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 收藏本站

《史記》的忠義觀及其對後世忠義傳的影響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史記》的忠義觀及其對後世忠義傳的影響 台湾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副教授 鄭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10  中国  韩城

《史記》的忠義觀及其對後世忠義傳的影響

           
                               
台湾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副教授

     鄭尊仁

  关键詞:司馬遷;史記;忠義觀;忠義傳。

《史記》首創類傳的寫法,將許多不同時代或地區之人,依某項共通點合為一傳,以方便敘述,同時也重點突出其特性。《史記》雖首創了許多不同類別的合傳,卻有一些後世史書上常見的類別沒有在史記中出現,如記載忠臣烈士的忠義傳即是。一般而言,後世忠義傳所收錄的多是為國盡忠,寧死不屈的高風亮節之士。其影響所及,一直到現代所出版的烈士傳,都特別將為國盡忠,尤其是為國捐軀的人士立傳,並已然成為現代傳記中的一個分支。而《史記》雖沒有特別為忠義之士立專傳,不過書中卻記載了許多盡忠守節的事蹟。因此後世忠義傳經常引用《史記》的文句,強調忠誠觀念,並做為後人效法的對象。如《史記.田單列傳》中的「忠臣不事二君」一語,後世忠義傳中就不斷反覆出現。在司馬遷的自序中,也特別提到其父司馬談臨終時交代《史記》必須記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蹟,可見這部分必然是《史記》寫作之時的重點。本文首先由其作品探討司馬遷的忠義觀念,;其次將由後世正史忠義傳的寫作,上溯《史記》所造成的影響;最後再分析《史記》與後世忠義傳有何差異。

一、史記所表現的忠義思想

忠與義原本是分開的兩個概念,忠是指盡心竭力,無有二心。如《論語?學而篇》:「為人謀而不忠乎?」義則指正確合宜之行為,如《論語》;「見義不為,無勇也。」不論忠與義的本義為何,忠義合稱,並不僅僅是指忠信或忠誠,它還指為了盡忠不惜性命的理念及行為。先秦古籍中,已有將忠與死部分合而為一的傾向,如《呂氏春秋?忠廉》:「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則已有為國死難之涵義。首創忠義傳的《晉書》,在其《宗室傳》中,對忠義的解釋便是:「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已說明此時忠義兩字已接近於效死。

傳記必須忠於史實,傳主為何死,如何死,都不是作者所能捏造的。但是作者卻可以將某些為國捐軀的死難義士編為一傳,達成宣揚教化理念的目的,這就是忠義傳的由來。現代常見的烈士傳,也是由忠義傳一脈相承。均強調義士們為國盡忠,寧死不屈的高貴情操。

《晉書》首創了忠義傳這一類傳,並且在序中標舉「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以及「非死之難,處死之難。」等立傳標準,使後世正史可依此標準選擇傳主,編寫教化人心的傳記。不過若仔細分析後世正史忠義傳,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許多部忠義傳都會舉司馬遷的文句為其立傳依據。考察《晉書》以下,至《明史》為止,共有十一部史書編選了忠義傳,這其中有六部書在忠義傳序言中引用了司馬遷的文句解釋其立傳由來。如《北史?節義傳序》:「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乃是由〈報仁安書〉而來。《隋書?誠節傳序》:「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也是出自〈報任安書〉。《舊唐書?忠義傳序》:「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分別出自於《史紀》項羽本記及刺客列傳。《新唐書?忠義傳序》:「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為得仁。」出自《史記》伯夷叔齊列傳。《宋史?忠義傳序》:「主辱臣死」一句,最早雖見於《國語》,但《史紀》中出現了三次,分別在〈越王勾踐世家〉、〈范睢蔡澤列傳〉及〈韓長孺列傳〉。在《金史?忠義傳序》中,除了引〈刺客列傳〉的內容,更直接把司馬遷的名字都寫了出來:「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

