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忽培元：《群山》第19章

第19章：马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共青团绥德县委机关，秘密驻设在城外十里铺小学校里。马文瑞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后，回到十里铺，立即召集会议，向团县委委员和各区团的负责人传达会议精神。他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工作口号：一是打倒帝国主义，赶侵略者出中国；二是打倒军阀(指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老军阀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三是打倒贪官污吏(指地方反动政府的官僚们)；四是打倒土豪劣绅(主要指农村中的地主、恶棍)。要求各地依照这四个口号来秘密开展工作，引导群众斗争。这些大革命高潮来临时曾经高呼过的口号，今天重新提出，意义却是大不相同了，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几句空泛的革命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

那些日子里，文瑞很兴奋，他感到党的六大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包括那次在铁茄坪同崔田民讨论过的问题。他坚信有党的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革命事业必定会健康发展，取得胜利。他为自己能遇上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备感庆幸，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当时，绥师已经复课。团县委其他两位同志，组织委员周自岐的公开身分是绥师学生；宣传委员李树春毕业于绥德高小，先留校教书，大革命时期曾赴西安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同杨明轩、习仲勋一道坐过牢。他们两个同马文瑞年龄相当，但对团县委书记打心眼里尊重。文瑞平时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谨言慎行和周密稳健，令人信服。加之他表里如一的谦虚态度和一贯尊重他人意见的民主作风，使团县委真正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团县委机关虽设在十里铺，他们也经常进绥德城活动。在敌人警备森严的绥德城里，白天大家分头出去工作，晚上时常在南关一户姓李的小商贩家里开碰头会，文瑞有时就住在这户人家。眼睛有残疾的李老汉，在绥德高小当校役。李老汉的儿子和儿媳，是老实巴交的小本买卖人。遇上大灾荒年，没什么好卖的，就每天早起蒸几笼馍馍到街市上叫卖。他两口并不在党，也不过问政治，只是好客，是一位同志的远门亲戚。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党团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这一对夫妇，像许多同情革命的群众一样，时间一长，也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都假装不明白，端茶递水，照门望风，默默地掩护着住在他们家里的“客人”。几十年后，马文瑞还时常怀念这两位对革命有过实际贡献的群众。他们为革命做过好事，却并不认为自己有功。马文瑞认为像李家夫妇这样的无名英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有时候，开完碰头会时间太晚，他们就一同挤在李老汉家客房的炕上休息。大家和衣躺下来时，总有一种兴奋得睡不着的感觉。年轻人在一起，常常有许多令人发笑的话要说。每当大家说着那些与“女人”有关的笑话时，马文瑞就显得格格不入。他在黑暗中默默地躺着，不说话，也不笑，好像局外人一样，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这种情绪，往往影响到另外两个人，屋里有时会陷入沉默。打破这种沉默的人，却是马文瑞。他突然说：“咱们有幸遇上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应该珍惜它，努力开创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业绩。”讲着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让人觉得，他丝毫也不是以党的县委常委和团县委书记的身分居高临下地教导别人，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很深沉、很有分量的告诫自己的箴言。“咱们都是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经受了白色恐怖考验的，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吓倒咱们。”他的两个助手，很喜欢听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偶然讲出的这样的话来，就像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下面淹没着的是思想的山峰。在两个助手眼里，马文瑞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从外表看，他更像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因为他的身上很少有“学生派”的孤傲清高和锋芒外露。相处一久，人们又发现他是一个很喜欢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人，这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工农同志往往不具备的。读书和思考不断地开阔着他的视野，而开阔的政治视野，使他时常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的事物和手边的工作，往往是整个时局的发展变化。有时候，年轻的同志们在一起发生了意见分歧，辩得面红耳赤时，马文瑞却不说话，只是认真地听。辩论的双方，都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自己，但他却从来不这样做，往往要等到事后，等到激烈的争论风平浪静之后，这才经过深思熟虑，令人信服地评说是非，讲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在人们印象中，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比较讲究方法和策略。也许正因为这些个性特征，才使得他从一开始担任领导工作，就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团结和睦的气氛。年轻的共青团县委书记逐渐在大家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白乐亭认为他是一个很得力的助手。

连续两年的大旱，终于酿成了陕西历史上的大灾荒、大饥馑，1929年(民国18年)春季，素以粮仓著称的陕西关中地区，开始饿死人了，陕北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穷人吃光了树叶草根，啃光了树皮，青黄不接的春二三月，光秃秃的山野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体弱的老人和孩子首先开始水肿，随即便倒地死去。开始，人们还在就近的山坡上挖坑掩埋饿死者的尸体。到后来，死的人太多，死尸便到处曝横着，成了饿狼和野狗的食物。卖儿卖女成风。不断地有人吃人的传闻，人们听了已经不觉得那么可怕。尚还存有一口气儿的，便开始逃荒。绥德一带的老百姓，有的朝东边逃，挣扎着想过黄河到山西去。有的往西走西口，想逃到宁夏去。于是在黄土飞扬的官道上，整天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难民。许多人走着走着，一头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后面走过来的，嫌他(或她)横在道中误事，便合力把死人拖到路边去。沿途随处都能见到死人，惨不忍睹。

