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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庆标:“我是中国人”:20世纪香港华人传记中的民族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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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社团活动资助项目(批准号   21STB70)

“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活动”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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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

20世纪香港华人传记中的民族身份认同


文 / 梁庆标




香港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自晚清以来,它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才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它是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堡垒与庇护地,直接影响和深度介入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早在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随后来到香港就读,入中央书院、西医书院等,至1892年毕业,居港8年余。此时他正值青春岁月,结识了不少师友,如何启等人,关键是,这个时期“其革命思想孕育于香港”。此后他再赴檀香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1月返抵香港,与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建革命组织: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宣告成立,并公开宣布了反清宗旨。香港华人具有自觉民族身份意识的历史,可以说正从这时开始。

在这之后,香港日渐发达起来,成为中外贸易往来、交通集散、文化互溶的国际都会,同时,也是20世纪前期中国革命者、爱国知识分子积蓄力量、筹备革命或逃避战乱之地,当然也是后来呼风唤雨、声名显赫的政商界名人大亨发达之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从他们留存的个人自传或传记看,无论是短暂避居还是长久驻留,虽然身处不同境况,但许多香港华人都深切关怀中国的发展与命运,特别是在一个重大、紧要问题上思想一致,即面对民族身份认同时,都发出了共同的声音:“我是中国人”。


从现存的大量传记资料看,在晚清赴港定居的知识分子中,陈君葆的民族、国家意识最为典型。陈君葆(1898-1982)是香港著名教育家、学者,他出生于广东中山市,11岁到香港,入读香港大学,后曾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工作,最后长期任教于香港大学,并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等职务,与许地山同事。他有强烈的日记兴趣,其《陈君葆日记全集》日积月累,记录了20世纪30至80年代的香港教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事件与细节,手稿大小有100余册,约一千万字,文化价值丰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非常关注大陆的时局与发展,同时对保存、发展香港文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他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就非常关切日本侵略中国的现象,其日记大量记录了十九路军抗日的情况。当时他虽身在香港,但对国内情况非常关心,日记中不断有担忧中国的记述,如日军如何攻打闸北、国军如何溃退投降等,既深为不满,又忧心忡忡:“日人之残暴,乃一至于是!呜呼,中国乃有今日!”他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也见诸笔端,如蒋介石以为上海投降可以避免日军进兵,但陈君葆并不认同,所以发出哀叹,“呜呼,蒋介石!”果然,日军依然进兵闸北,与十九路军作战,但蒋介石并不给予支援,“老蒋又不给予新式军械,真令人气短。”这一时期,他还与叶剑英开始了交往,叶剑英自江门到香港,就与他畅谈国是。在1934年,他还曾计划与友人到广西垦殖,日记中依然对国家之命运遭际非常关切,并深怀痛楚:“放着垂死的民族不救,倒去做些不急之务,这怎样叫得是真正的男子!……我十年来处心积虑,实亦忘不了中国。”但国家羸弱,只能叹息奈何。他承认,自己正在从“盲信或倡导世界主义渐渐转回民族主义一方来”,并对资本主义持排斥与批判态度,还关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购买此书并开始阅读。

