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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展:建党百年共产党人传记的发展进程

原标题——全展:建党百年共产党人传记的发展进程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内容摘要:2021年是缔造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回望中国共产党人传记的发展进程,它在与党俱进、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发着葳蕤光泽,成就了百年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最美华章。具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传记的兴起与成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英雄模范传记引领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异彩纷呈的传记长廊;社会主义新时代:书写伟大复兴之路的中国故事。建党百年共产党人传记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成为一道中国文学的靓丽风景。

关键词:共产党人 传记 发展进程 艺术成就 建党百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建党百年传记创作发展与总结”(项目批准号:21STB070)

2021年是缔造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百年大党,百年辉煌。百年征程筚路蓝缕,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年传记可泣可歌。中国共产党在她创建以来的百年间,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复兴之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以热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用奉献诠释崇高,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回望中国共产党人传记的发展进程,它在与党俱进、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发着葳蕤光泽,成就了百年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最美华章。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传记的兴起与成长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从建党初期就开始了。党的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杂志,1923年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倡导科学民主,提倡新文学,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党对传记工作的重视亦由来已久,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先后在狱中写过自传。李大钊于1927年4月在视死如归的心境下撰写了《狱中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1]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其“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2]。瞿秋白写于1935年5月从容就义前的《多余的话》,身后曾引起颇多误解和争议。这份绝命之作,以超人的勇气和自省,剖析了传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反思了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成就了它在中国共产党人传记史上的经典地位。在看似“消沉”下,却掩藏着深刻而积极的内涵——慷慨的悲歌,灵魂的释放,光明的向往。“它是视死如归的秋白向着‘自己的家园’咏唱的一阙《归去来》,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他作为诗性革命家返回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3]”陈独秀1937年7月在狱中虽仅完成《实庵自传》的两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从中仍可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出狱后的陈独秀不是撰写文章就是发表演讲,而无暇续写自传,其没有完成自传的写作,给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文学史留下巨大的遗憾。

作为一部充满传奇的红色畅销书,《毛泽东自传》([美]斯诺著)1937年先后在美国ASIA

(亚细亚)月刊和上海《文摘》杂志连载,紧接着当年在中国各地出版了不同译者的多种单行本。[4]这部由毛泽东口述并审定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畅谈传主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奋斗人生,以原始性真实性见长,既是中国革命史及其珍贵的重要文献,又是以自传形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袖传记。自20世纪30年代出版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投身中国革命事业,成为经典人物传记和励志读物。

刘白羽、王余杞1938年合著的《八路军七将领》,作为国统区第一部集中描写八路军高级将领的传记,涉及的传主包括朱德、任弼时、林彪、彭德怀、彭雪枫、贺龙、萧克7人。沙汀1940年出版的《随军散记》(后改名《记贺龙》),“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通过贺龙的言谈举止、生活细节,表现了他豪爽直率、自信谦逊的独特个性,展示了英武飒爽、洒脱风趣的贺龙形象。”[5]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6]。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批又一批作家文艺家奔赴前线和敌后,追寻共产党人的足迹,雕塑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群像,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浴血奋斗史,为中国传记文学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塑造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和光辉人格,将传主身上所具有的共产党人的坚定党性同独特个性和谐统一在了一起。像何其芳的《记贺龙将军》《记王震将军》《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周立波的《聂荣臻同志》《徐海东将军》,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羽山的《劳动英雄胡顺义》,刘白羽的《井冈山上》,郭沫若的《革命春秋》,郭沫若等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朱总司令的故事》,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传记佳作。此外,还有李仕亮、冰如、弓金的《边区基干兵团一等英雄李仕亮》,野鲁的《边区地方营兵一等英雄——暴文生》,李冰等《女英雄的故事》,袁大勋的《战斗模范袁大勋自传》,李方力编《人民解放军将领印象记》等引起较大反响。这些不仅表明人物短篇传记的空前繁荣,而且表明中长篇传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英雄模范传记引领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迅速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评选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劳模。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称赞英雄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7]由此,工农兵英模人物成为新中国革命叙事的主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共产党人传记引领时代,成为我们眺望那一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主峰时的一种宝贵参照。

在新中国前十七年间,描写革命先烈的传记文学大量涌现,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新作品。如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乔明甫的《王若飞在狱中》,石英的《吉鸿昌》,张麟、舒扬的《赵一曼》,梁星的《刘胡兰小传》,柯蓝、赵自的《不死的王孝和》,丁洪、赵寰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韩希梁的《黄继光》,百友、童介眉的《邱少云》,沈西蒙的《杨根思》,肖琦的《罗盛教》等。这些作品,或描写初心长留天地间不畏牺牲的老一辈革命家,或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慷慨就义的巾帼英雄、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或描写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奋斗奋不顾身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一级英雄。此外,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合集《志愿军英雄传》,真实记述了64位英雄、模范、功臣的事迹,其中不少传主都是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

