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展 | 为历史存照——读张俊彪《追忆过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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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俊彪无疑是一个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和鲜明艺术风格的著名作家。他不仅在长篇小说、传记文学方面独树一帜，而且在叙事诗、游记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成就显著，海内外学术界曾先后出版8部有关张俊彪文学创作的研究著作便是明证。这次读到他的以回忆录为主的新著《追忆过往岁月》（张婉莹编，中国国际出版社、华文月刊杂志社2022年版），深感作家为历史存照的良苦用心与深意，堪称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情怀、有诗意的一部好书。

“回忆录是当事人以一种回顾性的姿态对自己参与的历史进行真实记录的文字或音像资料。”（徐洪军《新时期以来中国回忆录理论探索述论》，《传记文学》2019年第5期）熟悉当代回忆录的人都知道，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回忆录写作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80年代为第一阶段，《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大量的单篇回忆录和连载的系列，以单行本名世的代表性回忆录有巴金的《随想录》、丁玲的《风雪人间》、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等。1990年代为第二阶段，梅志的《胡风回忆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发人深思，“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令人瞩目。世纪之交作为特定时间段，文学回忆录自然具有回顾与前瞻两种含义。新世纪为第三阶段，不仅出现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屠岸的《生正逢时》、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等众多单行本，还出版了由向继东策划、陈思和主编的“文学回忆录”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意在为研究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给当下一个见证，给未来一份信史”。（陈思和《总序》，《蒋子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作为这种文学回忆录大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张俊彪的回忆录亦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呈现了他作为一个独特生命个体的真实质感。具体来说，张俊彪的回忆录形成了史料性、精神性、艺术性三方面的独特风格。

一、史料性

史料性，指文学回忆录的历史感和历史性，即通常意义上的“有料”。作家直面历史，直面真实，直面自己，那么就会有史料的价值。《追忆过往岁月》除在作家与其祖母、父母、妻子、女儿、弟弟等亲人关系方面提供传料外，还追忆了作家的文学交往及其关系，涉及作家与作家、作家与编辑、作家与批评家、作家与官员等方方面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创作历程、作品的诞生过程，再现了从“牛圈娃”到“名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成长过程。

录主张俊彪回忆了祖母讲述的张家迁徙的故事，以及父亲少年时期即成为红军地下情报员的传奇往事。父亲自立自强，母亲贤惠淑达，他们再穷再苦也要想尽办法供其上学读书，培养孩子勤学上进、不畏艰难的心智。“文革”停课闹革命，张俊彪白天在地里干农活，夜晚在煤油灯下读些从无人管理的图书馆带回家的长篇小说，文学的种子在心田里渐渐萌芽。多年来弟弟与他手足情深。妻子和女儿一向在事业上全力支持他，在2019年更是鼎力支持他，将全家终生收藏的全部文化物品，无偿捐献故乡旬邑，设立张俊彪文学艺术馆，永久免费向社会开放。这些都是作家张俊彪来自家庭内部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撑，弥足珍贵。

作家与作家的交往。回忆录记述了与陈忠实从彝海到黄山的两次有缘相见，让人窥见颇有生活情趣的茅奖大家。录主还记述与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的书信往来及数次拜见、交谈，秦兆阳欣然为其写评论《为传记文学说几句话》予以称赞鼓励，使我们感知作家创作出传记佳作是偶然与必然双重因素在起作用、青年作家与老一辈作家之间的融洽关系。记述刘白羽约见中国作协文讲所第八期创作班部队学员和早已脱下军装的张俊彪，一同去他家里见面交谈，与大家畅谈文学，其乐融融。并借此机会小声向俊彪解释，其《最后一枪》最终从获奖名单中被换下来的“内幕”，让人为文学评奖早已出现的某些不公平而唏嘘不已。之后，刘白羽还专门写信，托人交给张俊彪一幅书法精品留作纪念。还有1984年在北大作家班学习期间，应邀拜访仰慕已久的老作家丁玲，一次被丁玲留吃便饭，一次丁玲为其散文集《神泉》题写书名。冰心给他写过信，也曾向他人谈到张俊彪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还详细询问作者的生活与写作情况。可他按照住址登门拜访时却未能如愿，原来先一年冰心搬家了。此外，回忆录还涉及到有关冯牧、徐刚、王维玲、乐黛云、李延国、张正隆、雷抒雁、陈国凯、何西来、王安忆、铁凝、曹文轩、陈丹燕、伊蕾、王蓬、李文衡、王继庭、李印功、张培忠、高小莉等众多作家的交往追忆。

