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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研究拓展学术新领域
来源:中国传记文学会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李 玉 网址:http://www.zgzjwx.com
      20世纪后期以来,传记研究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域,呈现为全球性研究热潮。“传记”这一文类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与文学和历史的区别,因此用“写作”而非“创作”来指称传记形成的过程。这种理念构成了传记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世界传记研究的趋向。“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传记总是一种个人、文化和制度性资源的耦合。传记既是一种人生书写,也是一种人生解读,一种被讲述和解释的人生。”美国爱默生学院教授默里·施瓦茨曾这样表示。
  我国传记研究与作品数量不相称
  现在,中国传记作品已进入一个高峰期,传记出版量逐年增长,据统计已达每年约1万种,远超长篇小说数量。此外,不少西方传记在中国翻译出版,一些现代和后现代的传记理念、写作方法也为中国传记家所使用。但受访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传记研究仍较落后,特别是专业传记研究者和评论家太少,这与传记作品的数量极不相称。
  “这一状况是历史造成的,长期以来传记被认为是历史学或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独立部门,很少出现专门的传记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主任杨正润说,到了现代,大学里没有以传记为对象的专业,研究者大都来自外国文学或中国文学学科,传记理论著作屈指可数。传记写作不同于小说写作,传记与小说的研究、评论也都不能混为一谈,当前传记专业人才缺乏成为制约传记水平提高的重要障碍。
  据了解,国内外传记学界正在纠正这一情况: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剑桥大学已经设立了传记专业,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或访问学者;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采用变通的办法,在“创意写作”的名义下培养传记写作和研究人才;而在中国,一些大学已经联合建议开办“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班,其中包括培养传记专业人才。
  传记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人的形象也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各国传记家纷纷以现代中国人物为传主进行传记写作。杨正润表示,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认识自己、了解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认识一个民族及社会。中国现代人物的传记不仅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世界各地,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保存有中国现代人物的大量资料,包括正式传记、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游记、口述史等,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可以丰富和补充中国现代史的内容,勘正其中的讹误。
  “传记研究可以是微观的、传主的、文本的,也可以是宏观的、综合的、文化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佳林认为,随着现代传记观念的拓展,收集整理数量繁多且形态各异的传记素材,将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当前,借助计算机技术整理传记数据、开展传记研究,正日渐成为学术界的新追求。由杨正润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始于2012年,其中,正在建设的“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多语种全文数据库”已收集到1876人的4467种传记信息,其目标是建成一个包含中、英、法、德、俄、日6种语言文本的数据库。
  杨正润认为,传记体现了对微观的、个体的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人物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有着重要价值。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研究也能够丰富传记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内容,有助于开辟新的学术领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3日第6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