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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著作盘点

作者:全展

            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著作盘点                                                                 

全   展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摘要】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年出版传记文学著作7部:《司马光传记文学学术文论选》,《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现代传记研究(第12辑)》,《作者的回归: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研究》,《“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这些著作大多具有开拓性,可圈可点,令人耳目一新。本文对以上著作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顺序予以盘点,主要谈成绩,也适当指出不足。

【关键词】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著作


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新中国庆生,广大传记文学写作者奋发有为,书写出众多精彩华章,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传记文学研究者为传记文学的良好发展形势深受鼓舞,为持续推进我国传记文学更好地从“高原”走向“高峰”久久为功。我们欣喜地看到,2019年的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动态、新景观、新视角和新力量。全年发表论文、评论400余篇,出版研究著作7部。无论是学术专著的论题开拓,还是论文、评论的持续创新,都有一些作品让人眼前一亮,令人耳目一新。本文着重盘点2019年的传记文学研究著作。

2019年出版传记文学著作7部。这7部著作依出版先后顺序依次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司马光传记文学学术文论选》,邱江宁、唐云芝等著《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杨正润主编《现代传记研究(第12辑)》,蔡志全著《作者的回归: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研究》,孟晖著《“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俞樟华、陈含英编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张立群著《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

《司马光传记文学学术文论选》,[1]源于2014年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运城学院协办的司马光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这是海内外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将《资治通鉴》与传记研究联系起来的学术研讨会,探讨了《资治通鉴》及司马光传记写作的诸多话题。2019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成这本论文集,知古鉴今,在知识和思想、艺术和传播方面得到了极好的统一,真正是适逢其时,功莫大焉。

全书不仅收入了这次研讨会发表的主要论文,还收入了十几篇海峡两岸学者近些年来发表的在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研究方面有建树、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述评,共计43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司马光传记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少量面向大众读者的导读文章,如著名学者张大可的《<资治通鉴>导读》,具有非常好的普及性和典型性。更多的则是专业学术论文,特别突出的是张国刚、李昌宪、詹杭伦、邵耀成、张元、杨正润等海内外知名专家对《资治通鉴》所作的学术层面的思考,诸如《<资治通鉴>为何无可替代》、《司马光和戎思想述评》、《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传记》、《<资治通鉴>在走向现代化史学中的得和失》、《<资治通鉴>中的人物书写》、《<资治通鉴>的传记学价值》等,保证了其权威性。论文集集中呈现了论者有关司马光人物述评、《资治通鉴》研析、司马光生平史料考订、传记文学写作的启示等核心命题,充分揭示了司马光的政治哲学及《资治通鉴》文本背后的一些重要信息。论者认为,《资治通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之一,身处发展与改革的当今时代,司马光传记写作应始终贯彻明得失、知兴替的人文精神。其价值意义,诚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王丽所言:“开展对司马光传记文学的学术研究,对于总结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对于整理前人治学育人的优秀成果,对于探寻民族复兴、民富国强的客观规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

《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3]系邱江宁教授带领她的四位研究生王培培、宋启凤、唐云芝、江梦佳合力攻关共同完成。邱江宁所写“绪论元朝的特性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创作的维度”,高屋建瓴,举纲张目,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论者围绕元朝的特性作哲学文化的深度分析,着力从政治经济、军事武功、思想文化、文学思潮、宗教信仰甚至民俗风情等多个层面,综合展示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所属时代的复杂多元特性,相对宏观地呈现出馆阁文人群体作为一个时代创作的重要参与者与引领者,在传记主题内容、书写态度、表现意识、创造手法上的多维突破,为理解馆阁文人传记提供了新视界。在总论的基础上,本书精心选取元代中期四位馆阁大家的传记创作进行分论——王恽传记、虞集传记、欧阳玄传记、黄溍传记的个案探析。四位年轻学子细心爬梳文献,翻查史籍,将整理与研究结合,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不仅较深入探究了馆阁代表作家的创作理念、传主择选、人物群像、传记笔法,而且蹊径独辟,从较高层次阐释了馆阁代表作家的大历史观,从不同侧面窥见元代馆阁传记创作的历史贡献和丰富内蕴。此外,唐云芝撰写的“四家传记传主简介”作为是书“附录”,亦使得论著文本更为完善。略感不足的是,因属集体攻关,部分章节内容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尚有深化提高的空间。

