开一个新路。在关于给史家做材料这一点，在他往后的立论里面一说再说；在给文学开新路这一点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另外一个原因之一是要用模范人物传记作为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胡适他自己说，他有历史癖，有考据癖兼有传记热。其实胡适的“传记热”只是为“历史癖”，但只是“历史癖”的小部分，甚至可以说他的“传记热”是为了他的“历史癖”和“考据癖”服务的。传记无非就是个人的历史，胡适兴趣在于以小窥大，从个人的发展看出时代的变迁，所谓“知人论世”之学。因此，在胡适看来所有的传记都只是一种史料。
1943年胡适在纽约为Arthur W.Hummel所编的《清代名人传》写序，这套由八百人传记所组成的大型参考书，对这套书大为推崇。特别指出，传记的研究，可以旁涉到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乃至于中西交流史。每一篇传记的意义，决不是只是为传主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透过传主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侧影。
我想在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里面他受到的影响，很多人都说他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这固然也是，就是他在中国本土，我觉得他受章学诚的影响是很大的。所谓的“以文为史”，还有在《章实斋年谱》的首页就引了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的一段话，主要是说“年谱只是一个人的历史，是家史、国史和朝代史的所有的基础”。胡适在日记里面也曾经说到，他编《章学诚年谱》只是为了他修哲学史的一个基础工作。
我觉得对胡适的《四十自述》有一个看法，就是在新闻体的提倡上，胡适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新诗和白话文的创作，他的《尝试集》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些诗句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和里程碑。和新诗相比，胡适所提倡的传记文学并没有受到文学史家同等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多年来始终没有出现过可以为大家所认可的新体传记。
1933年胡适写《四十自述》的序，表明他曾有意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他的自述。这也就是他的第一章“我母亲的订婚”。但是胡适接着就说：“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以后，写到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严谨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我们可以把《四十自述》看作是胡适在传记文学上的一个尝试集，他只是浅尝而已，而这个浅尝的结果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什么是传记文学，却反而模糊了文学和史学的界限。
就胡适在《四十自述》序里面说到的小说体的传记来说，绝非胡适之所长，也不是他一向所提倡的传记文学。这种小说体的传记，写得最成功的是鲁迅的《朝花夕拾》里面几篇回忆性的文字，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等。其实像《彷徨》里头的《兄弟》，《野草》里面的《风筝》也都属于胡适所说的小说式的传记，也正符合胡适认为：“遇必要的时候用假的人名和地名来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鲁迅在写到他和周作人的关系的时候，用的正是这个法子。但是这样的写法，让人分不清到底是虚构还是历史，这和胡适的以文为史和纪实传真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学术性的传记是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的正格，小说式的传记只是他一时兴起的一个小常识，是胡适传记文字中的变体。从现有的材料看来，胡适对传记真实的要求，远远超过他对文学的一种向往，但是过份的要求真实，无形之中阻碍了传记文学化的可能。而且所谓的真实，也只是相对而言。鲁迅曾经有一回指出，他在看《越缦堂日记》和《郑板桥家书》的时候，都感到真中见假，既然是日记，既然是家书你干吗用公布出来，但是后来话锋一转把这个话就转到了胡适的日记上，当然意思也就是说胡适的日记也不免是真中见假。
我觉得像胡适的传记文学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研究和开发的，是他的日记。他的日记是在近代学人日记里面是非常罕见的，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兼有日知录和起居注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特点。他在1953年的时候，胡适在一次题为《传记文学》的讲演里面曾经一再提到“赤裸裸的写一个”，多次的用“赤裸裸”这个词来形容纪实传真，这很可能引起一般人的误会，在传记文学里面一丝不挂就一定要衣冠整齐来得高明。其实我要说明的是，恰恰相反，一丝不挂未必比衣冠整齐来得高明。譬如说像过郭沫若在他的自传里面，说他自己在少年的时候喜欢手淫，差不多一天要做二三次，这种一方面固然是好，赤裸裸，可是这样的赤裸裸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也相当的廉价，因为你这个赤裸裸并不会引起我们对这个人物的了解，增加对他深度的了解，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增加。
胡适的传记文学名为文学，而实为史学。文学史学化，文学为史学服务，是胡适治文学的一向的一个作风。就像他研究中国的许多的小说研究，包括他的《红楼梦考证》是典型的以史学的方法来治文学的。
那么，在近代文学里面有没有哪一位，以文学的方法来写传记呢？我想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林语堂。林语堂不但在传记文学创作上以文入史，而且他有一个新的格式，好像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谈过他。他在1928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独幕剧，话剧，叫《子见南子》。他的这个独幕剧发表以后引起了讨论，大多数主要是集中在对孔子敬不敬这一点上。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是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讨论过。就文学的形式而言，用话剧来刻画一个古人，这还是一个创举。话剧利用场景、服装、对话等的种种手段来复活一个古人，能带给观众许多传记所做不到的临场感。但是这样的临场感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低了传记的真实性，却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个话题。但是利用对话场景来写传记是古已有之的。像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段，还有“荆轲列传”里头的刺秦王的那一幕，是千古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但是从今天严谨的学术角度来看，这样的传记手法也许不免过分的绘声绘影，给作者的感觉好像是作者人在现场，亲眼目睹，就胡适所发表的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来看，这样的传记手法并不是他所能首肯的。在我看来，这也是正是他写《四十自述》，在写完第一章之后“回到严谨的历史叙述的老路”的真正原因。
1936年林语堂把《子见南子》翻译成英文，他的英文题目是《Confucius Saw Nancy》，与其他英文小品合为一集，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幽默。林语堂在不避讳这一点上也体现在写孔子的智慧的书，孔子的传基本上用的是《孔子世家》，他在翻译《孔子世家》的时候把“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句话，英文翻译是“ho was the father of Confucius byextra-marital union with a girl of the Yen family”，基本上是说孔子是怎么来的，是一个私生子，这个我觉得是他不避讳做到了非常好的一点。
我的时间到了，就不再往下说了，谢谢大家！（掌声）
张敬珏：
