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文学门外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和平条件下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不是其他方面的竞争。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非洲一些国家，早早就独立了，但它缺乏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所以至今贫穷落后乃至挨打受气。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当时已经被打的一贫如洗，但是那块土地上出过马克思，也出过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思想家，这个民族善于对自身进行反思，结果靠着他们的文化力，如今又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靠我们更近的日本，它也是战败国，虽缺乏德国民族的那种反思精神，但它有那种武士道精神，也是一种文化力，所以今天它也进入了世界强国行列。反正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要高度重视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中，地位越来越重要。

      名人传记文学是干什么的？我以为，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学。它把人摆在第一位，而且还在人前面，加上了“名”，是“名人”，不是一般的庸人。 为何要给名人作传?因为人．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我们的本。一位名人．就带出了一部历史，其间孕育着丰富的人类知识，这是第一个层次。更高的层次，人带出了历史，历史不仅蕴含知识，又放射出智慧，智慧是比知识更高级的东西。知识可以靠一辈子积累，而智慧则是冒火花的，是闪光的，智慧常常是在一定的机遇条件和环境当中发生思维碰撞后产生的，是哲学层面的带规律性的东西。
     哲学是根本，是人类的思维智慧的科学。我们的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同志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学哲学用哲学》，一本叫《辩证法随谈》。我还读过一本《陈云传》。陈云同志生前，经常倡导学哲学。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也反反复复地倡导学哲学。陈云同志是辩证法大师。四保临江的时候，他身体就很差了．很虚弱啊!结果他老人家活了九十多岁。他告诉薄一波同志：我送你两句话：“少干才能多干，多干就是少干”。你看，其间的辩证法多精辟!这和鲁迅先生当年讲的“赶快干”是两个大智慧家从两个人生角度冒出来的智慧火花。鲁迅是当时的国情、民族的现状以及他的责任心迫使着他要赶快拼命干，他宁肯干死少活而不愿意活着不干。我们的陈云同志活了九十一岁，他的影响长久地作用于现实，也实现了真正的多干。这都是名人传记文学给我们的教益，所以，我佩服名人传记文学作家。他们懂得以人为本，他们能够从名人的人生历史里面发现人生智慧、发现人生哲理。名人有着丰厚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人生感悟。这些东西是营养整个民族的，是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在我们诸般文艺样式里，要提高名人传记文学的地位．要看重名人传记文学，在提升全民族精神素质和人格品位中的独特作用。

     勿庸讳言，我们今天的人文生态环境确实不尽如人意。我斗胆说一句：我们对时尚流行文化的宽容乃至放纵，远胜于对优秀文化传统和创新文化的扶持，对“超女”、“小沈阳”文化的吹捧，远胜于对名人传记文学的扶持。不久前我参加两个活动当监审，一个是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热热闹闹，赞助商赞助了两千多万，于是所有的评委都可以有好饭吃，还可以有劳务费。到了国粹，即全国京剧大奖赛，赞助商只有一家，赞助了一百二十万．中央电视台赔了七八百万。所有的评委连劳务费都没有。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一定要有“文化自学”的眼光，着意于久远，反对急功近利。包括各种评奖，我参加过很多。最时髦的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利于自觉提升文化实力，因为把文化的作用看成是“搭台”，那文化不明明白白只是配角嘛！人家唱戏，你是搭台的，但是这被认为很正常。还有名为“文化”实为化“文”的，他说是“文化”，实际把“文”都化掉了。还有是热热闹闹装点“政绩”的。真真切切地为了民族修养的提高，为了民族的精神建设，扎扎实实地从事着先进文化建设活动的也有，但恐怕不能说很多。我看还是要实事求是才好。
     今天，河南在打中原文化这张牌。任何一个地区必须要有自己文化优势，高高举起我们地方的、别省没有的文化优势，你才可能走向成功，而全国也才能百花齐放。我上周去了云南。云南现在的文化搞的生机勃勃。云南独特的自然景观，山清水秀。四季如春，其他地方没有。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同志主张把它调动起来，配置起来。第二条，边陲之地的云南有二十六个民族，拥有的民族资源其他地方没有。丹增同志下决心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交融结合，构成一种民族电影电视创作最好的资源。
     不要小看民族资源，刚才王老师说诗歌。咱们说，一个民族的艺术怎么发展起来的？诗歌艺术很明显。鲁迅先生说得很清楚，诗就写到唐，就到了顶峰了，要超过它很难。它有代表性人物。一说就想起杜甫，想起杜甫就想起现实主义了，因为它很厚重，像青铜器。但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李白。毛泽东就更喜欢“三李”，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白。想起李白，人们就想起了唐三彩。为什么？李白的诗歌色彩丰富，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人性光辉很多，一会儿“少年心事当拿云”，“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会讲起情感、人性，他又“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这不得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李白出生在碎叶，据郭老他们考证，碎叶在吉尔基斯坦，在那个地方，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少年时他就到了四川江油，受到了蜀文化的影响。李白是将汉文化同多种西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作用于一体，加以交融整合以后，才把诗歌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今天也是如此。比如，叶老师从《胡乔木》写到《陈伯达》……这些都很了不起。一个民族在各个领域里面思维的最高成果，集中体现在这个领域里面杰出的伟人和名人上。这不是唯心史观，恰恰正是唯物史观，因为名人乃人民养育的，它集中了人民的思维成果。所以，研究好、写好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从一个最高明的角度宽写好了这个民族的思维、这个民族的理论。

