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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11章

第11章:暗夜中,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的许多话像银针一样,拨亮了马文瑞心头的灯盏

1927年八九月间。陕西省省会西安。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岗哨林立。城墙上,城门洞子里,钟楼四壁,到处张贴着通缉共党要犯的布告和已被捕、处决或被驱逐的共产党员照片、名单。整个古城笼罩在一片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中。敌人妄图通过紧锣密鼓的“剿共”、“清党”,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扑灭方兴未艾的西北革命的斗争火焰。

但是,革命的火种,仍然在黑暗中闪烁着亮光。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

历史永远铭记着那个不平凡的日子,那个在城内西七路一座富家宅院客厅中所聚集着的为追求光明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们。城内突然停电,黑沉沉的夜伴随着凄厉的警车嘶吼声,包围着这个燃起了蜡烛的房间。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带着血腥味的近在咫尺的魔爪正在四处搜捕自己。橘红色的烛光,映照着每一张严肃而兴奋的脸。每一双眼睛里都闪烁着坚定而充满自信的亮光。此刻,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倾听一位仪表堂堂、一身正气的人讲着什么。这个人就是曾经在北平创办《共进》杂志、在绥师创建党团组织的西北革命早期领导者李子洲。这个典型的绥德汉子,正用地道的陕北口音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敌人的白色恐怖,通过了陕西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行动决议案》等九项决议。会议针对新的斗争形势,对陕西党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再说,绥德师范被强行解散后,马文瑞只得心事沉重地又回到周家硷高小就学。起初那段日子,他感到精神压抑,忧心如焚。他所寄予无限希望、全身心投入其间的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似乎从此要在陕北大地消失了。他想象不来,世间还有什么灾难比一个人立志献身的伟大事业遭受如此打击而叫人痛心疾首。清晨和傍晚,他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大理河畔,出神地望着默然逝去的流水发呆。暴风雨来临时曾经是汹涌澎湃、浊浪排空、令人心潮起伏的大理河,眼下变得平平静静、毫无生机。因天气大旱而过早干枯了的秋庄稼,在燥风中呻吟。洪水过后,又为烈日暴晒过的土地龟裂着。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刚刚开始在春风里伸展枝叶的小树,突然遭受到酷旱的磨难。天空板着清冷的面孔。远处官道上偶尔扬起一哨黄尘,那是富人的马车招摇而过。拄着打狗棍讨饭的穷人,在尘雾中挣扎着。远远近近的,一切都令人忧伤,令人不寒而栗。

不久的一天,突然传来了清涧暴动的消息。这如同酷旱中自天而降的一阵甘霖,浇到文瑞焦渴难耐的心头。原来,井岳秀在解决了各校共党组织后,又向军队“清党”。1927年8月22日,他以给自己过寿为名,把同情革命的旅长石谦由清涧诱至榆林城暗杀。当时在石部组织兵暴的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乘机打出“为石谦旅长报仇”的旗号,发动清涧兵暴。起义部队公推李象九为旅长,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为营长。部队先后转战延川、延长、宜川、韩城等地,沿途打击敌人,宣传革命,威震西北。其后不久,起义部队遭敌重兵“围剿”。由于孤立无援,部队在谢子长等人率领下,一路苦战,经安定、保安,到达甘肃合水豹子川一带,仅剩二十多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

省全委会议的召开和清涧兵暴充分证明:来势凶猛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依然在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着。大革命失败后,公开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清涧暴动失败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毅然派遣冯文江、焦维炽等人秘密回到陕北。冯文江以绥德第一高等小学教员的身分做掩护,立即着手恢复党团领导机构。首先恢复了中共绥德县委,冯文江亲自担任县委书记。于1927年农历八月初二,利用城隍庙庙会之机,秘密建立了中共绥德城区区委、四十里铺区委、铁茄坪区委。党团区委在一起,实行双重领导。此时,中共绥德县委实际上担负着原绥德地委的领导职能。冯文江留绥德主持工作,派赵通儒到横山、榆林、神府、米脂、葭县等地,整顿党团组织,恢复工作。

得知表兄冯文江回到陕北,马文瑞心中格外高兴。他们上次分手后,已有两年多没有见面。只是文瑞入团、领导周家一带农运的情况文江都听说了。那天,表兄来到大理河川,还没回家就到学校来找文瑞。两人一见面,相互握着手,心情激动而又复杂,老半天无话。过了好一阵儿,表兄才说:“你瘦了,文瑞。”

“你瘦得更厉害。”马文瑞接着问道:“唉,这几个月,大表哥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听说西安‘清党’很厉害,你没事吧?”

