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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 | 从柏林电影节看德国应对新冠措施 参加者讲述亲身经历

旅德华人黄雨欣久居柏林,作为海外文学作家及德国《华商报》作者,她常年关注并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记者新闻发布会,观看各国参选电影作品。今年柏林电影节正值中国新冠疫情爆发的严峻时刻。柏林电影节主办方并没有因此而取消电影节,黄雨欣也如往年一样照常参加了为期十天的电影节活动。


在这样一个来自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来宾参加的大型国际活动上,就德国主办方作了哪些防疫准备,黄雨欣做了哪些个人防护措施,以及柏林突然出现的感染病例情况,记者采访了黄雨欣女士,现将采访内容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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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雨欣女士



记者:黄雨欣女士您好!阅读过您在德国《华商报》上发表的有关本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报道,想请您谈谈疫情下柏林电影节活动上的防护情况。


黄雨欣:2月19日到电影节报到第一天,我就注意到本届电影节的组织管理工作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是记者信息中心从柏林大剧院的主会场底层大厅,改到了旁边另一座办公大楼里,而且要穿过空荡荡的电影交流部采访大厅。乘电梯上二楼,电梯还不能自己操作,一定要等专人来输密码。当天记者们对这一颇为不便的管理制度还纷纷表示出质疑和不解。


其次,增加路障严格阻碍影迷和明星的直接接触。也就是说,往年影迷们围绕着走红毯的明星欢呼合影索取签名这道风景被取消了,代之的是专为影迷们搭建了一个能够遥遥观看红毯的看台。进门前需要安检并验明正身,每个放映厅卫生间的洗手盆都配有大量的消毒液,卫生间的墙上贴着宣传漫画,强调勤洗手,不要用手触碰面部以及咳嗽打喷嚏的正确遮挡方式。这一切都说明了德国卫生防疫部门的务实态度。德国对待这类突发事件一贯的作风是外松内紧,看似不经意,实则已不动声色地在防患中时时警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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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空荡荡的信息交流大厅


柏林电影节就像一个透明的窗口,从中不仅仅能观察到最新潮的文化动态,更能近距离感受到德国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法规以及媒体的公开态度。我想,大部分德国民众面对冠状病毒的凶猛来袭,之所以还能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坦然笃定,主要原因就是高透明度的信息,以及政府部门敞亮摆在桌面上的明确态度。哪怕错了,诚恳道歉,然后再面向公众,公开讨论个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能够让大家不惊慌不猜疑,遇到困境,和政府一起,踏踏实实地面对。

记者:想问问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期间,您个人做了哪些防御准备?


黄雨欣:有些朋友们对我如期参加柏林电影节颇为不解,以为我是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其实不然,每年在电影节正式开始前近一个多月,柏林当地记者都会收到预热阶段的邀请函。


实际上,我从一月份起就几乎每天到波茨坦广场索尼中心的电影展览馆放映大厅“上班”了。每天我的背包里都备着消毒液和消毒纸巾,到电影院报到后就拣人少的地方落座,用消毒纸巾把两旁的扶手、眼镜、手机仔细消毒。回家进门前换下外衣和鞋子,马上喷洒消毒液、洗热水澡。

     

这次特殊时期的电影节,我又为自己增加了防护环节,先找我的家庭医生咨询,在他的建议下注射了流感病毒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这两种疫苗虽然并不针对“冠状病毒”,但它们的初期症状相似,关键时刻能够在第一时间排除相似病情尽快确诊。


每年流感爆发期,德国卫生部门都建议60岁以上和患有基础病以及高风险职业者如医护人员和记者等及时注射流感疫苗,今年又添加了肺炎球菌和百日咳疫苗。我认为德国在尚未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采用的预防并发症的排除法,能够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值得提倡。


此外,我还特意找出光面料防雨材质羽绒大衣作为隔离服,看电影时也不脱下来,长围巾里面再加个厚脖套,在地铁高峰时和陌生人不能保持2米的距离时就往上一拉,遮住嘴巴鼻子。虽然不能完全隔离病毒,但至少能阻挡一些空气中的可疑物质,避免了戴口罩引起误会遭白眼的尴尬。


好在德国人不习惯在公共场合聚众谈笑,地铁里大家都很安静,无形中大大降低了飞沫传染的风险。我穿着及膝大皮靴,从脚下彻底隔离病毒,回家后消毒液喷洒靴面和鞋底。不管阳光多充足,帽子都不离头,最大程度减少病毒吸附在头发上。不留指甲勤洗手,避免用手触碰脸和脸上的任何部位。开关门尽量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胳膊肘使劲,咳嗽打喷嚏时及时用肘弯遮挡等等。

我从电影节回来就自觉“自我隔离”,不见任何朋友,甚至和家人都尽量保持安全距离。但并不意味着我就禁足不出门,我几乎每天都去森林、湖边或田野。反正那里就我一个人。

记者:在电影节的各种活动上,作为中国人您是否能感觉受到歧视?或异样?


