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彪 | 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 • 共鸣

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 • 共鸣

文 / 张俊彪

腊月二十六日，文化大革命过后一年多，宋平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大半年。黄河两岸有冰，滨河大道的树木覆盖在白皑皑的积雪里，碧空冷凝，空气清新，但一丝一丝春的气息，已经在呼唤冰雪下的土地了。

我从省委大楼后面的食堂吃过晚饭刚出来，看见陈舜瑶部长提着小黑包，从大楼那高高的石阶上走下来。大约二十步开外，她已看见我了。我站在路边尚未甦醒的迎春花旁恭候着。她在数米远的地方就问:“你吃过晚饭了？”我点着头，大声说:“你怎么才下班，又加班了？我去给你找小郭，让他开车过来送你回家。”她停下脚步，声音不高地说:“我早晚不坐车，也就几站路，来回走路，锻炼一下，不然天天坐在办公室，这腿脚就不听使唤了。”她看着我，语气平和地说:“你刚吃完饭，不用急着回宿舍去看书，陪我走一会儿，也好谈心。”那年月，突出政治，喜欢说谈心，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词语。

她说着就往前走。我搓了搓刚洗过饭碗还带着凉水的双手，在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衣上擦了擦，想帮她提着文件包。她将小包换在另一只手里，表示不用我帮忙。有一阵没有说话。两个人并排往前走，越过东楼，走出后门，向哨兵行过注目礼，前面不远就是沿黄河新修的滨河大道。在丁字路口，往东是宁卧庄宿舍，往西是青年农场，两边距离差不多均等，两站路，都住着省级领导干部。宋平家在青年农场。我陪陈舜瑶部长向西走。冬天黑的早，太阳早已落山了，昏黄的宛若红眼的路灯，忽忽悠悠闪闪烁烁地亮起来，光线不如星星亮。那时候，几乎没有汽车，冬天的傍晚，就连骑自行车的行人也很难碰见，特别在这条滨河路上，白天走的人都是很稀少。夜风沿河面吹过来，没有树叶的花木，在风中簌簌地鸣响着。她觉得应该说些什么话，不然过于沉寂了。

她还像每次见我时的开场话:读了什么书，有没有写文章，胃病犯过没有？……然后，她开始说自己的往事，也说宋平最近去了哪些厂矿乡村，接下来又自然而然地说到家庭和亲人。她问我春节放假三天怎么安排，回不回老家？我如实说:“从兰州回老家，一千多里冰雪山路，班车如果走得顺，也能买上票，三天才能到县城。县城回家一百多里山路没班车，如果步行，得走一天；运气好的话，借辆自行车，也得走半天。三天假，路上单程也不够。再说回趟家，来回路费得花二十多元，总得给亲人们买点东西，还得去看几家舅舅和姑姑，这样一来，我一年攒的钱，一趟回家就花完了。我不回家，自己能看几天书，给父亲寄上二十来元钱，全家高兴，我也行了孝，在村里还会有个好名声。”她听了，深以为然，声音挺有情感地说:“你说的，也是实情。”

说话走路，不知不觉，不乏不累，轻轻松松地走了半程路，身上热乎起来，也不觉得寒风瘆人了。她说:“我家过年，从来都简单。宋平同志和平时一样，都在忙工作。宋宜昌最多回来吃一顿饭，他喜欢一个人在单位吃住，大概他觉得自由。我们有个女儿，比宋宜昌大，也比你大一半岁。她自从上山下乡去东北做知识青年，多少年很少回家，过年也没回来过几次，回来也就住一两天，见个面就走。我们家讲民主，都在各人忙自己的事情，互相很少干预什么。所以过年和平时没什么大的不同，过年不过年都差不多吧！”她突然问我:“听说你还没有谈对象？”我实话实说:“我家穷，在农村，当兵回来，在庆阳地委几个月，来省委也才两年多，兰州无亲无故，再说省委也接触不到社会上的年轻人，谈对象，难。”她说:“现在提倡晚婚晚育，不用急，过几年也不晚。宋宜昌好像和你同岁，也没谈对象。女儿今年也不知道回来不回来，前几天东北有人来兰州出差，她带了一些东北的特产，写了一封信，也没说什么……听带信的人说，她有个男同学，好像有来往，但说不上是不是谈对象……宋平同志说，孩子大了，他们的事儿自己做主，完全听他们自己的，大人不要干预，也不要乱打听，要相信孩子能够自己处理好……对待孩子的事情，宋平同志和我，就是这个态度。”

