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学者发言）中国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发言（第三单元）

第三单元主题：汉代以后的传记文学

会议时间：2010年12月19日上午9：00—12：30
会议地点：北京和敬公主府宾馆二层大会议厅
主持人：全 展、寒山碧（香港）
演讲学者：佐藤利行（日本）、毕宝魁、艾朗诺（美国）、罗福林（美

                国）、尹德翔、黄仲鸣（香港）、朱文华、周凌枫
会议内容：

寒山碧（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各位早上好！现在正式开会，今天上午的会议由我来主持，我是来自香港的寒山碧，另一位主持兼评论是全展教授，他是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是他们学校学报主编。今天发言的专家：
     第一位是来自日本的佐藤利行教授，是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文学科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现在是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以及日本广岛大学校长助理，还兼任日本广岛大学国际中心主任。
     第二位是来自辽宁的毕宝魁教授，现在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他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知识》、《东北古代文学概览》、《王维传》、《李商隐传》等等。
     第三位是来自美国的艾朗诺教授，艾朗诺教授昨天的发言大家都听过了，他的中文非常好，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东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四位罗福林教授，1988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在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国文学教授，主要的研究有《中国报告文学》和《中国报告文学里面有争议的现代性》等等。
     第五位是来自黑龙江的尹德翔教授，尹德翔教授是毕业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是剑桥大学东亚与中东研究学院访问学者。他现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在《社会科学战线》、《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等发表过二十几篇论文。
     第六位是来自香港的黄仲鸣教授，黄仲明是一位老教授，曾经担任香港星岛日报执行总编辑，香港东方日报执行总编辑，现任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及香港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
     第七位是朱文华教授，朱文华教授是复旦大学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研究传记文学的专家。他出版的著作是相当的丰富，为大家所知道就是《胡适评传》、《陈独秀评传》、《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批评传》、《传记通论》、《风骚余韵论》、《再造文明的奠基石》和《中国近代文学潮流》等等。
     第八位是来自江苏常州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周凌枫，主要研究成果是《外国传记文学鉴赏辞典》、《小人物的赞歌》，在《当代文坛》等杂志发表过论文，还著有《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现实意义》、《当代戏剧》等等。
     我们现在就请第一位来自日本的佐藤利行教授发言。

佐藤利行（日本广岛大学校长助理，教授，日本广岛大学国际中心主任）：

     老师们，早上好！我是来自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院，先跟说明一下，我是国际交流处的主任特别忙，上星期去了英国、德国，昨天从台北归来，所以我刚才来参加学会的会议。我的中文能力很有限，不太好，所以我尽量用中文讲，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原谅。
     这次我提交的论文是《王羲之的传记研究》。研究王羲之的传记主要当然是《晋书?王羲之传》，还有《世说新语》里面的注关于王羲之的记载，还有王羲之自己写的诗和文章。今天我注目的是王羲之自己写的书信、书函。王羲之的信现在我们找到七百种，也了解到王羲之平常生活的情况。可是王羲之的书信很难了解，主要原因是他写的内容，当时的国语不是地方的文章，好像我们现在用手机版的短信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王羲之的书信内容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我这次提出的论文，利用王羲之的书函，研究王羲之的传记，这是我论文的主要内容。
     下面我简单的说明日本汉学的情况：我们日本人原来没有字，以前的日本人语言是有的，可是记录的字没有。那时候是利用中国的汉字，所以日本人利用汉字来写日记，这是很重要的。
     汉字当时来到日本的时候，比如说商是音，日本还有商的意思，亚马（音）是信的意思，所以汉字里面有音、商、信，还有亚马（音）。我们日本人念中国古代文章的时候，我们也一个比较特别的办法，就是训读。训就是意思，训读是一个特别的翻译方法。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训读的方法可以读中国的文章。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包括汉学家不会说中文，可是他们都念中国古代文章。这是很重要的日本人研究汉语言的情况。但是最近的日本中国文学家当然都会说中文，可是比我们年龄长的人他们都不会说中文，但是都会读中国古代的文章，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一个习惯，我们是用训读的方法。
     所以日本人这个训读的方法，我们日本的先人很早就发明了，所以日本的江户时代，比如说《论语》、司马迁的《史记》一般人用训读的方法都可以读。现在中国有一个高考，我们日本也有一个考大学的机会，高三的人都要统一考试，日本的国语好像中国的语文，国语里面有现代文，还有日本古代文，还有中国的汉文，所以我们的中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读中国古代的文章。所以一般日本的高中生都可以了解容易的内容，还有李白、杜甫的诗，这是很重要的日本情况。
     听说现在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年轻人，他们当然学中文，还是他们首先学日语，了解日语以后，他们学习刚才我说的训读方法。还有法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年轻学者，他们都学过日语，然后学训读的方法，这是一个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色。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谢谢！（掌声）

