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 现代作家自传的历史探源——兼谈中国传记写作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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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现代作家自传的内涵似乎无需作过多的说明：“现代作家自传”就传主身份来说是作家的传记，就写作时间来说是现代的传记，决定其可以归入到现代文学的范畴。然而，一旦我们进入现代作家自传的历史，则会发现其在具体展开时还有如下三点需要说明：第一，“现代作家”和“自传”的“结合”已在客观上决定了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在时间上要晚于现代文学的历史。第二，现代作家身份的确认又决定其接受了现代文学诞生期的全部资源。这些资源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与发展。第三，“探源”现代作家自传决定我们要聚焦于20世纪20、30年代现代作家自传的创作，此时的“现代作家自传”，是一个具有特定指向的阶段或曰范围。

无论“自传”在具体界定时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展开时有多少具体的形态，“本人自叙自己的生平”即传记的写作者和传记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都是理解“自传”的基本义。与他者所著传记不同的是，自传中写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同步关系”，客观上决定自传是一次未完的讲述。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阶段诞生的各式人物自传在“生不立传”以及儒家文化的传统观念面前，才会显示出特有的“反叛性”和“突破性”。显然，标准意义上的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需要一种观念的转变。在这一点上，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具有思想革命意义的“人的发现”及“人的文学”，同样适用于现代作家自传和现代传记本身。

在新文化运动浪潮推动下诞生的现代作家自传，离不开“人的发现”“个性的解放”以及“人的价值”等思想观念的确认。当然，现代作家自传由于文体的原因，其在表现“人的发现”的过程中，一直有着相应的特殊性。这一点，一旦深入现代作家自传的具体写作和诞生史，便会十分明显。其一，现代作家自传在表现“人的发现”和“人的价值”时，一直是以“个体的发现”和“个体的价值”为出发点的，这使其在具体展开时必然强调自我表现、自我张扬并隐含着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其二，现代作家自传在突破中国古代传记写作模式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和接受的原因，客观上要求写作者即传主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结尾处提出的希望，恰恰道出了现代作家自传在主人公选择和诞生过程中的“秘密”。其三，是诞生了以女作家为传主的，具有鲜明反封建和“反传统”意义的崭新的自传作品。

现代作家自传虽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就其实际发展的情况来看却并非与现代文学同步，现代作家自传整体上晚于现代文学一方面取决于自传者的成名史、知名度以及对自己的认可程度，一方面又取决于“何谓自传”“怎样书写”的理解以及现代传记的总体发展水平。结合具体的文本实践和成书的时间，最早的现代作家自传可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郭沫若的《水平线下》（创造社，1928）、《我的幼年》（光华书局，1929）和《反正前后》（上海现代书局，1929）算起，而像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上海北新书局，1927）、谢冰莹的《从军日记》（春潮书局，1929）和近年来被一些研究者列入“自传”范畴的鲁迅的《朝花夕拾》（未名社，1928）等，皆可视为自传性作品和现代作家自传诞生期特有的表现形式。现代作家自传在诞生不久后就走向高峰、出现了一大批代表性作品，这一发展状况使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和30年代初期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30年代初期有影响的现代作家自传主要包括张资平的《脱了轨道的星球》（现代书局，1931）和《资平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郭沫若的《黑猫》（现代书局，1931）和《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王独清的《我在欧洲的生活》（光华书局，1932）和《长安城中的少年》（光明书局，1933）、胡适的《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3）、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神州国光社，1933）、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巴金的《巴金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和《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庐隐的《庐隐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郁达夫的《达夫自传》（《人世间》半月刊连载与《宇宙风》杂志发表最后一章，1934开始）、陈衡哲在北京（时称北平）出版的英文自传《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署名Chen，Nan-hua，1935）、许钦文的《钦文自传》（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白薇的《悲剧生涯》（文学出版社，1936）。其中，《资平自传》《从文自传》《巴金自传》《庐隐自传》和《钦文自传》，是作为“自传丛书”系列出版的。此外，还有像柳亚子等编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第一辑）》（上海光华书局，1933）、鲁迅等执笔的《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3）式的“合集类作品”，等等。

