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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记”的践行与守望

作 者:唐岫敏 出版单位: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定 价:28.00元

    者:唐岫敏

       出版单位: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2

     价:28.00

“新传记”的践行与守望

——读唐岫敏的《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一直本着对传记的挚爱、默默追求艺术之真的唐岫敏教授,厚积薄发,完成出版了她的批评论著《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本论著从历史与文化之维,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诠释了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新传记”现象及其代表人物斯特拉奇的传记,对“新传记”产生的历史语境及所吸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梳理和归总,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传记”所张扬出的价值观和话语,进而透析出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叛性和本身所彰显出的实验性。本书虽没有高蹈的理论,看不到雄文华章,也没有玄奥的说理,但作者却做到了论述的条分缕析、巅毫入微。作者以淳朴的语言风格和巧慧的思辨,把一部评述传记的论著写得颇具传记般的翔实、客观、坚实而简约。

一、         历史与文化视角的有机契合

“新传记”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热捧和讨论,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宗教等众多视角对其解读的论文、专著颇为丰富(详见书后附录列表)。作者在本论著中虽没有另辟蹊径,却选择站在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点上,在历史与文化的启乘转合中,全景式地描摹出“新传记”的本真形态和价值,为我国的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维度。

众所周知,要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关键是能否正确使用历史的前视点和后视点来解读历史上的个体生命及文化现象。所谓“历史的前视点”是指用历史当时的维度来评价和研究历史问题,而“历史的后视点”则是指立足于当下,对历史问题进行诠释。 因而前视点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及文化现象在历史事件中的实际境遇,而后视点则更着眼于对历史经验的客观归纳和总结。作者并没有固步自封于单一的历史前视点或后视点,对“新传记”的本真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评说或是空穴来风式的点拨评判,而是立足于历史的前视点,站在后视点的高度,对其进行现实意义上的探究和思辨

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作者聚焦于英国“新传记”诞生前五十年的历史和“新传记”作家们所吸取的思想资源,来论证反传统的“新传记”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求思想的浪花朵朵。

作者的论述开始于现代主义的起点——1919529——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实验成功,把人的思维从绝对观念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动摇了民众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直接向物种神造说提出了挑战,否定了人在地球上的中心地位;尼采借狂人之口宣告上帝的死亡,从而使上帝的善恶评判大厦顷刻间坍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重新阐释了人类行为的原动力…… 诸多“科学的革命性新发现,让人类对世界、对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产生新的认识(第44页)”。具体到英国国内,作者从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的举行,展示了大英帝国的财富与繁荣以及掩盖在其后的国家内部矛盾;1867年英国第二改革法案的颁布实施,工厂的工人有了选举权,但同时也暴露出英国政治结构的变迁和动荡;从1875年农业歉收持续到19世纪末农业萧条,加剧了原有的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突转;文学领域中现代主义文学的博兴,客观上否定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规范。而在这一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新传记”必然带有反叛的特性: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反对传统的传记艺术形式。作者亦步亦趋、繁简得当的历史追踪和历史慧识,为后一章“新传记”的反叛性特性,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和活动的记录,文化是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我、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正是由于思想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我们看到了作者对那一特定年代的思想史所做的前视点式的分析总结。穆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对“善”这一观念的新诠释,满足了“新传记”作家们求新求变的需要;罗杰·弗莱的艺术美学思想——艺术的“真实性其实来源于其艺术性”的观念——支撑了“新传记”作家对堆砌如山的传料选择的自由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技巧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又从形式和内容上提升了“新传记”作家的创作技能。作者在此对以上这些弥散于历史长河中的思想浪花的归总,为后来揭示“新传记”的实验性特质,铺垫了厚重的思想资源。

德国著名学者、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价值观是社会列车运行的“扳道夫”。他认为,文化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也即,在文化的影响下,价值观、利益的作用方式就会像扳道夫一样,决定和把握着利益行为的方向,它对行为选择的意义甚至比利益的驱动更重要(第136页)。历史与文化的巧慧契合,文化发展趋向变成了历史运转的“扳道夫”。作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到“新传记”发展的轨迹,在文化的“大海”中,打捞出“新传记”的表现状态, 又在现代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吸取到智识的养分。至此,“新传记”的形成与发展既有了历史的铺垫,又有文化的支撑,更有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慷慨相助,“新传记”不再“犹抱琵琶”,它已变成双翼丰满、随时准备搏击艺术天空的苍鹰。而作者对以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传记”的探究至此终于水到渠成,切中肯綮

