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站
会员登录
登录
qrCode
扫描查看手机版网站
会员登录
登录
新书上线
在线客服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周六至周日 :9:00-17:00
 联系方式
陈经理:13000000000
邮箱:abc@qq.com
下载中心
ShpoNum1客户信息登记表.doc
72.5KB下载
上一页
1
下一页
杨益言——一生播种红岩情(节选)
来源:中国传记文学会作者:王维玲网址:http://zgzjwx.com/

   《秘密世界》的出版,让杨益言终于在二十五年后圆了《红岩》前续的梦

   《红岩》出版后,罗广斌、杨益言就计划写《红岩》前续。《红岩》是写1947—1949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毁灭,美国特务如何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的历史;前续则是写1934—1946年美国特务如何钻进中国来的,美蒋特务又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前续重点放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前身──贵州息烽集中营,写那个带着浓浓的封建色彩的牢狱状况和野蛮的狱中生活,写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狱中经受的苦难折磨和不屈斗争,写他(她)们在狱中不仅要和敌人斗争,还要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围绕这个创作计划,先后收集、阅读了两千多万字的资料,采访了一百多位老同志,还提审了一批在押的犯人。当时我为了增加一些感性认识,曾几次陪同罗广斌、杨益言去秦城监狱,提审一些在押的重要案犯。在罗广斌、杨益言返回重庆后,公安部便把犯人写来的大本大本材料寄给我,由我转给他们。那些材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史料,比较真实地记述了那个时期的复杂的敌我双方状况,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社会关系,给前续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有用的素材。

   1963年下半年刘德彬参加进来以后,他们三个人原计划,1965年9—12月把《红岩》前续的写作提纲弄出来,1966年动笔,由杨益言、刘德彬根据同一提纲写出初稿,各写各的,写出两个初稿。然后罗文斌根据这两个初稿,加上自己补充的内容,写出二稿。到1966年年底,或1967年上半年,拿出一个三四十万字的二稿。然后,再用上两年时间充实、修改、润色,1969年定稿,献给建国二十周年。

   可他们三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满怀信心准备动手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这场政治大浩劫来临的时候,谁也不会估计到,会如此迅猛、凶狠、残暴。罗广斌是在1967年2月5日被抓走的,仅仅五天,也就是2月10日,这个才华横溢、热情奔放、满怀壮志,一心要在文学创作上干一番事业,刚刚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就被迫害而死。有如一场噩梦,把他们三个人安排得好好的创作计划全部摧毁了,把他们花去大量人力和财力、心血和时间,拟定的写作提纲和收集来的全部资料、手稿、采访笔记、档案记录等等统统抄走了,从此失落,再没有下落。杨益言在写《大后方》的过程中,《红岩》前续的创作计划时时冲击着他的心,他忘不了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人力和财力,他酝酿着、思考着。恰恰这时,也就是1983年的春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谦把杨益言和他的哥哥杨本泉(时任重庆出版社副总编辑),还有另外两位作家邀请到家中。王谦亲自下厨房招待他们吃饺子,在亲热的气氛中,王谦提出:为繁荣重庆市的文学创作,要请今天光临的三位作家每人给重庆出版社写一部长篇小说。王谦提出这个要求后,用一双期待的目光望着杨益言。杨益言对市委书记如此关怀、重视重庆市的文学创作,如此热心扶持重庆市的出版事业很是感动。他立即表示,他准备写《红岩》前续,就把这部长篇小说给重庆出版社吧!

   但“文革”中被抄走的资料至今没有下落,只好从头开始收集材料,杨益言把自己的苦衷和想法告诉了王谦。王谦亲笔给贵州省委负责同志写信,希望他们给杨益言提供方便。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给杨益言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他又开始新一轮的采访。在贵阳市他看了有关息烽集中营的档案,参观了息烽集中营旧址,在南京他参观了原老虎桥陆军监狱,在上海他参观了原龙华监狱,除此他还采访了近百位曾被国民党监禁、有长期监狱斗争经历的老同志。

   这部题为《秘密世界》的长篇小说,于198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杨益言终于在《红岩》出版二十五年后,圆了《红岩》前续的梦,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当我看过这部小说后,我震惊了,我首先感到杨益言不愧是一位写监狱生活的强手!他不仅写得深刻,而且写得深透,深到血透纸背,深到心灵震撼!