以书代刊的《现代传记研究(第12辑)》,[4]由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主办。作为“国内第一个专业的传记研究刊物”,[5]自201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辑以来,至2019年已出版12辑。它为促进传记学术文化的繁荣,推进传记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业已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领域的旗舰和重镇。第12辑刊文20篇,涉及“专栏·名家访谈”、“专栏·沈从文研究”、“理论研究”、“比较传记”、“作品研究”、“传记史研究”、“人物研究”、“书评”、“传记影视”、“学术信息”等,内容丰赡,不乏新鲜而有趣的命题。唐岫敏的《传记家的艺术:理查德·霍姆斯访谈》(英文),展现了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霍姆斯对诸多传记艺术问题的看法,例如翻译、自我叙事、“客观”叙述、文学奖与传记发展等,新见迭出,他山攻错,可极大地拓展中国传记文学作家评论家的理论视界。再如梁庆标的《“有情”之画笔——试论沈从文后期书信》,聚焦传主1949年之后的书信,感悟“柔和的心性之美”,文笔清新可读,可视为重新发现沈从文的一次精神之旅。陈含英、俞扬、俞樟华的《论民国期刊对现代传记文学的贡献》和许菁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具有浓郁的史论色彩,视角独到,值得称道。前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阶段性研究成果,此前作者还发表有《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成就概论》,[6]可合起来参看。

《现代传记研究(第12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对传记研究新鲜力量、学术新秀的大力扶持与培养。本辑发表青年学者的论文比例高达80%(其中博士生和讲师论文13篇),像贾莹的《纳博科夫的传记实验——“作家传记”的诗性历史与艺术真实》、蔡志全的《英美传记小说的文类困境与突围》、郑春光的《“必需的文学”——论非裔奴隶自传叙事的功用》、毛旭的《完美自传》、慕江伟的《走进复杂的灵魂——论苏曼殊传记的创作及其特点》等,或涉及新的论题,或涉及新的观念,或涉及新的视角,或几者兼而有之,无疑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在“编后记——兼致本刊青年学者”中,编辑部更是提出两点建议,殷切希望年轻学人扎实练好学术基本功,进一步放开眼光,“把视野扩展到更加宽广的领域”。

《作者的回归: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研究》,[7]是蔡志全的博士论文。论者从主题学和“作者问题”理论出发,深度解析了英国当代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戴维·洛奇的传记小说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记小说研究的艺术空间。洛奇先后创作了《作者,作者》《风流才子》两部传记小说,与传记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亨利·詹姆斯、H.G.威尔斯存在镜像自反关系。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论者紧扣洛奇传记小说的作者主题阐释,分析研究了洛奇传记小说文本中作者的回归及副文本中作者的回归等作者控制问题,从不同层面逼近理解“作者”主题的堂奥,彰显出洛奇对作者主题的突破与创新。论者认为,在洛奇的传记小说中,“作者”得以强势回归,这是对“反作者主义”理论的直接回应与有力反驳。志全博士勤奋好学,具有跨学科意识并掌握跨学科研究方法,建立起了较完善的人文知识结构。他主要从事英美传记文学研究,近几年着力推出了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数量高达10余篇。仅2019年便在《国外文学》《现代传记研究》《外国语文研究》《五邑大学学报》《黄河科技学院学报》上,发表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研究系列5,颇具影响。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的专著,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自不待言,但还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空间。如书中少数地方前后说法不一,有自相矛盾处,显得不够严谨。一会儿说“传记小说的历史不过80余年”,一会儿说“传记小说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一个亚文类”,“传记小说是一种新兴文类”。

《“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8]由孟晖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论著选题新颖,视野宏阔。结合当代视角和历史维度,在厘清“传记式批评”的概念、范围、特点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传记式批评”的基本要素、派生要素和应遵循的原则,细致入微地分析了近年来“传记式批评”写作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建树,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为朱文华教授的得意弟子,孟晖博士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深得导师治学的神韵风采,具有特别鲜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自觉。一方面,她博览并细读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中国近现代作家评传文本,选择苏曼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有着特别突出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著名作家作“传记式批评”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她充分借鉴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学的观照角度,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理论精髓特别是当代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光“顺着说”,而且“接着说”,“大胆说”,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名家,坚定而响亮地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学术界普遍认识的研究心得。她执着而坚定地认为:“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在进行传记式批评时对传主应该采取平视的角度,而不是仰视和顶礼膜拜式的,用饱含着情感的语言为传主大唱赞歌”。书中直言不讳的批评随处可见,大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见解独到,以理服人,很有说服力。当然也有极少数的观点,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曰理论偏见,如论者过分强调传记属于史学范畴的本质层面,而一味排斥传记文学的艺术想象便是一例。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9]系俞樟华教授陈含英讲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成果,洋洋洒洒100万字,上下两册,堪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编撰者不辞劳苦,不畏艰辛,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将1911-1949年尘封的史料一一检出,并颇具匠心地按照每年传记评论、单篇传记、传记著作、卒于是年的传记作者的顺序进行著录,较为完整全面地串联起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巨大成就。编撰者深知编年体不如纪传体能反映现代传记文学的整体成果,也不如纪事本末体能反映传记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因而在“前言”论述现代传记文学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再以分板块、加按语、“互见法”来补充,将现代传记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既有对所著录的史料的重要补充和诠释,又展示了编撰者对相关史料研究的抉幽发微,史笔文心。如对胡适1914年9月23日日记《传记文学》及他后来的《四十自述》、郁达夫《日记九种》、卒于是年(1929)的传记作者梁启超、王元《传记学》、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的过去与将来》及《张居正大传》、孙毓棠《传记与文学》、卒于是年(1945)的传记作者郁达夫、沈嵩年《传记学概论》等所加按语便颇费心力,不光梳理或摘录原著精华,而且融入时贤、当代学者及编撰者个人的看法,全方位多层面解读。