另外《史記?田單列傳》中的「忠臣不事二君」一語,在後世忠義傳的敘事中也不斷反覆出現,成為許多殉國烈士的價值標準。如《宋史?忠義傳?劉韐傳》:「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元史?忠義傳?趙弘毅傳》:「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明史?忠義傳?張春傳》:「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很明顯此語到了後代已經成為眾人耳熟能詳的俗話了。

這些書籍引用司馬遷的文句,表示司馬遷的確在其作品中表現了符合忠義傳宗旨的思想,也因此才會被後世同類書籍引用。這也顯示出,即使《史記》未明定出忠義傳的類目,但部分內容已符合後世忠義傳的選錄標準。事實上,司馬遷曾在自序中,特別提到其父司馬談臨終時託付著書的重責大任,並且明白交代必須記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可見這些忠義之士的事蹟,本就是《史記》寫作之時的重點。

司馬遷對於臣子盡忠效死的描寫所在多有,如子路為盡忠而身入危城,力戰而死;田橫的五百部屬為主效忠,於海島上全數自盡;以及紀信為救劉邦脫險,偽裝被擒而受火刑。這些明知危險仍勇敢赴難,盡忠主上而自殺,遭敵俘虜而慘遭酷刑虐死的種種事蹟,在後世史書都是可以列入忠義傳的。

還有酈食其為漢下齊七十餘城,在韓信兵到時,只要他答應為齊王阻止漢軍,仍有活命的機會。但是他卻斷然拒絕,遂被亨。以及周苛為漢盡忠,城破後不但不降,反而破口大罵項羽,卒遭烹殺。〈張耳陳餘列傳〉中提到,貫高因企圖謀反,下獄後受盡酷刑,至「身無可擊者」,卻始終不肯誣告其主知情,聞趙王開釋後便自殺。這些烈士事蹟也都與後世忠義傳十分相似。

此外,《史記》書中經常出現歷史人物所說的盡忠名言,如〈刺客列傳〉中,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另外如王蠋在《史記》中的名言:「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還有〈魏豹彭越列傳〉中,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等,都是後世耳熟能詳的句子。

由此可見,《史紀》中藉由司馬遷自己的評論,以及敘述傳主的遭遇,加上出於傳主之口的文句等,各方面都說明司馬遷具有後世所謂的忠義觀念。

二、史記對後世忠義傳的影響

(一)讚揚盡忠行為

為國盡忠或為主盡忠,乃是自古以來的道德傳統,例如《左傳》即有:「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臨患不忘國,忠也。」,「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另外在《國語》也有:「委質為臣,無有貳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死。」等語。可見在先秦時,忠就是為人所稱道的行為。

《春秋》以來,史書本有懲惡而勸善的傳統。太史公自序亦云:「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可見這本就是史書所具備的功能之一。如前一節所言,《史記》記載了許多盡忠的人物,不論效忠的對象為君王或朋友,都在收錄範圍之內。不僅如此,司馬遷還對盡忠的行為加以讚揚,如在〈張儀列傳〉中讚揚曰:「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又例如〈游俠〉與〈刺客〉兩傳雖然不以忠義為名,卻記錄了許多為主盡忠,不顧生命的事例。以至於後世將其所記載的事蹟,列為忠義的典範。在〈遊俠列傳〉中,司馬遷便讚揚這些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另外《刺客列傳》中的豫讓,被司馬遷描寫得忠貞義烈。因此在《舊唐書?忠義傳》中,就已褒揚豫讓「殺身成仁,臨難不苟」。影響所及,甚至在元雜劇中,還出現《忠義士豫讓吞炭》一劇,不僅題目標舉忠義二字,其內容也將豫讓描寫成盡忠死節的典範,並且在劇中還經常口出「存忠死節,受斧鉞而無怨。」、「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為主忘身,為臣盡忠」、「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等今人耳熟能詳的效忠格言。可見豫讓的忠義形象,已經藉由司馬遷的文筆而深入人心。