   在杨益言的笔下,这些永生不朽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实在太让后人敬仰钦佩,太可歌可泣了。对他们,我们使用通常用的坚定不移、坚强不屈、坚忍不拔等字眼来形容,已经显得太一般了。同时也让我感到,对国民党在这些秘密监狱里所犯下的罪行,用“罪恶滔天”四个字,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们用在共产党人身上的酷刑,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只有残毒,只有残虐,只有兽性,而且是肆无忌惮,骇人听闻的!是集中了中外法西斯的野蛮行径!

   我觉得,杨益言的重大贡献,还不是因为他写了这部文学作品,而是在于他通过自己笔下的《秘密世界》,让人们对法西斯的野蛮和兽性有了实实在在的感性认识和具体了解!

   《秘密世界》是以《红岩》中的华子良为主线,写他最初在北平被捕,后转移到南京、湖南、贵州息峰等处的秘密监狱,最后才转移到了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小说重点是写他在转移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之前的十年秘密监狱生活中的苦难经历和骇人听闻。

   在国民党的秘密监狱里,有封建社会都很少使用的酷刑,如走平锅,七只火炉,七只平锅,要犯人赤脚走过去。但也有现代化的美式刑具,如拔牙酷刑。华子良受过枪伤,受过多种刑伤,经历多了,罪也受大了。开始时,他小看了拔牙这个酷刑。他想仿照古代英雄“打掉牙齿用血吞”的办法,把击落的牙齿,一口吞进肚子里去。他低估了美国现代化的刑具,当敌人把电动钳子伸进他的嘴里,夹住他的牙齿,一按电门,只听“嘭”的一声,牙齿便被喷射而出的鲜血,冲出口外。他根本就来不及把牙和血吞进肚子里去,一嘴好牙转瞬间就被拔掉了。这时他的两颊不是塌瘪下去,而是红肿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脸胀头晕,浑身瘫软,有如死了一般。

   华子良依然无口供,敌人又叫他去站“思考室”。“思考室”可不是那么好站的,四周都是锋利的三角刀,整个身子只能一动不动地笔直站立着,稍微挪动一下,就会被刀刺进肌体。就在这个充满血腥味的空间里,华子良日日夜夜地站立着,最后站不住了,任凭刀尖刺进肌肤,鲜血一滴滴流在地上,最后完全昏厥过去。

   华子良始终无口供,敌人又把他从“思考室”扔进屎成山、尿成河,污秽不堪,充满恶臭味的地牢之中……

   华子良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敌人自信华子良这样的共产党人最终是会屈服的!因为他们信奉的信条是:任何人的肉体在忍受毒刑拷打时,都有一个极限,到了这个极限,人的意志就一定会随着肉体的崩溃而最后崩溃。这就是美蒋特务信奉的“极限论”。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是打不垮,熔不化的”!他们相信“极限论”,“下一次,你不哭,你不叫,我才不信”!但敌人这个信条,在华子良、罗世文、车耀先、施露萍(以张露萍烈士的事迹为基础塑造的艺术形象)等共产党员的身上统统失灵了。共产党员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怕你什么“极限论”,在酷刑面前他们就是不哭不叫,不屈不挠,坚如石,硬如钢!

