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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传记文学创作——立天地之心  传民族之魂

作者:全展

新中国70年传记文学创作


立天地之心   传民族之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文学园地百花盛开,姹紫嫣红。传记文学以其文献性、传奇性、艺术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而独具魅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伴随着新中国70年的风雨鸡鸣和沧桑记忆,传记文学在承传与变异、认同与超越、写人与造神、歌颂与批判的两难选择中,上下求索,多方参照,几度坎坷,几度辉煌,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终以多元开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文学的大潮之中。赵白生在其《传记文学理论》里说得好:“传记文学,魅力四射。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是独一无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文学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集中体现。“立天地之心,传民族之魂”,传记文学对弘扬民族精神功莫大焉。70年来的中国传记文学在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发着葳蕤光泽,成就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最美华章,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传记文化的重要遗产。



文体勃兴 蔚为大国

考传记文学这种体裁,无论中外,都古已有之。不过,最初是属于史学家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一般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史记》的出现,早于西方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它为史学与文学的交融开辟了广阔前途,在我国史学史上,同时也在文学史上,增添了一幅空前宏伟的历史人物画卷。受欧美传记文学的影响,我国的传记文学至20世纪三十年代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这方面,梁启超、胡适两位先生功勋卓著。前者重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造民族性格,后者极力倡导与创作传记文学,“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加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巴金、朱东润等著名作家学者的创作、翻译、理论研究,使得传记文学这一古老的文体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像梁启超的《王荆公传》、胡适的《四十自述》、鲁迅的《朝花夕拾》、郭沫若的《沫若自传》、郁达夫的《达夫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巴金的《俄罗斯十女杰》、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等,或为杰出人物塑像,为时代中的“这一个”树碑立传,或为自我叙事,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这些都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影响深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开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文史兼备、“诗”“真”合一的文体,传记文学的创作更是进入了黄金时代。它所达到的成就,就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展现中华儿女鲜活的人的身影、人的魅力与人性特质,以及艺术形式、艺术方法与文体创新等方面,无疑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据专家统计,1949年至1983年三十四年里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胡平《传记与历史》)进入1990年代,传记文学更以每年1000部的数量激增。连不写传记文学的作家陈建功也感慨系之:“我以为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创作的确面临着一些还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而相比之下,作为跨越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文体,传记文学则正充分显示着它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显现出比其它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憧憬传记的“黄金时代”》)。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每年出版的各种形式的长篇传记大约在6000-10000部之间,与“文学王者”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大体相当。真可谓文体勃兴,蔚为大国,难怪中外学者惊呼:“21世纪是传记文学的世纪”(赵白生语),传记是“文学体裁中一个新的超级大国”(霍尔罗伊德语)

悄然勃兴的传记文学,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虽说传记文学热潮的背后还潜伏着许多无须掩饰的危机与隐忧,但传记文学以其70年来的发展实绩证实了它对文学审美领域的卓越贡献。传记文学高原的出现,确与实力雄厚、风格各异、个性鲜明的一支庞大的作家创作/理论研究队伍息息相关。

这支队伍中,既有20世纪40年代就已从事创作的老作家,如朱东润和刘白羽,又有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青年和老年传记文学作家。其中,写领袖、将帅、领导人传记的有权延赤、郭晨、何晓鲁、铁竹伟、董保存、范硕、忽培元、孙琴安、吴东峰、朱洪、陈晋、钟兆云、孔东梅等;写英雄传记的有张俊彪、王忠瑜、陈广生、殷云岭、赵长安、修来荣、卓昕、赵俊清、陈明福等;写文学家、学者传记的有周汝昌、乐黛云、钱理群、桑逢康、林贤治、王观泉、肖凤、宋益乔、戴光中、傅光明、钟桂松、沈卫威、丁言昭、韩石山、王一心、郭久麟、孙宜学、曹尧德、毕宝魁、陈丹晨、陈为人、房向东、孙郁、陆建华、邓加荣等;写艺术家传的有石楠、倪振良、姜金城、解波、朱晴、李玲玲等;写科学家、教育家传的有吴崇其、顾迈南、郭兆甄、祁淑英、魏根发、张维、侯艺兵、刘海军等;写企业家传的有王慧章、夏萍、陈清宇、黄瑞等;写反派人物传的有徐铸成、王泰栋、薛家柱、赖云青等。有的作家以写得多而杂闻名,如叶永烈、王朝柱、陈廷一、徐光荣、赵云声;有的作家则以擅长某一传记题材而引人注目,如写文化名人著称的李辉、张昌华,写晚清传记、末代系列的“当代第一人”贾英华,写海外政坛风云人物见长的解力夫、张永和,写中外名人画传备受青睐的师永刚。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编辑家、报告文学家也兴致勃勃地加盟传记文学创作队伍,如柯岩、徐刚、马烽、王蒙、刘心武、冯骥才、彭荆风、贾平凹、叶文玲、韩少功、魏巍、陈丹燕、苏叔阳、王维玲、何建明、王蓬、张雅文等,极大地提升了传记文学的文学品位。不仅如此,由于传记文学本身具有的诸多特点,它还吸引了社会上各行各业许许多多的人士从事传记文学的业余写作,或写自传,或写它传,给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带来勃勃生机。

