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 收藏本站
website qrcode

扫描查看手机版网站

会员登录
登录
会员登录
登录
新书上线
在线客服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周六至周日 :9:00-17:00
 联系方式
陈经理:13000000000
邮箱:abc@qq.com
下载中心
ShpoNum1客户信息登记表.doc
72.5KB下载
上一页 1 下一页

传记研究 | 唯真实性不迁就艺术性 唯艺术能促成史家绝唱——老一辈革命家立传叙事之我见

图片

      * 以下发布文字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国家社科基金社团活动资助项目(批准号   21STB70)

“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活动”研究成果展示


图片


唯真实性不迁就艺术性   唯艺术能促成史家绝唱

——老一辈革命家立传叙事之我见


文 / 钟兆云



摘要文学作品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时,是允许想象和虚构的,而写党史人物,虽然可以运用形象思维,但必须依据党史事实。形象思维,在党史人物传记写作中也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党史人物传记,也是史学、党史学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种体裁,它所记载的当然是党史,最起码是一段党史,或是党史的侧面。传记的最大价值正在于通过一个人的经历,提供历史的某个侧面和一个时代的影像。

关键词史料、党史人物传记、文学作品



任何时代的立传,任何对象的传记写作,都应注重搜集史料,并在恰当的事迹剪裁中叙述故事。

事迹剪裁首先离不开材料。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是立传的必要依托。传记作品质量的高下,与史料的丰富性密不可分。搜集史料的过程,也是作者抢先认识传主的过程。作者对所搜集拥有的感性材料,如传主的书信手稿、照片以及音像材料等,进行分析、比较、揣摩,日子一久,一个完整鲜活的形象,便渐趋在头脑中形成,把这个自己感受并认准的形象生动地书写出来,传达给读者,才能引发共鸣。

史料的一般来源当然是史书、档案、图片、音像及相关回忆。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既不能满足于这些材料,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材料,在立传时更忌用无根材料,避免以讹传讹。司马迁作了多年史官,手头掌握着大量的文字材料,却依旧认真考究,绝不轻信盲从,人云亦云。在写作《史记》前,他坚持外出实地考察,访问故老,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更全面的材料。传记作者的手头都得要有第一手“宝贝”,要有个人观察所得、或经过鉴别核实的材料,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缺我全。这些“刚需”来之不易,必须付出努力,始有所得。材料多了,便有个剪裁取舍的问题。任何个人,特别是那些够得上树碑立传的人物,一生总有许多经历、遭遇和见识,如果一股脑儿地写进传里,既不可能也无此必要,弄出来也不是传记,而是相当于封建帝王“起居注”那样的东西。因此,立传,要精于对人物所经林林总总事件的爬梳,恰当地裁剪出人物一生中最能表现其思想、节操、作为、性格特点的材料,在动笔前搞清这个人物一生最值得注意的事迹,判断出他的主要倾向,审视其主要作为特别是历史作用,而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述。包括党史人物在内的历史人物,立传时更应借鉴如是操作。

我们的党史人物,大多经历丰富,战争年代、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等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精彩和贡献,有的还有庞大繁杂的资料甚或丰富的文集。做相关人员的传记时,作者虽可能免去了搜集之苦,然而面对这浩瀚的文献资料,却往往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取舍,更不知史料的取舍应来自去伪存真的严谨考辨。结果,在史料的运用上,照抄照搬,陈陈因袭,到头来拾人牙慧,讹误相传,贻害后人。因此,拥有丰富的史料,却未必能写出好的传记来。在成千上万的传记作品中,我们不是经常见到那些被写得毫无生气的历史人物吗?他们的事迹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档案资料。所以说,材料的剪裁取舍很关键,老作家孙犁论述传记写作时就这样认为:“传记能否写得成功,作者的识见及态度甚关重要。当然,作者要有学识,掌握的材料要多。但材料的取舍、剪裁,要靠识。识不高则学无所用,识不高也难于超脱,难于客观,难于实事求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走出大学校园,初生牛犊不怕虎,考虑为开国上将、新中国空军之父刘亚楼立传。我反复揣摩,刘亚楼一生虽然多姿多彩,但最出彩处主要有三:一是长征,二是解放战争时期,三是组建空军(含组建志愿军空军)。这三点既已裁剪出,写作时我便将浓墨重彩泼洒于此,尽可能把这些大篇幅写得生动。又如邓子恢,一生最伟大处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主管农村工作,在那场中国农村变革的试验中谱写了一出可歌可泣却又壮志未酬的大风歌,于是我干脆就此剪裁,专门写就一本《农民知己邓子恢》。再如项南,我个人认为,最值历史书写的是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大将就职福建省委书记后,于是我在他逝世当年,便以《项南在福建》为题,将他在此前后的人生轨迹,包括率先投身中国脱贫攻坚事业,通过历史叙述的写法,有机地穿插于有关章节中。而后与纪录片作者夏蒙合作《项南画传》,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再搜集材料,查阅档案,采访知情者,在他百年诞辰及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写就长篇报告文学《项背——一位省委书记的来来去去》,被中国作协书记处列为重点扶持作品,并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审稿通过。