   在《秘密世界》里有一段文字写得极妙!华子良在受过无数次酷刑折磨后,慢慢体会到:昏迷时最先失去知觉的是肉体,是四肢,最后才是大脑。而在醒来时,最先恢复知觉的是大脑,而后才是肉体,才是四肢。华子良恍然醒悟,由此得出结论:人的意志,支配着人的行动。明白了这个道理,华子良笑了。他以自身的体验,把敌人的“极限论”修改为:任何人的肉体忍受毒刑拷打都有一个极限,超过了这个极限,肉体会崩溃,但人的意志却不一定会崩溃。共产党员的意志,不仅会使他们精神不死,就是肉体也会奇迹般的死而复生。眼光敏锐,心思缜密的杨益言,就像一位高明的解剖师,把《秘密世界》的幕布缓缓拉开,用他那把锐利的解剖刀,把发生在那个不寻常世界里的野蛮与文明,黑暗与光明,兽性与人性,残忍与坚强……一点一点地呈现在故事结构的层面上,贯穿在人物思想的内涵之中,既深沉凝重地写出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复杂生活,又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写出了深邃,写出了思辨,读起来让人心激荡、血沸腾,但更多的还是让人们对华子良这样的共产党员肃然起敬。

   《秘密世界》揭示了秘密监狱中的许多秘密。在这里,有秘密的党支部领导,有秘密的组织生活;传递着秘密信息和秘密的行动计划;有以生命为武器,冲击法西斯统治和恶行的骤然而起的绝食斗争、绝水斗争;还有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余毒在狱中的泛滥,使几十位不该牺牲的共产党人牺牲了生命;还有更多的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口供,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共产党人,默默地献出生命,被敌人秘密杀害。还有张学良被秘密关押在阴明洞的环境和生活,杨虎城一家被关押在悬天洞,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小萝卜头,以及黄显声将军等在没有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前的生活状况和被囚的情景……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另一个不为人知、生死莫测的世界所发生的骇人的秘密。

   华子良就是在这十年的生死磨难、险象环生,又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从对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怀疑、惶惑、绝望,以至发展到他对曾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长期寻找的上级领导省委书记,而今竟在秘密监狱中相遇的罗世文都产生了怀疑、误会、敌意,甚至发展到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他都有过要处决罗世文的念头和计划。但在罗世文、车耀先的启迪下,华子良终于从“左”倾思想的迷惑中走向觉醒,最终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又和罗世文走在一起。在敌人最后处决罗世文、车耀先,他陪刑场时,把仇恨深深地装在肚子里,表面上似被恐惧吓倒、吓傻,装出一副“吓疯”的假象,在敌人的魔窟中长期隐蔽下来。通过华子良坎坷曲折,又无比惊险,受尽煎熬,又无比坚强,反映了华子良这样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共产党员的成长、成熟的历程。

   杨益言运用小说形式揭开的这个《秘密世界》,是以1935—1945年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变幻为背景,通过国民党反动当局建立的一个又一个秘密监狱,让我们从中看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最黑暗、最反动、最恐怖、最残暴的法西斯恶行的一角,看到中国革命走过的艰辛曲折路程和付出的血的代价,看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历经生死磨难,始终与法西斯恶魔进行不懈斗争的革命先烈的不朽形象!《秘密世界》是对无数牺牲在国民党秘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的追忆和悼念,是对小说《红岩》的补充和发挥。

   九年官司的巨大付出和重病之后的顽强毅力,证明杨益言是一个坚强的人

   当时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管文学读物出版的负责人,我是非常关注《大后方》三部曲的写作进程的,我在给杨益言的信中写道:“我在成都《当代文坛》上看到一篇对《大后方》的评论,这篇文章一个重要论点,指出《大后方》填补了中国文学创作上的一块空白,而这块空白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历史,是广大读者很想了解的一段历史。这任务不是别人,而是由您完成了。您应该抓紧时间写出下面的两部作品,对作家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是作品,作品摆在那里,是实实在在的,您应该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搞创作。”

