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涯五十年——记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祁淑英 河北省著名作家祁淑英,今年已经76岁的老人了。从
河北省著名作家祁淑英,今年已经76岁的老人了。从退休至今,他沿着诸多科技伟人的足迹寻觅、探索,笔耕不辍。从花甲之年,直写到年逾古稀, 一连写出了《钱学森》、《邓家稼》、《钱三强》、《袁隆平传》、《钱伟长》,《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中国三钱》等七部长篇传记文学。其中《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三部作品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八届全国青年优秀读物一些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三钱》一书,获第九届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文化作品奖。 2005年10月,首届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揭晓,祁淑英与叶永烈等十位传记文学作家一起荣鹰“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称号。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祁淑英是一位很有功力的作家,她的作品着力角度很有特色,她为科学家作传,不是用一般写传记的手法平铺直叙,而是截取每一位科学家有独特性的闪光点,突出其传主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她将她笔下的科学家写成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又有执著追求的科技伟人。她将她笔下的一个个科学家写得如诗如画,如曲如歌。读她的传记作品,如听一首生命之诗的朗诵,如欣赏一曲事业之歌的吟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科技伟人一幅幅壮丽人生的画卷,是那么鲜明、生动、可亲、可敬。她笔下的传记文学作品,不愧是难得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可读性俱佳的传记作品。 她在获得首届“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荣誉后的感言中,这样说道:“一个人如何生存?如何作为?坚守什么?追求什么?依赖于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矢志为科学家做传,力图将科学家智慧的人生留给后人。” 荣膺“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称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她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家了。 但祁淑英更愿意把自己称为记者。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可以说祁淑英做了50余年的记者。在她的心目中,记者就是记录者,很像历史上的史官,不仅记录现在,同时也在记录着历史。虽然不一定像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她一直希望,记者最成功的作品应该留下,而不是速朽。 祁淑英于1955年调入河北青年报,1960年调入河北日报,1981年调任《河北青年》杂志社任总编辑,一直从事采访工作。即使后来她调任花山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业余写作也往往是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可以说50年记者生涯为祁淑英的传记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与祁淑英一起在《河北青年报》从事新闻工作,如今已是70多岁的王焕英老人对笔者说:“祁淑英是个非常执著的人,心中有远大理想,也特别能吃苦。当时我们都是女孩子,她甚至比男同志干得都好,重大活动报道、最危险、最累的采访她都经历过。她认准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王焕英向我提到了50年代祁淑英的一次重大的采访。 1958年夏季,毛泽东主席到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视察,《河北青年报》领导决定派祁淑英去采访。但当她赶到天津大学时,她有些傻眼了,她根本就上不去前儿。怎么办?任务要完成啊,于是,她从毛主席看过的每一个地方开始采访,毛主席去看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问了什么话,她重新采访,虽然慢了半拍,但凭着韧劲,她采访得很充分。回到报社一气呵成,写就一篇通讯《“这里是学校,也是工厂”(毛主席语录)——记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河北日报总编辑的翟向东对她的送审稿大加赞赏,他说这篇讯对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阐述得很深刻,他甚至说,一个小姑娘比一些所谓大记者写的还要好。