这天，马文瑞到义合镇去巡视工作。路遇一家人，男的骨瘦如柴，光脑袋，眼球深陷进眼眶子里，远远看着像一副骷髅。他咬牙挑着两只筐子，一头是口锅，另一头是两个面黄肌瘦的娃娃。婆姨拄根棍子跟在后面，蓬头垢面，奄奄一息。见他们走来，马文瑞闪到路边，眼看着这一家人慢慢踩着黄尘随着逃难的人群朝前挨去，心想，这一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身为共产党人，眼看着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马文瑞心急如焚。他心想，陕北虽遇大旱，但并不是没有粮食，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如绥德的安景荣、柳砚琛、王文卿，榆林的高宗山、王汉屏、李正斋，米脂杨家沟的马家，还有各县的中小地主，手里都有粮食。这些家伙，每一户存粮都在几十石或百石以上，哪一户的存粮也够一个村子的穷人吃一年。这些黑心狼，在灾荒年月，他们不但不发放一粒粮食赈济饥民，反而利用灾荒，想出许多办法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起来，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把饥民心中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同地主和官僚斗争。

此前不久，中共绥德县委改组，这给马文瑞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原县委书记白乐亭调米脂县工作，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县工作，绥德县委由周发源接任县委书记。冯启明、胡永华分别为组织、宣传委员，马文瑞继续担任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

马文瑞找周发源汇报情况，建议县委尽快组织饥民斗争。周发源听后，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打着官腔说：“此举事关重大，得向特委请示，要慎重对待。”火烧眉毛的事情，便这样搁下来了。

周发源这个人，与白乐亭相比，文化程度、领导水平和党性原则都大大不及。他出身商人家庭，虽念了些书，又在大革命时期入了党，但他的人生观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头脑里装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灵魂仍然还被金钱利欲迷惑着。他担任县委书记后，首先向组织提议以个人名义在绥德城里开办一家商店，说是便于掩护身分，开展秘密工作。为办这个商店，不少党团员捐了款。商店办起来，周发源摇身一变，穿起金团花的长袍马褂，戴着银丝眼镜，成了阔气体面的字号大掌柜。他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

马文瑞和县委的几名委员，起初都还以为他是为了工作在“演戏”。过了一些日子，才看出他对工作不闻不问，只是一个心眼儿做生意赚钱。马文瑞自从向县委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立等周发源请示特委后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他认为，此举完全符合党的六大精神，也是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特委没有任何理由不采纳。但等来等去，总没有下文。他坐卧不安地等了几天，实在耐不住，就又去催问，才知周发源到山西太原做生意去了。一贯很尊重上级领导的马文瑞，对这个毫不关心民众疾苦的周发源很不满意。胡永华、冯启明两位，对县委书记的做法也很不满。他俩一见马文瑞，就发泄开不满情绪来。“出来进去找他的，尽是些生意买卖人。他除了和这些人打交道，就是隔三见五跑太原进洋货，哪有时间搞工作。”胡永华话刚落地，冯启明也说：“他这人，哪里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完全是商人嘛。”马文瑞望着他俩，没有说什么，心想对县委书记有意见，最好找他当面谈，或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来，便说：“我去找他谈谈。”

于是，马文瑞再次去找周发源。这回还好，他刚由太原跑生意回来，满脸得意之色，显然是又赚了一笔大钱。两人来到柜台后面的套间屋里，这原本是预备党内接头或临时召开会议的地方，眼下实际上完全成了周老板和各地商客洽谈生意的场所。马文瑞进去后，见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抽着水烟，见马文瑞进来，只是略微点了点头。周发源说：“黄掌柜，对不起了，你先上街里串一阵子，我们谈桩买卖。”那个黄掌柜不大乐意地答应着出去了。马文瑞本来一路上告诫自己要心平气和地谈，一见他竟然把一个商人也招揽到套间住下了，一下子来了火，便问：“这个人是谁?”“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山西太原城里的有钱主儿。”马文瑞一听更来了火气，毫不留情地说：“周发源同志，咱们是闹革命哩，不是做生意的！”周发源听得，有些吃惊，眼睛透过银丝眼镜的上沿，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他简直不相信这样严厉的话竟是这个平时性情温和的下级说出来的。窘迫之中，周发源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地说：“你说我不是闹革命，我难道是反革命吗?”

马文瑞针锋相对地说：“我看你这是不务正业，利令智昏！”

周发源一听急了：“你这是拿大帽子压人！谁不务正业来? 谁不务正业来?”