作家与编辑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编辑是作家之作品的助产士。俊彪以深情绵邈之笔触，追忆了作为编辑的李萍、马成翼、杜小鸥、刘健屏等人对他作品的关爱与支持。1980年代初，乍暖还寒，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萍责编了张俊彪传记文学的成名作《最后一枪》《血与火》，这在当时都是重大历史题材，亦属政治上尚未解冻的敏感题材。这对于把握当时的出版格局、了解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解放军出版社的马成翼则直接催生了张俊彪的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这部作品荣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解放军第三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先后两版印刷了十几次，发行数十万册，由此也直接证明来自国家意志的命题著书大有可为。全国首届电影儿童文学剧本创作会后，张俊彪写出了合适拍摄长镜头的电影文学剧本《孩子和牛》。因剧本文学性强、艺术性强，担任责编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杜小鸥极力推荐开机，可厂长的终审意见却加以否定了。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调子灰暗，有阴暗面，政治上难以过关”。数年后，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刘健屏，出版了张俊彪的电影文学作品集《孩子和牛》，一同收入集子的还有《宁都暴动》《高台血战》两部。这种史料颇值得关注与探析。

作家与学者批评家的交往。《追忆过往岁月》记述了咸阳师范学院韩梅村教授历经十多年的寒来暑往，写就20多万字的《多棱透镜下的人生——张俊彪论》。此时，作家与学者两人尚未谋面。学者慧眼识珠，对颇有成就的青年作家青睐有加，追踪多年，纵观张俊彪的全部作品作多视点的艺术探讨，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回忆录还记述了与先后任职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教授刘俐俐的多年深交。刘俐俐历时十余年，悉心研究，完成论著《理论视野中的著名青年作家张俊彪》，有助于我们从作家与批评家的良性互动关系深入了解青年作家的历练成长，学者批评家的理论思维、思想才华与清新文风。四川外国语大学郭久麟教授是双栖型传记家，他写过多部传记作品，又长期研究传记文学，出版过三部研究专著。张俊彪回忆了郭老师采访并写作《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的过程，以及两人主编《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五卷）的心灵契合和真诚合作。

作家与官员的关系。回忆录如实披露了甘肃省委书记杨植霖、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坚、《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苏星等高级干部，给予张俊彪不懈的思想引领与切实的写作帮助。新时期之初，作为甘肃省委五人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张俊彪，业余写作《刘志丹的故事》，得到了杨植霖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主动要求并认真审看书稿，还撰写了序言，并向《甘肃日报》等报刊负责人推荐作品，让他们联系作者以便及时发表。这本传记出版后，杨书记还写信，附上书，向中国作家协会推荐，作张俊彪的入会介绍人。“文革”后刚获平反而走马上任的老干部吴坚，特别看重并支持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不仅给诚恳厚道、口碑良好的张俊彪直接下达调查落实寻找失散文化人才的重任，交待对外保密，直接对他负责，还破例给他批了创作假，允许他前往北京、西安、延安等地采访那些尚未平反昭雪的老干部，并且按照公差报销所有费用。这对张俊彪心中萌发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写作，无疑是种神一般的助力与推动剂。张俊彪以甘肃省委名义写作的理论文章，得到了毛泽东赞誉的经济学家苏星的亲自指导。他们不仅有书信往来，谈经济问题，也谈文学与写作，还有当面的对话交流，喝酒聊天，乃至很多年后，张俊彪到深圳工作，都没有断过和苏星的交往。

回忆录还追忆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文学文化事业的关怀与高瞻远瞩。宋平转告张俊彪，围绕河西组织宣传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实，搞些文化作品出来，这便有了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与演出，载誉国内外。他还转告张俊彪组织人围绕“西安事变”创作一部作品，并听从张的建议搞话剧，因为甘肃话剧团在全国都是叫得响的。回忆录追忆宋平在百忙之中和吴坚一起审听剧本，并提出三条意见；此后，他还约请兰州军区政委兼省委书记肖华一起审看演出，在京开会期间邀请有关领导来兰州审看，这之后话剧《西安事变》被文化部邀请进京演出，荣获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这两种轰动海内外的文化事件，通过当事人张俊彪亲自讲述，那鲜为人知的故事，将得以留存青史。

此外，录主还提到了1990年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在北京办公室亲切接见他。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谈话，习老鼓励他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国家的可以延世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成为他不懈写作、辛勤耕耘的强大精神来源。

二、精神性

《追忆过往岁月》中的回忆录，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录主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和艺术风貌，细致地表现了作为作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张俊彪的心态历史、情态历史以及备尝艰辛的创作历史。它还原了作家的生活历程、创作历程，体现了作家对生活、对文学的认识和感悟，完全可视为作家的“精神实录”。