身在香港这一殖民社会,他显然对身处殖民统治之下的华人的屈辱状态甚为不满。香港民生学院院长杨士瑞是他的朋友,此人也很爱国,而且瞧不起某些香港人,陈君葆亦有同感:“他极其厌恶在这殖民地长大的华人,关于这点我极表同情。”不过他们对当时大陆的中国人也“怒其不争”,认为缺乏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物。在这种心境之下,陈君葆非常激动地记录了关于“梦遇梁启超”的情境,根源在于他对梁任公人格的尊崇和敬佩。他梦中的梁启超义正言辞地在批评某些人,甚至动手加以惩罚,最后有人就承认了“背叛”之过。作者指出,梁任公是他最敬仰的人物,其风格姿采卓然不凡,笔锋与情感都非常热烈,当然关键是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深。他甚至如此渲染了梁任公的外貌,将其与许多伟人对比,显得无比高大睿智:“他的额部高矗,完成一个像凯撒的头颅,使你一望而知为高智慧的人物,那头上部只是如墟的顶,使你会联想到孔仲尼的头顶,那头发是渐稀疏起来了。他的眉如两股剑一般横着,假使剑是有气的,那末这两道眉也可说是奇气四逸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陈君葆日记基本上都是对中日战争及时局态度的记录,追踪战事的发展,个人生活方面的记录大大减少,国家之安危决定了个人之命运。日记大量记录了战时的遭遇,如遭日军关押的经历,香港沦陷时的境况,物价飞涨、飞机轰炸等惨状。战争导致百姓饱受摧残,商人则大发其财,如胡文虎出售陈米,“米已作黄色腐烂,煮成饭带酸味几不可食,并且买米的秩序不佳,竟有因争而致撕破衣服者。”对这种欺凌百姓行为,作者深感愤慨。这时,他开始投入精力抢救文物、古籍等,存放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另一方面,他也记载了何香凝、茅盾、廖承志等在港的抗日活动。比如在一次演讲中他见到了廖承志,印象中廖承志在讲英文,不过有些羞涩,其姐廖梦醒则更长于交际。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拜读了《申报》(1938年10月)上毛泽东的《论现阶段》一文,信心大增,思想的沉闷灰暗顿时扫除,“突然为之开朗”,对抗战的胜利产生了极大信心。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战争中的巨大影响力和鼓动性。

抗战胜利后,他追踪战争中被日本人抢走的各类珍贵书籍,为保护中国文物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使日本盗去的中央图书馆111箱书籍完璧归赵。他还记述了柳亚子、郭沫若、茅盾等人在香港的活动,不久他们都纷纷北上,走向了新中国。可见陈君葆与左派进步人士关系非常密切,这也体现在他对有关国共关系的记载中。如内战时期的1947年12月,他在一次茶话会上见到了柳亚子,柳慷慨激昂地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本来是要廖仲恺做校长,“后来本以军事学识一点改委蒋介石,这是他继着用了陈竞存后铸成第二错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陈君葆认为这番话非常有史料价值。可见,在国共战争之中,陈君葆越来越倾向于中共方面,日记中也多次记载了毛泽东(而且不断尊称为毛润之先生)的讲话,他都表示了钦佩之情。特别是对抗战结束之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进行谈判之勇气表达了敬佩:“毛泽东当时到重庆去,我确实为他担心!后来他飞回了延安我才觉舒适一点,心里一块大石头才放下一般。毛泽东的胆识,真叫人不能不佩服。”他对毛泽东的钦佩正好对应了对蒋介石的讥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他非常兴奋,写下了《新中国诞生后的双十纪念》;他还告诉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香港大学也放假3天。

究其根源,在陈君葆看来,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港人并不愿意以华侨自居,更愿意做中国人,这充分显示了这一代港人对中国的强烈认同:“香港虽割让地,但在岛上居的中国人也不应称华侨,因为香港密迩内地,终究是中国的一部分,隔离不掉的,在这里的中国人远不像住在南洋一带美洲各处的中国人,谁曾以华侨自视呢?”这句话正可以作为他自己民族身份认同意识的典型写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并未隔断陈君葆对中国大陆的关怀与认同。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他在日记中继续坚持对大陆时局与发展的关注。比如在1950年,根据其日记的记录,港英政府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约束学生集会等活动,陈君葆对此表示不满;而对于中共进军西藏,陈君葆则认为非常必要。到了1951年,他支持、鼓励儿子陈文达参军报国,认为儿子终于找到了为民族、国家也为某种主义服务的机会了:“他真不愧为一个现代的青年,好些年来我总抱着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成全他的志愿。”更有意思的是,1951年新年之初,他在家里屋顶上挂起了五星红旗,而且选中了东南角,似乎别有深意,也非常激动:“下午出门时在街上回望屋顶的五星红旗在风中飘荡招展,感到莫可名状的快乐。”这年7月,他还组织了港大学生回大陆参观,并撰写长文,介绍新中国。可以理解的是,爱国情怀的背后是他曾经遭受过洋人的轻蔑与羞辱,他回忆了以前英国人在香港如何趾高气昂、盛气凌人:“他们过惯了压迫者的生活,甚至当着中国大使招待他们的当儿,也不把中国的一切放在眼里,这使我和地山先生都气愤不过。”而如今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使他倍感自豪。因此,他同港英政府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交涉、交锋。如在1958年,他同教育界人士一起反对不合理的教育新例;支持船坞工人争取合法权益;谴责香港教育司干涉爱国学校悬挂国旗等,态度都非常鲜明。这是他在香港一直从事的斗争。

