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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篱:在新的文明形态中塑造新的传记文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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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发布文字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国家社科基金社团活动资助项目(批准号   21STB70)

“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活动”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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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文明形态中塑造新的传记文学形态


文 / 西 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五点殷切希望。其中第三点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他引用柳青的话,强调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五年前,总书记提出“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次更加明确地提出“守正创新”。我们要理解好“守正”与“创新”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守正”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要礼敬我们的中华文明,要符合我们的国情。总书记是了解文学和创作的规律的,他深刻指出:“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而“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

总书记要求的“创新”,就是要跟随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和突破,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抢占生活空间、削弱人们思考能力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影响了文学的表达和呈现形态。

文学形态的变化和形成,和时代发展有关。比如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史,就往往被描述成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成长史。新媒体也带来了文学形态的变迁。又比如越来越丰富的现实生活,以及作家的存在意识、受众对逼近真实的强烈要求,催生了非虚构文学创作……

很显然,文学形态的塑形,除了科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和时代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有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涵是“五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深刻理解了这个重要内涵,我们方能找到一种应该遵循的方法论,从而得以清晰地为由玄幻向现实书写转向的网络文学把脉,才能更好地理解小说家和诗人处理生活时,不同或相同的情感呈现方式,和他们思想的深刻所在,也才会对传记文学创作提出优化写作技巧的要求,提出现场感、现实性,以及相对与绝对的真实之间的合理与平衡的要求,而否定那种材料堆砌、简单实录的纪实作品。

如果将《史记》作为传记创作的源头,那么传记文学的确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了。在数千年的演变中,传记文学有一点没变,那就是它始终既是属于文学的,也是属于历史的。著名传记作家忽培元说过,司马迁兼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史记》的创作。现在的很多作者在进行传记创作的时候,注重达成传主的要求意愿,完整讲述传主的人生历程,却忽略了对伴随传主的大历史背景的了解和理解。读懂历史才能读懂历史中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为什么那么被人所敬仰?为什么我们往往乐于阅读学者写的传记作品?因为文学的表现力和历史知识的欠缺在当代传记文学创作中一再凸显,已经成为作者面对叙事和形象塑造时力不从心的重要原因。

守正创新,是传记创作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赓续中华文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活化经典,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突破传记创作同质化、模式化。笔墨跟随时代,作家们要更好地解读生活,更深刻地理解人民的伟大创造和贡献,更努力地提升传记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传记写作有个不断被提及的问题:客观真实性。一般来说,真实是传记文学的重要品质,也是传记文学能够获得读者认可并引起共鸣的重要原因。但是,过于客观真实,也会造成文学的审美性不足,因为生活毕竟不是文学,文学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传记文学虽然是忠实于传主的生活,并努力展现其精神的图景,但它还是要有谋篇布局,是要经过作者精心剪裁的,还要更多地挖掘传主思想,更好地拓展其精神境界的更为辽阔深邃的空间。在非虚构创作兴盛的当下,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不断遭遇质疑和挑战。如果传记创作不能在绝对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在现场感和现实性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就会陷入创作和文体的桎梏。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是传记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直接影响到传记文学如何塑造其新形态。作家要有勇气打破自我,走出自己的房间,置身于现实之中,去体会生活的丰富和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才会觉得天地是广阔的。可以说,现当代文学中的传记创作,其底色一直是较为单调的。传记创作不能是简单的回忆和记录。作家要真正地走出去,去阅读和理解生活,去打开全新的传记文学的世界。

每一部传记文学作品,都应该带给读者生活重新开始的感觉,要有能够与读者的心灵发生呼应的神圣感,而不是只与作者自己有关、与传主有关。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写作就是失败的。

随波逐流是人的本性,人们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惯性之中,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域里。文学恰恰是要打破这种惯性,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和反省,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写作者自身。当我们笔下的每个时间里发生的事物都与读者产生关联,作者打开作品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生活并不是那么平庸无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只有当个体的传记与更大的世界联接,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面貌,才会成为更为开阔的、既拥抱了历史和自然、也拥抱了现实的作品。通过我们的讲述、塑造、传播,去获得更多更广泛的认知,传递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当我们的价值观、美学观得到广泛的世界性的认知和认可,才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这样,我们的文学使命和价值,就超越了文学本身。




西篱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作家 协会主席团成员、创作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小说、诗歌创作和研究, 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诗刊》等发表作品,已经出版《昼的紫 夜的白》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诗集十多部,曾获首届金筑文艺奖、首届有为杯 报告文学奖、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文学创作一级作家,广东 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