寒山碧：
     我们现在请来自辽宁的毕宝魁教授发言。

毕宝魁（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韩愈研究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省传记文

          学学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都是同仁，都是为了传记文学而走到一起来的，在正式说我的论文之前先说一点我的感受，这次会议的准备和筹备工作量非常大，工作做得非常细，不断的接到来自学会的各种信息，所以我对这次会议的会务筹备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敬佩和感谢。
     从《全唐文》来看，唐代文人传记创作的自觉意识，唐代文人对做传记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一类是因为有一些大家他们自觉为历史负责任，要把一些有杰出事迹的英雄人物们，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最典型的是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就是直接上给韩愈的。而且这个《段太尉逸事状》后来就成为新旧唐书《段太尉传》的一个主要的题材。类似这样的情况属于一大类。像唐代一些名人的行状都属于这一类。
     另一类就是唐代人为一些不能写入正史的这些人物，他们作传，我这里举了很多篇，有具体的篇目不再说了，大家如果感兴趣最后可以看看我的论文。
     还有一个部分是以传记为媒介，借传记的瓶装自己的酒，这就属于文学很强的，像韩愈的《毛颖传》以文为戏，像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这些传记实际上写的是带有议论文的性质，并不是为人做传，但是既然它名里有传，所以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可以把它归为传记里面的别类。
     另外唐代还有大量的墓志铭，因为墓志铭实际上它是为新旧唐书写传提供了最翔实的材料，由于限于篇幅墓志铭太多了，后来我想把它单列一集。这样唐代是最兴盛的时代，而人们对传承历史，记载历史，通过人物的这种事迹、言行来记载历史，这是唐人的一种非常自觉的意识。唐代传记当中还有非常值得注意的，像李德裕，他为茅山道士作很多传记，我在一篇文章提到，李德裕为茅山道士前后这些人写的传记就可以写一个茅山道教流派的小史，因为一切流派都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人物传记还是一切记载历史的核心。
     下面简单说一下唐代文人传记的一种创作启示：
     唐代思想解放，文人个性张扬，人文主义思潮涌动，给各种传记作品的思想内容注入强大的活力，促进其传主的身份五花八门。文化复古思想与向儒家思想的回归促使文风的改变，中唐以后古文的复兴与大量创作也为传记文学提供了写作的经验与借鉴。
     因此，在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百花园中，传记散文是其中最艳丽的一畦，其人物身份类型的丰富多彩，其人物性格的千姿百态，其文笔的婀娜多姿，其结构的长短变化，其思想的深邃细腻，在传记尤其是散传类传记文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唐代文人以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与文化特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典范。中国现在也开始出现盛世，国家正在日益强大和繁荣，但我们的文化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实绩与唐代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传记文学方面，我们更应该不辜负时代，体味学习古人的创作经验，仔细研究品位历史，仔细观察现实，观察各类型的古人和今人，用我们的笔，写出时代风采与时代精神来，为后世留下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历史人物与历史精神。
     关于传记到底是属于历史，还是文学？我看具体的规定并不是太有意义的，关键是我们要创作现代的传记文学作品。