同时,日记也较多表达了他对国家领袖的敬仰思念之情。如1954年日记记载:“在《大公报》上读到《毛主席在兵舰上和水兵的谈话》,真的我也很受感动了,他那一派慈祥和蔼的态度怎不教中华儿女们感动得要下泪呢!”1966年10月15日,据其日记记载,他竟然梦到了心仪、佩服的毛泽东,二人谈论了国际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朋友的琐事等等。后来,他竟然又多次梦到了毛泽东,且对此都有记录。可见,此时他对毛泽东思想极为钦佩:“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世界性、国际性的,说他是个National leader的气质,已是局限着他的思想了。”不仅如此,1957年的新年第一条日记(1月2日)也非常有意思,记录的是他梦见周恩来总理之事。梦中,他非常关切周恩来的健康问题,希望总理能够休息,表达了对总理辛劳的钦敬之情。

到了1976年,几位领袖相继去世,他的日记不免充满悲凉之感:他先后记录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的情况,以及香港人的反应及活动。在1月9日,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他悲痛之至:“听来消息,不觉数为泪下。细想:只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他的几个朋友也是如此,如费彝民、王宽诚、李子诵等都做了怀念报告,“老费和老李两人说话时均哭得泪人一般,殆为人格精神所感动,以此益见周总理的伟大受到人们爱戴。”这年11月19日,他还一个晚上三次梦见周恩来,并记录了下来。到1982年4月21日,在日记最后一册中,他又记录了梦到周恩来之事,并慨然道:“天未亮时得一梦,梦见周恩来,久不梦见周公了。”可见国家领导人物的形象已经深入其灵魂深处。1976年7月7日,也记录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朱德委员长昨日下午三时在北京逝世。”到了9月毛泽东去世的噩耗来临,他表达了非常深切的悼念之情:“惊闻毛主席于今晨凌晨十二时许病逝。一代哲人,中国伟大的导师溘然长逝,不禁悲从中来,为之泪如雨下。”

总体看来,陈君葆的日记突出呈现了一位港人对中国大陆时局与人物的密切关注,其中有理性认知也有热情想象,主旨在于对大陆发展的关切及强烈的爱国情怀,表现了对中国身份的深切认同。


谈到香港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提许地山,多部传记对其生平有所记述。他晚年在香港度过(自1935年至1941年去世),任职于香港大学,担任中文学院主任,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从经历看,他一直与海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地山出生于台湾,曾学习、工作、游历世界各地。1913年他到过缅甸,任“仰光中华学校”、“共知学校”的教师,约3年。1917年到1920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担任了文学院主任周作人的助教。1922年左右,许地山在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申请到了留学奖学金,赴美、英留学。1922年他先到了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入哲学系,修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1923年获得硕士学位。1924年他转往牛津大学印度学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佛学、印度哲学等。正是在伦敦,他结识了老舍,成为好友,并鼓励老舍进行写作,还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寄给郑振铎,使其得以在《小说月报》发表。

许地山乐于助人,不仅帮助过老舍,他还依靠自己在香港的地位与影响力帮助了很多国人,甚至在政治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地山死后,陈寅恪写下了一副挽联: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这幅挽联极富情感,深情备至,因此在追悼会上大家认为,“陈寅恪的一对挽联,内容最是亲切。”这首挽联背后其实充满故事,原来在香港时,许地山一家曾经给予陈寅恪一家以莫大帮助。那是“七七事变”之后,陈寅恪全家避难香港,但工作没有着落,生活困窘,于是给许地山打了一个电话,许地山当晚便去探望了陈寅恪。当时,许地山见陈寅恪的小女儿正在发烧,便将另外两个大点的孩子接回了家中,避免传染。这就是“乱离相寄托,娇女寄庑”的来历。而“病妻求药”则指的是许地山一家救助陈寅恪之妻唐女士的事情。之后,陈寅恪受聘将赴牛津大学任教,但因战事而无法出行,生活非常困难,又是许地山出手相助,由香港大学聘任陈寅恪为哲学教授,得以渡过难关。由此可知,陈寅恪对许地山是充满感激之情的,挽联也足见其真情,难免为众人称赞。