     正因为如此，对传记文学家自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要求我们真正掌握辩证思维，注重提升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养。石楠老师写张恨水好写吗？有那么多争议！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下运行惯了。讲文艺吧，过去说从属于政治。“文艺从属于政治”，毛泽东在1942年讲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了最重要地位。但在和平时代坚持这个又发现不对了。政治错了，你去从属，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吗?政治对了，你去简单地从属，也不对，会给那些不懂艺术规律的领导对创作横加干涉制造理论依据。所以小平同志的结论是：“弊多利少，不要用了。”但由于我们长期二元对立，过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吃了苦头；现在又走极端，变成了不从属于政治从属于经济，用利益方式取代审美方式，于是乎媚俗之风难挡，先进文化建设就遇到了困难。当然，更不好的是中间搭了一个桥，将文艺从属于政治换了一个字，变成了文艺从属于政绩。政治有时还是大众的，政绩却常常与个人的仕途联系起来。
     传记文学里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对张恨水，过去很简单化地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就把人家打倒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几乎不讲他，一讲就批判。但是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张恨水抬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将。那应该怎么样呢?传记文学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名人、我们的先人，应该是坚持唯物史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全面地汲取营养。这才是一个民族明智发达的标志。

     我甚至于觉得，一个人要健康成长，不能缺少名人传记的营养。我现在主张大学生应该读名人传记，因为这最能够集中对人学的思考。一个月前，北京大学专门研究哲学、研究人学的几位前辈学者指出：尤其是文艺领域里关于人学的研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很难得，有这么多传记文学作家、传记文学工作者，大家在一起都从人的层面、名人的历史的层面深入到人类的智慧学、人类哲学的层面，集思广益，努力使传记文学为调整、整合当今的人文生态环境贡献力量，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在一个健康的文明的生态环境当中可持续地发展前进。
     柏拉图说得好：一个民族过度的快感将对心智造成损伤。尤其是到了读图时代、音像时代的时候，片面地强调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和快感，将同时带来这个民族整体性的精神痛感的衰减、反思能力的衰减。这是为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京剧大奖赛时。一位主持人说：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观众喜欢就是好猫。经济上可以这样说。精神上就不能这样说．小平同志是讲经济建设。黑猫白猫观众喜欢就是好猫，那你还搞什么京剧大奖赛，天天搞“超级女声”就行了，是不是?这样说还有是非吗?人之为人，乃是因为人是一种高级的理性情感动物，有需要坚守的精神家园。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在用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同时，必不可少地要以审美的方式去把握世界，以净化人类的灵魂。所以，我要对为净化人类的灵魂、为完善人类精神家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传记文学家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