说话时，前面已是岗楼上的灯光明亮如炬了。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大门，说:“宋宜昌，喜欢文学，好像在背着我们学习写作。我们那个女儿，从小就喜欢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文学和法国文学，她可没有少读。你往后有空，就时常来我家。你们年轻人，认识了，在一起多交流，互相提高，共同前进。”她转回头，停在路边的槐树下，背对着大门口的哨兵，说:“今年春节放假，你不要外出，外面冷，街上也没什么好看的，就在宿舍里读书。如果女儿回来，不过她每次回家事先都不说，到家了我们才知道，今年可能会回来。女儿回来，宋宜昌也会回家住，他俩有共同语言，能说得来。如果正月初二中午能凑到一起吃顿饭，我就让小郭去通知你，你也来，人多热闹。不过，也说不准，到时候再看吧！”她让我赶快回去，天黑，夜冷，走快点。我走出已经二十来步了，回头时，她还站在那棵树下向我挥手，示意快走。她的身后，依稀可见哨兵肩头的刺刀和头顶的明灯。

正月初三早饭后，小郭来我房间，双手打躬，笑嘻嘻地说:“陈部长让我来给你拜年，还带了些吃的东西。”他将一个大的牛皮纸旧信袋放在桌子上，说:“陈部长让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在大院里过年，东楼的人都回家了，挺冷清的。她让你不要老是看书，今天出去散散心，明天就上班了。”小郭走后，我打开信袋，里面有两个桔子，两把花生，两把瓜籽，几颗水果糖。节假日，省委食堂只吃两顿饭，早上九点，下午四点半，其它时间没饭吃，锁着门。我的处长知道我有胃病，将家里不用的煤油炉子送给我，还买了两包挂面，让我胃痛时就煮点挂面吃。那年月，买不到鸡蛋和肉，我只买了一瓶醋，一小包盐，一瓶有辣味的酱菜。我煮了一小锅挂面，放了盐、滴了醋，加了酱菜，两碗下肚，也出了一身热汗。

正月初四上班，陈部长又带了家里的糕点，来我办公室，有点歉意地说:“过年三天，宋平同志马不停蹄，去大学，下农村，到矿山……忙着拜年，看望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宋宜昌大年三十晚上回家，住了一晚，正月初一吃了早饭，就回单位去了。女儿今年又没回来，直到正月初二，她才打了长途电话，给我们拜年，说是今年假期太短，东北大雪封路，去不了火车站，也买不到火车票，就不回来了。”她问:“你一个人怎么过的年？”我说:“又读了一遍魯迅的《呐喊》。正月初三出去转，碰到了宋宜昌，说了一会儿话。”她有点意外，问:“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我说:“宋宜昌说，他每次回家，在饭桌上，听到你和宋书记说到我，还让他来找我……其实宋宜昌很有志向，他正在构思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准备就要动笔了。他不让我告诉你们。”她很吃惊地说:“他写的文章，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不会走，就想飞，长篇是那么好写的？”……两三年后，宋宜昌的长篇科幻小说《北极光下的幽灵》，在甘肃日报连载了几个月，然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书，在科普文学界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过后几年，他又一连推出了两部科幻长篇小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记得正月十五过后，有天早上刚上班，陈部长电话要我去她办公室。我在五楼的东侧，她在五楼的西侧顶头一间，正对着西边的楼梯口。那时候上下班打铃，大家都走中间的主楼梯，东西两侧的楼梯很少有人走，十分僻静。她在办公室见我走进来，脸色比较凝重，站起来，环顾自己的办公室看了一遍，还是示意我去外面谈。我估计有什么大事要谈，而且保密很严，她对自己的办公室都不放心，因为她是从战争年代极端复杂艰险的环境里战斗生存过来的人。站在楼梯口，她环顾左右，然后声音低沉地说:“我俩就在这里谈一会儿话，清静，也安全，不会有人听到。”她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虽心里觉得她早就问过了，还是照实述说了一遍。然后，她问我文化大革命都在哪里，做过什么？让我尽量谈仔细点，不要漏过什么环节。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十三岁刚满，初二刚开课。当时学校开始写大字报，批斗老师，批判黑线教育，我也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学生中的‘黑宝塔’、‘黑尖子’……红卫兵造反时，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后来学校停课，学生串联，我家很穷，没有钱和粮票去串联，红卫兵组织也不要我……父亲就让我回家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直到军队管理学校，学校开始复课，我才回到学校……高中毕业时，我从学校直接报名参军去的工程兵部队。后来的工作情况，你都知道了。”她又问:“文化大革命中，你最远去过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最远去过公社，还是和社员一起拉着架子车去交公粮。”她最后问:“你来宣传部后，去北京，都见过什么人？”我如实回答:“我们写作组几个人，去北京都是送稿子，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主要是这两个地方，见到的都是责任编辑。最大的官，只见过苏星，毛主席说他是半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她听完我的陈述，舒缓而深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时才说出一个陕北老干部的名字，问我认识不？我说没见过，但过去采访时，陕甘许多老干部提起过他，对他和阎红彦两个人有看法，认为陕北的历史问题，起因就在阎红彦，这个老干部也跟着帮腔整过不少人，都劝我不要去见这两个人，所以我没见过他……她听过后，神色挺沉重地说:“就是这个人。昨天宋平同志收到他的信，说你是造反派，是‘四人帮’在甘肃的黑爪牙，要求宋平同志严肃处理。”我听了有点生气地说:“陕北历史上，也有内部纷争。估计我没去采访他，有人从中挑拨，他才找我的麻烦……宋书记那么忙，不要理他的信。”她却耐心地说:“宋平同志说，这个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停止工作，估计过不了多久也会重新工作。他的这封信，一定要认真对待，彻底了结，不留隐患。你还很年轻，这封信这次不给你做个彻底了断，可能就是一个祸根。如果将来有什么政治运动，或者你个人提拔使用考察时，有人再拿这封信出来说话，后患无穷。因为写这封信的人，不是个一般的人，而是一个老革命，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所以，宋平同志要我跟你谈，把情况弄清楚，他要亲自写封回信，否则，这个政治隐患还斩不断。”我听宋书记如此重视，知道问题非同小可，默默地点头。她的心态也平和下来，说:“宋平同志说，这件事，由他亲自处理，不宜扩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宋平同志很忙，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常常半夜才回家，还要处理急件，晚上睡不了几个钟头。他的意见，让你代他起草一封回信，晚上他看一下，修改一下，明天你再抄写一份，他明晚签了名，封好后，再交给秘书机要发出。”我犹豫了一下，说:“这件事关系到我，我起草信，将来若是本人知道了，会有后遗症，还是请秘书起草比较好。”她点了点头，说:“你先回去工作，不要向任何人说。我今天晚上回去，把情况报告宋平同志，再听他的意见。”