许地山待人热情,还有很多例子。他在香港立足之后,他的家就像一个根据地,接待并帮助了许多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值得铭记。如1940年左右,中国地下工作者、《大公报》记者、女作家杨刚就经常住在许家;邹韬奋也常来许家落脚,在许地山一家的帮助下,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梁漱溟到香港筹办“中国民主同盟”的《光明报》,孤身一人,也被许地山延请到家中,盛情款待;徐悲鸿到香港办画展,为抗日募捐,许地山也提供了很大帮助。郑振铎还谈到身处香港的许地山对保存中国古籍的贡献。抗战时期,郑振铎为国家买了一批善本书,但是在上海不安全,便想保存到香港,其他人都不敢接受,但许地山二话不说答应了,这批3000多本元明善本书都寄到了港大图书馆。虽然后来日本人攻陷香港后将书抢走,但在战败之后又被追回,这批无价之宝得以保存,许地山确实做出了贡献。

这些都还算是比较简单,有好的性情和仁厚的人格,基本就可以完成。但许地山的工作远非这么轻易。当时,在港大文教之争的背后,还有着国共之争。国共势力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在香港得以发展,如国民党一方的“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以贸易公司“荣记行”为掩饰,成立了以吴铁城、陈策、陈其尤为主的支部办公室,以《国民日报》为思想阵地,文化人物包括王云五、温源宁、叶恭绰、胡春冰等;中共一方,“中共南方局”以贸易公司“粤华公司”为招牌,主持人是廖承志,文艺界组织是“中华文协香港分会”,包括茅盾、乔冠华、夏衍、楼适夷、杨刚、冯亦代、徐迟、袁水拍、叶君健(马耳)、杨奇、黄药眠、萨空了、林焕平、叶灵凤等。而许地山则在中间做协调的作用,力促双方能团结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由此可见,许地山身在香港,但心系大陆,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等于保存了一块政治缓冲地带,可以起到调节政治冲突的效果,非常紧要,如果没有内在的民族认同与家国意识,这是很难做到的。

与陈君葆、许地山类似,摄影师陈复礼虽然身在香港,但是对大陆也极为关切,并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联。1916年他生于广东潮安,后学习摄影,1955年移居香港,成为了著名摄影家,多次到大陆采风拍摄,并开办展览,被称为“香港摄影大师”。《陈复礼传》所突出的便是这位传主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关切:一方面,他饱经沧桑,经历了抗日战争等国家灾难,大难不死;另一方面,虽然他身在海外,但通过摄影艺术来呈现国家精神和祖国风光,与大陆保持了紧密地联系。传记中有一个细节,充分说明他是身在海外的爱国典型。传记写道,20世纪50年代海外华侨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即将孩子送往大陆上“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东南亚的华侨把送子女回国求学叫‘上釉’,意思是在国外出生的子女不过是一个‘胚胎’,只有回国受教育,上一层中华民族的‘釉’,才是一个中国人,才能成器。”陈复礼就是如此,在50年代就将3个孩子送到了广东读书,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由此通过家族的方式得以传承。

香港电影演员狄娜通过自传《从母到友》以回忆的方式呈现了其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与大陆的关系。狄娜原名梁帼馨,原为演员,后来做电视主持人,1970年代息影,转而从事中美建交、中西方贸易等,2005年后又开始了主持事业,如主持了《百年中国》《大国崛起》等电视节目。《从母到友》这部自传比较独特,它讲述的其实是一对母女的关系,可以视为作为母亲的狄娜专门写给年轻女儿的关于60、70年代生活经历的记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的强烈认同是自传的焦点。