下一位是唐岫敏老师。
唐岫敏（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好！
我论文的题目和上面登的略微有所不同，而且刚才听了周教授的发言受益匪浅，有几个观点我也非常赞同。一个是在现在诸多的文献当中，大家都说胡适先生传记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刚才周教授持质疑态度，我也是这样。第二，就是他的传记理论是以史为基础的传记理论，然后作为他自己的传记，实践传记写作成果，并不太成功。这是我从周教授的发言当中学到的。
今天我主要讲三点：第一点是我对传记文学这篇文章的重读，我发现了它的一个伟大之处。第二点是从互文性这个理论为切口对它进行重读，我发现了一个相似，就是说胡适的传记文学模式和当代中国大陆传记的模式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最后一点就是对他做一下原因分析。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后，传记和传记研究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各种传记研究著述对传记的理论、传记的历史，以及传记的现象和现状进行了梳理、探讨和整理。市场上各种传记类图书也成为出版社的常青树。但是统而观之，比起其他文类，我们的传记现状却仍旧可以用胡适先生的名言来概括，说它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理由是传记虽多，而传世之作不多；研究成果虽多，而影响力卓越的理论不多。尽管如此，我们却也可以说，今天是中国传记的小繁荣时代，在这个小繁荣时代里，在学术制度的推动下，传记研究著述数量可观。
在这些研究成果里，无论是专著，还是传记文学史，或是专题研究，我们会看到作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繁荣的源头指向胡适。学者们的共识是，中国的传记文学概念由胡适首创。传记文学的繁荣与胡适不断的推动紧密相连。这使得我们在仰视胡适先生的同时，不免好奇地重新细读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发表的演讲辞《传记文学》。
在我看来，传记文学一文的伟大之处在于胡适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犀利批判性，而并不在他是否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使用传记文学这一概念的人。这个批判性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传记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由于传记自身的特性，写传记和研究传记都带上了许多社会色彩，和社会直接发生联系。
因此，当我们纠结与传记究竟属于历史的分支，还是文学的分支，还是什么其他学科的分支之时，胡适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不管今天的我们和我们以往的历代前辈认定传记是历史，或是文学，它并没有得以有效的长足发展，却是最缺乏的一类。这使我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的分类，培根认为：历史写作包括编年史、传记和历史叙事，编年史因为单纯记录事实而最具历史真实性；传记则因为写人而最生动；历史叙事因为纪事而最具阐释性。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看到胡适的批判性是：传记之所以不发达在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在对人的关注上出现了问题。在胡适总结的三条原因中，两条和人有直接关系。他认为传记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忌讳多；二是人们不重视保存资料。我们的忌讳文化使得我们好走极端，要么将英雄传主举到遥不可及的神坛之上，要么将其打入遥不可及的地狱之中，如林彪、江青之类的传记。（我要说并不是为他们呼吁，关于林彪、江青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或者举到天上，或者是送入地狱，这是我们的一个现状）。
总之，无论是褒，或是贬，就是不把传主当作通常意义的人看待。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极富功利性的一面，让我们头顶智慧的光环而洋洋扬自得。“无事不登三宝殿”，凡事要有明确的实用价值才值得去做。收藏文物，须得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就是能够卖钱升值。在这背后，物的影子远远大于人的影子。所以倘若为日后写传记而保存资料，放眼未来，这似乎是一条漫漫之路，立刻升值的愿望并非指日可待，是否能升值也无法确定，如此以来我们理所当然就少有保存资料的公共机构了。
第二，如果我们从互文性的方法阅读胡适的《传记文学》演讲辞，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互文性是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克里斯德娃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意思是：每一个文本都是一幅马赛克画，里面充满了从其它文本上引用而来和参考而来的各种文本碎片。另一位理论家Kristeva他形象地把互文性比喻成把原有文字刮去后再度使用的羊皮纸，在新墨痕的字里行间还能瞥见前文本没有擦干净的痕迹”。另外一位语言学家他把“互文性看作是一种关系，在这里互文就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他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如果说在甲作品中可以看到乙作品、丙作品的影子，这种互文性是作家的无意识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采取引用、参考、联想的方式并置其他文本来考察我们的批评对象，名曰互文批评法。
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先来看看胡适先生传记概念的面目，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四个要点：
1、胡适的传记文学是基于“史”的文学。因为在这篇演讲辞里，无论是他阐述的观点，还是他推荐优秀的传记作品都强调一点，说“传记要有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他的传记文学的观念是基于“史”的文学。
2、胡适的文学概念，在形式上实际是为文献，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这一点也证明了胡适先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并不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在西方文化当中，在英语这个词当中（literature）并不完全是指文学，他这里用这个概念就是指文献，而不是文学。论据之一是他将言行录也列为传记文学，还有其他的人将墓志铭也列为传记文学。实际上这些应当是传记文献，（literature）翻译成文学，而不是文献，这是他没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论据之一。
3、胡适的文学概念在内容上，实际上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呢？他强调形象和生动就是文学。
4、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结果就是在汉语的语境当中，文学无论是指文献，还是指文学概念本身，生动、形象成为判定传记作品的标准，“史”的影子则简化为曾经史有其人。
以胡适先生的这本文学蓝图，当今中国大陆的传记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以我们的一些传记类杂志为例，其中有相当的文章重叙事而轻写人。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文章有话要说，或辩解，或吹嘘，或广而告之，试图恢复当年那一段史，或建构一段新史。由于对文学的概念没有厘清，以形象和生动代替对文学的理解。因此当代传记中虽的确写的是历史上实有的人，却不乏信笔写来和天马行空式的激情描写。事实上，除了当事人做传，多数传记作者写传的过程是一个苦心研究资料的过程，而不是亲历事件的过程，所谓生动的描写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很容易使传记的历史真实性大打折扣。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多数的传记要么生动有余，理性思考和深入剖析则不足。影视剧传记片情况尤其严重，戏说和胡说、乱说的情况大肆泛滥，要么一味根据实用要求削足适履地罗列事实，貌似求得历史传真，读来味同嚼蜡。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中国大陆传记与胡适的传记文学模型极其相似，这并非影响使然。理由至少有二：