传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1)、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和国际传记文学学会(1999)的相继成立、强力引领和合力推进分不开。加上浙江师范大学传记文学研究中心(1993)、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1998)、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2012)等学术机构的建立,在传记文学体制化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更加提升了中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写作水准和学术质量。上述学术团体机构,深感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活动,成功举办了近50次学术研讨会,包括国际学术研讨会10次。其中,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和北大世界传记研究中心,跟国内约二十所高校合作,共同举办了26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把传记文学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赵白生教授,不仅担任2001年英美同时出版的两大卷共1090页的《传记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s)的顾问并撰写部分词条,而且多次组织中国传记作家和学者代表团赴欧美澳洲参会,发出中国声音以影响世界。20年来,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已在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塞浦路斯、巴西等国举办了十多届年会,成为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学术组织。此外,海外传记研究名家名著与文学思潮的翻译引进与传播,极大拓展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其镜鉴意义不言自明。杨正润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立项和顺利实施,取得了丰硕成果。1994年创刊的《传记文学通讯》,2013年创刊的《现代传记研究》,以全球化视野、现代性眼光、前沿性话题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记诗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深入建构。

经过改革开放41年的发展,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界涌现出了朱东润、韩兆琦、陈兰村、杨正润、寒山碧、赵白生、俞樟华、张新科、全展等三代研究重镇,以及一批思想新锐活跃、研究实力强劲的中生代、新生代理论批评家。他们以其100余部的研究著作、4000余篇的研究论文,共同构建了传记文学勃兴与发展靓丽的风景线。


培根铸魂 记史雕像


传记文学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人文精神的文体。新中国70年来的传记文学,承续了五四以来“新民”与“启蒙”的优良传统,用优秀作品塑造立体的精神雕像,在培根铸魂方面功不可没。

“十七年”时期,革命英雄传记大行其道,包括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丁洪等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韩希梁的《黄继光》、陈广生等的《雷锋的故事》,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还有共和国成立初第一部集体创作的、规模宏大的《志愿军英雄传》。这些传记作品尽情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或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

革命回忆录这种新兴的史传文学,在“十七年”亦得到了蓬勃发展。《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这两套大型丛书,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忆录。其它如陶承的《我的一家》、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等一批优秀中长篇传记作品,也都传诵一时,深受欢迎。

“文革”十年,传记文学的发展受挫,但仍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潜在写作”。朱东润的《李方舟传》和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八九十年代的“怀人”与“思痛”两大传记主题开了先声。

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旷世伟业,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与用武之地。1980年代,传记文学的复苏与振兴有目共睹。领袖将帅及其它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成批涌现,包括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苏叔阳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及铁竹伟讴歌陈毅元帅的《霜重色愈浓》、点点写父亲罗瑞卿的《非凡的年代》、张俊彪再现刘志丹的《血与火》等。

文学家、艺术家传记群星闪耀。出现了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肖凤的《冰心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石楠的《张玉良传》、倪振良的《赵丹传》。科学家传记如吴崇其/邓加荣的《林巧稚》,学者传记如杨建业的《马寅初传》,以及泰栋/罗岩的蒋介石传、叶永烈的“四人帮”传,极大地丰富了传记文学的传主类型,拓展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

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名人传记自然成为非虚构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体裁。90年代至新世纪,传记文学热点不断,高潮迭起,真正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多元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人写,一个作家写作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