     还有时间我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还应该回归到先秦时代去，到那里去探究我们先人的智慧和他们思想的深邃。由于我在大学里讲国学这门课，所以涉及到《论语》和孔子比较多，所以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本《论语精评真解》的书。一个月前连续在《沈阳日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本来想让《光明日报》，但是《光明日报》没给我登，就是关于孔子生年生日的考证。文章的结论是：孔子生在公元前552年，生日是10月9日。根据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当中有明确记载，那就是襄公21年10月庚辰朔，庚子日，孔子生。襄公21年就是552年，这里边十月的庚辰朔，是9月19日，而庚子日是这个月的11日，一推就是10月9日。而《公羊传》、《榖梁传》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传。所以子夏在两传当中明确记载了庚子日，孔子生，这是我们应当采信的材料。至于说《春秋左传?春秋经》里面没有记，《左传》也没有记，这个是天经地义的。《春秋》是孔子本人所修，他不可能在修《春秋》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日修进去，这也违背孔子本人的道德风范，因为他没有那种地位和资格。而《左传》的作者实际就是左丘明。我用了大量的文字证明《左传》的作者应该是左丘明。而且《左传》当中孔子也参与了，或者是间接参与了《左传》的创作。否则的话《左传》大量的引证仲尼曰，子罕死的时候，《左传》写到：孔子泣曰，古之贤者。古代的贤人死了。那么孔子哭，哭的情形《左传》都记下来，我想是左丘明、孔子当时在场，另外《左传》当中大量的像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的评价，后面都有仲尼曰，而且有的是上百字、一二百字。左丘明怎么知道的仲尼曰，仲尼的话，而孔子的这些话很多在《论语》当中是没有的。如果是左丘明作的，《左传》里不记载孔子生日是天经地义，因为他们同一时代人，左丘明在某种意义我的感觉或者不知道，因为《论语》当中明确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有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以左丘明的是非为是非，可知孔子对左丘明是非常尊敬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左丘明的传述《春秋》，事实上《左传》和《春秋》是同世之作，孔子是以经的那种记载褒贬吧，选了选，所以，孔子是以经典的记载历史用来记作自己的是非判断，善恶判断，而左丘明是以记载历史的事实和过程。
     所以，我觉得它们两个甚至是同时进行的，这样左丘明不记载孔子的生日那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要这么判定的话，后来的我们，我那么不理解，为什么大陆、台湾、香港我们一直以9月28日作为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为孔子生日的来源是源自元代的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他是孔子的第41代孙，所以他认为司马迁说是襄公22年生，而且说是庚子日生，于是到襄公22年10月去找庚子日，这一年的朔日根本就不是庚时，所以就把生日定在了8月27日。我们现代的第一次我们的祭孔，实际是1913年，当时鲁迅正在是现在的教育部工作，鲁迅的日记记得非常清楚，9月28日，星期天，接到教育部命令，让他带一帮人去祭孔，就到现在国子监旁边的文庙去祭孔。鲁迅记得非常清楚，鲁迅还记了一句话，说又云是孔子生日。所以鲁迅对这个不屑一顾，所以祭祖大会就草草了事。那么又云是就说是9月28日孔子生日。我查了一下，那一年的八月初一是9月1日，如果按照八月二十七孔子生日的话，那么实际是9月27日，我就不太知道9月28日到底是怎么来的，到现在我也搞不清。如果是的话，按那年记的话，实际上那一年真正的生日也是错误的，那么按照错误的理解是9月27日。孔元措他的根据就是错的，他用司马迁记是襄公22年，用《公羊传》和《榖梁传》当中的庚子日，两个年份的庚子日去判定农历的多少，这肯定是错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天文学上记载，在孔子生前一个月，中国出现了日食。这个日食三传当中都有记载，记载的非常明确。而且我查了一下张培渝先生编的《3500年历日天象》当中也是襄公21年有日食，曲阜可以看到，而襄公二十一年，就是公元前551年，中国根本没有日食，既然孔子生前一个月有日食，那么孔子生年就可以确定。如果孔子生年确定了，孔子生日就确定了，就是这一年的10月的庚子日。这样孔子的生日我最后论定，说我们应该修订，如果我们不管孔子生日，所以我在报纸上两次提出我们应该修订。
     最后我即兴写了一首词“西江月”，我说参加2010年北京中国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兴：和敬京师宾馆，庚寅冬至之前，英雄豪气荡心田，禹贡尧书舜典。华夏千秋正气，全凭传记流传。埃及希腊俱昨天，唯有国学不断。谢谢大家！（掌声）

寒山碧：
     现在请第三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艾朗诺教授发言，他的论题是宋代著名诗人李清照传记，明清这个时期这两个朝代的评价一些变化。请艾教授请发言。

