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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23章

【编者按】王巨才:第一部《群山》,我十几年前就看过,当时印象很深,也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推介。《长河》和《浩海》,我是在《中国作家》杂志和《新民晚报》连载时看过一遍,印象很好。在我的总体感觉里面,这部100多万字的多卷体长篇作品,既是一部生动详细的人物传记,同时也是一幅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这三部厚重的作品,通过马文瑞为党和人民事业执著奋斗的感人事迹,特别是通过他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时时处处以老百姓的福祉为念这样一种高尚的情操品质,从中也折射出我们党数十年来带领全国人民在困难和挫折中胜利前进,不断开拓我们革命建设伟业的这样一个艰辛历程。“三部曲”很值得我们去阅读、反思。作者是以马文瑞同志的革命和工作经历为主线,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闫红彦、马明方等等这样一批西北革命领袖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再现了西北地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所以阅读过程中能够时时唤起我对那种火红年代的向往,也可以激发起人们对崇高理想、光彩人生的追求。我深感在传记文学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很难把握的。忽培元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清醒自觉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忽培元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也有多年的文学历练,写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和纪实文学,现在又执著于书画创作。有这样一些综合的历练和修养,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多丰富的、在艺术上更加成功的作品。个人建议的话,我觉得篇幅似乎太长,携带阅读不方便。再版时可适当集中、压缩得更精致一些,我想看的人会更多,社会反响也会更大。

——《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

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

第23章: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更是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他的这些论述,都是经验总结

初夏的秀延河是清澈静默的。水面上闪耀着晚霞的红光,把倒映在水中的瓦窑堡城墙和山影渲染得通红。有两个人在水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望着水中的景色沉默着。仔细看,城墙的倒影里有几个穿灰皮持枪的官兵头朝下脚朝上地晃动在水中,与那恬静的风景显得很不协调。

“要是没有这些‘刮民党’,咱陕北可是一块好地方。”马文瑞说。

身边的冯文江似乎没有听见,仍然凝神注视着静静的河水。水面上有一团白色的水沫傍着几朵柳花缓缓漂过来,漂过去了。水面复归于平静。两个人的影子又清晰地倒映在水面上。马文瑞这才注意到,表哥的头发长了,脸显得更加清瘦也更加苍白。长期紧张的工作加之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损害着他的健康。

两个人暂时谁也不说什么。夕阳在慢慢地沉落。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开始在远处的水面上升起。更远处,暮色开始由沟道里山脚下苍苍茫茫地漫溢过来,亮丽的景色开始有些模糊。革命者不会总是那样的乐观。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个人情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也许是英雄,能做到视死如归,临危不惧,那是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力量。但有时候,他们的感情也会像常人一样的脆弱,情绪也会突然变得伤感和低落,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多愁善感。斗争的征途,曲折而遥远。理念上,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可艰苦的现实斗争,又令人觉得那一天很遥远,很遥远。只有当意识到自己眼下所付出的一切牺牲,都是在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上垫了一掬土,一粒石子,他们偶尔出现的孤独困苦的心灵,才得到莫大的宽慰。

中共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冯文江,此刻的心境大约正是这样。刚刚组建不久的县委设在瓦窑堡第二高小。他的公开身分是高小教员。眼下,面对悄然流逝着的秀延河水,他的有些伤感也有些低落的情绪,影响了他同奉命前来报到的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马文瑞的这次谈话。他原打算利用这次散步的机会,把安定县特别是北区的情况详细介绍给文瑞。但当他走到河边时,最近一直困扰着他的胃疼又犯了,这突如其来的病痛,影响了他的心情。

“表哥,你是不是犯病了?我看你脸色不好。”