()重視身後名聲

後世忠義傳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留名,將忠義事蹟記載在史書之內,以垂後世,這本身就是一種讚揚的行為。人生在世,終須一死,若能在死後留下美名,也不枉來世上走這一遭。司馬遷在〈報仁安書〉中曾提及:「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為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可見他對留名後世這件事是十分在意的。

《史記》書中處處流露出對於「名垂後世」這件事的關心。如在〈伍子胥列傳贊〉中,司馬遷提到:「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刺客列傳〉中,司馬遷也稱讚荊軻「名垂後世」。又在〈伯夷列傳贊〉中引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還引賈誼「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之語,在在都證明他對於身後名聲的重視。

〈刺客列傳〉中,聶政之姊聶榮不懼死亡,向眾人宣告眼前面目難辨的刺客就是她弟弟,正是因為「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而陳涉所說:「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也可看出人死留名的觀念很早就已經深入人心。司馬遷信守對父親的承諾,寧受刑也要完成史記。除了表現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忠信本質。也是為了將此著作「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將自己的聲名隨著作品流傳後世。

(三)描寫死亡場面

傳記原本就在描寫人生百態,其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人生階段。紀傳體史書由於大部分內容以傳記形式呈現,自然必須面對此一環節。也因為如此,在《史記》中經常有死亡場面的描寫。由死亡描述中,可反映出道德觀念、生命意義、道義氣節等深層文化思想。司馬遷對於這個環節的處理是十分重視的,尤其是對許多「非自然死亡」的傳主,他往往於筆鋒間注入感情,使讀者能夠感同身受,了解其不得不死的堅持或無奈。如〈項羽本紀〉描寫項羽兵敗,潰圍至烏江,自度不得脫。下馬以短兵接戰,尚手刃數百人,身披十餘創,乃慨然自刎。其英雄氣概,令人嚮往。

而〈吳太伯世家〉描寫吳王夫差戰敗被俘,越王欲遷其於甬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又如〈李將軍列傳〉載李廣於塞外迷途失道,錯失軍機,廣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此二人英雄氣短的描述,讀之也令人慨歎萬千。

在〈趙世家〉的記載中,公孫杵臼為保存趙氏孤兒,竟自導自演,引兵殺己。而程嬰在完成了撫立大任後,也隨之自殺。這種忠君守諾的情操,也是藉由死亡的描寫而更加凸顯。其餘如秦公子扶蘇委屈自殺;周亞夫剛正不阿,絕食而死;屈原不願同流合汙,自沉汨羅江;荊軻刺秦王失敗,身負八創,自知不免,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而死。各種死亡情節的描述,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傳記描寫死亡的必然過程,事實上與後世忠義傳的寫作特點是暗合的。忠義傳著重的是傳主成仁取義的經過,也就是說,重點在人生的最後階段,而不是他的出生與成長。讀者翻閱此類傳記,心理上已經認定傳主必死無疑,只是不明白其原因與過程而已。若是前段人生敘述太長,反而會使讀者產生離題之感。由於忠義傳往往重點描述此階段,也因此常可以在此處看見當一個人面對生與死的抉擇時,其道德情操的展現。即〈廉頗藺相如列傳贊〉說的:「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的情境。《史記》對死亡情節的處理,給予後世作者極大啟發。在死亡場面上著力,不但可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而此部分若處理得好,還可以使讀者產生景仰之心。

(四)敘述悲壯情節

由於忠義傳重視對死亡的描寫,與一般傳記重視傳主生命歷程的寫法不同,重視的反而是生命如何結束。這樣違背常情,似乎看不到人生希望的傳記,要如何吸引讀者閱讀?這就需要有悲壯的情節,以吸引讀者注意。通常就是傳主陷入了難以解救的困境,或是身受極端痛苦的酷刑虐待。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之際,戰死者成千上萬,為何僅這寥寥數十至數百人可入忠義傳?這是因為他們在死前經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磨難,或遭敵人以各種慘無人道的方式折磨至死。忠義傳正是藉由這種不正常死亡的描述,極大化讀者的心理震撼,以達成教化目的。所以忠義傳中記載的死亡方式,大都令人不忍卒睹。如唐朝顏杲卿遭割舌,斷手足,割己肉塞嘴。這種黑色驚悚的情節,其實在《史記》中的紀信受火刑,周苛遭烹殺,聶政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等記載,早已開其端。

