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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研究 | 斯日:鲁迅传记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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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社团活动资助项目(批准号   21STB70)

“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活动”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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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记研究述评


文 / 斯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30周年,对于今天的会议而言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作为记录历史的一种重要文体——传记,中国自古有之,准确地说是中华民族开始记录自己的文明和历史就是用传记文体的,因此可以说,传记文体是记录历史的最早的方式之一。今天我们欢聚一堂,用传记这个独特的文体方式来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庆祝我们自己的学会成立30周年,我再加个纪念的内容——纪念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脊梁——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回望历史,我们常常感叹历史的巧合,其实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需要看清和思考清楚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和事件,历史都会隆重地记录下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做的是阅读历史,记住历史,从中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对当下和未来的借鉴引导作用,简而言之,就是让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和事件引领我们向前走,走向更加灿烂而美好的未来。这个引领作用的梳理、书写和总结即是我们传记作家和学者所要做的事情。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鲁迅传记研究述评》。关于鲁迅传记写作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鲁迅先生1936年去世,至今已有85年,但是鲁迅传记,先生在世时即有了,如日本人增田涉写的短篇传记《鲁迅传》,发表在《改造》杂志1932年4月特别号,后来又由梁成译为中文,刊发于1935年《台湾文艺》新年号;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写的短篇传记《鲁迅——白话大师》,1935年1月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1936年,英国出版了斯诺编译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其中收录这篇文章第八段以后的文字,题目改为《鲁迅评传》;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版了鲁迅短篇传记。王森然的《周树人评传》,收入1934年6月北京杏岩书屋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一书中。自此至今,鲁迅各类传记已超过百部(含译著),拥有如此之多的传记,古今中外,鲁迅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名。那么,关于鲁迅传记写作历史是如何的?关于鲁迅传记的研究历史又是如何的?梳理、总结、评述鲁迅传记创作史和鲁迅传记研究史,科学地评析这些传记作品和研究论文的得失,从理论上总结鲁迅传记写作和研究的历史经验,不仅对未来的鲁迅传记写作有推动作用,对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整体传记写作和研究、传记学的理论建设都会有所裨益。

其实这也是我从2018年以来为推动传记研究发展所做工作的一种。面对中国传记研究中存在的实际困境,作为创刊于1984年的全国唯一一家以刊发专业传记文章为宗旨的《传记文学》杂志,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为改变传记研究现状做些事情,遂于2017年年底成立以编辑部同仁为主的课题小组,又特别邀请了几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加盟,共同出谋划策,决定通过课题立项来推进相关研究。课题组同仁一致认为,对一个学科长足发展而言,基础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是最根本和最需要的,这犹如一座大厦,若没有坚实的地基,无从谈起大厦的正常建造,更遑论其建造之后的坚如磐石。国内传记研究最迫切的是整理基础文献资料并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理论体系的建设。随即就有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资料整理及研究”这个课题,申报中国艺术研究院2018年基本科研项目并顺利立项。

申报课题是我们为改变传记研究现状而进行的系列举措之一,此外还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开设“传记课堂”栏目(2021年始改为“传记研究”),刊发优秀传记研究论文和传记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为传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交流、推广的平台;二是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科研、教学、创作方面的优势,通过课题立项、学术交流、成果推广,积极推动传记研究,加强对传记研究界的引领作用;三是创建“传记论坛”,该论坛至今共举办八次,以其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及专业性、连续性特点获得学界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等主流媒体给予连续、深度的报道。目前我们一本期刊、一个中心、一个论坛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基本建立起来,将为改变国内传记研究相对滞后、薄弱、分散状态,建构中国传记研究理论体系而继续努力。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资料整理及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个成果是《鲁迅传记研究资料汇编》。对以鲁迅传记(他传)、鲁迅自传、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广义传记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论文进行梳理与汇编,以图书形式出版。

在编选本书过程中,我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传记研究文章,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既能反映鲁迅传记研究发展史的基本概貌,也从一个角度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传记研究发展脉络。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鲁迅传记研究文章多为围绕鲁迅传记著作而进行的评论,即所谓书评。书评与严格学术范式下的学术研究论文是两种研究模式,文章体式上的不同即是二者鲜明差别所在。书评注重评论,重点在于对著作进行价值判断、审美判断和情感理解,评论者主体意识比较鲜明;学术研究论文则注重文本解读和深层阐释,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论析,理论色彩更浓。从鲁迅传记研究发展脉络来看,书评是早期研究文章主要模式,当然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开始学术规范和步入快速多元发展时期的时代特征是分不开的。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研究中一个方向,鲁迅传记研究所呈现的以图书评论为主的学术特色,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这类文章有:王永生的《一部富有特色的鲁迅评传——评彭定安<鲁迅评传>》、李彪的《一部有特色的传记——读林志浩的<鲁迅传>》、徐允明的《一本为青年写的鲁迅传——<民族魂>》等。

第二,《朝花夕拾》文体研究成为鲁迅传记研究中一大热点。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朝花夕拾》的文体属性,因为学界关于《朝花夕拾》是鲁迅自传这个定论还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不过鉴于《朝花夕拾》的回忆性质以及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的其自传文体特征方面的讨论,在考察鲁迅传记研究中包含了围绕《朝花夕拾》产生的论文。