艾朗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东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老师、朋友们好！
     我这篇论文题目很小，范围也窄小，是写明清学者怎么样理解李清照，我发现他们对李清照的看法不但与我们今天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样，又与宋代学者对李清照的评价很不同。这篇论文考察李清照这位重要女词人的形象，在明清时期为何被重塑了，还考察明清学者把关于李清照的宋代传记资料如何批判而重新解释。希望我这篇文章在本次会议中会提出一些有关传记资料在不同的时代使用于不同学术目的的问题，又希望想到这些会帮助我们研究传记资料想得更清楚一点。
     下面就从我这篇文章的第7页开始读，论文的重点是概括从元朝到明朝初年的对李清照的两种基本看法：
     一是她作为女词人和文学天才不断增长的名声，以及她作为文学先驱对后代女作家的日益显明的重要性。
     二是对寡妇再婚的日趋严厉的否定态度，以及对李清照再婚行为的强烈谴责。
     两者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和无法调和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之间的冲突必须得到解决，最终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婚。尽管在宋朝的不少资料都表明李清照的确再婚，然而这个解决方案的实现并不容易。但是对此否认最后还是成为学界和民间都一直采纳的观点。在清朝学术界这种否认发展成一个课题，甚至成为议论的热点。
     进入细节之前，我们需要先来考察一下这个解决方式，看起来这种解决方式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不仅仅是因为将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免罪比起将她置于无穷尽的苛责中来得容易。而且因为她的文学作品始终魅力不减，而关于宋朝那些关于她的历史资料却随着时间变得褪色陈旧。通过编选集和多次重版，明清时代的读者和批评家，能够很容易地读到李清照的词作。
     与此同时，宋代那七八条关于李清照再婚的史料却在浩瀚的历史文献海洋中变得暗淡模糊。此外，文学作品，特别是用第一人称创作的文学作品，相对于文学史资料而言有着明显的优势。当一个读者开始阅读李清照的诗词作品，他就仿佛直截了当毫无阻碍地听到作者的声音，感受到读者的情绪，这就是诗歌感人的力量。
     史料显然有所不同，在史料中叙述者和叙述者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参与否认李清照再婚这一课题的几位最重要的明代学者，按照时间排列如下，卢见曾、俞正燮、陆心源和李慈铭，还有其他人，但这四位是最突出的。他们为否认李清照再婚写了篇幅很长的论文，每一人的论文都比前人更长，更精巧，更复杂。他们试图推翻至少八条提到李清照再婚的宋代文献资料。他们必须对李清照本人写给綦崇礼的信做出解释。在这封信中，李清照感谢綦崇礼帮助自己脱离牢狱之灾，也详细描述了她如何受骗而与张汝舟再婚的。每一位试图否认李清照再婚的清代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来对宋代资料进行驳斥。他们的论点包括那些说李清照再婚的人，其目的是诽谤李清照，给綦崇礼的信是假的，并非李清照所写。还有此信确是李清照所写，但信本来是写给綦崇礼感谢他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所给予的帮忙，而后信被篡改，看起来好像綦崇礼在她离婚和入狱事件上帮助过她。张汝舟实际上是另一个人，叫张飞卿，并且李清照和赵明诚数年前曾经和他见过一面之缘，而张汝舟伪造了这封信诽谤她，诬陷她竟然和一个他本人这样的恶棍结了婚。
     检视清朝学者为否认李清照再婚而写的论文，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写作时遇到的巨大困难，因为他们都懂得要尊重史料，以及他们研究中奉行实证的原则。他们对历史材料的尊敬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之间进退维谷。而明清之际李清照作为女作家典范形象的树立，更加剧了这一困境。一个又一个的文人学者提出自己的理论，这些难题提供越来越巧妙的解决方案，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出前人的解决方法存在的问题，又都指出了这些问题所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个真正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解决方法。宋朝的史料顽强地抵御着这些学者的努力，事实是这些史料不可能给涂改过，或者是重组以创造出一个有利于这些清代学者的局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尽管那些论点存在问题，但是由于它们被反复提及，又因为它们的作者名声显赫，且他们又用一种极热烈的方式被提出来，它们最终成为大家的一致意见。清代学者对李清照再婚的否认果然成功了。这一大合唱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响亮，并延续到20世纪，直到1957年这个观点才受到挑战。这以后，又经过二十年左右，差不多到2000年左右李清照再婚才终于作为历史事实被人们广泛接受。
     19世纪末年（1881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王鹏运刊行的重编本《漱玉集》，这一事件可被视为现代李清照研究的肇端。其重要意义在于王鹏运决定汇总、编辑并刊行《漱玉集》李清照词集，说明李清照的问题，以及她曾经受到质疑的行为已经得到澄清。既然如此，人们就可以接受由一位有名望的学者将她的作品重新带入公众视野。因此，无论今天我们怎么看待那些为李清照“昭雪”的清代学者，就保存李清照作品并使其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引，我们都要衷心感谢那些清代学者。
     经过清代学者的辩护，李清照得以正名，重新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与再婚毫无关系的女诗人，这一点并不简单。但这一点并非全部，最终的结论远超于此。在为李清照的辩护的过程中，清代学者把她处理成一位道德模范。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她不仅仅是一位天才女词人，她也是一位经受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之后终于在道德上得到平反的女性。她被视为一位道德英雄。当时的学者们认为，她遭受了两次不公平待遇。第一次是生前与丈夫聚少离多，丈夫后来又英年早逝，使她成为无人照看的寡妇。第二次是她在逝世后，心怀不满和嫉妒的人散布关于她的谣言，第二次苦难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她的在天之灵孤立无援且充满伤痛。
     到最后我就讲到，清代济南府志就把李清照的传记，从她以前在明代的地方志的传记已经有了，但是在明代的地方志已经有的传记都在文苑里面的那些章节出现。清代学者研究李清照的结果是，她清代末年的列传在地方志就移到《烈女传》。我想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寒山碧：
     下面我们请第四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罗福林教授发言。