第二天早上，陈部长仍然把我叫到西侧楼梯口，将手里一封信交给我，说:“宋平同志昨天回来很晚。我一直等着，把情况报告他。他当时听，没说什么。今天早上，他出门前，把这封信交给我，让我拿给你看一下，主要事实一定要准确。如果没有什么出入，让你抄一份，我带回去，他晚上签名，交给秘书去处理。”这是宋平同志的亲笔信，两页将满，字很大，笔遒劲，言简意赅，直指要点，没有一丝可供反驳的字或词。我是个很固执的人，一根筋拧到底。仍然说:“事关我的信，在谈我的事，我抄出来的笔迹，还是不妥，最好让秘书抄写一份出来。”她沉思了一阵，说:“那好，我现在就交给他的秘书去抄写。”

现在我还记得，信的末尾有这样几句文字:“经查:文化大革命中，张俊彪还是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最远只去过公社，也是和村民一起去交公粮。他从来没见过‘四人帮’的人，就不可能成为‘四人帮’的‘黑爪牙’。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受过委屈的老同志，关乎一个青年干部的前途，说话要讲证据。”

又过了一天，陈部长见到我，很认真地说:“宋平同志，让秘书已经通过机要交通站，把那封信送出去了。他的原信，也让秘书作为省委机要文档编号后，交给机要室登记存入档案室，永久保存，以备将来有人拿这封信挑事时，可查看他的信件。”他又叮嘱说:“宋平同志让我告诉你，这件事，只有他和我，还有你，三个人知道，不要说出去。他的秘书，只有一个人经办，也交代过了，让她按保密规定执行。”