歷史人物的死亡方式乃是既存事實,不可能由作傳者隨意杜撰竄改。因此忠義傳必須蒐集類似悲壯方式死亡的傳主,再合為一傳。由於它和一般傳記強調要活得有意義不同,忠義傳強調要死得有意義。強調成仁,而不強調成功。後世忠義傳的傳主,大多是在現實中失敗的忠臣烈士,許多傳主在現實生活中是戰敗自殺,為國犧牲,甚至是國破家亡的。這類傳主往往因陷入現實上無可挽回的絕境,無奈之下只好選擇拋棄生命。這樣的人常被稱之為悲劇性人物,他們被情勢所迫,為了忠於自己的理念,不得不做出違反人情之常的事情。《史記》的悲劇人物描寫,早已被許多學者提出討論。據學者統計,《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有一百二十多位。而這許多的悲劇人物之中,有許多人與後世忠義傳中的人物遭遇頗像。如《史記》中的王蠋、周苛、紀信及田橫的五百部屬,均屬此類。司馬遷於《報任安書》云:「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正是說明此種情境。

由此可知,司馬遷使用與後世忠義傳相似的悲壯情節及敘述手法,使讀者對書中人物產生景仰之心,雖然未明定忠義傳的類目,但實際上已經對讀者造成盡忠報國的心理震撼效果。

二、史記與後世忠義傳的差異

忠義傳將為國犧牲之人的事蹟編為一傳,使之成為流傳後世的集體社會記憶,以達到教化人民效忠的目標。但是《史記》為私人著述,沒有官修正史那般的國家壓力。加以時代間隔久遠,因此二者雖有繼承的關係,但仍存在一些差異。《史記》雖然記載了一些忠臣義士的事蹟,可是司馬遷本人對此問題的看法,卻沒有具體明確的說明。由散見全書各處的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出大概的輪廓。同時也發現,與後世君主專制強迫人民為國君效死的思想相比,司馬遷的思想反而是更為超前且靈活的。


(
)對效忠對象的質疑

司馬遷由自身的悲慘遭遇體會到,即使臣子盡心為國,但主上若昏庸不明,這樣的盡忠就會是悲劇收場。以司馬遷自身為例,他與李陵並無深交,出言相救於己也沒有任何好處。但是他為了盡忠國家而說真話,卻反遭殘酷對待。這不禁讓他反思漢朝與漢帝的差別。因此在《史記》中,也就常見臣子盡忠,主上卻無情無義的記載。更何況,君主要求臣下盡忠,自己卻又對臣子不義,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史記》中也多有記述。如〈鄒陽傳〉幾乎無傳,通篇主體是鄒陽的一封闡述主上若不明,臣子就不忠的文章。如「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文中並舉商鞅、文種為例,二人忠心為主,結果竟是遭害。太史公最後對鄒陽的贊語是,「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可見他對於鄒陽的看法是贊同的。又如〈屈原賈生列傳〉云:「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還有〈范睢蔡澤列傳〉中,范睢也曾說:「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在在都反映出臣子效忠皇帝,而皇帝卻未必領情的悲哀。

《史記》載漢高祖斬丁公,其理由是「為項王臣不忠」,完全不顧其為漢取得天下所做的貢獻。忠或不忠,竟取決於人主一念之間。而〈李斯列傳〉也提到秦二世嚴刑峻法,以「殺人眾者為忠臣。也都反映出當時忠或不忠的解釋空間太大,憑君王的喜怒就可論定的荒謬之處。〈李斯列傳〉中,還記載了公子高欲全其家:故意求死,曰:「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二世聽了十分受用滿意,於是賜死厚葬,保全其家人。這真是對忠的最大諷刺,盡忠效死竟成了諂媚主上,為家人乞命的工具。

