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记文学体系三足鼎立各持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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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范懿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十余部长篇传记小说、小说、两部文学剧本及两部文集。他的伟人传记小说更格外引人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传记故事》、《恩格斯传记故事》、《列宁传记故事》、《牛顿》、《诺贝尔》、《麦哲伦》、《轮椅上的总统》已由人民出版社和香港、台湾等地出版社相继出版和再版，港台已再版四次，总发行量数百万册，不仅成为文学青年爱不释手的佳卷，也成为大中专、中小学课本的必选教材和出版社获猎的目标，2000年10月9日的中华读书网公布了他的《诺贝尔》一书旋风搅活港台书市，稳占当年图书评比魁首，2012年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又一次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再版发行，且引起外文版的翻译和出版，越南、美国、瑞士等国家都掀起了对罗范懿伟人传记小说作品的购买热潮。

在中国社会信仰危机的当下主义与科学与理想都伴随时尚的替换变得江河日下，难再登场，然而，罗范懿的伟人传记小说却悄然走俏，独领风骚，它绝不是来自政府的号召和主流媒体的宣传，亦不属于某种小说流派的兴起和和推动。近些年中国文坛和影视屏幕开始热衷于古装戏，各朝各代皇帝都粉墨登场，各种戏说野史垃圾杂污，泥沙俱下。中国历史在文学和艺术中见不到一个灵魂的干净地方，争权夺利、血腥奸佞、人尽其恶，美丑不辨。罗范懿的伟人传记小说一洗传记体污秽，在喧嚣和噪音中获得清醒的辨认，用世界伟人的金辉普照纸面，呈现了人类的皓洁天空，准确蘸笔于生命的两大追求，人格的完善和智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斯福、牛顿、诺贝尔、麦哲伦矗立在篇中，他们均闪耀了人格和智慧的两面光芒，悬挂起理想的旗帜，庄重地在字迹里铺陈了人性的精美标本。

在文学的广泛视野里最能伸展笔力的是小说，电影、电视次之，由于演员的表演能力相

对艺术真实高度存在的局限，诗歌只是一个灵魂的描摹和幻化，它的主要功能是想象的灵性，不在塑造上。散文的上乘之作更多的是作者自身的创作跳跃。但小说能否达到作家希冀的世界，尤其是对人的书写预想就是作家的能力问题了。用什么方式写，包括怎样的语言和节奏等也是作家面临的攻克目标。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里科学家的贡献是他的发现能力和证明发现的能力。社会科学如哲学、文学等主要是创造精神的能力。自然科学是解决物质方面的、社会科学主要是解决精神方面的，但也需要探究人类物质和秩序等等，但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主要的任务是能寻找到人类生命所需的精神幅面，小说是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表现方式。就小说体裁而言，想象能力及想象后的完成创作能力是构成小说成就的关键。传记体小说应该是为真实的人迹心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真人模特，但真人模特的心理世界并非可以X光透视，人类杰出的楷模标本都有可能在外相的显现中被遮蔽被遗漏。罗范懿的伟人传记小说架构在真实形象和想象的人物心理采挖之间，最大限度地通过生平事迹的线条勾勒释放想象，浓彩重绘，泼墨铺写，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形象演绎出可靠的心理逻辑和再生想象的空间感，还原其真实的内蕴经脉，建立起外表活动到心理世界具显的立体生命标本。

《马克思》“爱的颤音”一节中写道：“燕妮病了，病了很久，年轻时的丰润、漂亮只能依靠想象了。她的病一直没有得到确诊。1880年以来常卧床不起。怀疑是肝癌”。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矿泉疗养地的道路被反动政府切断了。1878年以后，身体也经常出毛病。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才真正成为这对老夫妻的‘医病’良药”。（罗范懿著《马克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176页）。

漂亮与爱是燕妮的资本与权力，也是马克思作为人的欣赏力的对象和情爱快乐，但爱与获得并没有成为单一的取向，燕妮当然不是马克思情感的全部，爱情与他终生所追求的理想和使命构成了伟人的马克思，燕妮和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更多的社会科学发现和论断的陈述是镶嵌在马克思生命里的完美合璧。不同于凡人的马克思也绝不会在获得他钟爱以往的一个人身上而停止脚步，他的更远大的爱是对人类的探索和发现。