“多亏腿长跑得欢,总算逃脱了。可我们不少同志被捕了。唉,冯玉祥,我们这一家子,到头来还是不可靠呀!”

文瑞发现表兄说话还是那么幽默风趣,充满乐观。这种情绪很快感染了他。

“井岳秀这个老混蛋下手更狠。”

“可是天下就没那么简单的事情。打个比方说,咱们共产人就像山野里的白草,你放上一把火,咱来年春天生得更旺;你斩断一条根,过不了多久,又会聚出三条根!”

“大表哥,这个比方恰当,白草是生命力顽强的植物。”

“文瑞,你知道白草的生命力为甚这么强?”

“是……根扎得深。”

“对了!这些日子,我就寻思着,咱共产党人要把革命闹成个气候,这‘根’还得往更深处扎。以前咱们党员、团员大多数都是些读书人,工农分子很少,这不行。再说总待在学校里读红色书籍、书写张贴革命的标语口号不行,得到农村中去……”

两人一见面,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一路拉着话,不觉得已到了冯家渠。当晚他俩又躺在大表哥家的小拐窑炕上整整拉谈了一夜。

在和新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的交谈中,马文瑞讲述了绥德师范被封和周家高小党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的情况。同时,他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陕西省委对眼下陕北革命活动的战略部署有了明确的了解。特别是得知许多县的党团组织都在秘密恢复,他对今后的斗争增添了信心,不无兴奋地说:“大表哥,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大革命失败是件坏事,说到底也是件好事。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反倒使我们革命队伍变得纯洁了。失败和挫折换来的教训,可以使我们的党变得成熟起来。”

冯文江听得,十分高兴。他觉得文瑞的思想较两年前更加成熟了,心想经过一番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一定能够成为坚强的革命者。

两人彻夜长谈,不知不觉就听见村子里的鸡叫了。窑窗上开始透出微明的曙色。马文瑞突然由炕上坐起来,郑重其事地对冯文江说:“我想离开学校,跟你一道工作。”

冯文江听得,也激动地坐了起来。他很喜欢文瑞在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自觉向组织提出要成为职业革命者的请求。但又觉得他还太年轻,暂时还应当留在学校,便说:“你这个想法不错,我很能理解,可你才十四五岁,正是求学、增长知识的好年华,特别在当前,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能隐蔽在学校中,多读点书最好。”

尽管大表兄讲得有道理,文瑞还是有一些失望,说:眼下我高小已经毕业,榆中、绥师被封闭解散了,到哪里去继续念书?”

“可以上米脂县三民主义第二中学嘛,这是刚刚创办的一所学校。表面是国民党政府办的,据我所知,校内也有我们的同志,校长杜立亭,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革命。你可以报考这所学校。在学校里,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秘密工作。”

文瑞欣然接受了冯文江的建议,决定报考米脂三民二中。

那一晚,在冯文江家小土窑中的交谈,使马文瑞终生难忘。暗夜中,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的许多话像银针一样,拨亮了马文瑞心头的灯盏。交谈中,马文瑞兴奋地回顾着投身革命以来的情形:一次次投入斗争,一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发起革命的热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闷彷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铁矿石,被斗争的洪流卷入革命的熔炉中,翻来覆去地经受着脱胎换骨的考验和锻炼。他感到有一种超常的高温和高压,使自己身上潜伏着的那些农民的局限性和小知识分子的急躁狂热,逐渐像生铁中的杂质一样被冶炼剔除着;使自己头脑中那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切实际的天真和不无浪漫色彩的情绪,开始像气泡一样在高温高压下挥发着;使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了一些切身的体验。他觉得自己较前坚定了,对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迎接新的斗争风雨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残酷而富有戏剧性的革命斗争现实,将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一步一步培养锻炼成能够经受斗争考验的无畏的革命战士。

几十年之后,当那一段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马文瑞像一位登山者,即将登临生命峰巅时,回头望着山下起步阶段的足迹,他最感亲切的倒不是那前进顺利时的欢乐,而是那经受失败和挫折时的痛苦。作为过来人,他总觉得: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和困苦,那种叫你苦闷彷徨的曲折经历,倒是更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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