不少传记是由官方组织的,传主人生的每个阶段自然都要叙述到。编写组成员虽作了分工,各自为战,但要将自己手中这块蛋糕做得美味可口,同样也存在如何剪裁取舍的问题。如叶飞,以一介书生从戎,独撑危局,勇冠三军。从军队到地方,从封疆大吏到国务院部门,从陆军到海军,从政府到人大,他的人生每个阶段大都宕起伏,经历丰富,如果将之一一罗列,岂不成了扩大了篇幅的年谱?我受命担任全国八大单位合作的《叶飞传》副总编(撰写其中30多万字,并具体统稿)时,意识到这一点,在有关编撰会议上介绍了“写法”,得到首长和专家及各地撰稿人员的好评。此书出版后,我和南京军区作家胡兆才再度合作出版传记文学《铁将军叶飞》,主要集中写叶飞作为军事家的一面。

人物事迹剪裁得当后,在写法上便要注重故事的铺陈描述。《史记》有许多名篇,就是因为司马迁善于叙述故事,善于抓住历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展开描写,由此塑造不同阶层的具有不同性格的人物。如《项羽本纪》,通过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等完整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传奇英雄的深切同情和对他身上固有弱点的批判。人无完人,党史人物固有不同于过去英雄人物的党性和新传奇,不可否认,也有各自不同的局限,避讳这点,或资料不全、不准确,再加上过度人为拔高,也就成为演义,失去传记应有的品格了。

可以说,有了丰富的史料,还要力求使它生动传神,赋予其故事性。构成故事的材料有的虽可从档案资料中发掘,但档案中对这些材料的交代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只剩下空空的躯壳,不可能是一个完整且扣人心弦的故事。传记作者的功夫是发现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有机衔接,从彼档案与此档案的衔接中,提炼出藏匿其中的故事并将之合理地放大。进而通过对已搜集到的资料反复推敲,找出主人公思想和生命历程的端绪,越来越走近之后,笔触就能伸进其内心世界。

有了这些还不够,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细致的采访,尽可能采访到与传主同时代的健在知情者。他们在与传主的交往中,自然都会有一些生动情节。写传记,得走万里路,大面积采访相关人员,如同沙里淘金,一串串被历史遗忘的什锦或珍珠,便从他们的口中给带出来。

一本传记里,如果每个章节都有一两个生动的故事,传神地反映传主在彼时的所作所为,不愁立不起传主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我所强调的故事,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瞎编乱造的,件件桩桩都要取材于史实。史实有大小,故事也有大小,有精彩与一般之别。有时用几个小故事可以凑成一个大故事,故事连着故事,波澜起伏。

当然,大传、全传、评传、正传则另当考虑,亦万变不离其宗。



传记应允许对话的成分在内。一些研究专家和读者少不了提出质疑:你如何了解他们都说了什么话?言下之意,是责备作者胡编、想当然。

我要问:你认可《史记》吗?

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将历史与文学巧妙地结合和统一,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然认可这部被尊为中国传记开山兼经典之作,就该明白:司马迁焉知项羽、刘邦等历史人物的对话。要知道,司马迁写此书时,有的人物已作古上百年,而且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般丰富的档案,这样,太史公不也有胡编的嫌疑吗?

我又要问:你又不是公检法办案人员,仅是个读者,难道真需要原始的对话?那好,假如把某某大人物的录音对话,从头至尾抄录下来,又怎能叫文章,怎称得上作品呢?

你说凡事要有出处,不要空穴来风,那么,我倒要问了:你在运用别人的材料、注明出处时,可知它们最先从何而出,学术上以讹传讹的事还少吗?凡提法总要有个开头,为什么你只迷信所谓的出处,而不允许我“成一家之言”呢?

