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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子万伯翱回忆父亲: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


7月18日,万伯翱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一代改革闯将万里与世长辞,享年99岁。今天,万里遗体将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治丧期间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回忆万里与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万伯翱说,父亲退休后非常低调,几乎不出席公开活动,没想到他去世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群众自发到灵堂祭拜,父亲为老百姓办了实事,老百姓没有忘记他。

     万伯翱18岁被父亲送到农村锻炼,一呆就是10年,父亲叮嘱他做一名有文化的农民。万伯翱说,刚开始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有过抱怨,后来理解了,在风雨中他锻炼成一名作家。

万伯翱说,父亲对家人要求极其严格,有时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有过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个正直、廉洁的人,是万里对家人的叮嘱,也是万里留给后辈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8年万里与万紫、万伯翱在网球场

     谈万里退休后的生活

     打网球不可以赢他

     新京报:您是传记文学作家,如果来书写父亲的一生,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亮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父亲做到了。他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多压力,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亲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父亲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

父亲为人民办实事,在人民心中享有威望,因此有民谣“要吃米,找万里。”

     父亲去世后,让我很惊讶的是,全国有这么多人怀念父亲,我原以为父亲淡出政坛20多年,为人低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父亲的灵堂,不仅有高级官员前来吊唁,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发来祭拜的普通农民、工人。有个80多岁的老人乔世英主动来灵堂祭拜父亲,他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分在一组给公厕淘粪。副市长以身作则挑粪,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说:“老市长为人民办实事,我一定要来祭拜他。”

新京报:自1993年从全国人大委员长位置退下来,老人家就很少公开露面了,大家很关心他的晚年生活。

     万伯翱:父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父亲曾对我说,老同志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让年轻同志放开手脚干,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支持。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

     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父亲的退休生活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亲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诗:“退休不发愁,还有桥牌和网球。还有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

     新京报:看到过老人家打网球的照片,那么大岁数身手还那么矫健。

     万伯翱:父亲90多岁还上场打网球,他最高兴的时候是打网球赢了,会开怀大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师范读书时就迷上了网球,他是网球高手,晚年虽然速度不行了,但是对球的判断,击打还是很有力度。陪他打球不是件轻松的事,你不能糊弄他,胡乱打明显让着他,他会不高兴。

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运动员郑洁和晏紫得了双打铜牌,父亲非常高兴,拉着两个姑娘在先农坛网球场一起打球,打球前,父亲说:“你们可以赢全世界,但不可以赢我。”弄得两个世界级运动员不知如何打球,最后父亲赢了。

     新京报:老人家真风趣。

     万伯翱:这是父亲的玩笑话,老年人也有童真、要人哄的一面。他其实知道是对方在让他,有次他问他的网球陪练,“我们在一起打球多少年了?”教练说:“30多年了。”父亲很真诚地道歉:“很对不起你呀,30多年没让你赢过球。”

     新京报:万老退休后说过“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但他还说过:“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是会说 的。”您印象中父亲退休后对哪些事情主动提出意见?

     万伯翱:父亲提出三不规定,但并不代表他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每天还要阅读党的文件、内参、报刊。他晚年对环保很关心,有人主张在三亚建一个化肥厂,国家环保局官员给他汇报此事,父亲就批示了坚决反对在三亚建任何污染企业。他还批示对家乡的东平湖,一定不能污染,主张把重工业迁移出来。

     父亲一贯关心年轻人,在他担任全国委员长期间,1989年底,他找北大的学生到人民大会堂打桥牌,边打桥牌边听他们汇报思想工作,他很关心年轻人的发展。

     新京报:能说说老人家在世时最后情形是怎样的?

     万伯翱:父亲去世前一周,因为肺炎感染连续多日高烧不退,在他住院期间,有天我来医院看他,他告诉护士,“这是我的大儿子,我儿子来看我了。”

     去世前一天,父亲陷入昏迷,之前医生要给他做血液透析,他摆手坚决不肯做。他最后是自己闭上眼睛的,走得比较安详。


2008年,万里和家人在一起。万伯翱 供图

     谈万里改革历程

     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

     新京报:有人说,您父亲是中国改革的标杆式人物,您怎么看?

     万伯翱:我认为父亲的特点是实干、大胆。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50年代,父亲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父亲主持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我父亲承担具体指挥工作。父亲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父亲回家了,我看到他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会堂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只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对此很满意,他在一次扩大会议上表扬我父亲:人民大会堂修得不错,指挥修建的人姓万名里,此人不简单,一天就走一万里。你们要学习万里的速度。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点将父亲担任铁道路部长,他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的方针,大刀阔斧整顿,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铁路面貌大为改观,火车恢复正点运行,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父亲被称为“正点部长”。

     新京报:您父亲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大压力,他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的?

     万伯翱: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他确实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父亲曾经对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惊心动 魄的两次经历是在铁道部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斗争太激烈了,你们作家拿来创作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

     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他轻车简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当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父亲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亲就是大胆,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父亲不理会,说,“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新京报:他没有动摇过吗,不担心再次被打倒?