二、            鲜明的传记特色

斯特拉奇在其《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一书的前言中开诚布公地讲到,传记家的首要职责是“避免繁杂,保持适当的简约——无关紧要的材料一概剔除,重要的却一个都不能少”;同时,传记家还要“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 他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斯特拉奇,第2页)。唐岫敏正是用自己敏锐的学术嗅觉遴选出典型历史文化素材,以简约的评述风格和朴素平实的语言,践行着这位“新传记”盟主的传记理念;用对传记作品的评述本身张扬着传记理论和传记家对某些传记理论本质的幸福坚守。

关于作者如何在繁杂的历史、文化素材中甄别良莠上节已经讨论过,自不必说。但作者在这一批评论著中是如何“保持精神的自由”的,确实值得我们探讨和推崇。比如在解读 “新传记”的反叛性和创新性时,作者没有一味地高扬其革命性特质。探讨“新传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的某些方面的秉持时,作者在做了客观、理性的分析之后,冷静地评论道:“但是我们也看到,‘新传记’的反传统,并非彻底清除过去的一切,而是站在传统的靴子里审视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文学传统底蕴帮助“新传记”实现了反叛的目的(第214页)。而对于“新传记”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作者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自我被无限地放大,如果变成新的上帝,变成绝对观念,那么面临的最终结局或是自我毁灭,或是回到旧传统的老路上去(第214页)。物极必反,这是人人皆须面对的戒律。曾经如此轰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文坛的“新传记”,在20世纪的中叶便宿命般地走向了衰亡。又如作者在强调“心理分析”成为“新传记”创作的“必然性”写作策略时,并没有执意对其进行肯定和褒扬,一味强化其在刻画传主性格、挖掘传主行为动机时的“全知全能”, 而是单刀直入、客观率性地道出了心理分析的“双刃剑”特性,从而表现出作者智性的诚实:“心理分析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它是显微镜;使用不当,它就变成自我毁灭的火(第107页)”。

好着能精。唐教授对传记的挚爱和守望也表现在其论述之中。她忠实地履行着传记家的本分,把一部阐释传记的论著写出了传记的风情和特色:事实性和史实性相映成趣,理论性和艺术性相得益彰,以至于我们在阅读这本评述型论著的过程中,也仿佛进入另一部叙述传记中,尤其是面对众多组织得当的事实、细节、材料传料时。书中评论小说家伍尔夫的《弗拉狮传》时,作者就慧巧地点到了伍尔夫的一些逸闻趣事,并且充分利用脚注,把《弗拉狮传》中一些精彩的内容与读者分享(唐岫敏,第139-140页)。再如作者在第二章综述爱德华时期的战争、宗教、价值观、道德观等问题时,从当时历史和文化的多重层面出发把握全局,对部分史料进行了精当入微地分析,而读者从中学到的知识不仅是“新传记”的, 更是时代的、科学的、文化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作者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表现状态、特质和形式的叙写(第115-123页),彰显出了一层层画面感极强的叙事。不管是当时英国学界的普鲁塔克热还是卡莱尔批评的盛行,也不管是当时英国的两任首相格莱斯顿和贝尔福宣扬的虚伪的“使命”,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作者都以事实性与史实性的文本事例,对其进行浓墨重彩地描摹和叙写,从而把整个论证过程转化为趣味性十足的传记写作。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建立在重道德观念的福音派基督教教义和重利益的功利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表现为上帝至上(往往以上帝的名义掩盖世俗利益)、英雄崇拜(耶稣是最伟大的英雄)、大男子主义(女性和奴隶是低等人),重公共事业(宏伟),轻私人空间(渺小)等特征,以道德的戒律掩盖私利之心的虚假伪善是这一价值观的标志(第123-124页)。

尽管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对“新传记”的反叛性特质所做的背景知识的导引和铺垫,但这一论述和推理的过程本身,却显得异彩纷呈、丰满灵动。传记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被学养深厚的作者贯彻得妙手天成。