当代英模传记初具规模。战争年代革命的幸存者、共和国建设者保卫者可歌可泣的壮举,在传记文学的殿堂里树立起一座座英雄的丰碑。如中国的保尔、兵工功臣吴运铎1953年完成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真实记录了传主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传奇般的英雄经历,体现了我党我军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写活了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一个自强、自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作品传达出的“活着就是为人民付出”的价值观,极大地激励了亿万中国青年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至1960年代中期,这部传记累计印刷1000多万册,并被译成7种外文读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8]。康天翔的《李顺达》,描写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推动农业生产全方位发展、“爱国丰产”的先进事迹。林音频、刘树墉的《郝建秀》,重点叙写了16岁的全国劳动模范、纺织女工郝建秀创造先进工作法,为新中国的纺织事业贡献力量的传奇励志故事。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秋,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专门召开了传记文学创作问题座谈会,用以推动传记文学的发展。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艺术地再现了被周恩来誉为“革命的母亲,大家的娘娘,党的光荣”的夏娘娘的光辉一生。黄庆云的《不朽的向秀丽》和房树民、黄际昌的《向秀丽》,讲述药厂女工向秀丽以血肉之躯拦截一场大火,却把如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的英雄事迹。1963年春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人士时指出:“你们这些作家,应该大量地反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东北有一个战士叫雷锋,他的事迹可以写一写。”[9]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分别推出《雷锋的故事》(陈广生、崔家骏)和《雷锋小传》(陈广生)。这两本英雄传记伴随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同志题词而家喻户晓,颇具轰动效应。为和平年代的英模塑像,聚焦解放军战士的还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邹琛、王恺的《麦贤得》等。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年2-3月出版了多部集体编著的人物通讯或 “焦裕禄传”,主要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伟大的战士焦裕禄》 《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焦裕禄》等。焦裕禄除“三害”(内涝、风沙、盐碱)一心扑在工作上和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高潮。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传记文学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发展。1956年7月,党中央号召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这一新兴的史传文学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红旗飘飘》丛刊和《星火燎原》丛书,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忆录,所反映的内容都是以描写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可惜因非正常原因,二者都先后遭遇停刊,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同时得到了重生。[10] 1962年,康生制造一大错案,诬陷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为“反党小说”,致使作者李建彤遭到残酷迫害,上万人受到处理和株连。于是,革命的史传文学创作便偃旗息鼓,无人问津了。及至“文革”十年,所有以前歌颂真名实姓的英雄传记统统被封杀,即使新出现《刘英俊的故事》之类传记小册子,也打上了“文革”气息的鲜明烙印。而为革命先烈写史作传的作品,自然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马烽1964年就完成了《刘胡兰传》的初稿,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征询意见,作家根据有关方面领导人和知情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之后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打出了清样,但难逃夭折的厄运。[11]

但“文革”期间的传记写作仍出现了一部特殊的自传性作品,即“囚徒”彭德怀元帅的《彭德怀自述》。它与《多余的话》一样,同属20世纪政治文化语境中的特殊“自白”,震古烁今。惨遭残酷迫害的彭德怀,为了回答专案组对他提出的许多荒诞无稽的质问,真诚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对种种污蔑之词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耿耿忠心和不屈不挠的坚强信念。遗憾的是作者生前未能亲见它的出版。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异彩纷呈的传记长廊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其卓越功绩永载史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传记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低谷,共产党人传记蓬勃发展,形成五音纷繁的交响。“百般红紫斗芳菲”,“千朵万朵压低枝”,借用这两句唐诗来形容这一时期共产党人传记的出版盛况无疑是恰当的。

(一)领袖传记:永远的丰碑

领袖传记成为至今长盛不衰的一大文化景观,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传记,少则数十种,多则上千种。除了官方修传如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1898-1949)》等,多部反映领袖生平和思想的政治传记权威性强、影响大、成就高外,以下四类作品亦值得我们关注:[12]

一类是专业作家或传记组成员所写的领袖传记,代表了新时期以来领袖传记的较高成就。专业作家如权延赤根据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广泛采访,创作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王朝柱写有《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庞瑞垠写有《早年周恩来》,叶永烈写有《邓小平改变中国》,余玮写有《本色朱德》《传奇陈云》;传记组成员如陈晋写有《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世纪小平:解读一个领袖的性格魅力》,黄峥写有《刘少奇一生》,程中原、夏杏珍写有《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

一类是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如秘书、警卫、保健医生、摄影师等独撰或与作家合作的领袖传记,因“亲历、亲见、亲闻”而独具特色。如王鹤滨的《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李银桥韩桂馨夫妇的《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侯波摄影、刘彩云编著有《非常人物寻常时》,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有《共和国红镜头》。又如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生张佐良写了《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写了《我为少奇当秘书》。

一类是领袖的亲属家人所写的领袖传记。他们以亲人的独特视角、零距离见证书写出一批力作,如《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我的父亲刘少奇》(刘爱琴)、《我的父亲朱德》(朱敏)、《我的伯父周恩来》(周秉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