在自传中,狄娜从自己的婚礼讲起,叙述了女儿从出生到20多岁的成长经历,其中也介绍了自己不成功的婚姻乃至离婚的过程,将作为单身母亲的自己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历与奋斗贯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从香港回到大陆,并且打算定居大陆,投身于火热的“革命”生活之中。在叙述中,她对“文革”并未表现出惊恐,并不认为有多少不合理乃至疯狂之处,“我只看见我身边的战友和造反派都是讲道理的”,在长沙学习的时候,也被同志们的革命热情所激动,因为她看到许多男同志在寒冬到毛泽东洗澡的井边用冷水淋浴,而她穿着狐皮大衣还瑟瑟发抖。而未到大陆定居时,她就每天给女儿读《光明日报》上“红小兵”的故事,或者是《人民日报》上的“英雄事迹”,让她多了解祖国。可见狄娜的爱国意识是何等强烈。与此同时,她在香港被视为“亲共”者,影响了其生意,导致了最后的破产,但她甘愿携带女儿一起,“回国做两颗螺丝钉”。也就是说,狄娜是在向女儿阐述她的成长背景,又通过自己的经历与事业,将个人生存和国家民族的处境结合了起来,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贯穿始终。

显而易见,与陈复礼类似,狄娜对中国大陆也有着火热的感情,特别是作为一位母亲,她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时刻不忘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对中国有着深刻的认同,以此教导孩子的国家意识,或者说给孩子上“釉”、使其真正成“器”。比如她就告诫自己在瑞士读书的女儿,“要用中文写信,不要忘记我们中国的文化”。她不断向孩子讲述“红小兵”的战斗与革命精神,雷锋的感人形象,以及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希望她能到北京读大学,然后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不让外国人再歧视中国等等。无疑,她的孩子深受影响,产生了很强烈的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感,她写信给母亲希望能接自己回去,还提到了对所在国家青年心理状态的不满,信中说道:“这里的人从来不谈国家、人民、社会,只知道她们自己的事,扮靓、玩乐……”由此可见,狄娜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孩子展开了爱国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与身份认同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爱国知识分子之外,一些香港富豪名人其实也并非仅仅知道赚钱发财,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具有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立场非常明确。如船王包玉刚,他在生涯早期就与中共之间有着秘密的关系。当时他在湖南的银行工作,却不知道他的朋友、也是曾经在银行的同事、老板卢绪章就是地下党员,就这样暗中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在不知不觉中,已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是此后他与中共关系亲密的一个根由。可以说,包玉刚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卢绪章(他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在1948年力劝包玉刚到香港发展,希望他能够发财成功,正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报效国家。到了1964年,卢绪章在香港又见到了包玉刚,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中国政府的外贸部副部长,他又直言不讳地对包玉刚说:“钱要赚,国还是要爱。”这深得包玉刚的赞同,他坦诚地说,虽然自己已是英国籍,但总是在想用适当的办法来为中国的繁荣做贡献。

从包玉刚的孩子包陪庆的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包玉刚对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系留学的包陪庆计划与来自奥地利的男友结婚,包玉刚就此写信说:“尽管我们加入了英国籍,但我们永远是中国人,总是要为中国做些事情的。……中国总有一天会开放的,做中国人,应该回去帮助中国发展。”可见,虽然国籍发生了变化,但是包玉刚依然坚定自己的民族身份,这是血脉之源,因此他并不赞同女儿嫁给外国人。而且在政治立场上,包玉刚认同中国大陆政府的唯一性,他一直将香港视为中国的领土,台湾也是一样,他曾对自己的女儿说,他不愿意帮助英国政府来管理香港人,是因为他要帮助真正的中国政府:“我是中国人,只会帮一个政府,咱们的中国政府。……连台湾的政府也不是我们正当的中国政府。你爸爸是从不会和台湾做生意打交道的。”

晚年的包玉刚则具有浓郁的“落叶归根”意识与家国情怀。特别在66岁的时候,他被查出了癌症,因此回乡探视的念头更加强烈了,并终于在1984年得以归乡祭祖。此后,他对家乡进行了大量捐助,如捐资兴建宁波大学,以回报养育之恩。这其中,他的妻舅、共产党员卢绪章的联络之功实不可没,正是他的形象和影响使得包玉刚“对掌权后的中共向无恶感”,也促成了他与邓小平的会见,以及以后的大陆投资事业。其实,包玉刚一开始并未以香港为家,也对固定资产投资心怀担忧,反而认为茫茫大海更为安全,因为可以四处走动,“不怕政治影响”,所以集中于海上运输贸易,长期做“船王”。但是80年代之后便真正以香港为家了,他弃船登岸,进行了转型和大量投资。对于这种爱港爱国的国家意识,包玉刚多次有过表达,即对国家发展的寄托与渴望,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付出努力,不能因为国家的穷困、落后等将其抛弃:“来了香港,以此为家,就不能想着要走,到底是自家的社会,自家的国家呀。社会不好吗,使它变好;国家穷吗,使它富强。”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推重。这也影响了当年他对“九七”回归的期盼,与一些跑路离港的香港人不同,包玉刚则是满怀期待而非担忧或恐惧,他坚定地说:“我是不会走的,九七之后,还要亲眼看看,香港是怎么个模样?”