冯文江咬着牙,摇了摇头。文瑞发现,表兄不到30岁的人,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比起在张家岔扩大会上,面容也显得有些憔悴苍老。可以想见,他这些日子的工作和生活有多艰苦。在此之前,冯文江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需要找一个清静的环境很好调养一下。但斗争形势不允许他离开陕北。在这方面,他同一切坚定的革命者一样,一经投入了工作和斗争,就像一块煤投入炉火中,再也不由自主,只有炽烈地燃烧。

太阳沉落了。暮霭开始降临。面前的河水开始变得深沉而令人神秘莫测。文瑞轻声说:“我们回去吧。”

冯文江突然回过神来,慌忙笑着说:“我光顾自个儿发呆,把什么都忘了。”文瑞感到,平素的乐观和幽默感又回到了表兄的情绪中。他站起来,随手由地上捡起一块石片儿,用力向水面投去。沉沉的暮色里,石片儿像一艘快艇,打着漂儿从水面上划过去,无声无息地沉落在远处的水中,仿佛是把一时的痛苦和烦恼抛到了河水里。冯文江几乎是轻松愉快地问:“这次调你到安定来,有什么想法?”

文瑞不假思索地说:“能和你一起工作,我很高兴。”

冯文江说:“安定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年初谢子长奉命离开安定到甘肃、宁夏一带苏雨生的军队搞兵运工作去了。前不久,我党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被反动县长王干侯逼死了。我向特委提出要求派得力的干部来,就决定派你来了。北区目前情况不好,任广盛死后,人心很不安定,许多党团员思想有些动摇,反动势力也开始抬头。”

“我明天就到北区去。”文瑞迫不及待地说。

“先别急,在这儿先住几天,我有几本书,你可以看一看。”

这天晚上,冯文江很神秘地对马文瑞说:”特委最近传达一个重要文件,你既然碰上了,可以吃顿偏饭。”说着从炕席下面拿出一本用布包着的油印小册子。文瑞接过来,是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他立即在油灯下阅读起来。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读这本薄薄的书。毛泽东的文章,对于他有一种一时还说不大清的亲切的吸引力。他像当初在绥德四师阅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兴奋。他反复地阅读着其中有些令人着迷的章节。到后来,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 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读着这些论述,他深深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更是精明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他的这些精当的论述,无不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过读这本书,他了解了朱、毛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情况。他很兴奋地对冯文江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很适合咱们陕北的情况。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赶快向下传达?”

冯文江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目前也只能私下里传看,上面没有正式指示。据说也有人并不赞成这些经验。”

马文瑞感到疑惑不解。他还是认为那其中讲到的经验很宝贵,对于陕北当前的实际斗争有很强的指导性。他心想:“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陕北特委当前要能按照这本小册子来指导工作,肯定很快就能打开斗争局面。”但这句话他始终没有说出口。他是个慎重而又很守纪律的党员,组织上不明确的事,他不会轻易乱讲。

第二天,马文瑞离开瓦窑堡赴安定北区。

安定北区任家砭,是个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由瓦窑堡出发,涉过秀延河,沿河道东去十几里即是王家沟,由王家沟进去,翻过一架山,行走约四五里,便是任家砭。村里几十孔破破烂烂的土窑洞,散落在沟北向阳的半山坡上。村子的南面,有一道南北走向的拐沟。沟西边的山嘴子上,有座马王庙,这道沟也就随之称为马王庙沟。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所在的任家砭小学,就在村中正对着马王庙沟的三孔土窑洞里。新任区委书记马文瑞的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

那天晌午,马文瑞提着简单的行李一进这个四山环绕、异常安静的小山村,区委委员杨凤岐(教员)和赵福祥(农民)已经在学校等候多时。当他刚走到校院的坡下时,见一个剪着短帽盖、穿着学生装的女子带领着几个学生娃娃前来迎接。那女子大约十六七岁,性情开朗大方。她一边撒开一双大脚跑着,一边高兴地问:“是新来的马先生吗?”