所以,我笔下的党史人物传记,是有对话在内的,个别也严格地做了页下注,个别则有艺术的表现。

话虽这么说,我想还是有必要就使用人物对话的有关问题作些说明。这些对话,一是见于相关记载,包括相关人员的回忆;二是采访传主的家属和熟人所得;三是作者对传主的行为和彼时有关情况吃透之后,根据理解,适当布设,即含有合理的想象成分。我认为,合理的想象应建立在对传主性格、行为、品质及对其周围人物、生活和工作环境熟悉的基础上,离开这点,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容易贻笑大方。

一本厚厚的党史人物传记没有对话,岂不难以卒读。当然,读者相信或怀疑这些对话是他的权利,但作为作者,史才之外还得有史识和史德,能对党史人物负责,对党的历史负责,也对读者和自己负责。

除了精彩准确的对话,还要善于用性格化的语言来展示党史人物的个性。《史记》写人物之所以活灵活现,与司马迁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风格、面貌密不可分。比如,项羽和刘邦都曾见过秦始皇,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从他们此番言语中,即可窥见性格的迥异,项羽说得坦率豪迈,可以想见他强悍、简单、直爽、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刘邦的语气委婉曲折,正好表现他周密、贪婪、多欲、复杂的性格。可以说,自司马迁、班固以下,在史传写作中记言记行并重。《三国志》裴松之的注,还特别注意记一个人的语言。这种用语言表现人物的写法,值得我们为党史人物立传时重视并借鉴。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党史人物传记的写作百花齐放中,符合各自性格特点,又不脱离史实的对话,已有较好的艺术表现。


细节描写,在任何有一定篇幅的传记中都必不可少。

既然不想使自己的传记成为一堆拼凑起来的档案材料,而希望成为一篇或一部富有生气且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那么,感染力从何而来?在我看来,细节描写,尤其是围绕传主的主要事迹进行细节描写,是使传记生动并增强其感染力的一种写作方法。对党史人物的树碑立传,亦如此。

细节描写既是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也是为了更好地呈现传主的内心世界。为了做好细节描写,作者必须在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好素材,突出传主的主要事迹并抓住其特点。我认为,党史人物传记的细节描写,不是为生动而生动,而应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在记录史事时,刻画好他们或与其相关人员的形象,再现他们所处的那种典型环境和所表现的典型性格。在细节描写过程中,文学的创造力将得到进一步发挥。但需要指出的是,细节描写要注意主要情节、基本情节必须真实。有些细节的基本内容或为大众所熟知,或能在搜集材料中特别是采访知情者时发掘得到,但有些则难以搜求。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对党史人物进行细节描写,绝不能天马行空,“填充”式地为所欲为,而应遵循另一种清规戒律,即合情合理地描写,传主和相关人员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历史现场,不离当时当地的特点,也不搞那些非黑即白、非友即敌式的描述。另外,传里所突出的主要事情和细节描写,也要符合有关政策和规定,否则不仅与党史人物的形象无补,也损害了传记的可靠性和思想性。

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不仅能烘托传主的主要事迹,还因为它的穿插,使传记的结构和节奏变得张弛有致,读起来轻松活泼,形象生动。如邓子恢,担任副总理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还不改农民的本色。这些生活细节可谓小而又小,但把它们描绘出来,不仅能使读者感到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还正好烘托了他亲近百姓、敢为农民鼓与呼、甘与农民风雨同舟的崇高品质。

细节描写当然要表现矛盾和冲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人物。在那个特定时期,邓子恢岂能不知坚持包产到户将给他政治上带来无以复加的危险,他只要跟着风向转便可化险为夷,但他没有,还是逆风而上,跟着真理走。在矛盾与冲突中,邓子恢完满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在细节描写中有把握的适度展现矛盾和冲突,使读者尽可能地贴近那些原本为圣光笼罩着的高层人物,可以更真实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在逆境中生存和内心的状况,以及我们这个党和国家勇于探索,善于汲取教训、自我革命,在曲折中奋然前进的悲壮一页,从而了解老一辈共产党人堪称教科书式的忠诚干净担当,在他们的泪与笑中,感受青史流芳的美好心灵、伟大人格。

包含党史人物在内的传记写作中,究竟要不要细节描写,细节描写究竟重不重要,又如何让人信服的进行细节描写?可谓见仁见智,我只想说:一部用概念化的词句进行叙述而缺少具体细节描写的传记,能将党史人物的形象生动刻画出来吗?