三、资料丰富翔实,引证缜密可信

翔实的资料与缜密的引证分析是本书的另一特点。通观全书,本书引证了极为丰富的传记史料,书后罗列的三百多本参考书目和三十多本博士论文目录,足以证明作者为这一论著所倾注的心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没有停留在对这些资料的简单列举和引用,而是在丰富的史料、传料的基础上进行论点总括,进而才用于对文本事实的解析。翔实的资料与缜密的理论分析水乳交融,资料充当的不仅仅是理论的简单例证,而是理论赖以生发的事实依据,从而实现了对实证经验的理性升华。唐教授在本论著中所探索出的,是一条不同于单纯的传记评述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却不仅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学术嗅觉,更需要作者脚踏实地学术研究态度与精神。巧妙的是,这一模式恰恰和“新传记”之反叛性和实验性特质契机契理,相得益彰。

同样受到斯特拉奇的影响,我也愿意遵循他的主张:(传记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所以在此我提出自己的拙识陋见。在第二章第一节中,作者用了5页的篇幅对穆尔伦理学中“善”与“新传记”反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推论有待进一步做精深化的处理。尽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旨在阐明穆尔伦理观对“新传记”的影响,暂且不讨论穆尔依靠道德直觉来理解“善”是否妥切,但其中的哲学关系,比如“英雄”与“善”之间的逻辑关系似乎值得进一步考证。

结语

毋庸赘言,唐岫敏的《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是一部优秀的传记评述论著,兼理论性、艺术性、思想性、事实性、史实性于一身,蕴涵着作者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丰厚的学术功底,浸透着作者对传记艺术真谛的践行和守望,是我国学界对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传记”所做的最具深度、厚度和广度的专业论著。

穆尔说过;“我们在鉴赏美的客体时,无不是投入了个人的情感,以至于这种情感达到强烈的程度,成为个人对那一客体的热爱、好感、好意(唐岫敏,第60页)。”所以我想说,反复阅读眼前的这本论著,我更喜欢传记,更喜欢这本凝聚着作者智慧和思想的力作。因为我们能够从中领略到的,不仅是有关斯特拉奇和“新传记”的新智识,还有这两个关键词背后且深且厚、且广且博的历史和文化讯息;我们能够从中享受到的不仅是审美过程(享受阅读),更有审美的结果(思辨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唐岫敏:《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3]利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名人传》[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作 者:唐岫敏 出版单位: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定 价:28.00元

    者:唐岫敏

       出版单位: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2

     价:28.00

“新传记”的践行与守望

——读唐岫敏的《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一直本着对传记的挚爱、默默追求艺术之真的唐岫敏教授,厚积薄发,完成出版了她的批评论著《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本论著从历史与文化之维,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诠释了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新传记”现象及其代表人物斯特拉奇的传记,对“新传记”产生的历史语境及所吸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梳理和归总,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传记”所张扬出的价值观和话语,进而透析出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叛性和本身所彰显出的实验性。本书虽没有高蹈的理论,看不到雄文华章,也没有玄奥的说理,但作者却做到了论述的条分缕析、巅毫入微。作者以淳朴的语言风格和巧慧的思辨,把一部评述传记的论著写得颇具传记般的翔实、客观、坚实而简约。

一、         历史与文化视角的有机契合

“新传记”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热捧和讨论,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宗教等众多视角对其解读的论文、专著颇为丰富(详见书后附录列表)。作者在本论著中虽没有另辟蹊径,却选择站在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点上,在历史与文化的启乘转合中,全景式地描摹出“新传记”的本真形态和价值,为我国的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维度。

众所周知,要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关键是能否正确使用历史的前视点和后视点来解读历史上的个体生命及文化现象。所谓“历史的前视点”是指用历史当时的维度来评价和研究历史问题,而“历史的后视点”则是指立足于当下,对历史问题进行诠释。 因而前视点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及文化现象在历史事件中的实际境遇,而后视点则更着眼于对历史经验的客观归纳和总结。作者并没有固步自封于单一的历史前视点或后视点,对“新传记”的本真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评说或是空穴来风式的点拨评判,而是立足于历史的前视点,站在后视点的高度,对其进行现实意义上的探究和思辨

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作者聚焦于英国“新传记”诞生前五十年的历史和“新传记”作家们所吸取的思想资源,来论证反传统的“新传记”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求思想的浪花朵朵。

