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秋拾,30年耕耘,一朝分娩。我把《文集》视作自己的孩子,手拂今秋新版《文集》,墨香四溢,精美的封面,别致的设计,兴奋异常,感言万千。感恩于友先、伯textarea>
春花秋拾,30年耕耘,一朝分娩。我把《文集》视作自己的孩子,手拂今秋新版《文集》,墨香四溢,精美的封面,别致的设计,兴奋异常,感言万千。感恩于友先、万伯翱为我书作序,感恩家人的背后牺牲,感恩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我想最最重要的还是感恩这个阳光的时代。没有这个时代的雨露,出《文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宫神话。 我的创作与三中全会同步。亦可以说我创作的第一次禅变是在三中全会。 30年前,血气方刚的我,风华正茂,吉林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毕业,当时已有多部中、短篇小说问世。其中《铁骑怒火》和《风雨翻车岭》在读者中已产生广泛影响。我之所以从小说创作转轨到传记文学上来,完全是我对三中全会后文学走势的审时和判断。当时很多朋友表示不理解,他们说陈先生的小说写得精致、灵性,搞什么传记来呢?再说传记文学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还算不上正宗,国人尚不认可。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当时写小说,是因为我对部队那段生活有着切肤的体会,情真意浓,虽然几篇小说成功了,但并不代表我今后小说创作的成功。同时校园前的成功并不代表校园后的成功。 再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级出版社,那时改革开放刚扬帆起航,出版社也被推向了市场的海洋,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社会在变革,单位要转企,编辑的观念也要随波逐流。曾有一段时间因跟不上改革形势,闹得我很不开心,我不是不写小说,而是小说没人看难于发表,望着一封封退稿信,我茫茫然了。后来我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悟出了答案,创作思路也在两年沉寂后转弯了——从熟练的由小说创作改为了传记文学的创作。 这是一个崭新、陌生、冒险、挑战的领域。当年我的大学最要好的同窗同学王长元,千里迢迢从长春到南方向我组稿,得知道我改写传记文学,很是惊讶。他不是没有约到我的稿子,而是对我的改弦易辄让他颇有几分英雄扼腕之痛。就是在王长元走后的1979年春天,我的转型创作正式起步。当时时兴作家“下海”,不少人因不稔水性,一个个舟折船沉、发出惊惶之时,可我的创作已像梅洁老师所言——“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我的第一部作品的传主就是世人熟知的许世友将军。 当时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副主任。很多人认为一个最基层的普通士兵要写军中司令,这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心高妄想。甚至还有人说陈先生能写出许世友的传记,我看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吧!当时沉寂的军营因有人想吃“天鹅肉”惹得沸沸扬扬。甚者还有人以此断言这是雷区——活人不能立传! 30年前,那是个禁忌的年代。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思想被禁祻了,从头到脚,禁祻的思想亟待于解放和拨乱反正。可是拨乱反正谈何容易?比如创作领域就有“活人不能立传”之说,写英雄必须“高、大、全”,写历史必须阶级斗争为纲,写小说必须政治挂帅等等。要突破禁区就要解放思想,在这场艰难的拨乱反正中,更需要智慧和胆识。 开弓没有回头箭。曾是军人的我,一旦“突破口”的选定,前方纵是雷区,我也义无反顾——开始采访。采访,从身边的奶奶做起,因为奶奶为许将军的队伍做过拥军鞋。然后又扩大采访面,自带干粮,凡是许将军当年所经历过的地方,包括整个长征路,我都要亲自走一走、丈一丈。当事人采访了183人次,采访笔记本足有一箱子之多。“渴了饮一口山泉,饿了啃一口干粮,大山是我的伴娘,月亮是我的情侣”——这就是当年我采访的真实写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将军家乡一站的采访,让我刻骨铭心。 为了采访的顺利,我找到当地的领导寻求支持。我第一次见到了县老太爷——县委宣传部长,寒暄几句后,在部长大人的眼神中,我读出了卑视和不信任状:你这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也配写我们这里的将军?这是老区的资源,我们县人才不少……我平静一下心房,没在力争,话不投机后我很快步行下了将军的家乡——许家洼,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艰辛采访。以后我发誓再来采访决不登县老太爷的衙门。难怪新县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天方夜谭:陈先生来新县采访一次,回去写出了许司令厚厚的三本大书!真真弄得我哭笑不得。 历十年艰辛,绘将军风采。我的作品经过种种磨难,在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终见天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初版十万,一抢而空。