   1991年6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年和庆祝《红岩》出版三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重庆市文联在重庆联合召开座谈会。会后我留下来,用了五天的时间读完《大搏斗》初稿,又花一天时间思考,然后用三天时间与杨益言交谈,参加研讨的还有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和《红岩》杂志的资深编辑熊小凡,他俩都看过《大搏斗》的初稿,我们在一起为杨益言下一步的修改出谋献策。《大搏斗》这部小说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要比《大后方》广阔、丰富、复杂。写了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如何面对反共高潮的到来,做各种应急的准备;如何戳穿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面貌,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如何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遭到破坏;如何做最坏的准备,防备国民党反共高潮进一步发展恶化;如何转移进步人士,保存力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日本军国主义捉襟见肘,日渐衰败。蒋介石深怕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加紧反共、限共活动。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潮流,大后方的民主进步力量迅速组织起来,开展活动。以西南联大为重点,展开了一系列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民主活动。围绕抗日能不能坚持下去?抗日前途到底如何?民族矛盾还是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联合抗日,一致对外,还是不是拯救民族危难的出路?在大后方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加强了独裁统治和残暴镇压活动,不仅激起了西南联大爱国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也加深了蒋介石与高层民主人士黄炎培、沈君儒、张澜等和地方实力派人士刘文辉、龙云的矛盾……可以说这部小说波澜起伏,斑斓壮阔,是中国现代史中不可忽视的一段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历史。杨益言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大量心血,用心地塑造了国民党、共产党的高层人士,塑造了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以及美国将军史迪威和日本大特务头子等方方面面的人物。尽管小说的初稿还有很大的开掘深化的余地,但内容的丰富性,故事的曲折复杂性,已显现出来。作为概括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批代表人物来说,实在是一部难得之作。对杨益言来说,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也是挺难的,是一部压手之作。我记得1999年我在鲁明同志(曾在南方局担任过董老的秘书)家中和南方局的一批老同志相聚时,大家都为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南方局的历史的作品而感到惋惜,于是我便谈起杨益言正在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大家都非常高兴,让我一定把这部作品抓出来。后来杨益言来北京时,鲁明同志还专门发出邀请,在家中和他长谈了一次。我多次到鲁明家中做客,有时在座的还有他的一些老战友,一般他都在客厅接待我们。但这一次杨益言来他家,他却精心安排在书房接见,早早地就把空调打开,还准备下冰镇西瓜。两位老人围绕当年大后方和南方局的历史,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两人谈得投缘,谈得尽兴,因为当晚杨益言还有安排,只好依依不舍地告辞。分手时,鲁明又一次发出邀请:“下次来京,我们接着谈。”几天后,我收到鲁明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我习惯重复思维,这次比上次全面,为了下次交谈方便,故列出了轮廓,二十个题目,请转杨益言,供他思考。”这二十个题目都是围绕红岩村的人和事:1.日寇战略轰炸;2.红岩村的崛起(领导群像);3.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祭平江、确山死难者);4.尼赫鲁在红岩(1939年);5.陈嘉庚在红岩(1939年);6.胡志明在红岩(1939年);7.叶挺在红岩;8.马寅初夜宿红岩(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9.胡乔木三上红岩;10.青年领袖会聚红岩(冯文彬、蒋南翔、胡乔木、郑代巩、李锐……);11.廖承志提张国焘;12.叶剑英舌战群儒;13.周恩来怒斥何应钦;14.周恩来祭吊张淮南;15.周恩来巧用大公报;16.沁园春之战;17.毛泽东红岩赏月(1945年);18.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笔签和平;19.马法五换回廖承志;20.中共代表团设宴胜利大厦。除了这二十个题目外,鲁明还提到轰动山城各界的三次演讲:1.马寅初大骂四大家族(马寅初在一园讲经济问题);2.周恩来在张家花园讲时事:“中国不会亡”;3.周恩来在星期五聚餐会上的演讲:“只有尊重事实,才能崇仰真理。”他还在信中提醒杨益言,写大后方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桐油大王古耕虞、味精大王吴蕴初、铅笔大王吴羹梅、机电大王胡厥文、火柴大王刘鸿生、江航运家卢作孚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的贡献和事迹。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不了解大后方的历史和红岩村的革命活动的人来说,也许作用不大。但到了杨益言的手中,立时就会引起强烈的共鸣,引发出众多联想,有如拉开一出历史剧的大幕,展示在他眼前的是一场又一场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遗憾的是这以后在杨益言几次来京时,他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始终没有一个宽裕的时间,再和鲁明同志会面。在这里我所以插入鲁明与杨益言会面这一大段内容,意在说明,杨益言计划中的《大后方》三部曲,真应该写出来!这项写作任务没完成,不仅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重大损失,也有负于这些热心关注他创作的老同志们的殷切期望。