作者的论述开始于现代主义的起点——1919529——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实验成功,把人的思维从绝对观念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动摇了民众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直接向物种神造说提出了挑战,否定了人在地球上的中心地位;尼采借狂人之口宣告上帝的死亡,从而使上帝的善恶评判大厦顷刻间坍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重新阐释了人类行为的原动力…… 诸多“科学的革命性新发现,让人类对世界、对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产生新的认识(第44页)”。具体到英国国内,作者从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的举行,展示了大英帝国的财富与繁荣以及掩盖在其后的国家内部矛盾;1867年英国第二改革法案的颁布实施,工厂的工人有了选举权,但同时也暴露出英国政治结构的变迁和动荡;从1875年农业歉收持续到19世纪末农业萧条,加剧了原有的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突转;文学领域中现代主义文学的博兴,客观上否定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规范。而在这一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新传记”必然带有反叛的特性: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反对传统的传记艺术形式。作者亦步亦趋、繁简得当的历史追踪和历史慧识,为后一章“新传记”的反叛性特性,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和活动的记录,文化是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我、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正是由于思想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我们看到了作者对那一特定年代的思想史所做的前视点式的分析总结。穆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对“善”这一观念的新诠释,满足了“新传记”作家们求新求变的需要;罗杰·弗莱的艺术美学思想——艺术的“真实性其实来源于其艺术性”的观念——支撑了“新传记”作家对堆砌如山的传料选择的自由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技巧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又从形式和内容上提升了“新传记”作家的创作技能。作者在此对以上这些弥散于历史长河中的思想浪花的归总,为后来揭示“新传记”的实验性特质,铺垫了厚重的思想资源。

德国著名学者、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价值观是社会列车运行的“扳道夫”。他认为,文化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也即,在文化的影响下,价值观、利益的作用方式就会像扳道夫一样,决定和把握着利益行为的方向,它对行为选择的意义甚至比利益的驱动更重要(第136页)。历史与文化的巧慧契合,文化发展趋向变成了历史运转的“扳道夫”。作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到“新传记”发展的轨迹,在文化的“大海”中,打捞出“新传记”的表现状态, 又在现代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吸取到智识的养分。至此,“新传记”的形成与发展既有了历史的铺垫,又有文化的支撑,更有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慷慨相助,“新传记”不再“犹抱琵琶”,它已变成双翼丰满、随时准备搏击艺术天空的苍鹰。而作者对以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传记”的探究至此终于水到渠成,切中肯綮

二、            鲜明的传记特色

斯特拉奇在其《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一书的前言中开诚布公地讲到,传记家的首要职责是“避免繁杂,保持适当的简约——无关紧要的材料一概剔除,重要的却一个都不能少”;同时,传记家还要“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 他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斯特拉奇,第2页)。唐岫敏正是用自己敏锐的学术嗅觉遴选出典型历史文化素材,以简约的评述风格和朴素平实的语言,践行着这位“新传记”盟主的传记理念;用对传记作品的评述本身张扬着传记理论和传记家对某些传记理论本质的幸福坚守。

关于作者如何在繁杂的历史、文化素材中甄别良莠上节已经讨论过,自不必说。但作者在这一批评论著中是如何“保持精神的自由”的,确实值得我们探讨和推崇。比如在解读 “新传记”的反叛性和创新性时,作者没有一味地高扬其革命性特质。探讨“新传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的某些方面的秉持时,作者在做了客观、理性的分析之后,冷静地评论道:“但是我们也看到,‘新传记’的反传统,并非彻底清除过去的一切,而是站在传统的靴子里审视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文学传统底蕴帮助“新传记”实现了反叛的目的(第214页)。而对于“新传记”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作者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自我被无限地放大,如果变成新的上帝,变成绝对观念,那么面临的最终结局或是自我毁灭,或是回到旧传统的老路上去(第214页)。物极必反,这是人人皆须面对的戒律。曾经如此轰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文坛的“新传记”,在20世纪的中叶便宿命般地走向了衰亡。又如作者在强调“心理分析”成为“新传记”创作的“必然性”写作策略时,并没有执意对其进行肯定和褒扬,一味强化其在刻画传主性格、挖掘传主行为动机时的“全知全能”, 而是单刀直入、客观率性地道出了心理分析的“双刃剑”特性,从而表现出作者智性的诚实:“心理分析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它是显微镜;使用不当,它就变成自我毁灭的火(第107页)”。