这也为她后来调入河北日报打下了伏笔。 对王焕英老人所说的执著,笔者很理解,除了祁淑英要强的个性外,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下,她才会深入细致地采访,她的眼光才会敏锐,她的思考才会深刻,她的文字才会有分量。 祁淑英到河北日报不久,河北日报策划了一次到坝上地区的采风活动——“坝上行”。总编辑翟向东安排祁淑英做刘彦的助手,已是名记者的刘彦负责“纪行”的写作,祁淑英只是协助和配合,倘有适合的选题才让她写,并且由她自已发掘选题。 祁淑英认为翟向东安排她这次采访,绝对有考验的意味存在。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坝上的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20度左右,他们先坐火车到张家口,在记者站穿上准备好的大皮袄、大皮靴、大皮帽子,坐上拖拉机就上坝了。祁淑英回忆起那次采访,仍记忆犹新:“那时的交通不方便,生活条件也差,能坐拖拉机就不错了,许多时候是靠双腿。那时候我又瘦弱,不到一百斤呢,到了晚上,脱掉那重重的大皮袄、大皮靴子就感觉浑身酸痛。但还要写稿呀,冷,一双手冻得像冰棍,麻酥酥硬僵僵的,拿不住笔,只好请求老乡烧一壶开水,倒在一只大搪瓷盖杯子里,双手捂一会儿杯子,写几行字,再冻僵了,再捂一会儿,又写几行字,坝上报道都是那样写成的。” 祁淑英在那次采访中遇上了原周总理的秘书,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当时童小鹏正在张家口地区搞调研,调研的课题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许多地方的大牲畜集体喂养,结果饿死了很多,而当年大牲畜又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如何挽救大牲畜?童小鹏的调研题目是周总理亲自定的。童小鹏在怀来调研时发现,有几个村子大牲畜分户喂养,效果非常好,大牲畜不仅没有死亡,而且个个膘肥体壮。童小鹏向祁淑英介绍了这个情况。她抓住这个题目即刻赶赴怀来采访,此后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大牲畜分户喂养好》。由报社副总编辑李凯配社论在头版头条发表了。 这就是记者的敏感,这就是记者的使命和责任。 祁淑英说,可能是因为这篇报道的采写,翟向东下决心把她留在了河北日报。 采访祁淑英前,笔者查阅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河北日报》,我发现祁淑英写的最多的是通讯,而且多是人物通讯。这些通讯记述的也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或者是重大体裁的报道,比如侯隽、邢燕子、柏玉兰、铁姑娘、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刘少奇在河北、华国锋在唐山等。她的通讯写得人物血肉丰满,文字形象生动,内容深刻细致,感染力很强。对此,祁淑英说:“写人物,你就要了解他们,深入采访,细节多了,写得就生动。没什么诀窍,我采访时,很多时候是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交朋友。你对他们有了深刻的了解,写出的人物自然会活起来。” 祁淑英这种执著认真的作风在晚年表现得更加充分。退休后的她两年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传记文学不同于小说创作,小说是虚构文本。传记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再现,需要深入的采访和查阅大量资料,工作量非常之大。 谈起写《钱学森》,祁淑英感慨颇深。1991年,中组部选择了五个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们是:王进喜、雷锋、焦裕录、史来贺、钱学森。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向他们学习。花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这五个人的传记,责任编辑向她约稿,祁淑英选择了采写钱学森。可她没有想到,一到北京,就碰了壁,钱老有言在先“生前不做传”。与钱老工作的单位联系,被挡驾了。怎么办?丈夫魏根发想打退堂鼓了。但祁淑英坚持采访要继续下去,他们先从与钱老有过接触的人采访。她的真诚和执著感动了许多科学家,首先,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接受了采访,然后是与钱老共过事的许多科学家和专家组成员,如朱兆祥、于景元、戴汝为等都先后接受了采访。 与此同时,他们花去大量时间,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每天早晨,60多岁的两位老人挤上公共汽车,去北图。当时的北图还是用落后的手工方式检索资料。他们上午在北图检索复印资料,下午回住地整理资料,像这样的繁琐劳作,长达四个月之久。有一次下公共汽车后,突降暴雨,他们没有携带雨伞。两位老人在雨中相拥着走向图书馆。浑身都淋湿了,他们任凭湿衣服贴身,继续在资料室检索资料。两个浑身被雨水淋湿的老人在图书馆检索资料,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情景啊!也巧,两个老人的举止,吸引了北京电视台一位细心的女记者的注意。她向两位老人询问了事情的原委后,她将他们摄入了电视镜头。 