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商人的神气。

马文瑞说：“组织饥民斗争的事，你向特委请示过吗?！特委是怎么答复的?！你为什么迟迟不召集会议研究部署?！”马文瑞越说越气愤，一句连一句地质问，呛得周发源哑口无言。“你整天忙着做生意，三天两头跑山西进货。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下去巡视工作，不召集会议听取汇报，不布置检查工作，这难道还不是不务正业吗?”周发源听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只得支吾着说：“你……你……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领导?我问你，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

马文瑞一看，他毫无接受意见的诚意，便说：“我提的意见对不对，仅供领导参考。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尽快考虑一下组织开展饥民斗争的建议。”说完便退了出来。走到路上，才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心冰凉。

那天夜里，马文瑞躺在李家客房的炕上，久久难以入睡。他很痛苦，为自己遇上这样一位不负责任又不讲道理的领导而深感痛苦，更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饥民焦虑不安。他的眼前不断地浮现着黄尘飞扬的官道上那逃难的人群，那个皮包骨头的骷髅般的男人和面黄肌瘦的奄奄一息的婆姨、娃娃……他再也躺不住了，连夜找到胡永华商量对策。胡永华也认为这样等待下去不行。马文瑞说：“粮食有的是，都在地主的仓窑里。我们不能等周发源‘请示’、‘研究’了，这么等下去，穷人都饿死完了！我们干脆先动手组织饥民‘吃大户’，‘要义仓粮’，开展小范围的斗争。”胡永华当即表示同意。

此后，他们就分头下去，同当地党团组织一道组织发动小范围的饥民斗争。绥德城周围饿卧路旁的饥民成群结伙到城里的地主王文卿家去要吃，结果地主“开恩”，给每人打发一个糜子窝窝，饥民便感激得痛哭流涕。南区铁茄坪党团支部领导六十二村群众，开展了要义仓的斗争，每户只给半升黑豆了结。随后他们又鼓动城郊农民利用祈雨，抬着龙王楼子拥进县衙，迫使县长答应开仓济灾。经过一番努力，马文瑞看出，这些小打小闹的办法，非但解决不了广大饥民的根本困难，还给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造成一个伪装慈悲蒙骗群众的机会。他觉得这种“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方式还太原始，对地主阶级和统治者形不成打击，也无助于民众阶级觉悟的觉醒。于是他又和胡永华、冯启明二位商量，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饥民斗争。斗争的矛头，不仅要对准恶霸地主，还要对准国民党反动政府，要公开提出向政府索要救济粮、救济款的口号。县委书记周发源不积极行动，他们就打算以党县委和团县委的名义，联合行动。当时，绥德四师学生中仍有许多党团员，可作为这次斗争的一个重要力量。马文瑞便进到绥师秘密串联。绥师校长是本城有名的大地主柳砚琛。正巧，这家伙的独生儿子暴死，他整天闷闷不乐，很少到学校来，门卫就有些松懈。文瑞常常乘着天黑溜进学校开展工作。他很快同李光白、白树勋、白寿康、党永亮、吴居第、徐步岳等党团员取得联系。恰在这时，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李文芳也来绥德帮助工作。由于许多活动要在晚上开展，他俩索性都住在学生宿舍，挤在周自岐、徐步岳的床上过夜。活动了几天，引起了反动学生的注意。有个走狗把情况报告了反动校长。这天晚上，他们正在一孔宿舍窑里召集团员开会，放风的同学突然跑进门说：“快，反动校长来了！”他俩出门一看，见柳砚琛带领一帮人提着马灯直奔学生宿舍来了。情况很紧急，怎么办呢?好在学校的厨师同情革命，平时与马文瑞有过接触。他便带着李文芳急忙躲进不远处的灶房里。不料人家又寻迹追到灶房。柳砚琛说话结巴，一见他俩，更是气急败坏，厉声喝道：“你……你……你们是干啥的?”李文芳有些慌，回头看了一眼马文瑞。马文瑞不慌不忙地舀起一瓢凉水喝着，喝完放下舀勺才说：”我们是三民二中的学生，来绥师准备插班考试，正温习功课哩。”反动校长半信半疑地瞪着一对三楞子眼，瞅瞅马文瑞，又瞅瞅李文芳，问道：“你……也是温课的?”

“嗯，也是。”

“这个……这个……我这里没有你们这些学生，谁叫你们在这里捣乱！快……快走！”

两人一听，赶忙就走，出了校门，一看后边没人，拔腿便跑，一口气儿跑到南关李家的蒸馍铺子里。特委书记杨国栋正好也在，两人报告了情况。杨国栋也觉得情况复杂，便商定先到十里铺躲一躲。三人随即出了绥德城。杨国栋本不愿离开绥德城，但迫于情况吃紧只得闷着头走路。走到五里店时，杨国栋突然心血来潮，由腰间掏出手枪，要打枪玩耍。马文瑞急忙制止道：“不能开枪，说不定敌人正满城搜捕我们哩。”杨国栋才把枪收了起来。马文瑞心想，这种人怎么能担任特委书记呢?三人住在十里铺一户群众家里。文瑞将组织饥民开展斗争的设想向杨国栋汇报了。杨国栋不很感兴趣，也没有制止。斗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地进行着。

不久，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撤销杨国栋的特委书记职务，选举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让他暂代中共陕北特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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