一、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为他人做序时首次使用传记文学这个概念，不错，但是他的系统性传记文学思想的发表也许应当以这篇演讲辞为界。而且50年代初他的书已经在大陆就因为各种原因被禁止了。
二、除《四十自述》和他的《留美日记》之外，50年代之前胡适本人的传记实践并不成功，论及影响倒是梁启超、郁达夫、朱东润等人曾经对中国传记的影响很大。
那么这种相似，如果不是影响使然，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使然，我们的文化基因规定了这样一种传记模子。如果说中国人讲忌讳，中国人缺少保存资料的公共机构，这些是妨碍中国传记发展的外部因素。那么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记模型则是一种文本内因素。这使得胡适一面振臂高呼，传记是中国文学当中最不发达的文类，一面期待传记按照那个隐形的模子发达起来。他希望传记发达起来的理想能否实现？换句话说，这种模子的传记形式能否使中国传记发达起来？中国大陆的传记现状至少可以算是一种回答。谢谢大家！（掌声）
张敬珏：
下面是梁庆标老师。
粱庆标（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前辈，我作为一个后辈坐在这里发言有点胆战心惊。
我报告的题目是“日记中的人性阴影”。实际上我主要表达的一个意思非常简单，前面大家讨论的主要是传记，对自传涉及的稍微少一些，我这里更多的将日记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自传门类说出来，特别强调它的一种私密性价值。日记它对人性的呈现，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日记的公开性、私密性，好像尹德翔教授讲的使西日记，公开性比较强、社会历史意义比较强。但另外一种日记很多是为自己而写的，不是未公开发表的，这样它的真实性可能更为明显，这样我们对类似这样一个人提供更加丰富，或者是真实的材料。就是公开日记可能记述自己公开的方面，或者说正面的要多一些，而私秘日记可能更多的会涉及到自己的一些隐私，一些缺陷，一些过失，写到自己好的地方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自我表扬的夸赞，但是写到自己缺陷的时候，基本上应该说是比较真实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和刚才周教授所说的一种观点，就是他讲到郭沫若对自己幼年时代的一种描绘觉得有些过，我觉得对记传文体来说，或者是对自传的文体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材料。因为要写到自己真正的生活状态，这是必不可少的，至少要有这种意识，写多、写少要有这种意识，因为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材料，无论是个人认识的价值，还是从社会史、心理史、身体等等层面的认识，实际上都是一种价值。大家看我的论文上写的是教授，实际上我是讲师，在这里我要更正一下，也是一种降格，我在论文的结尾当中讲到降格，不是教授，只是讲师。
日记在现代似乎也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文类，或者是一个话题。现代社会频频出现的“日记门”事件，包括名人的一些传记，对这个日记，像蒋介石日记的揭秘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里面记述了很多丰富的内容，包括历史上政治事件，或者是他自己让我们重新评价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当然我这里最重要的是关于日记把所有人的某种阴暗面曝露在公众面前，甚至把他们推向了法律、道德审判的风头浪尖，这些都应该归功于这些日记。因此要认识一个人真实的面目，特别是人格中的阴暗、阴影的这一面，也是离不开日记的。当然这背后通过这样一个人可以看到更加丰富的社会事态、民族心理的一种呈现，所以对日记的研究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论文当中后面分了几个部分：古代日记。西方日记，还涉及到中国现代日记，比如说通过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种变化，日记的一种特征。日记在中国起源很早，宋代之后日记之风愈加兴盛，明清尤甚。如陈左高他认为“明代致力于写日记的更多，其中不乏坚持十年或数十年的。”而清代的日记则质量更高，清代日记数量最为丰富。这些日记，不像唐、北宋那样简单，都是就亲身经历或见闻，而随手加以笔录、间以评论，可以从许多方面透视当时的历史真相。我们知道，日记一般就是写给自己的，读者是自己，这样相对就比较安全，不会怕别人议论，这样就能够比较随心所欲的进行记录，留下的基本上是一个人比较真实的面目。当然一些伪造的也有，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应该真实的更为多一些。
当然这样的日记对我们研究来说更有意思。不但是从目前出版的跟看到的古代日记来看，多数都写山水风景的游览，战事经过，读书作文，社会交往等比较公开的活动，比较少的涉及到个人的感情。这里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夏承焘的日记当中就说“平生无甚难言事，且向灯前直笔书”。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可以羞愧的事件，他就大胆的都写出来。像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包括拿西方人的原罪观念，用罪感意识来衡量，就是中国人有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每个人都可这种缺陷。像阮无名他的一个观点，在古人的日记中很少能让读者看到他们的内心生活，这当然有封建社会的因素，即使有心理剖析的成份在内，也只是微微的触着。像理学家，理学家当然是自省，但通常是写上心浮两字完事，没有更加深入的细节内容的描写。而另外一些人，这些日记作者，文人、官员他们的日记尝尝并非一己隐私，而是预备将来要出版的，这样因此会限制他写作时候的一种真正的、自然的，浑然天成的，所以修饰的成份就比较多。
所以梁遇春就说过：“有好多信札日记，写时不大用心，而后世看来倒另有一番风韵。”就是因为这种日记是自己思想行为的一种即时性的记录，更具原初性和真实性，写作时也并没有发表大念头，所以更能流露出真情，少做作，私密性也更强，是解读人性隐秘与复杂性最可贵的文献，所以他称这种日记为“真史”，就是真实的历史。
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晚清之前像翁同和等这样的一些人，像曾国藩日记相对来说写自己私人生活要少一些，虽然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晚清末年一位普通人，叫王大点，他的《庚子日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写个人生活的，应该说是一个私秘日记，现在有很多学者已经提到了，对这个日记进行了论述，我这里也举了他的一些内容、一些例子。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差役，但是喜欢写日记，把义和团时期自己的见闻和行为都记录下了下来，出版的时候截取了一部分，叫《王大点庚子日记》。
比如他写到看杀头，喜欢看杀头，喜欢看行刑这种场面，举的这段例子当中，那看到杀了三个人觉得很过瘾，但是又写到看杀头的过程觉得很累、很拥挤，天黑才回到家。又写到有的时候听说有杀头的，又没有看到，就写他那种比较失望的心理。这种描写比较多，带有比较典型的看客的心态。但除了他譬如看杀头客观的、外在的身份之外，他还记录了自己在动乱的年代，他参加抢劫的，也可以说是偷盗、乱民的行径，因为当时是非常动乱，很多店铺、住宅被抢了，他知道了，也肯定不会错过也抢东西回来，他自己都有记述。比如去抢了木板，包括皮衣、瓷器、家具这些东西都抢，都可以拿回家藏起来。这是他的记述。
日记真实的描绘了当时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死难料的一种状态，当然也显露生为平民的王大点他的那种惊悸和无奈，我们对他当然也应该带有一种同情，因为他在这种乱世也有一种危机感，因为他要有一种明哲保身的姿态，是值得令人同情，但是他更明显的是他暴露了反讽了作者自己心态的一种漠然，一种冷漠、冷酷。特别是在他的文字当中触目皆是，死亡，伤残，行刑，几乎看不到他带着感情的字眼，几乎是白描式的、客观的记录，可见其心态的冷酷。所以这种日记给后人描述批判国民的那种看客心态和劣根性，实际上也留下了生动的材料。
当然我们以后人的眼光和启蒙者居高临下的身份对他进行批判，也并一定非常客观，如果我们处在当时他那种身份和处境之下，也许会有同样的举动，冷眼旁观，或者是明哲保身，甚至打劫的这种行为，因为看了他的日记就会令人感到心惊胆战，我们在他身上能看到人潜在的那种普通的人性。这是古代人的一部日记。