还有一类领袖传记是由外国作家或学者撰写的。其描写多取新的视角,常用新的材料,为人们更加宏观、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价中共领袖人物,提供了帮助。像美国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瑞士韩素音的《周恩来传》、美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美国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当然,作者因大部分生活在西方,其自身的局限也是难以避免的。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领袖传记真实生动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具有如莫洛亚所说“岩石般的坚硬”之“真实”、“彩虹般的光彩”之“个性”。

第一,材料丰富翔实,全方位再现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和人格魅力。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开国”——这段毛泽东之河的人生高峰,形象地揭示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代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正确选择了历史,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全传选取的时段是1948年底至1952年新中国建立前后,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了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走过的那段艰难而辉煌的日子。通过一系列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事件的展示,再现了领袖胸有成竹、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

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入思考,作了真实生动的记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邓小平身处逆境仍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坚强信念。邓小平身处逆境仍殚精竭虑地探索着富国强民之路,告诉了人们一个答案,为什么在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和苦难后,中国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塑造了一个丰满立体的中国领导人形象。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根基,有着受压迫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拥有受到早期社会主义影响的理想,具有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知识分子涉猎百科的雅趣,以及洞明世事、处事练达的政治才干。作品把江泽民丰富的情感与挑战性的理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描绘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壮观图景。

第二,鲜活而浓烈的人民性。于俊道主编的《共和国领袖真情实录》系列6种,生动描述了人民领袖的感情世界、情趣爱好、婚姻生活、情操风范等。如写毛泽东农民的生活习惯,爱吃红烧肉,离不开红辣椒,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与妻子江青的恩爱与争吵;写刘少奇与家人风雨共担,情系湖湘的故乡情结,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对每个公民负责,多为群众着想;写周恩来与革命的终身伴侣邓颖超的爱情与家庭生活,他心中装着亿万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广交朋友,魅力永存的人际交往之路;写朱德放弃高官厚禄,3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对衣着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为了节约甚至戒掉了香烟。

第三,深刻的历史反省、反思意识。例如王观泉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便形象地表明一个伟大的也是苦难的盗火者的命运,作品最突出的特色是既充分肯定传主的功绩,又不回避其错误与不足。王铁仙主编的《瞿秋白传》,聚焦传主波澜起伏、曲折悲壮的一生,从时代的变化探求领袖复杂的行为思想,分析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偏颇与失误,体现出一种从容反思、平等对话的气度。即使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许多传记作品也能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去反映、认识和评说。如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突出剖析了毛泽东晚年“复杂的政治心态”。

(二)尽情讴歌百年党史上的先驱者和抗日将士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立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以全新的视野、宏大高远的立意和丰盈翔实的史料,尽情讴歌百年党史上的先驱者,是这一时期共产党人传记突出的成就。李大钊、陈独秀、何叔衡、董必武、王尽美、陈潭秋、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李立三、邓恩铭、张太雷、彭湃、恽代英、夏明翰、周文雍、刘志丹、董振堂等一大批共产主义先锋战士,成为新的文学传主。

王朝柱的《李大钊》,致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浓墨重彩地展现了这位伟大的“播火者”短暂而又壮烈的一生。他为探求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在昔日革命先驱或落伍、或怯退彷徨、或卖身求荣的背景下,冲破迷雾为革命“播火”。他是一位有血肉、有魂魄、有矛盾、极丰满的先驱人物。丁晓平的《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以文学、历史、学术、政治的多重视角观照和跨文体写作,完整翔实地再现了传主五次被捕、监押、营救和释放的历史原貌,写出了一个“终身的反对派”的生命强音和一个响当当硬骨头的悲剧人生。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全景式地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丰富的瞿秋白。作品传料丰富、翔实,并通过考证澄清了一些史实。既注重传主36年的生活道路,又注重传主的思想历程,探寻使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种种因素。因笔端常带感情,语言活泼洗练,透过一个时代看一个书生领袖的命运,堪称一首悲壮的交响诗。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追寻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非凡的革命斗争足迹,骨纵成灰,矢志不渝。张羽、铁凤的《恽代英传》,描摹这位“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始终坚持仰视其精神,平视其形骸,把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成长过程,有优点有缺点,有理性也有感性的活生生的年青人来写,使这部传记不仅具备了翔实厚重、朴素无饰的史学品格,而且具备了勾画明晰、尽传精神的文学神采。吕芳文、蒋薛的《夏明翰》,讲述了豪绅家庭出身的夏明翰不惜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人生历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其正气凛然的精神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徐方平的《蔡和森评传》,对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革命的一生作了较详尽的叙述和评论。蔡和森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矢志不渝的理论自信,成为共产党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纪学、吴忧的《向警予》,聚焦在大革命时代英勇就义的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妇女的解放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卢权、禤倩红的《苏兆征》,描写杰出的工人领袖苏兆征英勇战斗、鞠躬尽瘁的一生,生动再现了早期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透过书中血与火的历史,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工人运动先驱为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范晓春的《陈延年》,语言凝练,图文并茂,真实再现了陈延年为领导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事迹和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革命精神。刘艳的《陈潭秋》,以生动的笔法,赞颂中共一大代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陈潭秋坚持斗争、舍生取义的红色人生。黄庆云的《刑场上的婚礼》,深得《史记》写人的神韵。通过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把革命伴侣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成长过程写得有声有色,把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写得高尚而壮烈。张俊彪的《最后一枪》(董振堂传)和《血与火》(刘志丹传)等传记,为碧血黄沙的大西北悲壮历史的精灵招魂,传主全身洋溢着为信仰奋斗到底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感人至深。两传弥漫着一种英烈的悲壮之气与崇高之美,而形成了一种独到的高昂与悲怆相融相生的艺术风格。