罗范懿在写到这里的时候，燕妮的美丽和爱已经升华到一种象征，美丽不会在一个人身上永久停留，像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也要凋谢一样，她是一个生命的时段记录。但花期灿烂的昨日已经在她的欣赏对象身上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她是给有灵魂和头脑意识完善的人准备的，她精心的装扮已然不是稍纵即逝的流星划过。燕妮的美丽和爱给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后来所有理论发现的充实内心和灵感以及对未来世界认识的决心。在一个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宗教徒身上，爱情或者好感情和生命的感受是同步的。作家把人性中最美丽的情感与一个人的伟大抱负怀揣成一个合成的晶体，把爱和志向在感受的过程里熔铸诞生成另一种新爱的符号，是常人和伟人的感受共锻的金子路面，可以让两个人永远地走下去，也可以引来无数投掷的目光，见证这种由人的更纯度的质性所造设的精神画面。

在常人和伟人之间永远存在一种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正像人类的标本一样就没有一个是重复的。伟人和常人是建立在两极上的标本，不管是出身的基因关系还是后天教育成长的结果，他们总会在人的各个方面各种征兆中表现出来。但伟人的生命基础痕迹都与常人相差无几，《恩格斯》“上帝就是思想”中他是这样写恩格斯的，“‘祷告吧，弗里德，我的孩子，因为你读的东西无论对于你父亲还是对于上帝，都是没有用处的’。爸爸说”。

“‘爸爸，我也替你祷告吧！愿上帝宽恕你所做的一切！’”“‘有一次，弗里德这样坚定地说。这个回答就像一记耳光惹起了父亲的狂怒。他从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又大叫大喊跑到楼去’”。

“‘夫人，快来，夫人！您怕是没有想到吧，您儿子竟说出如此亵渎神灵的话’”。 （罗范懿著《恩格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26页）。

他与常人所习惯的共用元素是相对一致的，吃、喝、睡、性，等等，但就这样的常人过程伟人在选取它的习惯和程度上早已大相径庭了，它可以生成上千种、上万种模式，一直到无数个标本，这就是作家所要展示的创作能力的空间，形成他创作力量的可能性。有能力发现她的存在，还要有能力表现她的存在状态，形成她存在意义的思考深度。

小说中存在着高雅写作和庸俗写作的区别，这还不仅仅是审美认识和风格导致的，也是能力的问题，从人的天赋意义来说，庸俗写作者缺少高贵的质性和判断的灵感，像高级的生灵和低等的动物之分，虽然他本人毫无感觉，还麻木到自命不凡，他的致命弱点是发现不了更高级的生命内蕴，作为一种生命，尤其是人类，上帝和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生命造体成分是及其丰富的，就每一个人的细胞组成是高级和神秘的，他有生命的生命生理功能还有其更重要的功能，有的是附着在表面的，还有更精美的东西不是生理简单的表露，其呈现的方式和展开的程度是靠高级的基因和修养以及专业特长的能力发掘和推动的。庸俗的作品是过于简单的低能奇产儿的泛生。我们用罗范懿的写作范例来鉴别写作能力的高下，就传记小说的写法，同样是写人的生平、事业、追求，但何以选择角色，什么样的形象原型可以或者有资格入笔。当然奸臣、流氓、刽子手都可以成为文学形象，但我们总不是在艺术中感受被戏弄、被强奸、被屠杀。文学里的丑角只是一种反衬和警示，文学最终要看到的是我们渴望的原始正义和换来美好生活和希望的形象，小说创作不会是以丑作为目的的写作。这个作家的心里也清楚，问题是他们辩不出美丑来，找不到界限的划线终究在哪里，写写就陷入了个别标本的劣质上去了。由于没有天赋中的高贵，也没有更好的审视眼睛，文笔成了他们的恶性的发泄桶，罗范懿的小说敏感、清晰地鉴别于清泉和混沌之间，像《圣经》里提到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高蹈圣洁的灵魂书写，笔端随精神探究到极限。

看见丑恶的东西是相对简单容易的，世俗的东西都摆在大家面前，随意间窜行人世，发现美的东西是需要有发现的眼睛的，通常大家看见的什么花草、美人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发现，文学中的美是一个过程，是美的更深意义的生活流露，带着生命本身的含义，但生命是一个认识的概念，并不是直观地看到一个活的东西，缺乏思维的眼睛只能看到他的最浅显的表层，文学写作要成为不断采挖的心灵探秘，美是这其中的内核。