   1992年6月我从重庆返京后,没多久就收到杨益言的来信:“您走以后,我对《大搏斗》做了进一步思考。我的想法,基本上两条:第一,应当把它改得更好一些,过去写东西,敢改自己的东西;现在老了,还是应当不怕改。第二,听了您和小凡、本泉的意见,完全可能再改,并前进一大步。为此,实际上再写一遍,亦必须如此。调整的设想,大体上是这样:前一大块,写皖南事变后大后方的反映,中心人物是写周恩来。第二大块,以写西南工委的工作为中心,主要人物应为田大姐。第三大块,以林、胡赴滇工作为中心展开。几大块的展开,又都以坚持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建设党的核心领导为线索展开。我准备近日就动身去云南走一趟,您知道,我曾几次安排去云南就是为了把1943—1945年这部分写充分,当时在大后方国共两党交锋的一个焦点,就是滇缅路的内幕,我党要把内幕揭开,而国民党严严实实地捂着,深怕共产党给捅出去,这是很有历史特色的内容。实际上什么走私、毒品、黄金、美钞投机活动,全在这里进行。戴笠系特务控制的所谓缉私署及其税警团,实际就是走私贩毒的大本营。把这一线索写进来,国民党的腐败,戴笠和柏森,以及与云南地方势力的矛盾就尖锐、具体化了。这次我就想把云南这一块写得更充实、更具特色一些。而1944——1945年抗战这一段属于战略反攻阶段,材料很充分,也好写。打算7月下旬返渝,即着手重写。由于内容太丰富了,我想把这一部分为两部,即《大转折》(1941—1943)、《大搏斗》(1944—1945年抗战胜利),不知您觉得如何?”

   我给杨益言回信,表示完全赞同,从《大后方》到《大转折》《大搏斗》全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整个形势和发展,反映我党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的重要事件和主要人物的活动。这是一部很有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希望他尽快地去云南,并祝他一路顺风。

   1992年8月8日杨益言来信告诉我:“这次去云南,跑了滇缅路全程,一个县一个县地了解情况,深入采访,受益不少。但由于交通不畅,也多花费了一些时间。县里十分热情,保山提供了一百二十万字材料,德宏提供了一百万字材料……一路上听了不少故事,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基本上完成了预计只花半个月时间的工作量。不过,这个心愿了了,心里也踏实多了。”杨益言立即进入创作前的准备,到1992年底,他已经写出了大半部分。这时他忽然感到还有潜力可挖,还有不少地方可以“突破”,于是他又在人物、情节、结构上下功夫,有的地方再次重写,他计划1993年三四月间将《大转折》定稿,之后就进入《大搏斗》的创作,力争1993年年底拿出个初稿来。