短短数年间，现代作家自传就从诞生走向成熟，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规模的作品，而且还有系列长篇、合传、女作家自传、英文版自传以及丛书等多样化的形态，现代作家自传的创作活力、艺术水准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对比现代文学诞生期的各体文学特别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式的小说，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就创作本身而言，是从单纯的想象、虚构转为自我的写实与剖白，这种在表面上看似更为简单的书写，就自我发现和自我表现的角度来说却隐含着时代的进步。中国传记书写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现代文学的边界也由此得到拓展。

二

现代作家自传刚刚破茧而出，就迅速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在现代传记诞生期独树一帜，离不开名士大家的倡导和通过实践树立典范。郭沫若、郁达夫、胡适、谢冰莹等都曾以不同的实践方式促进了现代作家自传的生成与发展。当然，综合地看，现代作家自传及至现代传记的诞生与发展，胡适都堪称“开一时风气”的人物。胡适对传记的钟爱和热情几乎贯穿其一生，他不仅一有机会就大力提倡众人应该写自传，而且还身体力行、实践多种传记类型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胡适很早就涉足传记领域。早于1908年，年仅17岁、仍为上海公学学生的胡适就开始进行白话传记的创作。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又将对传记的兴趣发展为自觉的理论探索。当然，从现代传记诞生与初期发展的情况来看，胡适最具影响力的传记活动是对自传的倡导与实践。胡适于1930年6月开始动笔写自传，此自传于1931年3月开始在《新月》杂志上连载，后于1933年9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四十自述》单行本。尽管就具体成书情况而言，《四十自述》仅有6章、相对于当时的胡适只完成了“半部自传”，但从其日后多次再版、至1939年1月就已在同一家出版社印行至第五版，《四十自述》显然是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1933年6月为《四十自述》写的“自序”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由此推算胡适劝告老辈朋友们如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陈独秀等写自传的时间，可以说在其留学归国后不久就开始了。这些事实都证明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特别是现代自传的诞生，确有开启之功。

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胡适还曾结合自己写作的经验谈及自传的写法。“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小说笔法”、可以虚构“人名地名”还有由此而生的“用想象补充”，一方面表明胡适的自传有具体多样的创作方法、富于实验精神，一方面则表明胡适善于总结经验并以此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虽说因“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胡适最后“抛弃了小说的体裁”，使自传写作“回到了严谨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但结尾处的“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又表明胡适已经注意到传记写作兼具史学、文学的特质和相应的功用价值，这样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富有启示意义。

对于胡适的提倡和邀约，当时虽仅有好友陈独秀在特殊生活境遇下写有自传予以了“直接的回应”，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影响，胡适的倡导与实践显然是促进了现代自传的发展，而现代作家自传也正是借助这一潮流迅速形成了繁荣的景象。从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发展到成为典范，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此即为现代作家的身份问题。如果说写作者与被写作者是否重合即究竟是“书写自己”还是“书写他人”，是将广义之传记划分为自传和他传两大基本类型的重要标准，那么，“现代作家自传”作为一种具体的类别，其命名的依据则主要基于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文化身份和主要成就。尽管由于社会、时代等原因，“现代作家”的实际身份上往往并不单一、纯粹，如被纳入现代作家范畴的胡适、郭沫若等都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并在多个领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当时强调其作家身份仍有特殊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诞生，使一大批现代作家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心目中的文化英雄、精神导师和时代弄潮儿，这种认知态度自然有助于现代作家自传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进而促进其发展。与此同时，现代作家自传出自作家之手，也在客观上保证了传记的艺术水平。读者可以像阅读文学作品那样，在感受作家优美文笔的同时，了解其生平；而现代作家风格迥异的个性叙述、令人向往的人生经历，又可以使读者在领略《沫若自传》式的“自我张扬”、《达夫自传》式的“大胆袒露”以及由女作家谢冰莹、庐隐带来的“别样人生”等等叙述的同时，见证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至于由此对比同时期出版的现代作家他传，如现代书局于30年代初期陆续推出的“现代文学讲座”系列，包括的《郁达夫评传》（素雅编，1931）、《郭沫若评传》（李霖编，1932）、《张资平评传》（史秉慧编，1932）、《茅盾评传》（伏志英编，1932），则不难发现：后者虽为“评传”、实为编选，在具体形式上只是将传主小传、作品评论文章以及代表作和传主著译书目汇集一起、更像后来的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现代作家他传”由于著者与传主的“分离”，还需时间的积淀和研究的深入而未呈现典型“他传”应有之面貌，也从侧面证明现代作家自传为何是现代传记诞生期最为成熟的文本类型。