罗福林（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国文学教授）：

     各位教授、作家朋友，上午好！我想先感谢一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邀请，我其实是一个外行，我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所以我在这里交了很多新的朋友，包括今天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你们面前的我这篇文章写的很乱，里面有很多错别字请原谅，我还在继续修改，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的听。
     我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侧重散文，刚才也说了我写过一部关于现代报告文学，还有民国时期的小品文的几本书。因为第二本书的关系，我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切入点是晚清小品文或者是明清小品文，其实我写了一个关于民国时期的小品文的书的时候，也在大量的看明清时期小品文的作品，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可是为了写这文章还是看了少量这样的作品，得到的启发也很大。
     最早小品这个词来自佛教经文一个文体类型，中世纪的时候与大品相对立，指的是一种文献摘选的选集的意思。所以，这些好像学者都不是很清楚小品这个词，后来明清的时候变成了一种对各种短文，尤其是侧重心灵和趣味短文的一种统称。反正是那样的，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大概开始有不少的一些名士作家，就不管是古代的，还是他们当时的题跋、墓志铭、尺牍、游记等，一种篇幅比较短的文体来概括为小品文。最早的一种集子是我和一些人编的《东坡小品》，就是把苏轼的一些短文集成一块做成小品。可能这些小品是一种摘选的意思，比较多的、比较长的作品，用文摘，所以后来就作为一种对这些各种各样的短文的一种统称，选集来运用。
     但其实这种写作方式，除了文体的特征之外，也代表了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思想，我们后来叫做闲适文学，就是比较随便的提倡人生的小事情所得到的启发和寓意，一种价值观念代表性的文章。它和正式的人物传记是对立的。这个对立其实想起来可能就是正式的传记，比如说像昨天《史记》里面讲的那些“本记”什么的，可能这些人物和他们做的事情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小品文如果写人的话，写的是不重要的人，写的是不重要的事情，但其实对于搜集资料和写这资料的人，他们觉得是另外一种重要性，是一种被忽视的重要性，对人生另外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
     像其他的散文文类一样，小品文的内容并没有固定的限制，所以这个让做文学研究的人很烦恼的事，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文章里面的内容来分类，因为它本来是一种综合的文体，一个统称。但恰因为是这样的，所以有不少小品文写的是真实的人物。从小品文的文风和写作习惯来说，其中人物大体是作者的亲朋好友，往往也不是因为觉得人物在国家政治历史上有多大的地位而写的，反而是因为人物的个性有值得歌颂的地方，或者是有趣的特点，或和有趣的事情有关。像归有光的“寒花葬志”，聊聊几句，通过两件小事情，作者写出他对他夫人早逝的女仆的喜爱和眷恋。有两句话在这里念一下：
     “一日，天寒，弱火煮荸荠熟”，就是这个女佣人把荸荠烤熟了，放在一个碗里，然后作家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想抓一些吃，但是女仆人不给他吃，然后他的夫人笑他，后来也写了让这个女仆人寒花快要吃饭的时候坐在桌旁，说饭菜来的时候，“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她的眼睛转动着，所以他的夫人也觉得这个好笑，也是有讥讽作家的意思，所以这个小女孩有这些很个性的行为、动作觉得是很可爱的，然后她跟了他们十年，从她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归有光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就写了这样一百多个字的文章，为了纪念她，虽然这个人不是对历史有特别大的意义的一个人的记载，但是读者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个作家觉得这篇文章是值得写的，这个人是值得记载的，而他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没有人会再知道这个人的事。