     万伯翱:你说我父亲压力大不大,被人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刘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状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当时极其严重的罪名。父亲做好被打倒的准备,他曾经跟母亲说:“大不了我头上的乌纱帽不要了。”但他后面还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还会给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持父亲改革的是陈云,后来邓小平也表态支持他完成了安徽的农业改革,安徽的农业改革突破建国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的东西。邓小平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新京报:万里是十八大主席团成员,老人家如何看待当下的改革?

     万伯翱:父亲对当下的改革是赞赏和支持的,他尤其赞成反腐败斗争。父亲对腐败嫉恶如仇,父亲说反腐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党的艰苦朴素、廉政爱民的作风不能丢。

     父亲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一个弊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讲话放在现在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万里与夫人边涛合影

     谈父子情

     父亲叮嘱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新京报:您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我们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他老了以后,就随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不轻易表扬我,我看到信后心里很高兴。父亲退休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受到周恩来表扬的模范下乡知识青年,我给你写的信最多了。”

     新京报:您父亲经常教育你的话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我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不过父亲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跟我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他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笔记本,里面我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报:您到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亲的做法吗?会不会想:“我是高级干部的孩子,还要吃这样的苦”?

     万伯翱:我到农村去就带着三件东西: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部队发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旧被子,父亲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还有15块钱。我就这样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铺,要到一里多地外担水吃,吃的是红薯加咸汤,我正在长身体,吃不够。和大伙一起干活,有时顶着快40℃的高温、毒辣太阳给果树喷农药,风一吹满身都是农药。累也不能吭声。

     要说我刚开始没有想法是不客观的,苦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会想北京的同学在城市过轻松日子,凭什么要放我一人到穷乡僻壤来锻炼。但父亲给我写信,鼓励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我很快融入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了我下乡锻炼的事情,周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把我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能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我很自豪。我就在农村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

     新京报:这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万伯翱:我想我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我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长期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后来我真的成长为作家。父亲有次对我说,“我年轻时的愿望也是当作家,没想到我们家还真能出个作家了。”


2013年6月15日 万伯翱会长在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上致辞

     谈家风

     对家人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听说您父亲对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规?

     万伯翱: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50年代,有段时间母亲曾经和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办公,父亲作为领导可以配公务车上班,母亲作为普通职员只能坐公交车上班,我记得母亲的包里总是有大把的公交车票。

     父亲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爷爷参加抗日战争,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后奶奶一直跟着父亲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亲不让公车接送,是勤务人员帮奶奶雇三轮车去医院的。

     我们孩子更是从不敢找父亲办事,我是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帮别人办私事。这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风如此。

     妹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有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金酬谢。4万美金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我妹妹拒绝了,因为父亲必然会拒绝,哪怕是他宠爱的小女儿。

     新京报:是否抱怨过父亲对你们要求太严格,还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万伯翱:是的,父亲有时候做事极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师,父亲在做委员长期间,有一次看到一个内参,说广东有一个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经济问题,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处费。父亲怒不可遏,批示说:如情况属实严办。母亲知道后就不同意:你得调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断吧。后来证实这是个诬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错误,父亲肯定不会包庇的,一定会从严处理。弟弟说,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给我判十年,老爷子还会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这样对家人非常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您没有享受到特权,前途反而受到“父亲的阻碍”,抱怨过父亲吗?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尤其反对打着他的旗号去实现个人目的,他多次反对家人升迁。北京亚运会后,我凭着自己的实干和努力,被提拔为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和社长。弟妹在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他回答说,“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争辩说,哥哥下乡锻炼十年,靠自己的本领闯出来的。父亲才作罢。

     因为父亲的反对,我妻子一直没能调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生活,我在郑州读完大学后被部队选中入伍,后来调到北京某部队,但妻子仍然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帮我妻子调动工作到北京,但是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在郑州工作不是很好吗?都调动到北京来,那谁来做郑州的工作。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我妻子最终没能调回北京。

我当然想妻子调回北京,谁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呢?但拗不过父亲的脾气,要说心里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逐渐能理解父亲了,我没有享受父亲的任何特权,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新京报: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处受到限制,您觉得做万里的儿子很难吗?

     万伯翱: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呀。父亲的官当得越大,对我们的限制就越多,我们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过抱怨,不过也逐渐能理解父亲,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新京报:作为儿子,您觉得父亲性格中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优点是心中始终牵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缺点吧,作为儿子,从私心上来讲,我觉得父亲对子女太严格了,缺少家庭温情。他对子女生活起居从不过问,他从没去过我们子女5人任何一个小家串过门,可以说他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是非常称职的,但对子女似乎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理解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觉得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可以为了大爱牺牲小爱吧。

     新京报:父亲给后辈留下什么遗产?

     万伯翱:父亲一生清廉,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没有房产,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做一个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

     新京报:万家后代发展多元化,万里对家族后辈有何嘱咐和期待?

     万伯翱:父亲对家族后辈的嘱咐是: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和国家服务,不能做出有损党和人民的事;还有一点是要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

                                                                                      新京报记者 萧辉 见习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


文章分类: 名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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