   但事情的变化就是那么不可预测,就在杨益言埋头创作《大转折》《大搏斗》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他蓦然发现:围绕《红岩》的作者署名和创作出版问题,已经在大江南北闹得沸沸扬扬,在媒体上炒得火热,成了国内文学界、出版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1999年5月,我去重庆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得知杨益言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医院,幸亏市委领导十分重视,亲自出面讲话,院方采取有力措施,才使杨益言转危为安,病情逐步稳定下来。当我在病房紧握着杨益言的手时,他说了一席让我十分痛心,又心酸不已的话,他说:“老王啊!抗战才八年,我的官司至今已经打了六年多了,打掉了我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损失太大太大啦!”望着瘦弱不堪的杨益言,听着他那有气无力的话语,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此刻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含糊地说:“暂时先把这一切放下吧!当今最重要的是身体,治好病,养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这场从1992年开始,到2001年结束的官司,让杨益言从六十多岁打到七十多岁,“文革”剥夺了他十年宝贵时间,而今这场官司,又消耗了九年多时间和精力,虽然在“署名”问题上最终维护了他和罗广斌著作权人的地位和权益,虽然在《红岩》的创作历程上最终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他高兴不起来,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失去了最最宝贵的时间和健康,失去了当年肯定可以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大搏斗》《大转折》的时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今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一摞高高的让人无比烦恼又十分无奈的答辩词和申诉的信件!对一个责任心、事业心都很强的作家来说,他的笔、他的精力和时间,没有花在写作上、书稿中,这是让他最伤心、痛心的事!杨本泉说的好,他说:“如果没有‘文革’那场浩劫,如果罗广斌健在,如果1979年的改革开放提前十年到来,罗广斌、杨益言和他们的‘红岩创作集体’这朵新花,不知会开得多么灿烂鲜艳!‘文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使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文革’后杨益言一心要实现他们原来拟定的创作计划,最后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对杨益言来说,完成这样的任务,是十分吃力的!罗广斌的才气和灵气都强于杨益言。他与罗广斌不同之处,就是默默地去写,持之以恒、日以继夜,不懈地去写,一年不行两年,三年不行五年,十年八年地长期坚持,下功夫,下大功夫去奋斗,去写作,他的《大后方》《秘密世界》就是这样写成出版的。他的《大转折》《大搏斗》也计划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红岩》出版三十年后,竟因署名打起官司来,而且一打就是九年!待他胜诉后,腾出手来,正准备大干一场时,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击倒,使他很难再挥笔上阵……”2005年的春节,杨益言的小女儿小谊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杨益言突发重症脑梗塞,一下进入神志不清的昏迷状态。经医生及时抢救,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度过了危险期,但思维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已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当杨益言发现自己失去了说话表达和继续写作的自主能力时,他号啕大哭,拍着身子说:“我不能写作了,还活着干什么?”小谊对我说:“爸爸活了七十多岁,我们从没有见他哭过,这次可把我们吓坏了。”听了这一切,让我一阵眩晕,好一阵子缓不过劲来,我最最担心的事,最最怕听到的话,终于发生了。对于手边放着未完成的巨制,胸中怀有宏大抱负的杨益言来说,这样惨痛的现实,简直是毁灭性的一击。放下小谊的电话,我想了许多许多……杨益言这一生简直就是为弘扬红岩精神而生的,不谈他在上海参加学运,仅从重庆1949年12月9日解放这天说起,当时他24岁,重庆解放的第四天,他就开始在《国民公报》上连载他连夜赶写出来的报告文学《我从集中营出来》,以此悼念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死难的烈士,成为重庆解放后控诉“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篇檄文。由此开始,他就与红岩精神结下了情缘。1950年2月他写的《血腥的记忆》收进《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中;1951年7月他写的《圣洁的血花》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的名义发表在重庆《大众文艺》杂志上,并获奖;1956年他和罗广斌、刘德彬一起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锢禁的世界》;1958年11月由他执笔、罗广斌修改的《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名义出版;1959年2月他和罗广斌一起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自1961年出版,至今整整五十年,叫红了半个世纪;1982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大后方》,与刘德彬联名出版;1987年他又写出了《红岩》前续《秘密世界》;1992年他写出了《大搏斗》《大转折》两部长篇小说的草稿……在这里我很难用语言描绘他写作中的坚韧的意志,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毅力,就是在他被署名官司搞得心力交瘁、身神疲惫不堪之时,就是在他心脏病刚刚开始平稳之时,他应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之约,还先后写了《红岩的故事》《红岩之光》《红岩逸文》《红岩九烈士》《江竹筠的故事》《红岩烈士传》《雾都空劫》等七本弘扬红岩精神的小册子。说是小册子,最长的一本有十二万字,加起来也六七十万字……这些都是从他那双有力而枯瘦的手中完成的!这些书成为20世纪90年代,不忘革命历史,不忘中华民族感情,弘扬崇高的阳刚之气,感受悲壮之美的精神食粮。