另外对照的是西方英国著名的日记家塞缪尔?佩皮斯他的日记，当然也是非常精简的，现在出了全本，非常厚。他的日记是用密码形式记下来的，因为他怕被别人看到，看到他内心的生活，种种行为，特别是怕他的妻子看到。这个日记的内容实际上就非常有意思，就类似于我们前面所讲的所谓“日记门”的一些内容，内容非常丰富，这只是其中的一些，或者是他与一些女性的交往，索取一些贿赂，包括性的贿赂这样一些内容，他写的比较详细，包括物质这样的一些贿赂，所以对他日记关注比较多的情色、食物、钱财、身体，显然是对世俗享乐的一种过分关注，也可以理解为17世纪之后资产阶级个人意识的呈现，当然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官员上下各种受贿、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等腐败的现象，这样和当代的种种社会现实也可以形成一种对照。
当然除此之外，包括他也记录了自己观看行刑的事件，这和王大点看行刑客观的姿态相对照。他看到的被处死的是亨利?文爵士，一个清教徒，当时是王政复辟时代，一些清教徒被清算，因为他不愿意效忠先王，对他的行刑过程写的非常详细，应该说也具有他的那种感情，就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说佩皮斯的记录非常感人，因为他是有感情的，他和王大点那种单纯的冷漠态度不同，佩皮斯他所表达的主要是他对亨利?文的那种同情和敬佩，也包含着对自己的某种反思。因为他自己也是清教徒，主张信仰自由，教派平等，亨利?文他的死因主要是因为不合时宜，但是佩皮斯他自己却是一个见风使舵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他在亨利?文的身上也看到自己没能够做到的一种人格。这样通过他对亨利?文死的记述，也可以看出他对自我的一种反思。所以，这里我在这里举了一点例子，他的日记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他的虚荣心、贪心、色心，当然也有他的良心。
下面是现代的一些自传，现代的大家都比较熟悉，吴宓、吴虞、郁达夫、朱自清等等他们的日记当中对自己人格都有详细的描绘。
最后我也说一句话，通过巴赫金的一句话就是“人可以回归到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这是一种降格，或者是一种狂欢畅的精神。人回归地面，回归到人真正存在的状态”。当然具体的日记是分成不同的，还要具体的分析。谢谢！（掌声）
张敬珏：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辜也平教授。
辜也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负责人）：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的理论问题”，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我们都关注的比较多，我这里面，因为在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了他的40年代的一本《八代传记文学述论》，这个在以前没有公开出版，这是比较新的资料，所以我认真读了一下。还有在40年代在《先期评论》和《文史杂志》等等上面的几篇文章。引文都在里面，所以我在这里就把要点稍微理一下。
第一，我要谈的是朱东润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源流。他跟胡适、梁启超一样，都是受到外国传记理论的这种启示以后才开始他的传记文学提倡和创作，以及研究的。但是他跟梁启超，或者说跟胡适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在进行传记理论研究之前他比较专门研究过《史记》，出了几本关于《史记》的研究著作。他认为吸收西方传记理论的创作和成果都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但是他认为学习西方传记理论不是一味地、机械的加以照搬和模仿，而且他也不是一味的推崇西方传记文学，他是根据我们中国当时的传记文学创作实际来进行一种选择的。这在他的文章里面有讲到，我这里不展开。他对中国传统的传记文学理论也不是一概的否定，他对中国传统的传记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而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提出来的一些是从我们的传统里面借鉴的。
第二，朱东润对传记文学这个命名进行了一种独特的思考，他后来写的文章里面叫传记文学。实际他在40年代用的一个词叫传叙文学，后来到80年代，2006年复旦大学帮他出书的时候，还是沿用传叙文学的称呼，也没有改过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另外提文学传叙这个概念？因为他认为在西方传记，实际上是包含了传记和自传两类。在中国传统里面，传记是写他人的，叙才是写自己的，才是自传，如果仅仅用传记就有以偏概全的不足。所以他把已经流行的传记文学改称为传叙文学，他这样是为了求得名称的恰当起见，就精确，恰当起见。
我们一般认为1914年胡适在他的传记文学里面第一次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根据苏州大学卞兆明的文章他特意去考察了一下。1914年的文章实际上是没有提出传记文学这个，他比较认真的考证了一下，是在1930年的《书舶庸谭》的序言里面胡适才正式采用传记文学的名称。我在看胡适1914年的札记里面我也是发现他基本上谈的都是历史，都是在历史范畴里面谈传记的。就是说30年代传记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提出来以后，包括胡适、郁达夫、茅盾等人对传记文学的命名都没有进行严密的理论界定。
朱东润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他比胡适、比郁达夫有更严谨的一种理论自觉，他要进行一种学科比较严谨的探讨，而且也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探讨是立足在本国和中外兼容的背景上来进行思考的。但是因为传记文学这个概念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约定俗成，所以朱东润在这方面的努力最后是无果而终。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以成败来论英雄的话，那么朱东润这方面的探讨我们还是应该给予认真的肯定，就是说体现了他对传记文学，或者说传叙这种周密的思考，他探讨的意义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而在于他辨析的过程，以及他所做的这一番的努力。
第三，朱东润对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的把握，我们都知道朱东润是一直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和史学的双重属性，从一开始到80年代的文章里面，他都认为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而且他还谈到作为文学的传记和一般的历史是有区别的，他有一段比较重要的话，就是说一般的史学的动向是事，而传记文学，或者是传记文学主要的对象是人，就从对象是从事到对人，这是传叙文学和一般史传的区别。这是他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么对传叙文学的外延，朱东润的界定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梁启超、胡适等等他们关于传记的文章里面，实际上他们把原先的书信、日记，以及年谱、墓志铭等等都归到传记文学里面去。朱东润不仅不把年谱、书信这些归到传记文学里面去，而且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观点，就是他认为哪怕是《史记》里面的传记，也是属于历史，而不是属于文学。因为这个《史记》在它的写作方面应用的附件化，因为要认识一个人的面目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必须从其他有关的篇章里面去看，在一篇里面是看不出一个人，所以他认为《史记》的全部都只是史，而不是传记文学，一般的史传也是史，不是传记文学。这是他到80年代还坚持的一个观点。我在这里就是说不管他怎么看待《史记》里面的传记是不是传记文学，但是他从传记文学理论建设的角度去讲，梁启超提出的专传的这个概念强调了以人为中心，但是梁启超强调以人为中心他是在史学的范畴里面立论的，朱东润提出从事到人这个表明了他把传记文学从历史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