此外,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陈铁健的《瞿秋白传》、李龙如的《何叔衡》、胡传章和哈经雄合著的《董必武传记》、陈光辉的《李达画传》、郭晨和刘传政合著的《李立三》、柯兴的《高君宇与石评梅》、伊里的《张太雷》、于元的《彭湃》、闫勋才的《邓恩铭》、丁龙嘉的《王尽美》等,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优秀或较优秀传记作品。

讴歌以身殉国的抗日将士的传记蔚为大观。共产党抗日英烈传记主要代表作品有:左太北的《我的父亲左权:一个抗日英雄的成长史》、马国超的《我的父亲马本斋》、穆欣的《吉鸿昌将军》、晓音的《一代名将彭雪枫》、王辅一的《项英传》、阎启英的《江上青》、卓昕的《杨靖宇全传》、王忠瑜的《赵尚志传》、徐光荣的《赵一曼》、肖世庆的《李红光传奇》、李燕子的《李兆麟传奇》、王鸿达的《冷云传奇》、王宝国的《民族女英雄李林传》等。这些传记都有着较为开阔的艺术视野,形象鲜明的英雄传奇,抗战精神内涵的深刻阐释,但仍有继续拓展和深化的空间。[13]

(三)开国将帅传记:迷人的文苑风景线

   同领袖传记一样,开国将帅传记也是文学中久经不衰高亢优美的主旋律。以丛书为例,在1980年代便有石言主持的卷帙浩繁的《陈毅文学传记》(计划12 卷), 主要包括何晓鲁、铁竹伟的《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何晓鲁的《元帅外交家》和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等,较全面深刻地再现了陈毅多彩的个人命运和内心世界。1990年代有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元帅壮烈人生丛书》(全8 册),使彭德怀百战沙场、感慨悲歌,不屈不挠、刚正不阿,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新世纪庆祝建军75 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又推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9 卷),艺术地再现了元帅们独特的形象,重新抒写补充了我军鲜活不绝的光辉史册。影响较大者,还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战将星》丛书和《一代元戎》丛书,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中国革命将领的人物画廊。以单行本出版的将帅传记更是难以胜数。如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李荣德的《罗荣桓》、胡家模的《当代奇帅》(刘伯承传)、权延赤的《龙困——贺龙和薛明》、张麟的《徐海东将军传》、点点的《非凡的年代》(罗瑞卿传)、董保存的《谭震林外传》、彭荆风的《秦基伟将军》、尹家民的《多彩将军》、吴东峰的《开国将军轶事》、李文卿的《近看许世友》、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传)等特别引人瞩目。

开国将帅传记文学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独特的视角与纪实的手法。将帅传记的作者大都是多年钟情于军事文学创作的军旅作家,或为将帅传记编写组的成员,或为军报记者,或得天独厚、有在将帅身边工作生活之先利条件(如将帅后人、秘书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传记作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如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在表现叶帅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品德上,着意描写了他患便秘坐在厕所办公的感人一幕。作者摄取的这种珍贵的特写镜头,无疑将深深撼动读者的心灵。

第二,传奇色彩与常人情怀的统一。许多传记文学在选材上都比较注重生活化和情节化,还原将帅的常人情怀,具有故事的传奇性、朴实性和可读性。如刘学民等人的《红军之父》(朱德卷),写1949年10 月1 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刻,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照片中,人们都难以找到朱德的身影——那时他正抓住一位摄影记者的双腿,以使那位记者能够将身体探出天安门城楼上的汉白玉栏杆,拍摄到毛泽东宣告的全景——这就是朱老总与众不同的地方。

第三,较厚实的战争文化内涵。由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特殊性,开国将帅传记的主人公大都是文化浅、功勋大、个性强的高级将领,诚如朱苏进所说的那样:“正如没有读过兵书也可以成为战将一样,没有‘文化' (或者缺乏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品格,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出类拔萃的文化品格。”[14]吴东峰的《开国将军轶事》较好地揭示和表现了众多高级将领的文化品格——那种东方式的操守、大气、豁达和智慧。于是,敦厚张云逸、耿直罗瑞卿、慈心黄克诚、智慧粟裕、“冒失鬼”叶飞、“雷公”刘亚楼、刚烈许世友、神威杨勇、精明张震、“疯子”王近山、布衣皮定均、“拼命三郎”陶勇……一个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天地英雄向我们走来。