同样,虽然一度与台湾方面关系密切,但不容否认的是,董浩云人生的重要方面是保持对祖国大陆的长期关注与情感,即使1949年奔赴香港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大陆,但是内心仍有一种强烈的“中国情结”,私人日记中对此的记述更可见其内心世界。如每次听友人“谈大陆事,为之神往”(1962年12月1日),他心中也常常有再次回归的意识,“几时得重睹大陆新貌?”(1972年8月21日),等等。而且,他对中国人这一身份非常坚定,虽然有加入欧美等国家国籍的机会,但他都没有更改。其实早在1949年,当面对日本人被美军歧视处境的时候,他也体现了自己的国家情怀。当时他乘坐盟军的火车到东京,并尽力帮助一位日本朋友搭乘此车(当时卧车是严禁日本人搭乘的),这时候,董浩云就想到了日本人当初侵华时对中国人的歧视与迫害,“感到报应不爽,且尚感不足,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也。”1949年7月4日美国国庆,美军在日本皇宫前举行了纪念仪式,非常隆重,澳洲等国都有军队参加,但中华民国政府则没有占领军,这殊令董浩云感到非常“难过”。1950年日记中写道,他在乘船到日本的时候,发现头等舱竟没有华人,因此就为华人在国际上的处境而忧虑,为国家的前途而担忧。他的长子,后来担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也是如此,他凭借努力获得了中外各方的信任,虽然有机会,但没有申请外国护照,一直是以中国人身份自居。他还大力发展与大陆方面的业务,对大陆充满信心,连他的公司“东方海外”的布置装饰都是突出东方风格。因此说,他本人虽然在其他方面西化,“但在骨子里却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由此可见,在晚清以来的发展历程中,虽然香港屡经风云、起伏跌宕,20世纪以来的香港人不断被置于各种风口浪尖和矛盾选择的处境,特别是在民族与国家认同问题上不断经受考验,但令人欣喜的是,以上述传主为代表的大部分港人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家国情怀与远见卓识,始终将自己与中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以各种方式关切和推动中国的发展,体现了身为中国人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从而成为了香港社会良性、稳定发展的支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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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一:1932—1940),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4页、5页、71页、29页、245页、428页、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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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三:1950—1956),59页、75页、312页

5.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卷四:1957—1961),579页、131页

6.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卷六:1967—1971),230页。

7.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七:1972—1982),278页、594页、313页、332页。

8.余思牧:《作家许地山》,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58页。郑振铎在《悼许地山先生》(发表于1947年的《文艺复兴》)中提到许地山的健谈,他和老舍都曾在伦敦,互相熟悉,相谈甚欢:“老舍和他都是健谈的。他们俩曾经站在伦敦的街头,谈个三四个钟点,把别的约会都忘掉。”见卢伟銮编,《许地山卷》,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1990年,146页。

9.卢伟銮编:《许地山卷》,9页。

10.余思牧:《作家许地山》,266页。

11.王盛:《缀网人生:许地山传》,香港:书作坊出版社,2006年,148-149页。

12.卢伟銮编:《许地山卷》,146页。

13.余思牧:《作家许地山》,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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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狄娜:《从母到友》,香港:天原文化企划,2009年,160页。

16.狄娜:《从母到友》,162-164页。

17.狄娜:《从母到友》,236页、240页。

18.包陪庆:《包玉刚·我的爸爸》,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年,164页、37页、104页。

19.文希:《香港巨富风云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94年,175页、177页、192页、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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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郑会欣主编:《董浩云日记》(上),27页。

22.张翠容:《特区首长此中寻》,香港:百乐门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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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庆标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兼职研究员,《现代传记研究》(CSSCI)编委。主要从事传记学、英国文学研究,近著有《角力:传记的生命剧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批评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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