黄雨欣:实话说,真没有。电影节刚开始的几天,德国媒体关于疫情的主要话题还是围绕着中国,给人的感觉“新冠病毒”似乎只存在于遥远的中国。德国普通民众该进酒吧进酒吧,该乘地铁乘地铁,该看电影看电影。


很多德国人对病毒还都不以为然。从柏林电影节上我也能亲身感受到德国记者们的宽厚包容。他们对中国同行一如既往地不冷不热,既不惧怕也不躲闪。从他们对新冠病毒的谈论中,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强制性措施还是挺佩服的。


这些西方记者有自己的理性分析和判断,既然武汉都封城了,既然中国控制得那么严格,就说明来参加电影节的中国记者们都是安全的。


但是,意大利疫情爆发后,他们却不淡定了,只要听到有说意大利语的,就会引起不小的紧张。长着意大利脸孔女记者的几声咳嗽,足以驱散身边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毕竟意大利疫情就发生在身边,当时大家对意大利政府采取什么措施还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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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期间随身携带的消毒用品

记者:关于防疫戴不戴口罩,中国人与德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人相信戴口罩才是最安全的防御措施。但您参加电影节活动也没带口罩。您怎么看待戴口罩这个问题?


黄雨欣:2月26日德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出意大利疫情的严重性,而意大利又是德国人欧洲境内度假的首选地。国内的亲友们看到我发表的电影节即时报道后,都关切又担心地问我:“为什么德国人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你为什么不戴口罩?”


在是否戴口罩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德国卫生部门还是普通民众的态度与中国截然相反。德国卫生部门并不提倡大家戴口罩,其观点是,市面上卖的普通口罩并不能有效地起到防病毒的作用,只有N95级别的专业口罩才能防病毒。


正是因为能够隔离很细微的颗粒,所以那种口罩戴上去就很气闷,很难受,当然也很贵,而且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总带着。


健康人戴上它正常呼吸20分钟就湿了,呼出的湿气就会从鼻子上边往上钻,眼睛就会痒。尤其戴眼镜者,很快镜片就会模糊,此时如果用手去揉眼睛去擦镜片,五官被皮肤感染上病毒细菌的风险反而要比不戴口罩更大。


从这点看,很多人戴口罩的作用似乎是心理安慰效果更大于防毒。如果认为口罩就是预防病毒的万能标配,未免片面。

记者:那么你觉得普通人是不是应该购买N95高级别专业口罩呢?


黄雨欣:当武汉发生了新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并迅速感染全国各地后,医用防护物资出现了紧急短缺情况。


我们旅德华人华侨得知消息,立刻心急如焚地在德国各地争相采购口罩及其他医用防护物资,并通过各种方式运往中国。到后来德国口罩已经奇缺断货,根本再也买不到。以德国目前的情况,我个人不觉得非要戴N95专业口罩不可,这部分专业口罩应该优先满足医院的需求,因为医护人员才是每天近距离接触病毒感染风险大的人群。


德国人认为,只有患传染病的人短期出门必须戴口罩,目的是不让自身的病毒细菌扩散,而这类人是不应该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我见过德国戴口罩的人都是在救护车里或医院急诊室的传染病人。德国人环保意识很强,而传染病人不到公共场所里播散病毒,也是环保内容之一。所以,我们从小提倡的“带病坚持工作”在德国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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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主会场的明星访谈单间


记者:除了戴不戴口罩外,您还觉得有哪些防御措施对普通人更重要?


黄雨欣:我觉得,德国人不带口罩的另一个原因是和中国不一样的的国情。在柏林市政府2月29日发布的防疫通知里有11条预防病毒的建议,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勤通风勤洗手、避免握手等身体接触、打喷嚏和咳嗽不要用手遮挡而是用肘弯遮挡等常识性建议外,重要的一条是和有感染的人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这个距离在德国不难实现。

记者:您觉得今年初中国暴发SARS-CoV-2疫情以来,对您或旅德华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黄雨欣:中国暴发疫情对柏林华人的影响非常大,在德国,柏林是和中国经济和文化往来最活跃的城市,我本人就担任着好几个社团的文化顾问,平时经常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发来邀请。


疫情爆发后,从一月份到现在,这些活动都取消了,我供职的中国文化中心对外汉语教学课这学期也暂停了。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华人餐饮业、商品批发业以及服务行业。


东轩中心是柏林最大的亚洲商品批发城,我学生家长告诉我,她的批发店目前的交易量只是过去平常时候的四分之一。但影响中餐馆生意的竟然不仅是客人减少,还有大米脱销。中国很多地方的隔离所导致的滞工停产,以及国际物流货运的停止,致使中国大米等货运出不来,直接影响了中餐馆的生意。

记者:您所居住的柏林近日也发现了感染病例,您能为读者详细介绍一下情况吗?