过了不久，宋平进京赴任。陈舜瑶也去了北京，后来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担任副主任。1984年，我在北京上大学。省委领导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打电话要我请几天假，回兰州参与定稿。我因公按规定可以坐飞机。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我远远地看见陈部长拉着一个小箱包，也在等候飞机。我急忙迎过去，和她打招呼。她见了我，很高兴，也很亲热。我见面就说:“你怎么一个人出差，还带着行李，也不带个干部，路上照应一下。再说飞机晚点了，你也应该去贵宾室休息。”我没带什么行李，就帮她拉着箱包，找了空位置，坐下来说话。她说:“早听说你来北京上大学，为什么不来看我？”我说刚开学，学校比较紧张，也没什么事，就怕打扰宋书记和她，所以没敢去。她问了学校教学和教师方面的情况，又问我上完学有什么打算？我说甘肃对我很好，我在省委工作了将近十年，人熟地熟，也是甘肃人，将来还是回甘肃去。她说，宋平同志在甘肃时，针对河西走廊沙漠地带，提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保护农庄和田园；陇东干旱贫困山区，也提出退耕造林，种草植树，改变环境，逐步改善群众的吃粮和饮水问题……我这次去甘肃，想去河西与陇东，做些调查研究，也实地走访，看宋平同志的决策有没有带来什么变化？……

飞机起飞后，我和陈部长坐在一排。飞机延误，已过中午。在飞机上吃了一点东西，我想让她休息一下，也就不再说话。飞机进入甘肃空域时，她一直从机窗眺望着陇山陇水，情感深沉，话也多了起来。她问我在兰州住几天，如果时间长，可以陪她走几个地方，她也想和我谈一些事情。我说只请了三天假，兰州只有一天。她有些失意地说:“多年不见，想和你谈话，了解甘肃的情况，看来也是指望不上了。”快下飞机时，她还是说:“我们那里，就缺少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干部都年纪不轻了，也都习惯了坐在办公室里汇总材料，不肯走出北京，总是这样下去，还怎么建言，怎么献策，怎么为决策提供依据？……过两年，你要是想留下，就来找我。”我没有答话。我知道，只要进了研究室，就只能一辈子写公文，不可能有业余时间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了。当然，我还是向她表达了感恩的心情，特别当年宋平书记亲自写信，除去了我此生一大隐患，挖掉了前进路上的一块地雷……她平淡地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不要再提了。”

时间过得很快，弹指一挥间，我在深圳已经两年了。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偶然遇见阎晓明，两个人坐下来，边吃饭边聊天，谈了许多过往的人和事，当然也谈到陈舜瑶部长了。

阎晓明是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在甘肃河西走廊插队，后来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很快便被选调到甘肃省委宣传部，我们就成了同事。他在新闻出版处，陈部长分管，对陈部长也很熟悉。前几年调回天津，在电视台做主任，开始电视电影的创作和编导。他慢悠悠地说:“我调回天津，来北京机会多，就经常去看望陈部长。你说奇怪不？我每次去看她，她都问起你，可是听说你很少去看她，她却到处在打问你的情况，还找着看你写的作品……按说她分管我们处，我还陪她出过几次差，我和她接触的时间比你多，她却对你格外关注……有一回，我去她家里，送我的新作品，她却说，让我找你的作品给她看。我临走时，她还再三叮嘱，今后凡是你写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都找来，送给她看；她看了，有些还可以送给宋平同志看……你说，她为什么就那么喜欢看你的作品，还要送给宋平同志看？……”我有意岔开话，问他见到宋书记没有？他慢声慢调地笑着说:“宋书记，我认得他，可他不一定认得我。过去老见他，可都是开会，他坐在台上，我坐在台下，搁在平时，真要是碰见了，他也不认识我是谁呀！哪像你，听说来北京也不去看望老领导，倒是宋书记、陈部长还在打问你，还让人找你发表的作品看……嗨！你是不同，我们和你可不能比……”我听了，觉得他说的也许有些夸张，北京天津人，说话慢条斯理的，倒也风趣幽默。也就随口说:“我写的，大多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宋书记和陈部长都是老革命，他们看我的作品，也许会激起某种革命的情怀，引发对往事的回味，产生共鸣吧！……”

回想那时候的老领导，对自己的干部就是这样的:无私地关怀、帮助、培养、教育、扶持和保护……

当然，人与人，情感的共鸣，是很难消退的；随着时间与空间的隔离，往往会愈来愈更加浓郁或清新……

2023年1月27日于深圳

来源：《华文月刊》杂志2024年3月号

作者简介

1977年张俊彪在刘家峡水库

张俊彪，原籍陕西省旬邑县，1952年11月生于甘肃省正宁县，曾任甘肃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联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会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最后一枪》《血与火》《鏖兵西北》《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曼陀罗》等30部，中华书局出版20卷《张俊彪文集》，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总政治部“全军优秀图书”一等奖、首届世界华文杰出贡献奖等文学奖 21项。

文章分类：公众号|会员作品

分享到：

昵称：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