人的精神境界是重要的人的品质中的贵物，罗范懿的写作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进入和展开的人物书写，他的起点一开始就高于别人，他的功夫是下在对更深的人物境界塑造上，那些涂抹在外表的胭脂和装扮已经很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了。托尔斯泰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量去衡量的。唯有燃烧的物质方能燃着别的物质，同样，唯有一个的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扬真理”。 ①一部传记作品可能选取的材料和角度是多方面的，按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选取是靠眼力的，剪裁也要靠眼力，由史料的一点扩写出繁多的文字更需要有非常好的想象功能和杜撰的天赋，还有那最高境界的精美之处，细微的把握和描摹足以见出作家的笔力深度和高超所在。

把交融的部分写好。罗范懿的小说人物都是品质和智慧的结合体，这看似很容易表达的地方，其实很难睿巧梳理，要么写成一个道德家，要么写成一个天才。从灵动的文学塑造和文学史上讲道德家和天才都不是进入文学境地的可贵形象，因为，文学本身是一个超越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精神想象，现有的道德感大部分不是深度追求的思想未来，因为社会树立的道德模范是通行社会的普遍标准，可以千篇一律地一刀切出来一群一成不变的榜样和众多雷同的社会楷模。他们的道德可以是灵魂的高贵模式，没有色彩，也可以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禁欲者和社会牺牲品，或者是一个死的魂魅，尸体摆放的道德家，社会道德模范可以承担政府舆论工具的玩偶和奴狗，是为狭隘的统治维护一己私欲的殉葬品，往往社会的道德楷模是一个虚假的捏造的假人。文学里不需道德家，他的灵魂是高贵的，无需作家刻意写他的禁欲和束缚，他自觉情愿地深爱他人，天性中给别人快乐，不做社会宣传，没有功利色彩。

天才更不用塑造了，生就俱来的头脑发达，是另一个大脑构造的模型，在文学里没有塑造的空间。天才们都谦虚地讲，但也实事求是，认为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即使这样只写他们如何努力就可以了，“‘上帝就是思想！’真正的上帝是虚构的。

他信守了这句格言，并意识到宗教越来越束缚人们的精神，束缚人们去开创新道路。

弗里德15岁那年，爸爸就在给妈妈的信中，对他的教育表示极大的担忧……’”。

“‘难道你以为怀疑会使人的精神变得高尚吗？难道宗教没有给你提供一切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罗范懿著《恩格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27页）。

文学加注天才的写作是一个奋斗和传奇的过程，它首先是有故事的事例，超于凡人，再润笔于文学。

奥古斯丁②说：“信仰是去相信我们所从未看见的，而这种信仰的回报，是看见我们相信的”。罗范懿的写作避开了这两点道德家和天才的直观照相，把人类最好的品性标本和天赋中的人性闪光点捧出，在所到达的高度和能到达的境界寄托了文学无限渴盼的未知，文笔伸展中向前向上探寻，破解了崇高也打破了贯率，是一个人的质朴足金的形象创造。

也把伟人看作常人，平凡若尘，也把伟人真的从内心里供奉为伟人，高山仰止。人的品性里应该有两样有价值的东西不该忽略或退化，一个是敬畏之心，一个是羡慕之心。正是这两样东西促使我们努力和进步，作者和小说中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建立前行基础的。

《恩格斯》“红球之谜”一章中写道：“比宁鲍尔威老头庄重地脱下礼帽，在礼帽里放了三个台球——两个白色的，一个红色的。摸着白色的就算赢了，摸着红色的就算输了。再过几分钟，乌培河谷的整个南德意志的最大企业就要分成两半。

然而，这个新一代恩格斯的大孩子，又一个弗里德里希，无论爸爸怎么在头顶上挥舞着手杖，自己却决定、选择了这个——‘红球’”！（罗范懿著《恩格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32页）。

没有高贵的心灵就无法表现高贵的心灵，这是杰出作家区别于一般作家的品德心理条件，天生没有的东西要他写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作品的境界也是作家的境界。罗范懿不仅具备这样优秀的作家心理，还更长于这样的境界写作天赋，它构成了作家的双重意识和写作水准，我们即可在《恩格斯》的篇什里阅读见出，在感动中体悟，也在感动中拾得，作者与作品中人物浑然为一。“这仅仅是开始，几乎在十年间——直到1861年，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要求为这家美国报纸写论文达120篇以上，当然，马克思的手稿由他翻译成英文发表则是在外的。这些文章，有的被德纳作为社论发表，作为编者，因是与马克思的约稿，也就根本没考虑出自于何人之手。油灯下辛勤耕耘的恩格斯从来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过名，编者和读者都在欣赏‘马克思’的一篇篇力作”。 （罗范懿著《恩格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117页）。