     又像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这里要道歉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参考资料里面没有列出周质平教授的《袁宏道评传》，其实我都看了，只是忘了列下来。他写了一个就是经常编入现代小品文集的《拙效传》，这里面用轶事简短描述歌颂他们袁家兄弟四个仆人，虽然很笨，但是很可靠的一些事情。这个文章以五百多个字描述仆人的笨事，让家人笑话。我在这里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因为它跟我后面要说的一些话有关，他讲了一个叫冬的一个佣人：“冬即余仆也，鼻削面，蓝眼虬须，色若绣铁。”这个是描写他的样子，而且他的样子很独特，鼻子是翘起来的，眉毛、眼像是被雕刻的，然后他的胡须是卷的，然后他的脸色像生锈了的铁一样。但是最有趣的这些事是是：“尝从余武昌，偶令过邻生处，归失道，往返数十回，见他仆过者，亦不问。时年已四十余。余偶出，见其凄凉四顾，如欲哭者，呼之，大喜过望。”就是说这个佣人，因为他们在路上不认识路，他迷路了，然后他想找回家，路上他虽然看到了他们家里其他佣人的时候，也不问他们怎么走，然后作者就特别提出，这个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有这样的行为，然后我随便出了门就看到他可怜的样子，然后他高兴的想哭，然后就回家了。这种事情是为了取笑那个佣人而写的吗？不是，他是写我们家里佣人有最值得写的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很聪明的佣人不可靠，用了他们一两年，他们会得罪我们，会因为聪明想一些办法做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解雇他们，解雇他们之后，他们也没有办法生活，然后回来找我们帮忙。但是这些虽然看上去很笨的佣人，他们至少是可以相信的，而且长期为我们服务，对我们很忠诚，所以这个很值得写。这种人很普通，但是是值得称赞的，然后在一种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可能读的人会觉得聪明，聪明的人是最能成功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讲，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袁宏道写了一个徐渭传、徐文长传，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传，但是它还体现一些小品文的特征，这里就不说了。
     最后就讲比较有名的小品文作家张岱，而他的《陶俺梦忆》经常被称为小品文的杰作。这里能看到的就是写人的文章不少，他写了人，其实互相都认识，而且都是当时南京比较有名的各行各业的人。小品文经常写人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某一类人，或者是一些事，其中有一些陌生人为了描写事而写这些人，比如说《陶俺梦忆》里面的诸工、天童寺僧、扬州瘦马，这些人也经常被选入集子里，现在的人都可以看到。有时候张岱也会写具体的人，比如说：“柳敬亭说书、姚简叔画、刘晖吉女戏、朱楚生、张东谷好酒、范与兰”等。
     我想强调的可能没有时间念了，这些强调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做一种艺术，或者是表演的，比较优秀的人，但是正因为优秀，他们是从事娱乐业的，在一个比较繁荣的城市里，所以虽然他们在当时的名流里面很有名，但是他们不会被认为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主要是描写他们的艺术成就，比如说他们的表演很生动具体描写，来称赞他们的优秀性。尤其是他写那种说书的，然后他那种特别生动的描写就让读者能够觉得自己在欣赏那个表演一样。
     但是跟刚才说的《拙效传》里面的土人特殊的样子，张岱写的这些艺人经常写他们的长相非常不美，尤其像柳敬亭说书，他的样子很丑，但是他对比较丑的人很感兴趣，就是比较丑而很优秀的人感兴趣，因为他强调虽然长的不美，但是他艺术成就很高。而且他的长相也不影响他的艺术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并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传记文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可以做传记文学研究很有用的参考资料，因为它的文学性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写传记文学的、各种文类的艺术性，像这种生动的描写都会体现在比如说《世说新语》，或者是比较正式的散文集，像《古文观止》，或者是其他的文章中写人都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为了研究传记文学的文学性，这样的资料提供会比较有用。谢谢大家！（掌声）