第四,别具一格的对话意识。《从战争中走来》作为两代军人心灵的对话,别具一格。作品真实再现了一个时代,一群英雄,一段传奇,写出了父亲人生的追求,一个儿子心中的挚爱。传记记录了张爱萍暮年时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与思考。

因为叙述人“我”的时刻在场,“我”能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知去把握传主父亲,以他曾有过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审视人生,以“我”的理智和判断由父亲而说开去的整整那一代人包括那个非凡的年代。如此一来,不仅回放张爱萍在革命的时代和市场化的时代中的身影,而且融入了自己的诸多思考。作品将史诗记述和思辨相结合,时代背景的刻画和现代精神相结合,为传记文学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四)深切怀念改革元勋功臣

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时,人们不会忘记“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元勋功臣。解放思想,克难攻坚,再现改革年代风起云涌,为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记史立传,这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触动心灵深处的感动。

程中原倾力打造的《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刻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历史转折中的思想理论、政治智慧、人格魅力与历史贡献,与央视一套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起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难忘岁月。作品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浓墨重彩地再现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粹四人帮,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其间共产党人的集体苏醒,既生动具体,又引人入胜。张黎群等主编的《胡耀邦(1915-1989)》,通过叙述胡耀邦整顿科学院、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全面改革等重大事件中的言语行动,特别是人物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胆识,形象地再现了传主“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15]阎启英、李玉泰、孙新阳的《习仲勋画传》,后半部聚焦赴任广东主政的习仲勋勇立时代潮头、让思想冲破牢笼、“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历史性贡献。他坚持拨乱反正,踏遍广东大地探索体制改革,创办经济特区,回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后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倾注了大量心血。张广友的《改革风云中的万里》,截取了万里在铁路整顿——中国改革序幕中最辉煌的一段予以呈示。作为邓小平任命的铁道部部长,万里不辱使命,在风口浪尖上快刀斩乱麻,捅掉马蜂窝,迅速扭转了局面。传记还真实再现了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在广阔的江淮大地彻底解决“文革”遗留问题,不遗余力推行包产到户、大搞农村改革的伟大功勋。

向明的《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奏响传主在改革开放发轫之初坚持破冰之旅、劈风斩浪奋然前行的华彩乐章。作品以报春的红梅比喻任仲夷“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的个性特征和风貌,每章前均恰到好处地引用古今咏梅的诗句,将梅凌寒独开的意象始终贯穿全传,可说是别具一格的富有创造性的诗性传记。夏蒙、钟兆云的《项南画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传主开拓进取的一生。思想解放的先驱项南出任封疆大吏,他在福建披荆斩棘开创了诸多奇迹:在全国首家开通万门程控电话,利用外资为特区安上腾飞的翅膀,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彻底平反福建地下冤假错案,冲破重重阻力引进外资项目,大胆给企业“松绑”放权……他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不朽的丰碑。涂俏的《袁庚传——1978-1984改革现场》,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为袁庚立传,细致入微,将人带入了私人的、日常的细节之中,一个时代变得具体鲜活,记忆被赋予了见证的力量。“涂俏用富于个性色彩的笔墨,对‘改革从何处来?改革要往何处去?’等争论进行了形象的诠释,在对改革进行热情的总结和反思中,为抵达当代党心民意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意味的文学标本。”[16]