接着再版百万,又是供不应求。尤其是街头上盗版物,发行上千万,有人断言,一个亿不为过。 1987年4月20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的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不仅有许将军的生前战友,李德生、罗应怀、杨成武等,还有我心仪已久的文学大师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唐达成等均到会发言。在将军和大师们的鼓励下,我泪流满面,更使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如果说我的第一部传记的成功归于突破创作禁区的话,那么第二部作品则归功于我思想的完全解放。水涨船高。第二部传记作品的选材应从何人入手呢?我再次陷入了苦闷的寻找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要采撷一束浪花谈何容易?沉寂了一年的我终于捕捉到了第二个能引起社会轰动效益的人物,她就是风华绝代的宋美龄。她那优雅、高贵的仪容,曾使民国朝野倾倒;她倡导西方民主,发动“新生活运动”,力图改变夫君“独裁政权”的形象,曾令国人叫好;她创建中华民国空军,从无到有,引援“飞虎队”,在抗战中给日本空军以重创,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史上的一段佳话;她流利、胜似母语的英文演讲,震惊美国参、众两院,书兰心蕙质。有人说她:“才华馥比仙,民国首才女”。更多人则用“唐朝武则天,民国宋美龄”称之。但是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敌对,人们对宋美龄了解不多,再因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多是恶婆之说。中国正在改革开放中,需要了解外界,尤其是要摒弃阶级斗争为纲,还国人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我的创作起始于海峡两岸的“冬天”,频频穿梭于南京——北京两地第一、二档案馆。 书籍出版于海峡两岸的“春天”。当时正是两岸往来的开启,冰融雪化,花开蝶舞,大陆人阅读兴趣正在转移到宋美龄身上时,我已适时将新出版的《宋美龄全传》送到了读者的枕旁。曾几何时,《宋美龄传》在大江南北热销,供不应求,单就盗版书就有六个版本之多。我也亦被称为被盗版最多的作家,引以为“豪”。 接着,我的创作又波及到“宋氏三姐妹”中的宋蔼龄、宋庆龄。如果说《宋美龄传》畅销,那么《宋蔼龄传》和《宋庆龄传》也同样受人青睐,最终成为了我陈氏的品牌。于是中国传记文学界便有了“南叶北陈”之说。那便是:居住上海的作家叶永烈以写北京的“四人帮”而闻名遐迩,而居住在北京的作家陈廷一以写上海的“三姐妹”而闻名全国。在全国出版界,我又成第一个被青岛出版社买断的“作家”,合同一签十年,因此我也是第一个因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合同签署的当年,我又抱回一台“286电脑”,因而我又成了全国第一个换笔的作家。2005年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联合《名人传记》举办建国以来优秀传记文学“十佳”评选,我以自己作品的影响力光荣当选。 “为历史树碑,为时代写作”已成了我写作的座右铭。在完成《宋氏三姐妹》后,我又完成了“宋氏三丈夫”——孙中山、孔祥熙、蒋介石的立传。后又应市场信息反馈,又书写了“宋氏三兄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的传记。本本畅销,本本走红。子女的非凡得力于父母的早期培育。于是我又赶写了“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传》,在望子成龙的国度里,再次点燃了国人的阅读兴致,成为2000年新世纪最佳的一本畅销书。 老实讲,我的创作得益于三中全会的春风。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一位平民作家。我很平凡,出身于农家,祖上几辈都是庄稼人,不要说一生出版(包括重版)八十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也让我心满意足。我个人的成功,应该感恩这个时代,归功于这个时代的改革开放。而我新出版的“传记文集”,又是让我赶上了这个时代的盛世。这就是我一个平民作家《文集》出版的全部秘笈。 再是让我心喜的是“文集”能在出“毛选”、“江选”的出版社出版,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就是我心中诺贝尔大奖。不能讲功成名就,说心里话这是时代的上帝给我的神话恩赐。同时在这十六本文集里面,读者不难读出一个跋涉者30年的心路历程、30年的追梦汗水、30年改革开放和共和国的禅变与崛起。 注:文集十六卷分别为《布衣总统——孙中山》、《国比天大——宋庆龄》、《乱世枭雄——将介石》、《第一夫人——宋美龄》、《山西首富——孙祥熙》、《无冕女王——宋蔼龄》、《民国财长——宋子文》、《民国岳父——宋查理》、《民国党魁——陈果夫、陈立夫》、《英雄本色——张学良》、《孙二小姐——孙令俊》、《井冈丽人——贺子珍》、《少林将军——许世友》、《千秋功业——毛泽东和他的兄弟们》、《设计中国——邓小平》、《千古圣哲——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