录主出生于1952年农历9月28日，终日劳累而不得温饱的母亲早产将他生在了牛圈里。他遗传了母亲勤劳善良、坚忍顽强的美德，又承袭了父亲正直刚毅、倔强不屈的性格，承传了父亲经得起摔打，受得住磨难的韧劲。他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一路走来，先在乡村锻炼成长，接下来又到军营中摔打，再到地委省委历练，最终南下深圳开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17岁当工程兵，18岁便发表了第一首小诗，从此在文学道路上留下了一连串清晰而扎实的脚印。23岁进入省委大院，主要从事为省委重大会议起草文稿，兼顾为省委第一书记起草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应约发表的署名文章。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党史军史资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勇闯禁区，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一系列带有叛逆色彩的英烈传，其传主包括刘志丹、董振堂等。1984年，张俊彪考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深造，短短几年的发奋读书，兼收并蓄，他在文学、美学、理论、哲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由此在文学创作的漫漫长途登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1992年，录主调任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在团结依靠文艺界同仁将“文化沙漠”变“文化绿洲”的同时，自己也完成了长篇巨作《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罗》，这两部作品堪称他的代表作。

“回忆往事，不论是苦是乐，是酸是甜，总令人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俊彪追忆过往岁月，无论顺境逆境，无论辉煌坎坷，他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真情实感。其写作从幼稚到成熟、丰富而斑斓，由不自觉地盲目写作转向有意识地自觉写作，由一己安身的写作到文字间所赋予的社会责任，我们不难窥见，家庭环境、遗传基因、天赋秉性、社会生活、地域环境、人际关系、时代影响等诸多方面与作家成才的内外在关系。

我特别看重书中谈到的回忆“我与我的传记文学”的诸多篇什。“我与我的传记文学，也是由我时刻都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伟大时代造就的”，“是传记文学成全了我的人生与作家之路”。俊彪坦言：“我与我的传记文学，几乎可以说是我的叛逆心理的产儿，也是国民叛逆心理中孕育出来的幸运儿。”是的，张俊彪在人生的道路上勇于开拓，勤于进取，准确地寻找到了那一个最能体现自己生命价值与个性特征的句子，走出了那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因为不满建立过卓越功勋的革命前辈的不幸遭遇，目睹他们在相当漫长的年代里未能得到过公正评价，张俊彪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叛逆心理，他便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们树碑立传，而成为碧血黄沙的大西北悲壮历史的精灵。录主回忆道：“《刘志丹的故事》从收集资料到实地踏访，先后采访流落红军战士到国家领导人二百多人，历时数载。”他遍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用两条腿丈量，常常日行山路百十里。背上行军水壶，带几个冷馍，常常采野果充饥，也趴在小河边饮水；山顶上草木深处有冰雪的时候，便吃几口冰雪解渴提神。历时近两月，行程上万里。这种不辞劳苦、不畏艰辛的苦行僧般的精神，如同一种壮士断腕，亦如同一种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它是那样悲壮，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令人敬佩！俊彪深知，西西弗斯的命运并非不幸，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体验到了奋斗的艰辛与愉悦，完全掌握了陕甘宁的历史与人物以及重大战事，这足以充实人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志丹的故事》出版后，陕甘边许多老干部联名附上这部传记，致信胡耀邦，要求中央甄别陕北的历史问题，蒙冤受屈的一大批干部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最后一枪》出版后，宁都暴动后相继调离红五军团而存活下来的十多位高级将领，联名写信并附着传记，上书胡耀邦，党中央公开发文，《人民日报》大半个版面，公布为季振同等死难将领平反昭雪的文告。《红河丹心》出版后，甘肃省委也很快为“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的电影《红河激浪》平反。俊彪谦虚，说他的英烈传记，其政治影响远远大于文学与史学的影响。事实上，张俊彪的传记文学，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兼备，其“执著的英雄情结与强烈的叛逆色彩”，“史笔与诗笔的完美融合”，“崇高壮美的悲剧美感”，极富艺术张力。（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90页）

在本书，录主告诉我们，这一个来月的采访，特别是陇东老区走访的十多天，他亲眼目睹了一些流落乡间的老红军的生活之艰辛。作为有心人，他记下了一些老人的名字，回到省城后，他将办一个红军敬老院的想法向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舜瑶汇报，并提交了有关建议材料。没过几天，省委常委会上，宋平书记拿着俊彪的材料，形成了决议。这位第一书记心系人民，关怀老红军，不仅亲自决定，而且亲自督建，两年后华池县红军敬老院建成并投入使用。