第四，我认为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朱东润虽然意识到传记文学必须独立于历史著作，但是他对待文体的深入思考有时候实际是很难突破，特别是史传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是主张传记文学的双重属性，认为传记文学既是文学，又是历史。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找出一条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在《八代传记文学》的序言里面他就讲到了传记文学是史和文学的中间物，但是它随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他发现这个中间物里面不可撼动的一个根本属性是历史的真实，他认为真实、真相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传记文学最后的目标就是传记文学的真实的生命线。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历史研究里面的求真精神是传记文学的前提、基础或者是出发点。那么他最后的结果也还是这个。所以他的观念里面传记文学的文学也就成为一种形态，或者成为一种外表，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我在这里有引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朱东润虽然在原则上强调传记应该脱离传统史学的规范，但因为是把真作为传记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在具体的写作上他更强调史学的方法，强调史料的辩伪考据，要求做到严谨有据。他讲他写《张居正大传》只要有根据的对话内容他都是充分利用，就是说我看他《张居正大传》里面的人物的对话，下面都标注这是从哪里出来的，他说担保没有一句是凭空的想象，所以这是一种很严谨的历史的一种方法。
由于传记是写人的，所以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有关于人的思考，是我讲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既然是从事到人，那么在他的传记文学的论述里面对人是格外专注的，他有几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他认为传记文学应该着重人格的叙述，他觉得讨论传记文学应当从人格立论。
第二，他讲到写人格的时候应该采用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所谓归纳法就是根据人物的实际，最后归纳出来的。如果是演绎，就是作者带着一种观念，最后把人物作为他观念的一个说明来进行的。
第三，他认为人的人格在传记文学里面应该写成一种变格，而不应该是成格，或者是定格，这就是我们现代传记文学里面现在讲到的，必须写一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他是用另一种表述，应该写变格，而不应该是成格和定格。
第四，怎么写好人格，朱东润认为要注意传主的私生活，私生活观念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而且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传主的人格。这也是他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朱东润在创作实际的时候，他是没有摆脱传统史传的宏大叙事影响，他在这里强调要写人的私生活，实际在他的写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张居正大传》、《<陈子龙及其时代>序》、《梅尧臣传》等等，他写的都是从宏大的、历史的角度来写的。
另外还有两个小点比较值得注意：就是朱东润强调在传记的写作里面，对话和场面的重要。这里面实际上传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可能他是谈到了，就是说传记文学场面的再现，一种戏剧性的再现，他在这里谈到了，他没有比较充分的展开，但是他提到了。
另外他谈到了传记文学的接受，从现代接受理论角度讲他也注意到了，他谈到西洋传记里面，第一章常常用传主的自述或者是回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引起读者的信任，实际上这已经牵涉到对传记接受里面的一个读者跟作者的一个契约问题。可惜的是他这两方面没有比较充分的展开。这是我对他的传记理论的总体的梳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总体上来讲，我对朱东润的这些理论觉得是这样：
第一，他是在吸收外国的理论和作品的基础上对传记文学产生兴趣的，但是外国传记文学仅仅是他理论参考的一种参照，从根本上说他对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和理论建构都是立足中国传记的写作实际。他跟胡适、梁启超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们这么一批人，就是说他们一开始都是从外国、西方那边借鉴，拿过来关注我们，但是最终转了一个圈，最后还是回到我们的传统上面来。
第二，我觉得梁启超、胡适跟朱东润，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样，他们是过渡时代的先驱者，所以他们的理论是有他们的先驱性，有提供新的东西，但是从整体来讲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一种复杂性，有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第三，我们现在对他传记理论观念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对他的传记理论进行一种价值的判断，而是也不要急着做出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我觉得我们进行这种工作，目的在于认识、总结和继承他们的精神财富，进而推动当下传记文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入。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掌声）
张敬珏：
下一位发言人是朱旭晨老师。
朱旭晨（文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师长、同行及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秦皇岛燕山大学的朱旭晨，首先我在这里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和心情，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传记文学学会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样一个会议，作为弟子辈的，因为我的老师也在这里，还有我老师的朋友们，作为弟子辈的学生，我的发言主要是向大家求教，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点。
我汇报的题目是关于丁玲传记研究的一个梳理和感想，题目是“缘定今生辙”。查资料的时候，我把大陆出版的丁玲传记做了一个数量上的统计，大概是五十四种。但是我不能确定完全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这五十几种丁玲传记当中，我把它分为两大类：自传类和他传类。自传类有丁玲自己写的自传、回忆录五种。还有其他学者、出版社编辑的叫做自序、自传等等这样书名的所谓自传四种。剩下的就是四十五种他传（就长篇的传记而言）。另外丁玲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活动家、作家，她在各个时期应邀写作和演讲的时候还写了一些自叙性的文字，这个也不少，但字数较短，大致有十几篇。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我的汇报主要是谈一谈丁玲传记写作和发展这样几个阶段的情况，从我个人找到的资料来看，我把丁玲传记的写作和出版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年代来划分，这样比较容易一些。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雏形期的30年代丁玲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情况。第二个阶段，就是80年代丁玲传记出版与写作情况。第三个阶段，就是繁荣时期，90年代后丁玲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每个阶段我想都简单说一下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代丁玲传记会一下子发展起来，就是它发展的契机？另外就是这个时代都有哪些传记作品出版？最后就是这样一个阶段--雏形期、发展期、繁荣期--的传记特征是什么？