寒山碧：
     现在我们来自宁波大学的尹德翔教授发言。

尹德翔（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能够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向在座的各位前辈、专家、海外专家和同仁汇报我一个小小的研究心得，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要谈的是“晚清时期使西日记文献的问题”。晚清时期，清廷向西方国家派出了很多使臣，有的是专使，有的是驻在使，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使臣，还有他们的属员，都写了很多的日记。我一个粗略的统计（因为这个很难做到完全准确，到现在我还有发现新的东西出来），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写了三十多种日记，文字量很大。传统的研究（我的“传统”包括民国、也包括80年代以来的对使西日记的研究），主要是从狭义的现代化角度来看。在现代化主题的支配下研究使西日记，主要把使西日记看作近代人走向世界，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记录，要看谁谁写的日记，日记里面对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这些方面都发表过什么意见，什么人，哪些日记，哪些文字体现了先进性，哪些又体现了落后性？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不足：
     第一，就是单一尺度的狭隘性。受近代启蒙主义的影响，研究者坚持现代和传统、进步和保守、科学和迷信的二元对立，以此为中西文化做硬性的切割。比如钟叔河先生，他是80年代著名的《走向世界》这套丛书的主编。因为郭嵩焘对西方科技政教是孜孜以求的，钟先生就认为郭嵩焘是很完美的。而对另一个人，就是刘锡鸿，因为他反对西方功利主义的文化，钟先生就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一个例子。晚清外交官多数都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西方文化保持某种距离，这是合理的现象，也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受到这种研究方式的苛求，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
     第二，单纯思想研究的狭隘性。出使不是单纯的思维观念活动，而是身体力行的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行为。外交官的思想是从他们的行为中间衍生的，仅仅把思想抽取出来进行研究，容易忽视跨文化交往的复杂性，对外交官在异国环境中的表现缺乏理解和同情。
由于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把晚清使西日记当成自传来读，全面的去了解外交官的感受和思考，而不是摘录一些研究者理念的言论，就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待他们，尊重历史，对我们今天怎样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题目，就是“晚清使西日记作为自传文献的考察”。我这篇文章主要谈了三方面的内容：
     一、晚清使西日记是不是自传文献？出使日记是日记体文献的一脉，晚清使臣接受了这个传统，纷纷撰著日记，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著述传统有关系的。同时，要求出使大臣撰著和上交日记，也是总理衙门当时制定的制度，详细的考证文章里有一些，不说了。因为有了这个制度，就出了一个问题：使西日记能不能算自传文献？有人认为使西日记内容有规定，写完要上交，只能看作日记形式的公文，不能算作自传文献。李欧梵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面用了一个字眼，就是official journal，叫“官方日记”。但有一些情况使笔者觉得，使西日记可以算作自传文献。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使西日记汇报制度的范围，规定只限于使臣，不包括属员。写和不写，写什么，怎么写，使臣是一定要受到影响的，但是一般的外交官就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比方说使西日记文字量最大的作者张德彝，他当时还是同文馆的学生，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随斌椿到欧洲去考察。一直到最后做到出使驻英大臣，他一共出国八次，写了八部日记，七部都是到西方的，每一部都叫述奇，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以至于八述奇。他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使臣，他是一般属员。