三、艺术性

优秀的文学回忆录，作为一种兼有史学与文学双重品格的载体，既和历史著作一样注重史实与逻辑，又具有文学作品的魅力。在表达方式和外在形式上，具有自己的文学审美特征。它不仅要传达出作家的精气神，更要营造出一种心灵滋润、灵魂净化、精神提升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

《追忆过往岁月》，犹如一部时而清新明朗、时而沉郁顿挫的叙事长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独特的审美个性。它完美地展示了个性鲜明的录主形象，这是一个外冷内热、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笔下有情的大写的人，一个心系百姓、廉洁奉公、爱岗敬业、勤政爱民的好官，一个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十八般武艺俱全的作家、诗人，优秀的小说家、传记家。

我非常钦佩俊彪宏阔的视野、深邃的思考、优美的文笔。

回忆录追忆了录主家族百余年挣扎奋斗不息的丰赡历史内容，再现了录主70年来的生命历程，描绘录主的生命景象，进而揭示出这生命历程的每一步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涉及到众多刻骨铭心的人物与事件。在叙述史实的过程中，作者常穿插一些相当透彻的分析、阐释，像是历史学家在评说千秋功罪，有的则达到深刻的反思意识。如1999年春，作者的长篇代表作《幻化》三部曲出书在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拿这部作品冲击茅盾文学奖。当时两位副总编共同终审，并选出第三部《生与死》的第九卷，推荐给《当代》刊发，谁知最后被《当代》一位年轻的副编审坚持抽下来了。他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书中的主要人物——三任省委第一书记都没有写出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应有的高大与完美，担心刊发后惹麻烦。对此，俊彪议论道：

当我听说文稿被撤下来的消息时，我一时无语。却即刻想到了《当代》的原主编秦兆阳，可惜他多年前离我们而去了，倘若老一代的编辑家秦兆阳在，我的文稿绝对不会被临时撤下来。呜呼，哀哉！……中国文坛从此便没有了秦兆阳！

我想，如果没有遇到秦兆阳，王蒙、玛拉沁夫、路遥、叶文玲、陈国凯、肖平、古华、孙峻青、白桦……这一串名字，这一群明星，他们的处女作还会出世吗?他们的成名作还会是处女作吗?他们那将要被退的稿子还能获得全国文学大奖吗?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道路又将会是何种境况呢?

反复叩问，振聋发聩。笔势纵横恣肆，融历史和现实于一体，造成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感人力量。

作者客观描摹的能力同样值得称道。比如书中对“张家沟”“王家寺”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的描绘，便显示出丰富的地方色彩和文化意蕴。书中各节的小标题也多有寓意，情景交融，如“往事如烟”“京城插柳”“红都种花”“放飞敦煌”“回春”“蜡炬”“神泉”“红霞公寓”“冰雪黄河”“迎春花开”“丝路花雨”，等等。各节的结尾常情不自禁地抒情议论，恰到好处，令人浮想联翩。如“冰雪黄河”一节写到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在常委会上宣布，为一批卓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全部平反立即恢复工作时，作者写到：“大年三十，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雪。山河城市一片洁白，只有省委大楼顶上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映红了大院内外的一片银白世界，有道是：瑞雪兆丰年。”

人物外貌描摹极其传神，艺术传达也颇富功力，往往三言两语便形神毕现。如写陈忠实，“尤其他的那张脸，整个就是一幅陕甘的黄土高原图：沟壑纵横，沧桑粗犷，干涸坚挺，厚实憨直。”写丁玲，“她虽然年岁已大，脸上有了皱纹，头发已见华发，但脸庞，耳轮，眉毛，鼻子，嘴唇，特别眼睛，都可以说是完美的，尤其那种散发出来的魅力和神气，皆是难得一见。”写韩梅村，“他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便装，中等身材，半寸长的头发，鬓边已有落霜，……一双手工布鞋，质朴厚实一如陕西黄土大地一样的脸上，唯有一对平和慈善的眼睛闪烁着星子一般的光亮：亲切，憨直，诚厚。”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性格鲜明，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如秦兆阳的蜡炬情怀，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杨植霖亲和、真诚、友善；苏星的平易近人，识才爱才，言传身教；吴坚重视文化，说一不二，敢说敢做，干脆利落；李萍直言不讳，做事爽快；刘俐俐的勤劳智慧，高声大语，情谊深长。

如果要对回忆录提点建议的话，我希望俊彪兄能适当补充一些个人家庭生活的信息，补充更多深圳文联工作期间的心路历程。这两者，想来是广大受众都乐意读到的。

2023年5月27日于上海

全展，荆楚理工学院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