第一个阶段：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几次成为全社会、乃至于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我写了几个简单的时间点：比如说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发表的时候，那时候是1928年，她一下子轰动文坛。还有她的丈夫胡也频等二十三名革命者在龙华被枪杀，这之后丁玲女士凄惨的故事又成为好多关心的人茶余饭后一个谈话的资料。最后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丁玲的失踪。1933年5月14日她在上海她的公寓里面失踪了，和前来谈工作的潘梓年一起失踪，之后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在之后就成立了“丁潘营救会”，而且成立营救会之后，6月18日为了营救丁玲而奔走的杨杏佛也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了。再不久又传言丁玲女士已经遇害了。所以在报纸、杂志、北京等地都开了丁玲的追悼会，乃至于鲁迅先生也写了《悼丁君》这样的诗词发表在《涛声》杂志上。紧接着她的好朋友，也是作家沈从文就写了《记丁玲》连载在天津的《国闻周报》上。由此开始丁玲的传记就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就是雏形期的一个发展，30年代的丁玲传记。我把能够查到的30年代出版的丁玲传记在这个PPT上打了一下，一共有十一部。鉴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读了。
30年代丁玲传记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所以我把这个图片插在这里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穿着军装的。就是30年代的丁玲传记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叙事特征：一个就是红色叙事，因为她失踪了，后来又出现了，她就是在上海失踪了以后，经过国民党在南京的软禁，后来在保安，就是我们共产党的红色首府保安出现了，所以大家对她感兴趣的就是她来保安的动机、即投奔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很多传记都是红色叙事这样一个调子。这样的传记体现的不是融会贯通的，是把作家论、作家印象和最近丁玲在做什么，这样一个新近报道，就是动态的，把这三部分融为一体，这样我就不一一去读了。
那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红色的丁玲传记的特征？我个人以为，从我看到的资料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受整个国际30年代红色的大氛围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丁玲作为传主，她个人的际遇、气质与选择，当然这些都指向了红色这样一个关键词。这是一个特征，是30年代丁玲传记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趣味式传记叙事，这里我也引用了王成军教授的说法，我曾经看过他的一篇论文，就是讲沈从文在写《记丁玲》这个传记的时候，他的笔法、视角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红色叙事的丁玲传记很不同。他是把丁玲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身边的朋友来写的。所以他的丁玲传记给我们的感觉是活跃在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传主的形象。他自己在给《国闻周报》的编辑王云五的信里就说过，我的这本书在方法上有的时候既像小说，有的时候又像传记，有的时候又可以把它当作论文来读，这是他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个人以为沈从文的这本《记丁玲》是一部非常好的传记。这是30年代丁玲传记的雏形期，我梳理了它的发展契机，以及出版的作品，还有它的特征。
接下来就是发展时期，一下子跨越了半个世纪，这是有原因的：就是在1955年，我们说建国后有一些动乱的现象，1955年“丁、陈反党小集团”，1957年“丁、陈、冯反党集团”，因为案件的先后揭发、批判，丁玲就作为一个大右派开除党籍了，而且这个时候她就变成了一个流囚，脸上刺着有字，头上带有帽子的流囚，自请下放北大荒。所以很多年她是无声无息的。1960年7月的时候回北京参加了第三次文代会，后边就没有什么动静，一直到1979年她经过中央的特别批准，回京治病。由此，她一回北京就立刻吸引了无数国内外研究者和记者的目光，于是80年代就掀起了丁玲传记的一个发展。
这是她的一些主要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跨过半个世纪，后来她就出现了一些契机，这些契机就是一些资料、新的资料出现了，我在这上面列了五点：
第一，是丁玲个人写的回忆录，像《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还有其他人写的一些回忆、悼念的文章都纷纷发表出来。
第二，就是袁良骏先生编的《丁玲研究资料》，袁老师编辑的那个资料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献。
第三，就是《丁玲文集》陆陆续续10卷本的出版。
第四，就是丁玲研究会一届又一届的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契机。
第五，就是丁玲所在的中国编辑部编辑了一个《丁玲纪念集》，就是在丁玲去世之后。那么这些就共同构成了80年代丁玲传记进入发展期的一个大好的契机。在这个时期有这样一些丁玲传记，我把它出版的时间、作者、出版社都打在这里了。在我的论文里也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会后可以浏览，我就不去读它了，这是第二个时期。
这个时期丁玲传记写作的特色我个人通过研究觉得是这样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是对于传主的研究，从外在她的行为、她做什么的关注到内心世界的挖掘，就是对传主内心世界的探索走向了深入。
第二，就是80年代这样的几个丁玲传记的出版，我们就看到了人物传记的几个分支方向都已经具备雏形，比如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有阶段性传记，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有局部性的传记，还有就是从写作的风格方面来说有评述性的、专门的传记等等。就是各种传记的分支都出现了，这些出现就预示着丁玲传记的广阔空间和深度探索的可能性，同时也包含着丁玲传记作者队伍的广泛吸纳性，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读者群体的多元性。这是80年代丁玲传记发展阶段的一个契机、作品，以及特征。
第三阶段，就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丁玲传记又进入了繁荣期。90年代，我们这里说的90年代是20世纪90年代，它面临着20世纪的结束。每到世纪末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世纪末情怀，就像敬文东先生，他在他的一套丛书里说了这样一句话“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对知识分子做分析、做解剖就是对20世纪的中国做分析、做解剖”。而丁玲也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一个标本、一个切片来探索作家和政治、作家和革命，以及作家和与体制的生存关系，还有作家之间、个人之间，因为宗派、性格、立场、理论等等这些不同而形成的恩怨纠葛。这是到了世纪末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有的一种普通的情怀。这张PPT里面我也列了一些资料，类似于80年代的，资料更加完善。比如说丁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八万字的《丁玲纪念集》，这是相当丰厚的一个资料。同时80年代出版了10卷版的《丁玲文集》，到2001年河北人们出版社又出版了12卷本的《丁玲全集》，那么丁玲作品的各种回忆录也就非常完备了。这是90年代丁玲传记发展的一些契机。
90年代的传记作品相当多，所以我称之为繁荣期。我这上面就按照出版的先后时间罗列了一下，有三十三部丁玲的传记，以及研究论文，我在后面列了几个，博士论文我也放在这里面了，比如说石潇纯的博士论文，还有复旦大学的黄蓉，就是我的师姐，朱文华老师指导的，《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还有北师大的王富仁老师指导的龙敏君的博士论文《行动才是生活：丁玲生平与创作》，这些我都把它作为丁玲传记的一些资料放在这里，我总共收集了三十三部，就是进入90年代，也包括21世纪这样一段时间。这张照片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张丁玲非常风采的照片，丁玲是1904年出生，1986年去世。