王瑶在1984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探讨鲁迅《朝花夕拾》文体的文章《论鲁迅的<朝花夕拾>》,认为《朝花夕拾》是回忆性散文,但不是自传。否定鲁迅自传性质的这篇文章反而成为学界开始讨论《朝花夕拾》自传性特征的起点,为鲁迅自传研究开启了新的一页。这类文章有朱文华的《论<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郑家建、赖建玲的《<朝花夕拾>:“回忆”的叙述学分析》,王国杰的《是小说,还是回忆录?——关于<朝花夕拾>的一桩公案》,龙永干的《纷扰语境中“记忆”呈现的形态及意义:也论<朝花夕拾>》,王本朝的《旧事何以重提:<朝花夕拾>的杂感笔法》,仲济强的《“朝花”何以“夕拾”:恋爱契机与鲁迅的主体重构》,任辰凯的《<朝花夕拾>研究述评》,邢程的《现实照进旧事——<朝花夕拾>中的“流言”与“自然”》,刘彬的《“腊叶”的回眸——重读鲁迅<朝花夕拾>》,黄立斌的《作为自传文学的<朝花夕拾>》,等等,篇幅比较多。本书共收录14篇探讨《朝花夕拾》回忆叙事和自传性质的文章,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这也是编选之初未曾料想到的,充分反映学界关于《朝花夕拾》文体问题的关注度。

第三,新世纪初开始大量出现鲁迅生平事迹研究文章,突破以往以传记著作为中心的传记研究思路,为鲁迅传记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这类文章虽然与一般回忆性文章一样围绕传主生平中某个时间点或某个事件来展开,但从文章体式、叙述方式到主题思想均不同于一般回忆性文章。一般回忆性文章核心是回忆,通过私人记忆或文献记录来重新组织传主生平事迹,建构传主形象;生平事迹研究文章则以传主生平中某个时间、事件等实史为进入传主内心世界、探索创作思路等更深层次世界的切入点,由表到里,由浅到深,分析传主思想和心灵演进史对其作品创作的多重影响,相比一般回忆性文章,这类文章更具有深度性、学术性、思想性。换言之,这类文章的特点在于,运用传记学方法研究作品,即从对作家传记材料的细致梳理和充分了解出发来研究作家、作品的方法。传记学方法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种,很早就在中外文学研究中被予以实践。无论中国古代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还是现代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批评范式,无论是韦勒克所提出文学的外部研究法,还是国内有学者所指出:“传记研究法主要是将作品结合作者的人生历程来实践的一种比照式的研究,通过考证作家的传记材料与时代背景之后,根据作家的亲身经历、人格风范去推断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与精神轨迹”,都无不表明以传记研究法展开对作家或作品的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向度。这类文章有:汪卫东的《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王富仁的《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廖久明的围绕《藤野先生》以及鲁迅在日本时期事迹的系列文章等。

第四,新世纪之后出现的鲁迅传记研究另一个新现象是对鲁迅书信、日记等广义传记文体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书信、日记等私人文献属于广义传记范畴,也称之为边缘自传。以往文学研究中,作家书信、日记等文献受重视度远不及作品,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史料性,即为传记家提供写作所需参考的文献资料价值,但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研究中开始重视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作家的书信和日记等非创作性文体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以此为研究对象也产生了不少佳作。这类文章有程振兴的《鲁迅书信的征集与择取》、侯桂新的《钱玄同与鲁迅交往始末——以日记为视角》、程光伟的《“五四”前后:鲁迅在书信日记中的活动》等。鲁迅书信和日记篇幅颇多,16卷本《鲁迅全集》中,7卷本是书信和日记,接近鲁迅全部作品的一半,这还不包括因散佚等诸多客观或非客观原因而“全集”未能收录的相关书信。如此之多的量,作为关涉鲁迅生活、思想、作品的第一手文献,其价值和作用需要学界去全方位挖掘,这是当下传记研究重要课题,也是文学研究重要课题。

第五,鲁迅传记写作史梳理与论析是近四十年来鲁迅传记研究一个重要的收获。张梦阳发表于2000年的《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一文洋洋洒洒共6万多字,前后分6期刊发,对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鲁迅传记写作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既有总结,也有评述,不仅对这些传记的优劣、得失作了客观的评述,更是提出了相关建议或意见,是鲁迅传记研究史上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收获。此外,张元珂的《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写作》也是一篇致力于梳理、总结鲁迅传记写作史方面的佳作。此外也有几篇高校硕士毕业论文,为鲁迅传记写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新世纪已走过20年,这20年来的鲁迅传记写作特征及其存在问题等,也需要学界关注和梳理。

第六,运用古今中外传记学理论方法研究鲁迅传记,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颇受瞩目的现象。学科界线不清晰,理论基础薄弱,缺乏系统而成熟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传记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亟须加强相关研究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具有时代责任感的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下功夫,运用中外历史、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理论,结合具体的传记作品,探索和总结传记文体特征,构建理论体系,助力学科建设,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类文章有辜也平的《论传记文学视野中的<朝花夕拾〉》,王为生、邹广胜的《谈〈朝花夕拾〉的自传性与鲁迅的自我塑造》,陈华积的《论21世纪传记文学中鲁迅形象的塑造》,斯日的《“凡事经自己之口说出来都是诗”——文学作品对传主生平建构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张元珂的《论鲁迅传记写作中的文体问题》等。可以说,这类文章的集中出现,是近年来关于传记学方法、传记理论研究在学界引起一定关注的直接成果。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最具分量的研究方向,鲁迅研究又迎来一个新的高峰,但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作品研究相比,鲁迅传记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是鲁迅研究百草园中最稚嫩的一枝,无论是从篇幅,还是从质量方面,鲁迅传记研究均处于亟需加强和推进的状态,希望更多学界同仁致力于相关研究,让鲁迅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和多元、更加完整和系统。



斯日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主编、传记研究中心主任,编审,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传记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译著《汉娜•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主编出版“传百•传记文丛”、“思想的边界”等丛书;发表有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北京文学》《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文学创作多篇。策划、编辑、出版的专题文章和图书获得中宣部第三届、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奖和第三届女性文学奖、最美图书奖等奖项。2012年被评为文化部“三八”巾帼建功先进个人;2020年被评为宣传文化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