(五)当代英模的文化重塑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17]面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21世纪的当代英模传记,怀着与时俱进的现代理念,重塑充满时代精神和个性魅力的英模形象,在重新发掘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做出了新的卓越贡献,反映出创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殷云岭的《雷锋传》突破了先前一些“雷锋传”的时代局限,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以全新的理念,全方位、多视角地再现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将雷锋突出的业绩和绚烂多姿的精神世界、短暂而又辉煌无比的生命轨迹,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给人以心灵的涤荡和催人奋进的力量。它同时让我们看到,雷锋作为一个“自然人”、“有情人”的属性亦是健全的,甚至是完美的。他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迷人的个人魅力,既助人为乐又追求时尚,爱岗敬业也热爱青春。这样重塑的“新”雷锋,使雷锋回到了最初的“普通一兵”、善良青年的原点位置,使读者能够将心比心地践行雷锋精神,让一些人从对雷锋乃至对雷锋精神的怀疑中解脱出来。何香久继创作传记小说《焦裕禄》之后,又撰写了《焦裕禄传》,并写了长篇电视连续剧《焦裕禄》。他刻画的焦裕禄形象鲜活感人。传主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有着博大的爱民情怀,而且爱妻子、爱子女,擅长拉二胡,还演过歌剧。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灵魂史章,一位人民公仆的人生传奇,一个立体多面、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产党人传记塑造了一批熠熠发光的英雄群像,宛如繁星灿烂,闪耀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广大人民群众既被《王进喜》(冷笛)、《时传祥》(曹德全)、《孟泰》(本书编写组)、《张秉贵》(本书编写组)、《马永顺传》(吴宝山、曹锋)、《史来贺》(蒋永武)、《将军农民甘祖昌》(彭霖山)、《口述申纪兰》(申纪兰口述,李忠元、刘晓丽编)等传中那样的工人农民形象深深地感动,又被《雷锋1940-1962》(师永刚)、《苏宁》(王和平)、《杨业功》(陈可非)、《李向群》(王通贤)、《丁晓兵》(文炜)等传中那样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形象深深地感动。既被《焦裕禄传》(殷云岭、陈新)、《高原雪魂——孔繁森》(郭保林)、《任长霞》(申剑、申硕)、《县委书记谷文昌》(孙永明)、《当代焦裕禄:廖俊波》(王国平)等传中那样的党员干部形象深深地感动,又被《钱学森传》(叶永烈)、《魂牵心系原子梦:钱三强传》(葛能全)、《两弹元勋邓稼先》(祁淑英)、《于敏》(郑绍唐、曾先才)、《王大珩传》(胡晓菁)、《吴孟超——游刃肝胆写春秋》(桑逢康)、《蒋新松传》(徐光荣)、《屠呦呦传》(《屠呦呦传》编写组)、《陆元九传》(刘茂胜)、《誓言无声铸重器——黄旭华传》(王艳明)、《罗阳》(黄传会)等传中那样的科学家形象深深地感动。

四、社会主义新时代:书写伟大复兴之路的中国故事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经党中央批准,继2009年评选“双百人物”之后,2018年我国又授予个人“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又授予“最美奋斗者”个人、“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这些受党和国家表彰的先进模范,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2021年,中共中央为全国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首次颁授“七一勋章”。“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18]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一批批新时代的巨人和英雄。作家进一步增强了“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推出了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的习近平系列传记,寻踪领袖治国理政思想的心路历程,包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习近平在浙江》等。作品以采访实录的叙述方式,为人们讲清了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应该回答和读者最想了解的问题:习近平是怎样从一名下乡知青一步步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的。知情人的零距离见证,生动描绘出传主树立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和植根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的领导风范、远见卓识、坚定信仰和优良作风。

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时间节点,传记文学都能近距离地呈现自己的立场,具有在场性。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写作”。熊育群的《钟南山:苍天在上》,重写大医大爱的仁爱之心和守护生命的道德风骨,充满了完整的命运感。作品从钟南山在飞驰武汉的高铁上仰着头小憩的照片切入,从新冠肺炎与非典两场疫情钟南山四处奔波不知疲倦忘我战斗写起,笔触深入传主丰富的精神世界。此外,除了疫情中的钟南山,传记还写到传主的家学渊源、成长求学经历,他所率领的团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等故事,立体多面地诠释了院士的专业、战士的勇猛、国士的担当,呈现出可亲可敬的“这一个”。程小莹的《张文宏医生》,以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经历为主线,再现其精湛医术、高光瞬间和人格魅力,全景呈现了2020年抗疫的上海方案和中国经验。传中张文宏大量的话语及其附录“张医生的话”——一个智者的声音,充分显现出传主的精气神。李春雷的短篇传记《铁人张定宇》,描写身患渐冻症的“铁人院长”为保卫大武汉拼尽全力与生命赛跑的故事,扣人心弦,引人入胜。铁人,并非仅仅形容张定宇的意志刚强如铁,还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由于病情日益加重,他双腿僵硬犹如铁具……可在党中央领导的规模空前的抗疫战斗中,张定宇带领医护人员拼命地工作,向死而救生,兵不解甲,马不停蹄!

再如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时代记忆。任仲文编《传奇校长张桂梅和1804个女孩的故事》,生动展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张桂梅的传奇人生。“把大山女孩送进大学”,这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免费女子高中矢志不渝的追求。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靠教育真正促进乡村振兴,坚持用红色基因树人、启智、铸魂,让学生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百色市委宣传部编著《黄文秀扶贫日记》,堪称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它首次较全面地展示“时代楷模”黄文秀在扶贫期间的工作日记,以日记讲述扶贫故事,真实反映驻村第一书记的学习、工作和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历程及取得的成效。传主将30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令人痛惜不已。翟英琴的《李保国》,精心为“太行山新愚公”李保国教授立传,见证脱贫壮举的岁月轨迹与现场写真。传主扎根太行山35年如一日精准扶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每年进山“务农”超过200天,手把手将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用科技为荒山带来苍翠,用产业为百姓拔掉“穷根”。