综上所述，现代作家自传在其初期发展阶段就取得突出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作家创作理念、文化身份、创作才能及其有效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生动记录了现代传记转型要从某一点开始的文化冲动及其历史过程。至于由此深入下去，我们必将会看到更为丰富的内容。

三

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和现代文学一样，同样受到外来文化资源的影响。随着晚清时期有识之士开始介绍外国名人的生平事迹、为其著说立传，一些作家、翻译家也开始了对西方传记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这股热潮中，国外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伟人的自传和有关他们的传记成为了翻译的首选。仅在自传方面，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奥古斯丁、富兰克林、卢梭、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邓肯、克鲁泡特金、史沫特莱等的自传均有中译本出版或在杂志上刊载。其中，部分文学家、艺术家如卢梭、邓肯等的自传还有多个汉译版本。从翻译者队伍的构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翻译者皆有海外留学经历、熟悉海外文化，后来既是翻译家同时又是作家的身份，也决定其可以在深入了解西方自传创作经验的同时，直接将受到的启发融入自己的写作之中。

从郭沫若在《我的幼年》（后更名为《我的童年》）的“前言”中将Augustine（即奥古斯丁）、Rousseau（即卢梭）、Goethe（即歌德）和Tolstoy（即托尔斯泰）作为其写作的“参照”，到谢冰莹在自传中袒露“我最佩服《邓肯自传》和《大地的女儿》，她们那种大胆的、赤裸裸地描写，的确是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写实之作。然而中国的环境不比欧美……但我并不害怕，我将照着自己的胆量写下去，不怕社会的毁谤与攻击。我写我的，管他干什么呢？”具体的写作经验表明，现代作家自传接受外来文化资源的影响可谓在符合自己气质、趣味的同时，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开放性的特点。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接受的过程中，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忏悔录》是当时最重要的作品。卢梭（当时通译为卢骚）的《忏悔录》最早是通过留学生阅读外文原版、引起关注的方式逐渐介绍到中国的。1928年，张竞生译的《卢骚忏悔录》在上海美的书店出版，1929年上海世界书店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分别出版张竞生译的《卢骚忏悔录》和章独译的《忏悔录》，至30年代，除以上两种译本多次再版外，上海启明书局还出版过王炳焜的译本（1936）。卢梭《忏悔录》在很短时间内就有如此多译本、深受出版社青睐，表明其在中国知识界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为数众多的现代作家在自传中直接显露卢梭《忏悔录》对其创作的触动和启发，更说明卢梭《忏悔录》对现代作家及其同类写作的影响由来已久。

以“自叙传”小说著称的郁达夫显然在阅读卢梭《忏悔录》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自1928年起先后发表了《卢骚传》《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关于卢骚》四篇文章，介绍卢梭的生平、创作与思想。他高度赞扬卢梭取得的成就，甚至不惜使用诸如“千部万部的卢骚传记，总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价值的永久”的语句加以形容。卢梭忏悔式的作品、忧郁而矛盾的性格、崇尚自然的喜好，与郁达夫有太多相通之处，以至于他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达夫自传》注重刻画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内心世界的变化、青春期的觉醒、“孤独者”形象的生成以及留学期间弱国子民遭受歧视时的灵的冲突、性的苦闷，通篇笼罩着感伤式的抒情笔调，读来真切感人。他的自传是中国现代自传中“自我暴露”类型的代表，在当时读者群中产生了重要的反响。除郁达夫外，郭沫若、巴金或在自传中提到卢梭的名字，或在具体写法上与其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至于像谢冰莹更是在多年后修订出版《女兵自传》时写有“在这里，没有故意的雕琢、粉饰，更没有丝毫的虚伪夸张，只是像卢梭的《忏悔录》一般忠实地把自己的遭遇和反映在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环境里的人物和事件叙述出来，任凭读者去欣赏，去批评”，更反映了卢梭《忏悔录》对现代作家自传的广泛影响。

卢梭的《忏悔录》以自我暴露、自我解剖同时也是自我觅求的方式，为现代作家的自传书写提供了原则和尺度。“忏悔”不仅可以使著者在深入内心的同时，写出血肉生动的自我，而且还可以在叩问灵魂的过程中反思自我、批评自我，从而实现某种关乎自我的更高的价值追求。现代作家自传以此肯定了人的价值，回应了“人的发现”，并在丰富传记写作和人格表现力的同时将中国传记带入了“现代阶段”，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理当受到关注。