马文瑞点了点头,站下来,有些异样地打量着这个很不入俗的女子。人家却不由分说,把他手中的行李接着提在手中,很恭敬地招呼他说:“马先生,咱们上去吧。”马文瑞随那女子走上窑院。宽敞的院子洒了清水,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头上挽着毛巾的农民正在清理扫下的浮土。杨凤岐介绍道:“这就是任广盛的哥,任丰盛。”文瑞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老人不说话,眼睛里立即聚满了泪水。随即,马先生被领进靠西边那孔窑里。地刚扫过,灶里烧着火,锅里的水已吱吱响着快滚了,炕上的毡被也都铺摆齐备。马文瑞被亲热地让到炕上坐下来,他突然觉得很温暖,有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

这一刻,那大脚女子很利索地安放好他的行李,又倒了一碗开水放在他面前的炕桌上,才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叫任志贞。”

马文瑞同任志贞握了握手,说:“噢,你就是那个当众质问得县长哑口无言的任志贞?”

任志贞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随即低下头,咬着牙说:“他们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还逼死了我的父亲!”说着眼圈红了,两道浓黑的眉毛像两把利剑飞扬起来,透出像男子一样的英武。文瑞突然想起了古代传说中那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当天晚上,马文瑞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区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杨凤岐、赵福祥外,还有就近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任志贞是前任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的女儿,原先也是任家砭小学的学生。任广盛牺牲后,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志贞家的生活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但由于经费异常困难,任志贞便主动停学,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任志贞看见,自从马文瑞来到任家砭,村子里原先因父亲的死而形成的沉闷不安的气氛开始改变着。她看出来了,这个年轻的马先生,除了教书,还喜欢到穷苦人家和光棍汉的窑里去串门。夜晚,她时常看见他盘腿稳稳地坐在庄稼人的土炕上,那和善亲切的面容与和风细雨般的谈话,像冬阳一样,温暖着身边每个人的心。他的周围,聚集着的穷人越来越多。人们像听说书、听唱曲儿、说古朝一样,很喜欢听这个年纪轻轻的马先生拉话。他虽然是个念书人,可说起话来和受苦人毫不生分,讲起大道理也很中听。新上任的区委书记,和他的前任任广盛一样,在任家砭的农民中间有了很高的威信。在任志贞的心目中,他也成了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值得尊敬的人。

任家砭小学马先生的小土窑里,见天黑夜,开始有了许多串门的农民。这人群里,自然也少不了任志贞和几个她们一起的好说笑、好脸红的女子。那一阵儿,党员的身分并不公开。但人们坐在他的身边,听他拉话,心里也知道他这个马先生是干什么的。因为人们在见到他之前,已经熟知谢子长和任广盛。人们看得出,这个年轻的,沉沉稳稳、文文雅雅的马先生,同老谢、老任一样,都是那号一心一意替穷人说话、为穷人谋事的人。这些看着老实巴交的农民,其实很灵醒。他们在马先生窑里串门,一见门里进来外村的或不认识的人,大家就立刻告辞。任志贞常常最后一个离开。文瑞注意到,当她走到门口,回首告别时,像一汪泉水般清澈的眼睛里,便有一种光亮闪动着。那大胆而深情的少女的目光,使年轻的区委书记有些不好意思。