恩格斯的品质是我们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罗范懿的这几行文字叙述自然流畅，没有加进任何铺垫和烘托，把现实生活中的两个人送到读者面前，让他们的境遇遭际任意流淌，但打动我们的却是两个凡人的日常交往中两个伟大灵魂的活动。

关于恩格斯应该如何认识和书写，这是考验作家眼里和辨识力的时候，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理论家，还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在对无产阶级理论的贡献和朋友的情谊上完全可以这样去看他，但作为标本理论的衡量中世界已经有了马克思，而且恩格斯是并列其中的，他的单独标本意义在哪里呢？

恩格斯的精彩书写，不在马克思的并行叙述里，而是并行中逸出的人格境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必须由恩格斯来说明和论证，马克思可以是被烘托出来的，也可以是被衬托出来的，这是一个真实人性的朴素表露和伟大的生命化身呈现。

没有恩格斯，也没有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承载了马克思生活和成就的重负以及情感力量的另一股外力。马克思有燕妮的爱情，还拥有了恩格斯的友情，在完成《资本论》以及其他学术论著中马克思的情感内心是丰富和充实的，尤其在那样一个写作状态里，支撑马克思思考、研究和写作的是恩格斯的伟大灵魂。罗范懿正是抓到和感悟到了这样一个形象，笔迹伸向了恩格斯的全部精神世界。这样的人格应该是全球再很少可见的了。

恩格斯的内心构筑不仅是建立马克思学说的品性基础和力量，也是消解政治、权利中丑恶、贪婪、自私、妒忌的唯一珍宝，他金子一样贵重，水一般的干净如洗。这样的表达是罗范懿达到人的认识的境界程度和创作表现力的实力展示。

中国当代作家中专事人物传记小说写作的主要有三位，即罗范懿、叶永烈、二月河。叶

永烈笔墨集中在毛泽东、四人帮等人身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国家领导人主要是对毛主席领袖事迹和思想的歌颂，并且反写了江青等四人帮的罪恶行径。二月河则感兴趣于杜撰康熙、雍正、乾隆等中国帝王。叶永烈与二月河的传记作品也曾一度引爆文学和艺术市场，但二者的书都存有思想界和史学意义上的众多缺陷，罗范懿的人物传记正本清源，与叶永烈构成批判性的伟人继承性，一改了二月河判断上立场的混乱思维。

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意识形态主流，罗范懿写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叶永烈则写了“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从革命思想的排列上应该是叶永烈继承了罗范懿，这个其实没有逻辑上的道理，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前，毛泽东思想在后，毛泽东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罗范懿的三本书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权的缔造者，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政权是最高的人类利益和象征，不管有多少人疏离和鄙视它，这个国家和世界，这个地球上必得有人管理和主持。你消极的也罢，不情愿的也罢，都要在它的统摄之下。事实上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这个地球上的一隅，苍凉的一角还是豪华遍地，多少帝王将相为之抛头颅，挖心肺。野心家、阴谋家、大奸、恶坏都抖搂全身解数，粉墨登场，竞相比试。世界和中国不光是法西斯和帝王的，茫茫的大地上还存活百姓、弱小的生灵，你再与世无争，归隐桃园也要受到体制的管束和朝廷的专政，因为你逃脱不了地球以外去。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都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他的内心是为劳苦大众的，是全心全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都是在没有权利的岁月里度过的，与社会下层人们息息相通，叶永烈书写的毛泽东也写了《为人民服务》，他打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列宁主义的政权者。

文学并不是政治，更不是歌功颂德的吹捧和奴性写作，但文学离不开政治，正如鲁迅所谓“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这是不可能的”。③没有政治意识的文学，在任何社会历史时期都属于低层的写作，文学应该感受政治给普遍的人类生命以福祉和幸福，它构成了现有政治的批判意识和清醒的未来精神方向。列宁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④伟大的文学是政治的反省和社会腐败同期的批判，它所建立的目标和空间是未来政治抵达的彼岸，出色的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是文学的知音和心胸宽阔的文学批评者和欣赏者。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是、恩格斯也是，罗范懿的传记小说把一个够资格歌颂的革命伟人以合规的身份注释在文本中。