司馬遷本人對忠於國家的觀念很清楚,他雖忠於朝廷,但是對見事不明的皇帝不滿。司馬遷本人純粹出於愛國之心提出看法,卻反遭腐刑對待。以他自己來說,盡忠卻無善報,就是主上不明的結果。

()不贊成愚忠

司馬遷之後的朝代,對於道德教化的要求愈趨森嚴,列女傳漸漸都成了烈女傳,忠義傳也就都成了烈士傳了。可是司馬遷雖然贊成盡忠的行為,但是不贊成愚忠,也不認為盡忠就一定非死不可。雖然為了盡忠而奉獻一己之生命是可貴的情操,可是生命本身有其價值,如果可以將生命保留下來,發揮更大的功用,那比犧牲性命的意義更大。雖然他也重視留名後世,但如果能夠建功立業後再死,所留下的名聲不是更響亮嗎?

由《史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司馬遷重視生命本身的價值,多次強調要留下生命以完成更大的使命,有時其文字還會讓人有贊成報復的傾向。在《史記》中,經常可見司馬遷讚賞忍辱以成大業,或者忍辱以復仇的人物,這和他自身的遭遇當然也有絕對的關係。例如他對伍子胥保全性命以成功業,就給予極高評價。另外在〈季布欒布列傳贊〉中,司馬遷評論說:

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司馬遷在這裡明確指出,真正的賢者,要能夠「重其死」,事急時只會自殺,正說明此人無能。可見司馬遷雖強調愛國,強調留名,但卻不贊成無謂的犧牲。


(三)以身名俱全為上

司馬遷對於忠義的觀點,在〈范睢蔡澤列傳〉中有較多的闡述。司馬遷借應侯之口,認為商鞅、吳起、文種三人,「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雖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這是所謂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觀點。但是蔡澤卻認為,最值得讚頌的應該是功成名就者。不僅成就功業,又能保全自身。故曰:

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

司馬遷藉二人之口,明確表達了自己認為盡忠應該有好下場的觀念。試問若盡忠的結果都得去死,又如何能夠鼓勵臣民效忠呢?其實,忠義傳所表彰的,大都是死節之士。平心而論,和功成名就之人相比,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可說是失敗的。對一般人而言,令他們心嚮往之的也應該是那些成功成名的人物,而不會想要追求壯烈犧牲的人生,這本就是合乎人情事理的想法。

司馬遷重視現世的功業。但忠義傳的人物大都身首異處,死於非命,通常是兵敗國破者居多。這樣的傳記是為了教化目的而存在的,對司馬遷而言,他既要成一家之言,又讚賞功成名就之人,寫作原則又是「不虛美,不隱惡」,所以不會刻意去寫此類傳記。但也因此招來後代一些批評,如班彪批評司馬遷:「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金代王若虛也批評《史記》曰:「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幸、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誡,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於無謂矣,乃若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汙編錄而遷特記之乎?」

這都是對《史記》的誤解,史記並不是不重忠義觀念,只是將其打散在各傳中敘述。而且司馬遷也絕不是僅以成敗論英雄,對於大是大非仍然是十分堅持的。例如李斯位極人臣,為秦的統一大業以及國政推行立下莫大功勞。但為了貪戀個人權位,竟可出賣朋友,甚且出賣太子。此人滿口仁義道德,為阿二世之意,故意上書曰:「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又說「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他一直到死前,還說:「吾以忠死,宜矣。」更自比為關龍逢、比干、伍子胥,認為自己是「身死而所忠者非也。」司馬遷卻看得很清楚,對此人給予毫不留情的批評,曰:「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由此看來,司馬遷的忠義觀是毫不含糊,皦然可見的。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