新时代英雄辈出。描写多姿多彩的时代楷模,弘扬奉献精神,是讲好中国故事题中的应有之意。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作为“敦煌的女儿”唯一的精神自传,写出了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两位合作者心灵相契,将传主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以及文物保护的研究、弘扬和发展完美融合,加之“口传心授”恰到好处地把握拿捏,撰写者对于生命、历史、文化和艺术感悟都注入到了传主的内心深处,格外动人心魄。钟法权的《张富清传》,倾情再现60载深藏功名无私奉献的95岁老英雄的本色人生。在部队,张富清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战功卓著;转业到地方,他扎根贫困山区为民造福。作品用质朴而优美的文字清晰客观地还原了传主的血肉之躯与军人本色,又以思想的厚度解读平凡而伟大的人物精神密码,对老英雄心系人民、再立新功的豪情壮志进行了满怀深情的讴歌。王龙的《迟到的勋章》,一部献礼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的重磅力作。它讲述了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柴云振浴血奋战的生死传奇。该传立意高远,构思严谨,融厚重的思想性、细腻的文学性、生动的可读性于一体,其中第一人称的传主口述与第三人称的撰者述评交错使用,形成两代军人别具一格的心灵对话,造成了一种分外感人的精神力量。吴晶、陈聪的《黄大年》,记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优秀事迹,善用故事说话,靠细节感人。写传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身国防科研,谱写了一首矢志创新的奋斗之歌。余雷的《杨善洲》着力构筑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而别开生面。退休的地委书记杨善洲,带着一群人上了过度砍伐的大亮山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给后代留下一片生命的绿洲。此外,值得一读的还有写红色音乐家的《吕其明》(薛锡祥),写近90岁高龄还在为国奉献的“纺织仙女”的《黄宝妹》(徐鸣),写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的《烟雨平生蓝天野》(蓝天野、罗琦),写英年早逝的“最美奋斗者”的《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钟扬小传》(梁永安)等,均丰富厚重,色彩斑斓,无不给人以强烈的感动。

五、共产党人传记巨大的艺术成就

建党百年来的共产党人传记汗牛充栋,难以胜数,保守的估计当以数万计。共产党人传记肩负起为人民写作、为时代立传的历史使命,用中国故事塑造民族精神,为社会构筑起精神高地,彰显出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气质风韵。共产党人传记取得巨大的艺术成就,成为一道中国文学的靓丽风景。

第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文学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9]百年来的共产党人传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文学的笔法真实再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再现了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再现了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这些琳琅满目的传记作品,生动讲述优秀共产党人用初心使命写就的壮美人生,展现他们崇高而美丽的心灵,形象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如《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曾志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一部回忆录。它讲述一个革命者坚贞跌宕的一生,传中血火交融的革命斗争与荡气回肠的儿女情怀交相辉映,堪称百折不挠的伟大史诗、坚守理想信念的铁血长歌。传主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遭遇过的艰难险阻何其多,经历过的生死考验何其多,付出过的惨烈牺牲又何其多,但她任凭风雨曲折,革命的青春朝气始终不变,信仰忠诚毫不褪色。再如甘仁荣的《父亲甘祖昌》,是爱女对严父的深情回忆。作者特别重视传料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独特性,真实详尽地记录了老红军甘祖昌将军转战南北、屡建奇功战斗的一生,解甲归田、甘当农民、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一生,严以律己、无私奉献、一心为公、清正廉洁的一生。作品借助传主平凡生活中的琐事,在还原历史塑造人物方面做得非常细致扎实。

第二,形成一支庞大成熟的作家队伍,构建传记生产力同台竞技的艺术格局。

共产党人传记使得传记文学的文体精神发扬光大,与庞大成熟的作家队伍密不可分。由于共产党人传记文体跨学科的特殊性——政治、历史、文学的多重变奏,除专业作家外,不少作者还包括了党史、国史、军史的专家学者。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如果说20年为一代人的话,那么百年便有五代作家。出生于19世纪末的郭沫若、萧三算第一代即老老生代,出生于20世纪初和20年代的沙汀、何其芳、刘白羽、魏巍、黄庆云、任建树、石言、王忠瑜、张麟、范硕等为第二代即老生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为第三代即次老生代,前者主要有金冲及、张广友、卓昕、陈广生、王维玲、王观泉、祁淑英、陈铁健、程中原、陈利明、唐宝林、柯兴、修来荣,后者主要有叶永烈、郭晨、王朝柱、徐光荣、王铁仙、郭久麟、纪学、胡世宗、张雅文、赵俊清、权延赤、李荣德、丁龙嘉、陈廷一、尹家民、何晓鲁、铁竹伟、罗英才、孙琴安、石钟扬、黄传会。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为第四代即中生代,前者主要有毛毛、姜安、吴东峰、张俊彪、王宏甲、殷云岭、忽培元、何香久、何建明、董保存、张树军、戴茂林、顾保孜、朱洪、陈晋、王宝国,后者主要有夏蒙、徐鲁、阎启英、钟法权、涂俏、李春雷、钟兆云。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为第五代即新生代,前者主要有毛新宇、余玮、吴志菲、孔东梅、丁晓平、文炜、周海滨,后者有胡仰曦、胡晓菁。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三代作家同台竞技,其中有一些在新世纪成为当代传记文学史上独具艺术风格和重要影响力的主流作家。