好着能精。唐教授对传记的挚爱和守望也表现在其论述之中。她忠实地履行着传记家的本分,把一部阐释传记的论著写出了传记的风情和特色:事实性和史实性相映成趣,理论性和艺术性相得益彰,以至于我们在阅读这本评述型论著的过程中,也仿佛进入另一部叙述传记中,尤其是面对众多组织得当的事实、细节、材料传料时。书中评论小说家伍尔夫的《弗拉狮传》时,作者就慧巧地点到了伍尔夫的一些逸闻趣事,并且充分利用脚注,把《弗拉狮传》中一些精彩的内容与读者分享(唐岫敏,第139-140页)。再如作者在第二章综述爱德华时期的战争、宗教、价值观、道德观等问题时,从当时历史和文化的多重层面出发把握全局,对部分史料进行了精当入微地分析,而读者从中学到的知识不仅是“新传记”的, 更是时代的、科学的、文化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作者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表现状态、特质和形式的叙写(第115-123页),彰显出了一层层画面感极强的叙事。不管是当时英国学界的普鲁塔克热还是卡莱尔批评的盛行,也不管是当时英国的两任首相格莱斯顿和贝尔福宣扬的虚伪的“使命”,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作者都以事实性与史实性的文本事例,对其进行浓墨重彩地描摹和叙写,从而把整个论证过程转化为趣味性十足的传记写作。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建立在重道德观念的福音派基督教教义和重利益的功利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表现为上帝至上(往往以上帝的名义掩盖世俗利益)、英雄崇拜(耶稣是最伟大的英雄)、大男子主义(女性和奴隶是低等人),重公共事业(宏伟),轻私人空间(渺小)等特征,以道德的戒律掩盖私利之心的虚假伪善是这一价值观的标志(第123-124页)。

尽管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对“新传记”的反叛性特质所做的背景知识的导引和铺垫,但这一论述和推理的过程本身,却显得异彩纷呈、丰满灵动。传记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被学养深厚的作者贯彻得妙手天成。

三、资料丰富翔实,引证缜密可信

翔实的资料与缜密的引证分析是本书的另一特点。通观全书,本书引证了极为丰富的传记史料,书后罗列的三百多本参考书目和三十多本博士论文目录,足以证明作者为这一论著所倾注的心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没有停留在对这些资料的简单列举和引用,而是在丰富的史料、传料的基础上进行论点总括,进而才用于对文本事实的解析。翔实的资料与缜密的理论分析水乳交融,资料充当的不仅仅是理论的简单例证,而是理论赖以生发的事实依据,从而实现了对实证经验的理性升华。唐教授在本论著中所探索出的,是一条不同于单纯的传记评述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却不仅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学术嗅觉,更需要作者脚踏实地学术研究态度与精神。巧妙的是,这一模式恰恰和“新传记”之反叛性和实验性特质契机契理,相得益彰。

同样受到斯特拉奇的影响,我也愿意遵循他的主张:(传记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所以在此我提出自己的拙识陋见。在第二章第一节中,作者用了5页的篇幅对穆尔伦理学中“善”与“新传记”反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推论有待进一步做精深化的处理。尽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旨在阐明穆尔伦理观对“新传记”的影响,暂且不讨论穆尔依靠道德直觉来理解“善”是否妥切,但其中的哲学关系,比如“英雄”与“善”之间的逻辑关系似乎值得进一步考证。

结语

毋庸赘言,唐岫敏的《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是一部优秀的传记评述论著,兼理论性、艺术性、思想性、事实性、史实性于一身,蕴涵着作者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丰厚的学术功底,浸透着作者对传记艺术真谛的践行和守望,是我国学界对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传记”所做的最具深度、厚度和广度的专业论著。

穆尔说过;“我们在鉴赏美的客体时,无不是投入了个人的情感,以至于这种情感达到强烈的程度,成为个人对那一客体的热爱、好感、好意(唐岫敏,第60页)。”所以我想说,反复阅读眼前的这本论著,我更喜欢传记,更喜欢这本凝聚着作者智慧和思想的力作。因为我们能够从中领略到的,不仅是有关斯特拉奇和“新传记”的新智识,还有这两个关键词背后且深且厚、且广且博的历史和文化讯息;我们能够从中享受到的不仅是审美过程(享受阅读),更有审美的结果(思辨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唐岫敏:《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3]利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名人传》[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