当他们开会的时候,任丰盛这个不识字的忠实的农民总是自觉地承担起放风站哨的任务。黑暗中,他披着一领破旧的光板老羊皮袄,蹲在学校上面自家院子里的磨盘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他家那条忠实的大白狗,就卧在他的脚下。他的眼睛瞅着下面马先生窑里的灯光,耳朵却仄起来,听着周围的动静。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放出狗去,给开会的人通风报信。他的这件自觉承担起来的工作,在兄弟任广盛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年近半百的农民,虽然不在党,但他知道兄弟干的营生是为穷人好。他自小在山里受苦,没念过一天书,至今双手写不出个”八”字。可他眼明着哩,心也亮堂着哩。他知道那亮灯的窑里,是在偷悄悄商议穷人翻身、过好光景的大事情。那个窑窗上正说着话的人影影,他认得出是马先生。他,心里不止一次地估摸着,这人恐怕是来代替咱兄弟的。马先生来了这些日子,村里的人认出来了,这是个好人。世上的好人是走不完的。自己的好兄弟走了,眼下又来了这位马先生……黑暗中,淳朴憨厚的任丰盛就这么一个人盘算着。不知是由于天冷还是由于夜露潮湿,他不时地抬起衣衫抹一抹被水雾模糊了的眼睛。手中的烟火,像天上的一颗星星,和那窑里的灯光呼应着,一直闪烁到鸡叫天明。

马文瑞来到安定北区,像一股山泉无声无息地汇入了民众的溪流。他还一连召开了许多秘密会议——区委委员会、区委扩大会、各支部党员会。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迅速熟悉着新环境中的各种情况,熟悉着每一个同志,了解着各村的组织状况和群众基础以及敌对势力的情况。黑跃沟的黄光祥、苏家沟的薛树范、周家村的刘汉三、王家湾的高应祥……他新认识了不少的同志,了解到这些担任支部书记的同志,全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多数又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像冯家渠冯二那样的斗争积极分子。他们经受了大革命高潮及其失败的锻炼和考验,是一些坚定可靠的人。区委内部也作了分工:杨凤岐文化较高,负责宣传,并负责在学校秘密建立少年先锋队的工作。赵福祥在乡间人缘好,同各村贫雇农都很熟,人们见了他都开玩笑叫他”造不祥”,他也不犯恼,文瑞就请他负责做贫农团的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一度由于任广盛的死而消沉下来的北区党的工作,开始活跃起来。

秋收大忙时节,马文瑞见任志贞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利用星期天,带着学生帮着她家收谷子。这是大灾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谷穗子长得像猫尾巴一样沉甸甸地垂着。文瑞弯腰割着谷子,像干一切事情那样认真仔细。他高挽着袖子,不停地挥舞着镰刀,像一个熟练的庄稼把式,谷茬子割得很低,穗子捏得很齐,身后的谷把子,渐渐排了一溜儿。任志贞负责捆扎。她来到马先生身后,惊奇地说:“想不到先生做农活也是内行。”马文瑞直起腰,擦着汗说:“我出身在农家,小时候还拦过羊哩。后来出去念书,每当农忙都要跟着我的哥哥上山劳动。吆牛犁地,削谷子打场,都还能对付。”任志贞敬慕地说:“我看先生穿着长袍,站在讲台上文质彬彬地讲课,真想象不来,你还是个庄稼把式。”

文瑞说:“‘把式’我算不上。连你扎谷捆那么两下我还赶不上。我的父亲倒是一个真正的庄稼把式。他脾气虽古怪,可干起农活来样样精通,还有一套庄稼经,时常好讲给人听。”

任志贞听得有趣。两人边拉话,边干着手中的活。

附近劳动的农民,从未见过知书达礼的教书先生上山割庄稼,都跑来看稀罕。马文瑞乘机对大伙说:“谁家劳力不够,就说一声,我们学校帮忙。”农民们个个点头答应,随即就有人说:“马先生年轻轻,可是个好人。”“看着人家文文雅雅,其实和老谢、老任一样能文能武。”“好人”、”能文能武”,这是老实厚道的陕北农民,对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高评价。多少信赖和赞美的言辞,尽在其中包含着。

小歇儿的时候,大家坐在高高的山峁上,心情格外舒畅。劳动的欢乐,使人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社会的黑暗。望着漫山二洼的庄稼,文瑞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作为农家子弟,他很羡慕过那种和平安静的劳动生活——男耕女织,丰衣足食,恩恩爱爱。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让人民安安稳稳过日子。想到这里,文瑞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劳作的欢乐,使任志贞暂时忘记了失去父亲的悲痛,活泼开朗的天性,回到了少女的身上。她发现马先生沉思着坐在那里,便领着学生娃们唱起了 《农人歌》:

穿的粗布衣,

吃的家常饭,

手拿镰刀和锄头,

劳动在田间。

粮棉出咱手,

功德大无边……

这边歌声没落,那边一个老汉突然像比赛一样,唱起了古老的陕北道情。那粗犷悠扬中透看几分悲凉的歌声,在秋高气爽的山中回荡着。农民歌唱着劳动的欢乐,也诉说着生活的苦难。

冬天里,地净场光,进入了农闲季节。马文瑞提议在任家砭小学办起了冬学。以扫盲为名,其实是一个农村斗争积极分子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大多是各村“贫农团”的骨干。

冬学开课后,任家砭热闹起来。不光是扫盲识字,还进行军事操练和政治教育。这些对于山区的农民,是一桩新鲜事情。

每天清晨,太阳尚未出山,马文瑞亲自集合队伍跑步上操。起初,散漫惯了的农民对此很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大伙进步很快。哨音和口号声伴随着齐刷刷的脚步声在清晨宁静的山谷里回荡着。这奇特的声音,是拐山沟里人老几辈子从未听到过的。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立在畔上看热闹。任志贞干脆领着一伙少先队员们,排了队跟在队伍后边跑。操练的队伍顷刻壮大起来。人老几辈子,咱穷光蛋农民谁念过书,谁又跑过操?这可是石破天惊头一遭呀!连几里路外的景家坪、大王庙村的人都闻讯来看热闹。看的人觉得很新鲜,操练的人就走得更加认真。许多人还在腰间扎上一根带子,走起来抬头挺胸,神气活现,很有些军人的气派。区委的赵福祥上了岁数也坚持跟在队伍后面操练,常常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从前随任广盛(公开身分是国民党的区长)当过区丁,在县上集训过两回。有一次训练正步走,他自以为是内行,便毛遂自荐到队前示范,可惜也是不得要领,手脚摆动得有些机械。人们都学他的样子,逗得看热闹的人笑出了眼泪。文瑞纠正了他的动作,又亲自给大家示范了一遍。看了马先生的示范,赵福祥是心服口服,扭头向众人伸伸舌头、挤挤眼,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磕,顺手往后脖颈上的衣领里一插,随在队伍后边又操练起来。后来,马文瑞又给大家教了几首进步歌曲,每天早操,队伍集合起来就唱,歌声震撼了沉睡的群山。

六十多年后,当笔者来到任家砭采访时,有一个叫任忠贤的冬学学员,还完整地记得当时马文瑞亲自编写教唱过的一首《五卅惨案歌》:

天昏地暗江河变,

英日称强权;

悍然竟把洋枪开,

惨杀吾青年;

弹飞血如泉,

人死握空拳;

冤魂不瞑目,

此仇怎能消;

野蛮日本人,

野蛮英国佬!

同胞勿忘五月三十日

民国十四年;

上海工人逞英豪,

罢工誓死为同胞;

日本人,英国佬,

罪恶比天高;

同胞团结牢,

不怕枪和炮;

收回租界,齐心奋斗,

赶走帝国主义狗强盗!

可以想见,当初那些破衣烂衫的庄稼人,用拦羊的嗓门吼牛声合唱着这首激昂愤怒的歌曲,心中唤起的该是怎样的一种情绪?面对那群情激昂的情形,马文瑞心中别提有多兴奋。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谁说农民兄弟目光短浅,谁说农民兄弟自由散漫?

当他们接受了党的指引和革命的政治教育,就会变成一支具有远见,又能紧密团结的革命劲旅。年仅18岁却已经很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区党委书记,努力用工人阶级的无私斗争精神教育农民,启发着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他对于农民中间所蕴藏的这种宝贵的革命热情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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