第三,传记文学呈现多维开放态势,带来中国故事的璀璨多姿。

题材时空的大开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潮流,拓展了传记作家的思维空间,也开阔了共产党人传记的历史视野和艺术视野。不少题材禁区已被打破,传主形象日益丰富多彩。不仅大量出现百年党史上的先驱者、革命先烈、人民领袖、开国将帅,而且大量出现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各条战线的时代楷模先锋。外国友人中的共产党人成为新的文学传主。他传,如苏菲的《我的丈夫马海德》;自传、回忆录,如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奥] 格·卡明斯基主编、杜文棠校译《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传记的画廊。百年党史上的悲剧人物如王明、张国焘、高岗、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也纳入作家的关注视野,这方面有影响的作品主要有:戴茂林、曹仲彬的《王明传》,张树军的《张国焘传》,戴茂林、赵晓光的《高岗传》,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勇气。

表现视角的独特性。微观的、全景的、内涵厚重的作品批量出现,让历史插上文学的翅膀而传播久远。刘白羽的精神自传《心灵的历程》凌云健笔,长达102万字,既有勾勒历史大局的“写意”,也有描述历史细节的“工笔”,其巨大的艺术创造和眩人笔法让人目不暇接、浮想联翩。陈晋著有《文人毛泽东》《毛泽东的诗路和心路》等数部“毛泽东传”,他多“从文化性格、文化思想、理论个性、实践个性、人格个性这些角度切入”。[20]而孔东梅则以伟人后代和当代女性的双重视角出发,从外孙女的角度、寻常人的心态《翻开我家老影集》,描绘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将女性、婚姻、家庭等内容娓娓道来。丁晓平近十年来以党史人物传为读者所熟知,他追求的是一种“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始终遵循“真实、严谨、好看”的创作标准,[21]如他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等。

结构模式的多样化。与一般常用的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结构全传不同,胡仰曦的《痕迹:又见瞿秋白》则属于全新创造的诗性结构。著者“完全依照瞿秋白的遗愿设计与叙述程序,完全依照《痕迹》‘未成稿'的纲目章节梳理人事、安排框架”,“梳理出诗人革命家一生的心路历程与历史坐标。”[22]既镂刻传主逼真的人生“痕迹”,又凸显其灵魂意象。或用“糖葫芦”结构,如石钟扬、石霁的《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与五四学人》。或用“倒金字塔式”结构,如张雅文的《为你而生:刘永坦传》。或用时空交错式结构,如黄传会的《罗阳》。或用“板块结构”,如徐鲁的《林俊德——铸造“核盾”的马兰英雄》。或用“对讲式”结构,如郭久麟的《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或用“蒙太奇”结构,如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或用“复调”结构,如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或用以“本传”为经、以“列传”为纬的结构,如王维玲的《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

传记名称的丰富性。共产党人传记现在有传、传记、大传、小传;有新传、诗传、评传;有正传、外传、本传、别传;有全传、简传、简影、传略;有前传、后传;有画传、图传、影传、像传、相传;有自传、自述、口述自传、回忆录、实录;有合传、家书、家传、家族传;有日记、手记、年谱;有故事、印象记,等等。在全媒体时代,除了传统的纸质传记,还有新潮的电子传记、有声读物,加上众多的影视传记、传记剧,传记文学的品种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新时代,我们理应赓续红色血脉,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记评论》第一辑。

注释:


[1]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3页。

[2]李大钊:《牺牲》,《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

[3]刘岸挺:《〈多余的话〉:“回家”之歌——论瞿秋白的诗性生命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5期,第164-182页。

[4]俞樟华等编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27-428页。

[5]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848页。

[7]《新中国档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9年8月20日。

[8]全展:《奏响壮丽的生命之歌——重读〈把一切献给党〉》,《文艺报》2021年5月26日。

[9]转引自殷云岭:《雷锋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10]马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割不断的关联》,《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5日。

[11]马烽:《刘胡兰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405页。

[12]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

[13]全展:《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著名抗日英烈传述评》,《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9-238页。

[14]朱苏进:《他们曾经辉煌》,吴东峰《开国将军轶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5]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1日。

[16]张胜友:《激情澎湃的改革岁月——序〈袁庚传——改革现场〉》,《中国作家》2008年第3期,第81-85页。

[1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18]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6月30日。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0]王桂环:《让历史和理论插上翅膀——访中共党史文献著名学者陈晋同志》,《北京党史》2018年第6期,第51-58页。

[21]徐艺嘉:《既有文学的野心也有史学的野心——丁晓平访谈录》,《神剑》2016年第3期,第115-118页。

[22]胡仰曦:《自序》,《痕迹:又见瞿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