四

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朱湘曾发出如下感慨：“如今，自传这一种文学的体裁，好像是极其时髦。虽说我近来所看的新文学的书籍、杂志、附刊，是很少数的；不过，在这少数的印刷品之内，到处都是自传的文章以及广告。这也是一时的风尚。并且，在新文学内，这些自传体的文章，无疑的，是要成为一种可珍的文献的。”自传在30年代成为期刊杂志和出版社的“新宠”，逐渐形成了以《宇宙风》《人间世》《读书杂志》《国闻周报》《良友》画报等为代表的刊发园地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社阵营，充分说明其已拥有大量的读者。一方面是作家自传的诞生，改变了市场的格局；一方面是市场广阔，促进作家自传的发展，潜藏于现代作家自传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双生互动关系，表明现代作家自传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出版业的运行机制及相应的利益需求。

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首先以方便、简洁、易读的特点改变了传统写作的生产与存在形态，而后又以迅捷的传播方式促进文字印刷品的阅读与接受。现代出版业还以其稿费制度，促使作家成为一种职业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考虑到二三十年代出版业独立运行的模式、利益要求程度更高，所以，杂志、出版社对成一时之风尚的热销产品密切关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只不过这一关注的另一结果是促进了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从郁达夫的“大约是弄弄文学的人，大家常有的经验罢，书店的编辑，和杂志的记者等，老爱接连不断的向你来征求自叙传或创作经验谈之类的东西。”胡适《四十自述》未完即出是因为归期未定，“所以我接受了亚东图书馆的朋友们的劝告，先印行这几章。”人们不难看到，现代作家自传的发展除了前文提到的作家身份、名士效应外，各家杂志、出版社对新兴写作类型的青睐和在稿源上的竞争关系，也在激发作家创作欲的同时促进其发展。而从郁达夫提及写自传的原因是“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恰巧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书店给我的定洋已花去了，若写不出来就非追还不可。”谢冰莹接受赵家璧的邀请在短期内被动写完自传是因为“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藉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以及出现于郭沫若、许钦文、白薇等自传写作过程中的类似情况，生存特别是基本生计问题，也是现代作家自传受惠于出版业、渐成一时之风尚的重要原因。

当然，现代作家自传之所以能够在蔚然成风的自传热潮中备受关注，直至成为整个现代传记诞生期成就最高的一支，还在于一种阅读之后的选择以及出版行业的发现与打造。相对于他者所著的传记，自传在写作者和书写次数上并不占有任何优势。在这一前提下，作家自传可以脱颖而出，就不仅仅关乎作家身份、艺术水准、读者阅读，还涉及出版运营以及传记发展的整体水平等。现代作家自传与现代作家他传几乎同步诞生，但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却远远高于同时期他者所著的传记，首先在于出自作家之手的自传可以融入多种艺术手法、充分进行个性化的实验与探索。在没有遭遇其他类型传记书写竞争及挑战的背景下，现代作家自传获得更多的发表权利和传播空间真实地折射出当时出版界的生存现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现代作家自传都是在杂志部分发表甚至是连载之后，才由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而在作家自传热潮中诞生了“丛书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按照邵绡红的回忆，“为了出版《十日谈》旬刊和《人言》周刊，洵美特地设了个‘第一出版社’，为了让这个出版社出一点有分量的书籍，他动足脑筋设计出一套‘自传丛书’，原计划请十二位知名作家写自传。他亲自登门约稿。几番努力，终于有五本面世。”1934年，由兼有作家、出版家身份的邵洵美策划的“自传丛书”在上海第一出版社陆续推出，计有《庐隐自传》《从文自传》《资平自传》《巴金自传》，第五本《钦文自传》后该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邵洵美曾亲自动笔为《从文自传》《资平自传》《巴金自传》写出版广告荐语、介绍其独特之处，对于刚刚去世的女作家庐隐的自传，他更是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在现代作家自传诞生不久，便获得了以丛书形式集束出版的机会，这对于推动现代作家自传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就出版的角度上说，“自传丛书”是邵洵美宏大出版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明确的商业目的。他选择知名作家的自传为重点出版对象，显示了其对当时何为热点图书的熟悉和把握。他让广告简介与图书出版结伴而行，实现了商业行为和自传写作的有机结合。邵洵美不仅引导自传的生产，还直接以广告宣传的方式助力自传的传播，其对于初期现代作家自传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