   如今杨益言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老人了,他笔耕了半个世纪,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钟情的文学,献给了弘扬红岩精神的伟大事业。他一生的遭遇,是一个作家少有的、难以都经历过的祸福荣辱的历程,这里边包括生与死、灵与肉、血与泪、浩劫与磨难、冲突与误会、打压与中伤……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一直到重病缠身,仍不忘他未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夙愿,不忘他对文学、对写作的难以割舍的强烈眷恋。但残酷的事实,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梦想。2005年12月15日,我意外地收到杨益言一封六百字的亲笔信,这封信给予我的不是兴奋和激动,而是巨大的苦痛和难以忍受的悲哀!信中除了抄录2004年7月1日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看望他时的公开报道文字清清楚楚以外,其他的文字,让我不知所云,一点都摸不到头脑,我边看边猜,边猜边想,看着看着,我的泪水就下来了,这哪里是那个思维清晰敏捷、文字清新流畅的杨益言写的信啊!我的心在哭泣!

   从这封信开始,我改为与杨益言的女儿们电话联系,每次我都一再嘱咐小谊,不要再让你父亲写信给我,我也是一个被疾病困扰的老人,精神上受不了这样的伤害!从这件事让我想到,杨益言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六十年了,不算短了,但他从不追求时尚作家那样火热的名气,也不仰慕文坛上十分红火的作家,他耐得住寂寞,扎扎实实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在创作上,他从不抱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就是苦干、实干、脚踏实地干,从一点一滴做起,如同一匹奔马,六十年如一日,始终驰而不息。就这样他真的干出来了,他留给我们的长篇、中篇、短篇,从中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作品即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即丰富厚重,又真实自然;即在回味中汲取了无尽的精神营养,又得到难以言喻的精神享受。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他写的这些作品,与他的血肉灵魂融合在一起。他为人朴实、为文也朴实,人文一致,文如其人,这是杨氏作品的风格,也是杨氏作品的生命力。

   一个历经了沧桑风雨的人,才能吸纳百川。杨益言的经历,就是这样,欢乐与愉快、痛苦与悲怆、曲折与坎坷、诽谤与中伤,什么样的经历,他都品尝过。熟悉杨益言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深沉、含蓄、内在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个把友情、人情看得很重很重的人。他常说,友情是最难得的,感情是最难忘的。细细品味杨益言的一生,同样也让我感受到是那么的不寻常。杨益言一生都在写书,他留下了许多有血有肉,让人永难忘怀的人物形象,可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自己的人生路,也是一本跌宕起伏、充满了悲壮之美的书。

   如果不是疾病,使他失去自主思维能力,以他谦和、俭朴、勤劳、刻苦的立身准则,他的晚年一定过得生气勃勃、很充实的。如今这场病,让他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搏斗,虽然没有把他彻底击垮,虽然他又站起来了,但却受到永难康复的重创。他原是一条远航的大船,而今只是条小舟了。小舟是不能远航的,只能在大海中荡漾。听小谊说,杨益言每天都独自一个人出去锻炼身体,坚持长时间散步,走很远很远的路,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孩子们怕他走丢了,劝他少走一点,他不听,每天都保持着大运动量……他不能说,不能写,不能表达,他这是为什么?他还是对自己的身体寄予希望,希望精神不衰,身体复原,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创造奇迹,能重新拿起笔来,完成他心中的重负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所以我说,从事业上说,杨益言的工作质量已经不能和以前相比了,但在精神上,他仍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乐观是什么?是信心,是力量,是精神不衰的原动力。所以我说,重病后的杨益言,依然是个强者,尽管有些惨淡,但他的形象,始终是完美的。

   现在讲述这一切,好似在叙说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故事。但悲剧已经发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一直在想如何把杨益言写出的那两部长篇小说的草稿抢救出来,即使不完美,也是一块未竣工的丰碑!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如果真的把这件事做成了,不仅了却了杨益言晚年心头上的一件头等大事,也给杨益言献身文学事业,一生播种红岩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于是我又想到了杨本泉。从杨益言开始写《我从集中营出来》(1949年)到《圣洁的血花》(1950年),到《锢禁的世界》(1956年),到《大后方》(1981年),到《秘密世界》(1987年),到《雾都空劫》(1998年),到《大搏斗》《大转折》草稿(1992年)……杨益言一路走来,杨本泉始终守护其间,他不仅十分熟悉自己的弟弟,而且熟悉他的作品。所以我写信,建议由他牵头,找两个合适可靠的助手,完成杨益言未完成的两部作品,但本泉在回信中拒绝了,他写道:“用意甚佳,惜86岁(而今已87岁了),不但无此能力,亦无此精力,碍难从命。”信在我手中抖动,心中有说不出的苦痛,是啊,本泉已不是当年的本泉,岁月不饶人,而今本泉也老矣!