说起采访的辛苦,祁淑英非常感慨:“科学家不像一些演员、歌星、企业家以及节目主持人那样,需要媒体包装,科学家都非常的务实,把名声看的比较淡。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敬重他们,所以,吃些苦也没什么,苦中有乐。这些学者工作都非常忙,往往是在下午下班后如约接受采访。有时我们在人家的门口等待,时常是人家临时有其他事情,不能按时回家,我们又不敢离开,有时就等上一两个小时。” 她说这话时并没有怨言,但我分明被她的执著感动了。站立在街头,等待一两个小时,他们可是近70岁的老人啊! 祁淑英的执著让她在两年内完成了钱学森的采访与写作。《钱学森》一书出版后,两位老人心里忐忑不安,不知传主是否认可。谁知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与钱老相濡以沫的夫人蒋英。突然有一天蒋英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北京作客。祁淑英与丈夫如约而至,没有想到的是蒋英老人亲自下楼出门迎接他们。蒋英说,她读这本书时,多次流泪,毛巾都擦湿了。首先,她被感动了。 祁淑英这时才长出一口气。蒋英的认可,是最大的成功。 与祁淑英在河北日报的好姐妹何兰君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个责任感使命感非常强的人,所以她能吃苦,在我们这一群记者中,她是真正的记者。也正是如此,每次危险、艰苦的采访她都主动请缨。 1963年华北地区发大水,她上前线了,参加了保卫天津大会战的报道。与民工们一同吃住在子牙河大堤上。大堤上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居住的女席棚,民工们为她在男席棚的一头吊了一块席子片,做了一个小隔间。晚间,与男性民工隔一片席头毗邻而居;白天,在光着身子的男人中采访。夜间,跳蚤蚊子围攻叮咬;白天或是烈日当头,或是狂风雨骤。她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从不叫苦。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她很快奔赴抗震的现场。在煤矿,与煤矿工人一同下矿井;在农村,与受灾的农民一块挤住临建。五十年来,她的足迹遍布燕赵大地。 祁淑英是一个有坚强毅力的人。 一次采访祁淑英时,她正在电脑前。但桌子上仍摊着纸和笔。我问:“祁老师,你不是会电脑打字吗?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她笑微微地说:“我虽然会打字,但写作的时候,一面对电脑就没词儿。我一般是用笔草草写一遍,然后边改边敲到电脑上。” 70岁以前,祁淑英创作都是“爬格子”,她打完草稿,老伴就替她一面改写,一面誊清。70岁之后,她开始学电脑。学电脑还是作家蒋子龙的主意。蒋子龙向她讲了用电脑的好处。于是,祁淑英就坐在电脑旁了,一边是一部厚厚的《红楼梦》,一边是五笔字型的字型表。从几分钟一个字到一分钟几个字,再到一分钟十几个字,一年时间,一本《红楼梦》就打完了。这一年,她没有采访和写作,只是重温了一部《红楼梦》。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为一个年轻科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你要想到,你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祁淑英认为他笔下的科学家,都是钱三强这样的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是真正的人。她以他们为楷模,以公正的笔,为后人留下可读可信的人文历史。 祁淑英的人生之路,也曾有过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坎坷。她说:“有时命运像是一个刽子手,持一把利刃,殘酷无情切割你的灵魂。有时似乎难于抵抗那些来自背后的袭击,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突然靠近你。面对那些无力躲避的灾难,我硬是支撑着作人的尊严,也支撑着我的理想和信念。”她接着说下去,“在逆境中,我从不设想躲避危险和艰难,从不设想将危险和艰难缩小,而是力图使自已变得更强大,变得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那些危险和艰难。”她说,“成功之门总是悬着‘坚强’二字。这该说是我从采访英雄和伟人过程中得到的人生启迪。” 的确,祁淑英的意志是无比坚强的,她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依旧沿着英雄的足迹寻觅。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约他写一部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书——中国“三钱”,即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她说:“中国‘三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智者,又是一代贤良。这三位科技伟人在钱氏家族同一个家训的严格教育下共同走向成功。这三位科技伟人拥有他们共同的品格,那就是正直倔强,刚直不阿,讲究气节,忠于祖国。他们是青少年一代永远的楷模。还是那句老话,把这些科技伟人的光辉业绩留给后人,是我生命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