领袖将帅传记成为“领衔主演”。或选取传主的早年/晚年的政治生涯,再现一代伟人为寻求真理锲而不舍,为实现理想奋进不息的生命轨迹,如庞瑞垠的《早年周恩来》、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或截取传主政治生涯的某一中段聚焦,再现传主所经历的时间激变的风雨云烟,如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张步真的《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或叙写领袖的日常私生活,以文学-人学的目光,透视传主包括爱情、婚姻、家庭在内的多元生态,如纪学的《朱德与康克清》、孔东梅的《翻开我家老影集》。

企业家传记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人们不再忌讳有人扣“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左”的帽子,于是,《中国大资本家传》《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等丛书应运而生,桑逢康的《荣氏家族》、王慧章的《王光英传》、夏萍的《曾宪梓传》结伴而至。对努力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与商界成功人士同时保持高频率“出镜”率的是一拨又一拨科学家的联袂亮相。1990年代末的《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与新世纪初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丛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相映成趣,让人们走近科学家的同时,充分领略了科学家迷人的风采。“863”高技术科学家、新时代科学家也成为新的文学传主,如徐光荣的《科技帅才蒋新松》、聂冷/庄志霞的《绿色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类传记以呼唤国家意识的复苏与重构,弘扬科学家精神,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

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在内的文化名人传记长盛不衰。吴福辉的《沙汀传》、钱理群的《周作人传》、董健的《田汉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王增如/李向东的《丁玲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等,描述了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家园巨变、时代的颠沛流离中人生的抉择、心灵的探求与时代命运的关联。王鲁湘/李兆忠的《大山之子:画家张仃》、史中兴的《贺绿汀传》、翟墨的《圆了彩虹:吴冠中传》、刘彦君的《梅兰芳传》,力图走进历史的深处,感受艺术家多姿多彩的人生。

名人自传的“火爆”与平民传记的兴盛,是90年代以来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明星自传的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有所不同,文化名人自传确有后来居上之势。王蒙的《王蒙自传》、冯骥才的“自传四部曲”、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童庆炳的《旧梦与远山》、柳鸣九的《回顾自省录》等作家学者自传,叙述个人身世,鲜活地映现时代变迁的历史,以其思想的高度、人性的深度、文化精神的广度而深受受众喜爱。平民传记作为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深入生活的底层、中国的民间去寻找当代中国的生命力,为小人物树碑立传,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如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刻画出一个富于人性、智慧、尊严和个性的平民任众形象;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再现了姚姚这个普通女子的凄婉故事;李崇安的《牵手一家人》,表达出底层民众坚韧的生命力与生存智慧;刘红庆的《向天而歌》,叙写了一群默默穿行在崇山峻岭间的盲艺人的故事。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新趋势的有力推动下,21世纪中国的传记文学不断鼎新与拓展,挺起时代的文学脊梁,出现一些新走向。概括说来,以下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铭记:

对改革元勋功臣的深切怀念,为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史立传。新世纪以来,有关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谷牧、万里、任仲夷、项南等改革元勋功臣,各自都有一部或数部传记,留下一个个澎湃着变革图强时代高音的鲜活生命。程中原/夏杏珍的《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聚焦动乱中孕育的改革,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政治智慧、斗争艺术、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通过叙述胡耀邦冲破“两个凡是”、圈点平冤案、跋涉新长征、勤政中南海、推进“全面改革”等重大事件中的言论行为,特别是人物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胆识,展现了人物的磊落品格和丰功伟绩。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截取任仲夷执政南粤、敢为人先的一段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再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真实可信的改革先驱形象。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集束立传,以中国故事提供一种让人仰望的精神价值。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目前已出版70部。它把再现历史、艺术探索和中国精神的构建三者密切结合,既让文化先贤深入寻常百姓家,又使之成为与世界对话的中国文化符号。王充闾的《逍遥游·庄子传》、杜书瀛的《戏看人间·李渔传》、周汝昌的《泣血红楼·曹雪芹传》、李洁非的《天崩地解·黄宗羲传》、马瑞芳的《幻由人生·蒲松龄传》、缪俊杰的《梦摘彩云·刘勰传》、董乃斌的《锦瑟哀弦·李商隐传》、陈歆耕的《剑魂萧韵·龚自珍传》、陈漱渝的《搏击暗夜·鲁迅传》、李斌的《女神之光·郭沫若传》等,成为新时代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