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与初期发展，结合其所处阶段和实绩而言，是实现中国传记写作的现代转型。无论是对比中国古代比较正式的自传如陆羽的《陆文学自传》、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还是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式的“自序”或“自叙”，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式的假托名号、寄情明志，还有一些作家诗人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等，现代作家自传都生动地呈现了现代的特征，并由此推动了现代传记的发展。

首先，从篇幅上看，现代作家自传内容较长、结构相对完整，在其诞生期就孕育了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自传。古代自传由于使用古汉语、受“以简要为主”之史传传统影响等缘故，篇幅都较为简短、长者也不过千字左右。比较而言，现代作家自传由于使用现代汉语，强调叙写传主完整的生平和人格，所以需要足够的文字和长度，以融入大量故事与情节，进而具体、生动地展现人物的性格和成长的历程。从《四十自述》《从文自传》《钦文自传》《达夫自传》《庐隐自传》《一个女兵的自传》等成书情况可知，现代作家自传将内容分为若干章节且多加有标题，使其颇似“章回体”小说，充分讲述了一个人的真实故事。与此同时，通过自传，现代作家不仅写出自己生活道路和内心世界的变化，而且还记录了时代的变化及其各个侧面。“一个时代的自传是一个时代国民性最真实的记录”，杨正润在结合中国现代自传文献价值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提升同时也拓展了人们对于现代自传价值的认知。以《沫若自传》为例，这部到20世纪50年代累计形成4大卷、总计110万字规模、堪称中国传记史上最长的作品，由于详细记录了郭沫若生平的各个时代，从一开始就决定其是一部记录特定时代的重要文献，对于人们了解郭沫若的成长和相应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沫若自传》以张扬的自我、强烈的时代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现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从20年代创作开始，郭沫若就有意将“自传”分成若干阶段且在叙述每一个阶段时都力求具体、详尽。即使仅从完成于20、30年代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创造十年》等写作情况来看，从目睹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对四川的影响到东渡日本，再到后来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组建创造社直至参加北伐……郭沫若以其自传书写充分证明了他是近半个世纪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现代中国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周恩来、朱德、蒋介石、胡适、茅盾等，他都有过直接的接触乃至亲密的交往。对于这些重要事件和社会名流之间交往的直接描述，决定《沫若自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部自叙式的中国现代史来阅读，其高度的真实性、丰厚的内容无论对于郭沫若还是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在创作手法上，现代作家自传自由、灵活、多样，在为中国传记书写提供了现代经验和新的可能的同时，丰富了传记的本质属性。相对于古代自传常常以客观叙述的态度书写、缺少故事性，常常被纳入到史传的范畴，现代作家自传在书写过程引入了现代的手法。除前文提到的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写作中，使用了“小说笔法”外，《钦文自传》由于要在十一天内赶完、匆促起笔，竟直接从刚刚出狱的时间即“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十一时许”写起，进而使自传呈现了“倒叙”的结构、尽显写作的“个性”，也充分证明了现代作家自传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存在着多样化探索的可能。至于像《达夫自传》在书写过程中嵌入大量的“对话体”、抒情的笔调以及忏悔式的心理描写，更使作家自传具有了现代文学的精神。现代作家自传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不仅丰富了文本的表现力，而且还使现代作家自传在本质上逐渐呈现出向文学拓展、历史与文学共存的特点，从现代传记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也确然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是女作家自传的出现，丰富并拓展了中国传记的写作范畴。古代传记书写由于受到封建文化思想的束缚，为女性作传是十分少见的，而让女性动笔自己书写自己更是不可想象。现代女作家由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且本身多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所以敢于以书写自己的方式为女性代言。当然，由于所处时代的原因，这一阶段女作家自传多以反抗封建传统礼教、反对包办婚姻、自由融入社会和追求自主爱情为主题，进而展现传记的现代性。阅读庐隐的自传，人们可以了解其不幸的童年和独特的成长经历。这位事业处处受挫的女作家有着坚定的抗争精神，她从不同流合污、敢于反抗封建礼教。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计较别人的非议，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她有自己的“社会经验”，有对于教育和恋爱的独特认知，在她的自传里可以看到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我。在陈衡哲的自传中，人们则可以看到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对于成长、求学产生的影响。她拒绝缠足、渴望享有天足的自由，但在家里来客人时下意识藏起自己的脚的描写却显示了旧礼教的“力量”。对比陈衡哲，谢冰莹在自传中展现的经历更加悲惨：自幼淘气的她在母亲胁迫下缠足，在熟睡时被母亲穿了耳洞，母亲一直认为她替女儿做的三件大事是（一）裹足（二）穿耳（三）出嫁。母亲自然也不允许她读书。她在20岁时因反抗封建婚姻逃离家庭，后毅然报考军校，随军操练，随军北伐。受伤后的她被送回老家，她多次想逃离家庭，直到第四次才通过同意结婚、后从婆家逃出来。“九·一八事变”之后，她怀着爱国之心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事发后被遣送回归。她的自传还记录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在这些自传中，贯穿着女性的成长史和抗争史。通过自传，女作家展现了现代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她们对旧式家庭和婚姻的叛逆与反抗，折射出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现实和理想追求。