传记写作中要善于调动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在党史人物传记写作中也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党史人物传记,也是史学、党史学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种体裁,它所记载的当然是党史,最起码是一段党史,或是党史的侧面。传记的最大价值正在于通过一个人的经历,提供历史的某个侧面和一个时代的影像。如刘亚楼身上体现了共和国建国后整整15年的空军史,邓子恢身上体现了新中国农村的改造试验史,项南身上体现了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史,江一真身上体现了红军和八路军医学史,等等。只不过,历史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形式,前者居于科学的范畴,后者是艺术的范畴,前者运用的是抽象思维,后者运用的是形象思维或曰艺术思维,带有审美观念。这诚然是两者的不同处,但并非相互排斥,而能相辅相成。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中肯地辨析了两者的异同,并认为两者能说“同一件事”。是呀,文史不分家,为什么不能说“同一件事”呢?

包含党史在内的一切历史,都不可能由后人完整无缺地复制或克隆出来,党史的无限丰富性永远使我们炫目,并激发再创造的雄心。于是在为党史人物立传时,除了尽量运用当时当地经过核实的原始材料,还要带着一个传记作者身处时代的观念、感受和心理,以及一个执政党对该人物最新的评价和定位,深深切入到百年党史的叙述中去。

如果在写作中对人物的描写不做动态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发掘和创造,而停留在静态的分析、判断、概括、证明上,这样写出的人物传,貌似符合历史真实,其实却是公式化、流水账的东西,行而不远。要避免此,就必须改进思维方式,将形象思维融入抽象或逻辑思维中,对相关人物不是一般地、概括地叙述,而是通过对其革命、生活、工作经历及言行、活动场景的具体描写,来再现他们的非常人生和精神面貌。党史人物的传记,要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要目的,这就需要写得比较生动感人,感染读者。因此,传记作者要想法从一般的史料文字中,寻找到鲜活且具文学意味的影像,这就要调动形象思维。

文学作品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时,是允许想象和虚构的,而写党史人物,虽然可以运用形象思维,但必须依据党史事实。换言之,党史人物文学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内心世界的刻画,只能是“还原”,即作者在塑造他们的心灵世界和个性特征时,所做的判断和发挥的艺术想象,必须限定在有限的事实时空中。因此,党史人物传记的文学创作,作者发挥的创造性都是以素材史实为依据的,有时即使无法真正或完整地接近事实,必然要运用文学手法以使人物性格丰满时,依我之见,想象的运用原则也以不违背重大事实和人物的性格特征、命运为前提和首要,并得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

在调动形象思维过程中,不能不讲个“情”字。党史人物传记同样涉及生死爱恨这些人类重大的情感和事件,以及精神困境。与党史人物中的烈士,及盖棺论定实至名归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等不同,对一些经历复杂甚至中途脱党或变节的党史人物,如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为他们写传,无论对传主怀有何种感情,或爱或憎,或同情或鄙视,都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切忌先入为主,持客观公允之态,才能形之于笔,出来的作品才能产生镜鉴之效。传记作者如果对传主不抱情感,冷淡待之,那就注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与这个让你毫无感觉的人相处,这如何能使你动笔,你又何必为此而过上郁闷的生活呢?有了情感因素的注入,有节制地调动起形象思维来,便更为得心应手。

但在写作中,最大的困难也正是如何处理好自己和传主的情感关系。如果因为传主地位特殊或重要,而使作者在立传时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将自己依附于传主,完全没有传记作者的感受和个人判断,这样的传记价值可想而知。如同对党史人物的“依附”和过誉要不得,对其轻侮同样不可取,更忌无中生有。最好的方式是忌恩怨、忌感情用事,特别要注意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对笔下人物做到“鸟瞰”,赋予作品和自身的历史格局。上世纪伟大的传记作家茨威格说:“不要将他偶像化,也不要神化,只是赋予他人性,这是创造性心理研究最艰苦的工作。不要用一大堆牵强的论据为其辩解,而应对此作出解释,这才是真正的使命。”