反思历史 镜鉴未来

新中国传记文学中的反思意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个民族的历史反思而走向自觉并逐步强化的。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兴起了“文化寻根”热,不仅在人文科学的学术领域,而且在艺术创作领域,都涌现出了一股反思历史、反思文化的思潮。人们翻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力求重评历史人物,以寻求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世纪之交作为特定时间段,自然具有回顾与前瞻两种含义。传记文学此时当仁不让承担起了反思历史、镜鉴未来的历史重任。诚如学者李洁非所言,“在小说草草撤出历史反思这块领地以后,是传记文学从这里站立起来,使文学的重要和基本功能得以延续,而它取得的进展,也已超越当年的‘反思文学’。”(《传记文学的勃兴》)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传记作品大致沿着两大主题方向深化:一是对于领袖人物与执政掌权关系的反思,大抵表现为政治理性;二是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反思,大抵表现为文化理性。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中国共产党在它创建以来的98年间,有伟大的功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犯过严重的错误。许多传记作者包括领袖的亲属子女,都将视野投向中共成为执政党以来的历史时期,聚焦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回顾党和国家所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其间既有胜利的辉煌,又有惨痛的教训。传记作品反

思的是过去,思索的却是现在,更是为了镜鉴未来。

张步真的《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截取了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政治/经济风起云涌、变幻反复这一历史时期。作品回顾审视那段饥馑、多难的历史岁月,再现了领袖和百姓们在那一时期的真实命运状态。它给我们留下了两个镜面,一个是刘少奇湖南44天调查研究反映了三年苦日子民不聊生的镜面,一个是刘少奇作为伟大人民公仆的镜面,让人感受到刘少奇为国为民、直面现实、渴望真话、敢讲真话并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人格魅力。作品引导人们反思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刘少奇这位在党内有显要地位和历史功绩的领袖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什么在“文革”初期一夜间就被所谓政治运动打倒,沦为“罪人”,含冤蒙辱达10多年之久?

真正以传记的形式对“文革”进行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和犀利深刻的历史反思的,首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精辟地指出:“‘文革’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戒为鉴的重要历史教训。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国家之损失、党之损失、人民之损失巨大而惨痛,但是,它的谬误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警示,却是极其重要的。”传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等,都作了生动的记叙。传中邓小平身处逆境仍殚精竭虑地探索着富国强民之路,告诉了人们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的党可能还不会轻易地从迷雾中走出,可能还不会痛下改革的决心,可能还要在另一种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长的道路。

还有很多作品反思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它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知识分子背负的十字架是最为沉重的,他们成了建国后前30年历次极“左”运动的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这一恶谥,对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的戕害和心理的阉割,不仅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责任,而且也使一些知识分子从精神上自动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对于这段历史的追寻与探索,相关的传记作品令人目不暇接。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胡风、周扬、沈从文、夏衍、田汉、冯雪峰、傅雷、钱锺书、陈寅恪、邵燕祥等鼎鼎大名的作家、学者纷纷入传,少则数本,多则可达数十本。这些风雨中的雕像,正好促使人们去反思那一时代的悲剧。

传记文学对知识分子命运反思有着重要认识价值的,尤以《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和《百年人生系列丛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格外引人注目。前者通过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20世纪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下一个世纪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后者通过一批基本与20世纪同行、在当今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老人回溯自己人生经历的形式,反映百年历史中我们民族艰难行进的轨迹,描述个人生活与时代不可须臾而分的关系,记录中国知识分子迷误与觉醒的心路历程。无论是前一系列中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还是后一系列中的《思痛录》、《又见昨天》、《昨夜西风凋碧树》,都包含了两代人的精神对话。这种精神对话,正是现代传记写作所追求的史诗境界。

作为当代文学中最为敏感而活跃的文体之一,传记文学也严重地受制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它曾经高扬时代精神,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人物的个性与人性内涵一度成为创作的盲点和禁区;“文革”十年,反映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写作停滞了;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趋向多元,传记文学开始闪动鲜活的人的身影,注重传主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日益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忧患和惊喜同在。我们期待更多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立传,讲好精彩中国故事,写出传记文学的高峰之作。



(原载《文艺报》201911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