围绕现代作家自传历史探源的话题当然还有很多，比如白话的应用对现代作家自传的生成具有怎样的作用；现代文学的成熟与现代作家自传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诸如郭沫若的《沫若自传》、谢冰莹的《从军日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以及鲁迅《朝花夕拾》的撰写与文本形态对于后人理解现代作家自传的本质属性有何启示与意义，等等，此处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开。总之，结合时代语境、名家倡导、外来文化资源的影响、现代出版业的推动和文本具体实践共五方面的论述，我们在整体上呈现了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及其相对于中国传记历史的意义。现代作家自传作为中国现代传记诞生期的开路先锋，是主客观多方面合力的结果，本文在描述这些方面时虽采取了历史性的讲述，但事实上它们却是以共识性的方式，共同促进了现代作家自传的生成并在不同作家笔下形态各异。现代作家自传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势头逐渐减弱，这一态势就具体的历史而言，除自传作为“一次性书写”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连续的生产之外，文化语境的变迁、作家地位与写作理念的变化和阅读新鲜感的相对减缩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无论怎样，现代作家自传作为中国现代传记初期阶段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案形态，是以其独有的实践一改中国古代自传不发达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传记的现代转型、开启了中国传记的现代化进程，并由此为中国现代传记和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探源其生成方式和生长过程，对于认知中国现代传记的历史、理解中国现代传记的多元形态与文本构成以及现代作家创作和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由此联系近年来现代传记研究方兴未艾、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如火如荼，探究现代作家自传发端的历史本身就隐含着多个问题域之间的碰撞、交融与簇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敞开了，相关从业者完全可以结合这一机遇和挑战，深入开掘、触类旁通，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胡适：《〈四十自述〉自序》，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一卷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3页。

2.在本文中，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基本以单行本、第一版的出版时间为依据（除《达夫自传》的情况较为特殊外），而不以写作时间和单篇发表时间为依据，单篇的自传性作品也不在统计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作家自传在其诞生期，由于内容的时间跨度、文体形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后来的认知过程中往往存有差异性，但这种非典型性、不成熟性，恰恰反映了现代作家自传在诞生期可能存在的种种样态。

3.胡适：《〈四十自述〉自序》，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一卷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1页。  

4.胡适：《〈四十自述〉自序》，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一卷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3页。  

5.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写了两章自传，后陆续于1938年《宇宙风》杂志第51、52、53期发表。在自传中，陈独秀自言“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可以想象的是，这些劝告的朋友应当是以胡适为代表的。陈独秀的自传后名为《实庵自传》，本文依据萧关鸿编：《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

6.郭沫若：《〈我的童年〉前言》，《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7.谢冰莹：《写在前面》，《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4—5页。

8.郁达夫：《卢骚传》，原文发表于1928年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6号。本文依据《郁达夫全集》“第十卷   文论（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

9.谢冰莹：《关于〈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0.朱湘：《我的童年》，原文收入《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本文依据方铭主编：《朱湘全集·散文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

11.郁达夫：《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该文原载《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局，1933年版。本文依据《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2.胡适：《〈四十自述〉自序》，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一卷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2页。  

13.郁达夫：《所谓自传也者》，该文原载于1934年11月20日《人世间》半月刊第16期。本文依据《郁达夫全集》第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

14.谢冰莹：《关于〈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5.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16.杨正润：《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17.许钦文：《钦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和“自序”第1—2页 。

张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