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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长篇传记文学《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的创作
来源:中国传记文学会作者:徐光荣网址:http://www.zgzjwx.com/html/zhuanti/201203/15-1061.html

——徐光荣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徐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2004年9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国内、港、台地区与新加坡等国引起较大反响,《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图书评论》、《辽宁日报》、《沈阳日报》等重要传媒纷纷载文评介或选载,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山东、陕西、辽宁、沈阳、辽阳等家电视台也相继作了杨仁恺与本书作者徐光荣的专访。200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邀请作者为原书增补一章:《一代大师,德行遗风耿千秋》,于2010年1月以《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的传奇人生》为书名,出版了增订版。新书出版后,发行面更为广泛,已在日、美等国与读者见面,并引起关注。2011年9月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际编集部次长兼《新鲜日本》编集长野岛刚先生通过《朝日新闻》驻沈阳支局和沈阳文史研究馆向徐光荣提出进行采访的征询,在获得作者同意后于10月24日专程从日本东京赶赴沈阳市对徐光荣进行了采访。

   10月24日下午1时,野岛刚先生在《朝日新闻》沈阳支局记者王蕴陪同下,来到徐光荣先生寓所,野岛刚先生向徐先生问候,并以日本爱媛县伊予镇田舍名物“饼果子”作为见面礼相赠。徐光荣热情接待来访者,发现野岛先生携来的是文史出版社版《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的传奇人生》,遂以辽宁人民出版社版装帧精美的《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回赠。随后,亲切友好地回答了野岛刚的系列发问。

   野岛刚:我读过了先生的大著《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这本书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书画艺术与鉴赏,很有价值,请您谈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好吗?

   徐光荣:杨仁恺先生是中国当代屈指可数的大学者、书画鉴定大师、大研究家。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上世纪80年代我在辽宁美术出版社担任编委,与经常出入出版社的杨老相识、相交,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侨园》杂志创刊,要向海外介绍杨老,杨老希望我能写这篇文章,我便写了6千余字的《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杨老对这篇稿子很满意。后来,他被省政府授予“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许多人要为他写传,他都没有答应,希望我能为他写。但当时我担任辽宁文学院院长工作,很难抽出大段时间来研究他的学术生涯,直至本世纪初我退休后,才有时间认真研读他的著作,进行采访,落笔写传,这个过程进行了整整两年,是个艰辛的写作历程。

   野岛刚:您写作了杨仁恺先生的传记,对他有了深入了解,请谈谈您对他的总体评价。

   徐光荣:我很同意冯其庸先生在本书的代序中对杨老的评价。杨老首先是一位大学者、大研究家。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重庆与中国当代文化名人接触时受益颇多,在北京“琉璃厂”大学又积累了鉴定书画的实践经验,这使他在从事博物馆的书画鉴定工作时,能够掌握科学的方法,善于从历代典籍与对实物的考察中辩证地论证书画的真膺与品位,鉴定出包括《簪花仕女图》、《曹娥碑》等传世真迹。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积累中逐渐成为我国最著名的书画鉴定家之一。他与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是国务院书画鉴定小组的主要成员,走遍了全国几乎所有博物馆、文物店等,鉴定国宝书画,其功甚伟。不仅如此,他还将书画鉴定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写出了《中国书画鉴定学稿》,创立了中国书画鉴定学科,具有开创意义。其次,他在书画鉴定生涯中,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对溥仪兄弟二人盗出清宫且散佚流失的书画国宝的搜寻、整理与鉴定,其中包括对从长春伪皇宫中流失的大批书画国宝的搜寻,对北宋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的认定以及从碎纸片中缀识米芾的名帖《苕溪诗》等,有的还颇具传奇色彩,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野岛刚:徐先生,您能否介绍一下,杨仁恺先生是如何发现《清明上河图》这部长卷巨作的?

   徐光荣:杨仁恺是1951年4月来到沈阳工作的。他所在的部门是东北文物管理处研究室,即后来的东北博物馆研究室。1951年,文管处负责人王修交给研究室的杨仁恺和同仁一项任务:清点由东北银行拨交的一批溥仪携至大栗子沟的文物。这批文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溥仪从长春逃至通化大栗子沟,乘机欲逃往日本,路经沈阳时在机场被我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所俘获,由军队上缴归东北银行代为保管,东北博物馆开馆后,经东北人民政府领导陈云批示,将这批文物交东北博物馆接受清点。文物中法书名画百余卷册。杨仁恺初见时就感到是与他在重庆与北京见到过的故宫博物院书画珍品一样珍贵的国宝,整理鉴定时格外用心。这120余件历代法书名画,多见于收录清宫内府所藏书画的《石渠宝笈》初、续,三编,以及《故宫已佚书画目》中。在清理明代书画作品中,杨仁恺和同仁们认定了仇英的两幅长卷:《赤壁赋图》与《清明上河图》。仇英这幅工笔重彩《清明上河图》,风格秀润,是画家的精心之作。但从《石渠宝笈》著录中看,清宫藏有仇英两幅《清明上河图》,一卷见初编,藏清内府重华宫,落款署吴门仇英实父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而东北博物馆所藏一卷载《石渠宝笈》续篇,题款署《仇英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摹”、“仿”,显然都是原作之膺品,那么真迹在哪里呢?杨仁恺为此在100余卷册的书画中认真搜录,终于,他从库房中寻找到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他认真研究后,觉得这幅作品当为张择端的原创作品,便转给研究室的同仁们传阅,并报告了他发现这幅张择端真迹的判断,大家也都觉得杨仁恺的判断是经得起推敲的。于是人们都为东北博物馆能收藏这传世国宝而高兴。

    野岛刚:徐先生,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过程是杨先生亲口对您说的吗?

   徐光荣:是的。为写作杨仁恺大传,我曾到杨老家中进行几十次采访,每次都是长达半天或一整天的长谈,不但《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发现是他亲口所说,许多重要史实与书画鉴定过程,也都经他亲口复述得到认证。关于溥仪兄弟二人从清宫中盗出的书画国宝的散佚与搜寻过程,杨老曾花了30多年时间写出巨著《国宝沉浮录》,这本书“第三章——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浩劫”中的第二节,杨老自己曾写过这个发现过程:“谁知1950年冬,我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竟然发现张氏的《清明上河图》真本,顿时目为之明,惊喜若狂,得识庐山真面目,此种激动之情,不可言状。从此我才真的了解到,苏州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原作,只不过参照历来文字记载铺陈而成。”从这些记述看,杨老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史实是早已载入记述的。

   野岛刚:谢谢徐先生拨冗接受我的采访,我正在从事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您的谈话将会对我的研究有所启示,谢谢了!

   徐光荣: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种交流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我期冀于您的研究取得成果!


(岩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