毋庸讳言,相对于别的体裁,传记作家多了一份难处,经常难以摆脱“钦定”“官办”“经院”樊篱。如何摆脱传统传记写作中的“讳”的镣铐,对党史人物更是如此。“不虚美,不隐恶”本应是传记作者的基本原则立场,但中国的国情、党史人物的特殊性、时下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得传记作者尤其是党史人物传记作者,背上“历史责任”有重负,手中之笔就显得格外沉重和慎重,不能随意迁就,而得把握“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要义。


传记是史学著作中最不讨好的一种,因为它的真实性总让人怀疑。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就曾说:“传记作品就好像是这个人的衣服与纽扣,一个人真正的传记是不可言传的。”某个人昨天的言行举止,让几个耳闻目睹者各自反映出来,都会有所不同,遑论远久的历史和复杂的人性(含当事人及传播者)?党史人物传记也常有此遭遇,何况还要讲政治,不涉密,与纪律和出版要求不得相冲突。

传记与文学挂钩后,又成了各种文学形式中难度极大、毁誉最多的一种。照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来说,它是把坚硬的花岗岩(史实)和变幻不定的彩虹(个性)融于一体的艺术。传记家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自身的文化修养应当达到很高的境界,最好是作家史家化,史家作家化。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现象,在文学界、学术界早已不鲜见,甚而蔚然成风,但在党史学界,却很少有人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后也还不成气候。今后的倡导和努力都是要的,但急功近利要不得。所谓“看见山,跑死马”,创作有自己的规律,有时与个人努力并没有太多的必然关系,一个缺少天赋也缺少第一手材料的人,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有时离山尚远己却步。好歹作品出来了,人物却给人“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感,毫无生气,味同嚼蜡。照一个论者的话来说是:“有的小说家写的谈史札记,对史实随意剪裁,妄加发挥,既曲解了历史,也写歪了现实;有的历史学者所写人物传记,想增加文学色彩,但又功力不够,很像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拍了厚厚一层香粉后,看上去怪模怪样。”

传记文学是传记和文学结合的一种文体,是真人真事题材和文学手段表达的统一,是用文学形式写成的传记,我认为,检验其水准或能彰示其突出成就的就应是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这种写法既要求真实可靠,又要求富有想象的安排材料,进行必要的细节描写,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1985年,复旦大学等全国22所院校合编的中文系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曾如是评价《星火燎原》丛书,认为它“把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形象性有机地结合,是我国史传体文学的一个新发展”。由此可见,这种把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传记写作方式,不仅是我国的传记写作传统,还是新时期应提倡和发扬的,对于党史人物传记自不例外。用文学手法和技巧反映党史人物,是我坚持的传记写作方式之一。《中国作家》今年第六期作为头条发表的18万字《谷文昌之歌》,是我最新的成果体现。

党史人物传记是十分严肃的写作,和“空穴来风”一样,一度被热议的“各为其主”之法都当摒弃。作者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成千上万的读者主要是根据传记作家笔下的形象,来了解党史人物,进而了解党的历史。因此,即使运用文学手法和技巧来为党史人物立传,作者也得提醒自己,所写乃真人真事,非文学创作,真实性绝不能含糊。

坚持真实性、准确性和可信性,写成准确的可靠的党史人物传记类信史,是传记写作应定下的要求和目标。保持传记的真实性,既是对传主和党史的负责和尊重,也是对传记作者自身的负责。在我看来,在严格遵守历史真实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一切可用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都可以适当地吸收到党史人物传记的写作中来。我从事党史人物传记写作,出于一种真诚的渴望:向读者打开一扇既是史实又是心灵的窗口,让读者从他们或已听闻的人物和事件中再度获得一些新的感知和审美。我希望我笔下的党史人物,不但能在文学性上树立一个完整丰满的性格形象,同时也为今后对他们和党史的研究提供厚实的诠释基础,并相应提供有助于解释主人公和相关党史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


总之,给党史人物立传,不同于其他历史人物,涉及当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任何一个作者再怎么调动形象思维,都得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准绳,不能迁就其他,在这个前提下再追求传记的史学本质和文学品格。



钟兆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公室宣教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福建省高校思政课特聘教授。迄今已有1900余万字作品在海内外问世,出版专著《刘亚楼上将》《辜鸿铭》(三卷本)《叶飞传》《国之大殇》《父子侨领》《项南画传》《谷文昌之歌》等40多部,曾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首届华侨文学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福建省政府社科奖、百花奖等。有长篇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曾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出席过全国第五届青创会,当选为全国第八届、九届、十届作家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