反动腐朽的政治也需要文学，那是为他们粉饰太平，供他们声色犬马的，是欺骗百姓的一剂快针和一道中药，以保证他的政权不被篡位，它后面附加的三纲五常，宪法吏治就漏出破绽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尔基才把作家称为“阶级的耳目与喉舌”；“阶级的器官”；“阶级的感官”。⑤欺骗术是统治阶级一贯必用的“治国方略”，以前的御用文人是被逼的为朝廷服务，被看中的文人如果不从就要被杀头，如果已经获得翻身解放的文人还是这样甘做奴才就太没有文人以及人的骨气了。

二月河的帝王写作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失去立场判断的陷阱里，首先，作家殊不知为什么孙中山、谭嗣同、毛泽东、周恩来都要推翻封建统治，创建新中国，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即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⑥。中国的帝王不能用伟大、人格品行高尚来形容，首先他们的政要朝纲就是统摄百姓的，酷刑、株连九族还能算作是道德典范吗。

中国历代皇帝三宫六院，后嗣成群就必将导致纷争乱党，争权夺位，从登上王位到执政期间都要铲除异己，滥杀无辜、阉割才俊、屠戮百姓，没有人性的政权也要歌颂吗。

不仅二月河，持续不下的中国电影、电视帝王腐尸充斥满屏，不仅混淆了视听，也误读了历史。二月河属于低劣灵魂的传播者，作品将人的晶莹所存荡尽。

在以往伟人无主的混乱写作里，罗范懿、叶永烈、二月河三人作品已经把中国的世界的伟人小说划定了一个清晰的系统，三人形成了各自的写作范式，立场、审美、判断，三足鼎立，伟人的概念、伟人的书写范围、伟人的表达方式俨然成了一个学术的关注点。它不仅可以解读历史，还可以参照未来，更是伟大灵魂的探索之路。

文学是要传递到世界的，作家的观念也必须是现行比较下世界的最好人性发现和表达，中国的某一方并不能代表世界，政治家周恩来可以代表，不是昏君败将都来充数，品性中的垃圾不能永久主宰社会，“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⑦伟人的书写应该也必须是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思想，这样进入文学的形象才能真正成为其自身的意义。文学的灵魂标本要在全体人类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等能代表人类的精英供奉在文明史中，文学和作家有不断过滤文学杂质的使命，把误写、误读的文字纠正过来。罗范懿的传记小说出版、多家海外再版客观地校正了中国帝王小说和帝王影视形象的本相认识，是引导受众者的一个智力的开启和刚正人格的竖起。

小说的娱乐性并非儿童拼图和无聊的搞笑，也不是作品的卖点，更不是用来哗众取宠，小说的娱乐性是作品中放松的情绪和流畅的程度，是跃动感快慰的一种。在历史小说和普遍艺术中历史的真实性是严肃地看待事实的基础，戏说和翻案也必须首先遵守人的品性主旨，文学和小说不是写事的热闹，无稽的编造不可以淹没真实的人性，事与人之间，人是主骨，事是附着品，颠倒人事的位置首先失去了文学的立意，歌德⑧说过：“关键在于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灵，随时随地碰见真理，就把它吸收进来”。文学必须从人的意义上展开和发展，一直到探索到他的无穷。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时提到“偶然的个人”到“有个性的个人” ⑨的升华过程，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最高价值定向。

罗范懿的传记小说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普通人性以文学形象重新做了塑造，先抛却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伟人光环，让他们走下神坛，饱食人间烟火，以常人的视角介入，与品读作品的平凡庶民同呼吸共命运， 借鉴性批判地在文学人物中比较、在其生活、奋斗的环境中磨砺上升，直到最终完成他们的人格歌颂，这个漫长悠久的历史经历和复杂的情态丰富了伟人形象，加固了伟人从品格到理想到信仰的渐次树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观的小说文本书写。它给我们的感受馈赠是伟人与常人在平等的人物中出现，在人性和智力发展的履历中跳出，在美感和艺术里放光，在作品的品评中跃为上乘。

③鲁迅《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

⑤高尔基《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