本书的编撰,劳动量巨大,可见真功夫、苦功夫、硬功夫。它是现代传记文学历史资料、学术资料的发掘与汇集,不仅具有文献性、工具性,而且颇具学术性、创新性,补足了很多盲点和空白,确实为有志于传记文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份翔实的资料和可用的资源,必将进一步拓展传记文学的研究空间,造福后世学子,功德无量。

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愚以为这部编年史巨著对于传记文学概念范围的理解似乎过于宽泛,以致有些作家作品简介、一般作文指导文章(未涉及传记方面)也收录进来了;另外,有些传记名著未加按语,有遗珠之憾,如沈从文的《记丁玲》、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

《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10]系张立群教授承担的辽宁省2016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著者将地域文学视角与史料问题视角巧妙结合,足以显示这项成果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近年来,学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方面呈现了一些新景观,不光评传出现写作热,而且诸如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现当代作家年谱书写与研究,也渐成风气规模。它们与文学史共生同步,形成相互对话,极大地加快了作家传记的典型化乃至经典化的进程。

张立群的研究从“地域性”与“史料性”两个维度出发,显然是一个全新的选题、全新的视角。如果说廖一的《当代吉林传记文学研究》属于内地出版的地域传记文学研究的第一部的话,[11]那么,张立群的这部著作则是将地域传记文学与史料问题结合研究的第一部,其价值意义同样不言而喻。张著共分三编,收文20篇。著者在第一编开宗明义,论述了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现状与问题,贯穿其中的种种辩证思考,不仅为已呈定型化状态的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找到新的言说起点与空间,而且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个案典型。接下来,著者就“萧红传”的文献史料问题、“萧红传”的历史化与典型化问题作了详细论析,并对端木蕻良这一长期被忽略遭冷落的作家展开多层面的深入讨论。此外,还就舒群与萧红萧军1932-1938年的行谊交往,延安时期马加创作及其文献问题加以阐释辨析。第二编论述了近年来东北诗歌创作的格局与态势、新世纪辽宁诗歌的特有图景价值、辽宁散文诗风景、满族诗人路地的风格特质、牟心海1990年代诗风的转变等,以及解读巴音博罗组诗《回望》、刘川诗歌两首及其“火车意象”。第三编收录了就《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访谈张中良教授、东北抗日散文(1931-1945)创作概论、“东北作家群”在延安文学活动论略、现当代作家传记书写的“地域性”问题初探等内容。最后理应收入“附录”部分的“东北现当代作家传记版本辑录”,无疑耗费了著者不少心血精力,或许会有一些遗漏,但弥足珍贵,值得点赞。可以说,第一编与第三编是最见论者学术功力的部分。它既有宏观概论,又有微观阐释,确实可以丰富对作家及文学史的思考,进而实现现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与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研究的良性互动,从侧面呈现文学史与作家传记的立体性、丰富性与复杂性。

关于著作的不足之处,诚如著者在“后记”中真心的歉意表达:“本书的核心部分即'第一编'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和结构,同时就全书来看,论文倾向也太过明显。”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或许是个人偏见)是,著作第二编谈论诗歌部分,也似与全书的主旨内容不是很吻合。


注释:

[1]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司马光传记文学学术文论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3月版。

[2] 王丽:《序言》,《司马光传记文学学术文论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3月版,第2页。

[3] 邱江宁、唐云芝等:《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4] 杨正润主编:《现代传记研究(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版。

[5] 梁庆标:《国内第一个专业的传记研究刊物》,《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9日。

[6] 陈含英、俞樟华:《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成就概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7] 蔡志全:《作者的回归: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8] 孟晖:《“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9] 俞樟华、陈含英编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10] 张立群:《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12月版。

[11] 全展:《<当代吉林传记文学研究>的立体美》,《博览群书》2019年第9期。


(原载《传记文学》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