第三个阶段就是丁玲传记繁荣期，它的特点我个人总结是这样的：
作者的身份开始多元化，立场和视角开始多元化，取材开始多元化。比方说作者身份的多元化，有丁玲身边的亲人，她后来的丈夫陈明，还有她的女儿、儿子，还有她身边的朋友、工作人员都来写她的传记。当然还有以前一直参与丁玲传记写作的，就是有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及丁玲研究的学者专家，就是作者身份多元化。
再简单说一下立场和视角多元化，立场和视角也是因为丁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个体，一个传主。她的身份也非常的多，所以有的人着眼于她的作家身份，又有的作者着眼于她的编辑家的身份，还有的人就是从丁玲是文化官员这样的角度来探讨切入丁玲文化官员和作家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的人在写传记的时候专门凸现还原生活中的丁玲，她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丁玲；还有的是从丁玲晚年的辩诬情节来展开故事分析，还有从女性角度来思索、架构的；还有是从文坛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来写的。这是90年代丁玲传记的一些写作情况，后面就是另一个多元化，取材、时间的多元化。
最后我说下结论：作为传主，丁玲的一生在所有现当代的女作家中应该说是最典型、也最为丰富的，她的生命历程作为个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可析性。无论是初入文坛时令人刮目的文学才华，三十年代初的急剧左转，软禁南京的经历，奔向延安的毅然与勇敢，还是《三八节有感》，“一本书主义”、“丁、陈反党集团”，流放北大荒，以及最后的创办《中国》，她的性格、气质、追求、作风、思想等等，使得丁玲总是立在潮头，不时被卷进是非的漩涡之中。她的文学活动与人生之路浓缩着张扬作家个性，还是遵从体制规约，以及文学与革命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同时亦无法抹去女性在男权社会话语中，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的重重阻碍与艰苦卓绝。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中，丁玲传出现时间较早、数量较多、种类齐全，已具备研究的自足性和丰赡性。我的汇报完毕，请大家批评指正。（掌声）
王斌俊（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书刊审读室主任、编审）：
各位老师下午好！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向各位学到很多东西。我是受命作文，匆忙中写了一篇论文。我考虑不周，字号用小了一点，但毕竟有白纸黑字在，我就不照念了。我大概说说线条，然后旁桠斜叉地讲一点感性的东西。我这个东西是感性的多、理性的少，求教于各位老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出版”这个题目很大，我只能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谈点粗浅的看法。
自从建国以来，出版这个行业或者叫领域，一直是被纳入宣传文化战线，现在当然词缓和了叫宣传文化系统，中宣部管，国家出版总署也管，双重领导。传记创作与发展也要经过出版这样一个环节，必要的传播环节。因为毕竟要用纸质的媒介传播，那就是出版。这就决定了出版在传记的创作和传播上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一、传记出版的不同阶段。分几个阶段，我也是参考了传记研究家们、理论家们对传记的分析，再结合着我对出版行业的历程的认识得出的。我想大概分成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的前夜。这个也可以算是做一个模糊的、大致的划分。这个阶段格外地强调出版社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性质，强调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阵地。出版社肯定是要采取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光是传记的出版，所有的图书出版都要贯彻这一方针，着重宣传近现代革命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古人传记出版得比较少，能让人满意的现在看来也不多。想必我们大家都能理解这种历史上的现实。
第二个阶段就是“文革”期间。这个阶段传记的出版就走得有点邪乎了。在十分强势的社会政治运动背景下，传记被当成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了，这个也不用避讳，就是这么一回事。过分的政治化了。这样的话出版社在这个当中实际上就处于一个很忠实的执行者的地位，所以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运动的需要，出了一些命题式写作的东西。比如说配合“批林批孔”，出版了《孔丘反动的一生》、《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等书，这种叫做作品也好，还是叫做什么也好，反正得打引号了。这样的书篡改史实，歪曲人物，是非颠倒，人物形象严重失真，背离了传记文学的最基本准则。这里就不多说了。大致背景就是这样，出版社这个时期是受政治运动影响非常深的时候，成了路线斗争的前沿阵地和战斗堡垒。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当然这中间还能细分一些，但大致上这个阶段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确实都感觉到跟以前时期的不同，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个时候“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确实有一个质的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嘛，学术文化界也好，出版界也好，感觉到有丝丝的春风来了。从1976年末到8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就逐渐解放了，原来是阴郁、压抑的状态，就开始从这个当中解脱出来。有些敏锐的出版社，当然也是有文化底蕴、有见识的出版社，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考虑出版一些像点样儿的传记。为了能够尽快出版传记，最快的办法是找老作家的，比如说以前写的传记没能出版的，或者“文革”当中还在悄悄写的这种传记，进行梳理扒剔择优就出版了。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像1980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么一本书，我觉得是带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书在“文革”前、“文革”中那样的背景下是出不了的。这之后出版社就复苏、快速成长了，及至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个统计，出版的长篇传记几乎就与长篇小说相当了，数量很多，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版社也有进步，对传记的眼光、衡量标准就有些提高了。主要表现在：史观上有了进步，要求用新的史观、史见来写。再一个就是要求作者史料要新。写法上也要求新。形式上也做了种种尝试，有了突破，讲求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编辑在开本、装帧设计、排版格式、用纸等方面也力求标新立异，给予配合。
二、传记文学出版的新特点。
大背景就是改革开放深入，市场经济也在发展，出版社的管理体制逐渐就有变化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
第一，就是传主的范围扩大，基本评价上有突破。历史人物，几乎有名的都出过传记，有的一人出过几本。有些有争议的人，历史上是罪人的也有做翻案文章的传记出版了，丰富了新时期历史文化内涵，也展现了传主的多面性、复杂性。
第二，是跟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相伴随，一些带商业倾向的传记纷纷上市。这个时候确实是情况比较复杂，这里面出版的有传主出资请人写的传记，有“合作出版”的书，甚至出现了撮合传记作者和托传人的方式。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商业化的作用，里面肯定会出现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