黄雨欣:柏林在几天前还属于安全区,这两天陆续发现了六例,随着健康防疫部门密切跟踪随访,也许还会有新的病例陆续被发现。


第一例是米特区一名22岁的年轻男子,由于其父母参加狂欢节庆典后来柏林探望过他,父母并无症状。父母离开柏林后,该男子因头痛就医确诊后,马上被隔离,现在他的父母和父母周遭接触过的人也在隔离观察中,父母现在已经确诊没有被感染。


第二例是柏林东部马灿区腓特烈港Emanuel-Lasker-Schule学校的一名教师。他和其他6名老师近期曾带领74名学生到意大利南蒂罗尔(South Tyrol)参加班级集体滑雪旅行。这名教师回到柏林出现了症状后及时联系了医务人员,并被测试为冠状病毒阳性。现在必须对参加集体旅行的其他80位联系人进行测试。在结果公布之前,学校保持关闭状态。这是柏林第一所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关闭的公立学校。


此外,据卫生行政部门称,在米特区还有一名妇女也感染了冠状病毒。根据目前的信息,后两名患者与米特区那位22岁的患者并无关系,倒是后发现的一名患者是他的同事。


这位年轻人和其他三位感染者继续在CharitéVirchow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两名轻症患者在家隔离。为避免病毒在家庭医生诊所扩散,Virchow专业诊所已建立单独的联系点。同时,柏林的邻州勃兰登堡也设有第二家测试实验室。从以上几例感染者的经历看来,如果自身排除了接触主要传染源,在这个基础上随时关注疫情发展和控制情况,注意自我防护,就不必恐慌。

记者:对德国近来快速出现的新病毒感染情况,让有些华人感到很紧张,并对德国不同于中国的疫情措施表示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黄雨欣:我对德国政府抗疫情的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大多数传统的德国人并不喜欢扎堆集中居住在大城市,而是分散居住于各地小城市,小村镇。而且即使是在大城市,居住区也鲜有密集的高楼大厦群,建筑间隔较为开阔,绿植很多。


而且德国人不用空调,这也大大减少了封闭空间因空调循环造成的交叉感染。还有很多人上班或出行方式以开私家车为主,街上行人也远不像亚洲国家那样密集。


据德国卫生部门的说法,人和人之间相隔1.5米就是防范病毒的安全距离,健康人和病人相隔2米就不需要戴口罩。

记者:本来德国一直让华人觉得是全球疫情暴发中的“安全岛”,但近来突然从中国及意大利等地传入的病毒感染迅速暴发,华人开始感觉惊慌,微信群甚至有人在讨论要不要逃回中国避疫?对此您怎么看?


黄雨欣:一些旅德同胞只看到德国发病的数字就开始恐慌,甚至还有人要躲到国内去。这点上,我建议他们先了解一下这些发病数字是怎么来的?这些人是如何发病的?发病后都去了哪里?


然后再深入了解一下德国的医疗体系,一旦中招,会受到什么样的医护待遇。从目前公布的情况看,德国近期发病的人主要是有意大利旅游史和参加当地狂欢节经历的。


另外,再从科技水平来看。德国除了是世界顶级汽车制造大国外,还是全球医疗机械制造业的领头羊。每年一度的杜塞尔多夫国际医疗器械展是世界行业内最新科技标杆。德国制造的医疗器械在国际市场上标准最高,其心脏起搏器、透析机和核磁共振成像仪以及CT、内窥镜、透析机等等高端医学设备一直把持高端市场。


再从德国医患比例来看,据统计,德国的医生和人口的比例是千分之四点二一,也就是说,每一千个普通居民里就有4.21名专业医生,位居于世界前列,远高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千分之二左右。


而中国虽然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医生,怎奈人口基数实在太大,平均下来是千分之1.79。也就是每千名人口中能满足需要的医生不足两名。此时因为恐慌盲目回国,不但一路上有高危传染源的可能性,更给这场抗疫战争中已经拼尽全力的祖国带来病毒回流的高风险。回国后如果确认是感染者,岂不是和国内同胞手足争夺有限的医疗资源?


总之,人类同属于地球村,面对共同的灾难,唯有同舟共济,互相体谅、互相成全,地球无恙,人类才安康。

记者:谢谢您接受华商报采访!希望您所介绍的公开的信息,理性的心态及个人的合理防护举措,会为读者带来帮助。


注:本文版权属于德国《华商报》,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