   三年过去了,老天爷终于向坚强的杨益言让了一步,杨益言终于以他的坚强的意志得到一点回报,他的病终于趋向稳定并有了一定好转。2008年6月15日,我收到他写来的一封长达九页的来信,无论是文字表达,还是所涉及的内容,简直让我不敢相信是他写的,与2005年读他那封让我手颤抖、心哭泣的信简直完全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情景了。这封信不仅叫我无比欣慰,也让我有说不出的愉悦。在这封信里,从他生病开始,到今天恢复的情况,写得详详细细,他清晰明白地告诉我,“我是在2004年3月2日,在原有慢性二型糖尿病、心肌病和心房纤颤的基础上,突发脑血管意外左侧大脑多发性间隙性梗塞,造成感觉性失语症。经过四年的治疗、调整、锻炼,现在不仅病情稳定,还开始逐步恢复语言功能。”信中还告诉我,“昨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同志来家看望我,何事忠部长紧握着我的手说:‘《红岩》记录下的我党最悲壮的一段历程,《红岩》中的英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红岩》教育了几代人,我们都是看着这部小说长大的。感谢您创作了《红岩》,祝您身体健康。’”除了向我通报这些情况外,他在信的最后还写了一句:“我们俩相识相交五十多年了,能保持半个世纪的友谊,实在少有。”在这封信里,他还附上2008年6月26日《重庆日报》专访报道,以“杨益言那抹永远清晰的《红岩》记忆”为题,花了一个整版篇幅介绍他的一生,在采访结束时,杨益言对记者说:“民族魂是国家最基本的凝聚力,民族精神永远不能忘。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的体现,要让后代永远记住它,让红岩精神在人们脑海中永远清晰……”2011年6月3日的《文艺报》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重庆市三次文代会、作代会上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讲《红岩》的。他说:“重庆的地名往往与一本小说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红岩》。当年我们是把《红岩》当成人生教科书去读的,到书中学习革命历史、学习理论信念、学习英雄气概。《红岩》是重庆的文化名片,是我们心中的文学偶像,它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我觉得他把《红岩》与重庆联系在一起,把《红岩》说成是“重庆的文化名片”,这是《红岩》出版五十年来最鲜活形象、最准确恰当的概括。五十年前还是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拍板定下叫《红岩》的,他说:“叫《红岩》好,一听这名字就想到重庆,就知道是写重庆的事!”在经历了五十年的检验后,《红岩》的社会影响之广、之深、之大、之久,真的是叫红了半个世纪,使人们谈起了《红岩》,就想起了重庆,想起了红岩村,想起了红岩革命博物馆,想起了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的永垂不朽的烈士们,《红岩》与重庆市已经是难解难分了。所以我看到李冰同志说它是“重庆的文化名片”特别兴奋。想到此,我便拿起电话,打给杨益言,把李冰这段讲话读给他听。益言没有参加会,也没有听到李冰的讲话,他在电话里和我一样,非常兴奋,不断地问我:“真的吗?”“这个概括好!”让我惊奇的是他竟和我在电话中讲了十多分钟的话,而且句句清楚,这是他生病以来,让我最惊讶、最高兴的一次通话,他的身体,他的病痛,确实稳定了,真的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我衷心地祝福他,战胜病魔,再创一个人间奇迹!

   2011年是《红岩》出版五十年的日子,也是杨益言步入八十六岁耄耋之年的可喜可贺的日子。这是因为杨益言的一生,让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可以说,为弘扬红岩精神,他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坚持不懈,坚定不移,竭尽全力,奉献了一切,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始终是一位弘扬红岩精神的巨人,始终高扬红岩精神的大旗,一生播种红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