第三，是根据读者阅读需求和市场反馈，一些作者和出版商谋求打开传主的心扉，让受众去了解和感悟，深入挖掘材料，精心记述和打造，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有些拿捏有度、精彩耐读的上乘之品，当然也有拿捏无度、过度渲染、虚构成伤的次品或者赝品。
第四，受到西方传记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影响，加上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使得我国传记出版也具有了大众化的一些特点，产品商业化、进而大众化。这也许是市场经济初创阶段所谋求的一种状态吧。
第五，这个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图书里面配图大量增加，走向极致甚至变成画传了，出现这样的一个传记种类。这个还是很有好处了。这样的书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关于配图我想说一下，出版社是功不可没的，在里面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作者往往注重于文字、文本内容，可能开始考虑图不太多。对于市场编辑的感受可能比较直接、敏感一些，他感觉读图时代来到了，就来促成这个事，要求甚至是自己帮忙促成图文书的大量出现。当然也有图配得不合适的。编辑自己找一个图，不经过作者同意就用上了，作者说这是什么图，这个文不对题了。这种情况也出现过。
第六，传记出版自我反拨、调整机制崭露头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面鱼龙混杂，出了好的，也出了不好的，也出了大量戏说的、胡说的、乱说的，出版界中能经过反思，自清门户、自我反拨。在系统内部有这样一种机制、一个源动力。当然这是出于具体出版社、文化人的文化自觉了。你出“戏说”，让“戏说”泛滥、以假乱真，我就出很严肃的，就是专家、学者经过研究创作的，而且是成规模、有阵势地出版。
第七，传记出版区域互补的特点。现在咱们国家出版生态的三大区域，从历史长一点来看我觉得很有意义。
对传记趋向我有些蠡测，请大家批评指正。这里面有些思考，离出版可能是远一点，但是离创作近一些。时间关系就说这么多，请批评。（掌声）
朱文华：
各位学者，我们今天下午的发言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时间讨论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抓紧时间，针对今天下午的发言，当然除了今天下午的发言，针对其他发言者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欢迎大家发表。
略……
朱文华：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会议的互动讨论环节就到此为止。根据会议的安排，让我来做一下点评，如果有说的不当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李世琦先生的论文，应该说对梁启超生的传记理论和写作实践的把握非常准确的。其中里面谈到对梁启超的影响问题，特别提到梁启超引进了西学，这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现代化的发展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值得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对在座的各位有所启发。
周质平教授的论文，我认为是写的非常扎实。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国内学术界对胡适先生的传记研究比较多，但是对林语堂的传记研究比较少，或属于有一些忽视。他提出来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国内学者更加好的通过胡适与林语堂传记的比较，发现传记文学发展中其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周质平的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的缜密，有说服力，文章观点本身有启发，而且还认知的本身一个很好的启示。
唐岫敏女士的论文，作者是我们传记文学圈中的新秀，她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这篇文章她从新的角度理解胡适先生的传记文学，我个人觉得纯粹是一家之言，这些观点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据我了解胡适先生传记文学的文字大概从小到大有三百篇文字涉及到传记文学，唐女士仅仅以在台湾的那次关于传记文学的讲演来概括胡适的关于传记文学的概念，这使我感觉到多少在材料的把握上不够完整。至少在30年代胡适关于传记文学的方面有几篇非常重要的论点：一篇是《南湖张先生的传记》，一篇就是周质平先生反复提到的《四十自序》，还有30年代他给北师大做过传记文学的演讲，这些材料不难找，在胡适先生所有牵涉的有关的材料都能够看到，我想如果唐岫敏女士如果能够把胡适先生的全部传记文学的理论文章全部收集起来对照比较，然后再来概括胡适先生的对传记文学的理解，可能论文会达到更加好的水平。当然我们感到唐岫敏女士非常敏锐的看到胡适传记理论当中的一些描写不准确、表述不准确，或者说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的论点我想这些对在座各位都有很好了启示。
梁庆标先生的论文所提出来的问题十分有趣，也十分重要，他提醒我们传记作家要热心创作的同时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我认为这是种忠告。
辜也平先生对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理论的分析，我认为是把握比较全面，而且很富有层次，从层次上来说我认为辜也平教授把握了朱东润先生传记文学里面最光彩的部分。但是坦率的说朱东润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很多在座大家的老师，我感到在这里评论朱东润先生有点为难，但是我也要说这么一句，包括我在复旦大学听朱东润老师讲课的时候，包括我和其他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从我感到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当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排他性的推崇英国鲍斯威尔的，认为鲍斯威尔之的传记达到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顶点水平，这个是过度话。同时朱东润先生对梁启超先生在开创中国传记文学现代化的事业当中所取得的尝试性的成就，他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也是我认为朱东润先生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缺陷。再讲到我一个学生的身份讲他，并不涉及到其他学术外的问题，这点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关于朱旭晨的论文，我感到非常不错。这篇论文确实是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篇论文主要价值是材料掌握非常充分，但是这篇论文我认为与她的学术意图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根据我的理解，这篇论文的学术意图是通过对丁玲传记这样个案的研究来解释我们现当代传记写作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但是，我们现当代传记文学理论写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客观存在的一些经验教训，朱旭晨还没有很好的提炼出来，这也是我们大家也可以理解的客观的原因。
王斌俊先生的论文，我很感兴趣，他以出版家的立场来谈对中国大陆传记文学发展的看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尤其他关于传记出版趋势的五点“蠡测”都是很有见地的，就我个人来说看了论文以后受到很大的启发。
我的点评完全可能是充满着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大家原谅。
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到此结束。（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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