     第二，原始日记和上交日记是有区别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这些人平常就记日记，如果没有总理衙门交日记的规定，他们出国以后肯定也要写日记。但是有了这样的规定以后，一些日记就有了原始日记和上交日记的差别。像曾纪泽，他的日记有很多版本，好多上交的东西是手写日记基础上增删改订的，原文很长，后来压缩很多。因为压缩，很多私人性的东西就删掉了。原始日记不是像上交文献那样简单，要找出来进行研究。
     第三，日记形式比较多样。使西日记大多都是专题性的异域采风。一个法国学者说它是不精确的人类学报告，但是郭嵩焘、曾纪泽、张德彝都写了长篇日记，拿自传角度衡量，这两种日记差别是很大的。
     第四，就是日记汇报制度执行不利。开始，这些使臣多半撰有日记，后来这个制度执行不下去了，主要是因为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出版以后遭到了禁止，后来他就不再上交日记。他不再上交了，但是他写的东西更加放得开。恰恰因为这个制度没有贯彻到底，所以才会有一些更加价值的东西出来。
     二、使西日记作为自传文献的特点。这里不是把使西日记看作历史文献、社会学文献、政治外交文献，只是把它作为自传文献看待。
     关于中国自传文献的特点，昨天有很多专家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我要说的是晚清使西日记隶属于传统写作，体现出传统自传文学的特点。个人的、私生活的、内心的东西是有的，但比较而言，社会性的东西更多。在社会性的东西里面，中国人的共同民族和文化身份成为使西日记叙述的支点。
     我认为这种叙述有几个功能：
     1、符合了总理衙门外勤报告的需要。
     2、满足了国人的期待。
     3、用这样一种结构，把万花筒一样的西方社会统摄为一个整体。
     4、在叙述西方的过程中，体现个人的经历、见识与品位，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自我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直接的、个性主义的、像西方的作品那样去表现自我。文化身份作为支点是共同的，但由于个性的不同，自我的表现和塑造就很不同。比如说第一个到欧洲的斌椿，钱钟书先生说他是“满洲小名士”，一路写诗，诗里面有很多大话，把自己比做张骞，不畏艰险出使绝域，这样一个塑形。比方说总理衙门的章京志刚的日记，因为是机关办事员，所以照章办事、一丝不苟，他对西方的科技既羡慕又贬斥，表现得很矛盾，对基督教，对传教士的传教，攻击都是不留余地的。这表现很不一样。比方说郭嵩焘和刘锡鸿。郭嵩焘到西方之后，吃洋餐，用洋人的东西，行洋礼，与西方各行各业人士打交道，和西方的妇女握手，叫他的如夫人梁氏学习外语，甚至用梁夫人的名义发贴举办茶会。而刘锡鸿就以郭嵩焘的这些行为作为理由，去上奏朝廷，列举他十大罪状。他自己一概拒斥这些东西。流行的故事说，他在德国的时候，经常走到桥上去，要让德国人来瞻仰天朝人的风采。郭嵩焘和刘锡鸿，一个坚持文化固守，一个接受文化西化，这是不一样的。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正面接受，拉开了他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他对中国的现状牢骚满腹，对中国的同僚又有很多意见，他回到中国以后感到格外的痛苦，这意味着他已经走到了近代的边缘，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出现了瓦解。
     三、我要说一下晚清使西日记作为自传文学的评价。
     自传文学的根本点是文学，所以根本点还是自叙性，对自我的记述和省察，从传记学的眼光来看，永远是愈多、愈具体、愈深入，就愈好。应该说，晚清使西日记的主要不足，总体来看还是在这里。有很多的日记，有各种侧重点，比如有偏重科技的，有偏重政教的，有偏重使事的，有偏重伦理的，有偏重外交的，但是都不甚写到个人，除了少数几部长的，缺乏作者经历的生活细节、喜剧场面、心底波澜。我去剑桥大学访学的时候，在报章上查到关于他们的大量的故事（有些我觉得不一定可信），如果说这些东西曾写到他们的日记中，那是何等丰富。比照同时代西方在中国的外交官、传教士所写的回忆录，还有自传作品，使西日记是处于劣势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呢，它的这种写法避免了过度描写，还有一些因文生事的附会，真实性要好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实、客观。
     上面就是我汇报的内容，请诸位专家批评指正。（掌声）

寒山碧：
     下面我们有请第六位发言的来自香港树仁大学的黄仲鸣教授。

黄仲鸣（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香港作家协会理事会

          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