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站
会员登录
登录
qrCode
扫描查看手机版网站
会员登录
登录
新书上线
在线客服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周六至周日 :9:00-17:00
 联系方式
陈经理:13000000000
邮箱:abc@qq.com
下载中心
ShpoNum1客户信息登记表.doc
72.5KB下载
上一页
1
下一页
西方传记文学中的疾病隐喻

摘 要 精神分析为西方传记文学引入了病理学的解释视角。经由传记家对传主“疾病”隐喻意义的深度解释,传主的自我与身份的内在冲突及其在更高层面上的综/textarea>< style="padding:0px;margin:0px;">

     摘 要 精神分析为西方传记文学引入了病理学的解释视角。经由传记家对传主“疾病”隐喻意义的深度解释,传主的自我与身份的内在冲突及其在更高层面上的统一、自我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都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


     古罗马传记家苏维托尼乌斯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个真正重视病态人格的传记家,他对人性的病态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力图对此做出解释。在其《神圣的克劳狄传》中,他对传主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病态表现作了生动的描摹,并颇有预示性地将其根源追溯到了传主的童年:“当他还是婴儿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几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因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混乱而受到严重的伤害,以致身心两个方面都缺乏活力。” [1](p193)但20世纪之前的大多传记中,传主的人格冲突与病态特征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如弗洛伊德所说,传记家倾向于“抹掉他一生与内部和外部阻力抗争的痕迹,他们在他身上不允许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痕迹” [2]96。
     精神分析为西方传记引入了病理学的解释视角。弗洛伊德本人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传记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1910)中指出,用精神病学研究伟大人物并非要贬损之,“使光明的黯然失色,把崇高的拖入泥淖”,而是出于理解人性的目的:“它相信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受到那支配着正常的和病理的心理活动的规律影响的人。” [2](p43)有两个因素决定了弗洛伊德对达•芬奇进行解释的病理化色彩:一是其看待人类生活的总体态度。在弗洛伊德看来,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原欲和文明的冲突),人类生活在整体上呈现出“病态”;而就个体的心理发展而论,由于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地同时在心理层面上和社会层面上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精神病的“核心因素”。 [3](p31-32)二是他看待传统传记的总体态度。弗洛伊德认为,传统传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对传主的“理想化”,但其结果却是“把真理奉献给了幻觉”。 [2](p96)这样,为了探索传主的“真实情形”,“病理化”似乎在所难免。
     在利用疾病的解释来探索传主深层人格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也起了示范作用,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发作中看到了陀氏与其父亲的复杂认同关系以及尚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残留。[2](p148-196)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后来传记家对传主的解释方向。比如,在斯特拉奇看来,伊丽莎白女王在性心理上有严重变态,茨威格认为像荷尔德林、尼采这样的天才同时也都是充满了创造力而又易于自我毁灭的病态人物,布鲁克斯认为马克•吐温实际上一生都在承受着一种病态的犯罪感,在克鲁奇的笔下,爱伦•坡患有糟糕的恐惧症。而20世纪上半期那些由职业精神分析家所写的传记,与其说是传记作品,倒不如说“更像临床诊断”。[4](p590)
     但我们也看到,20世纪也有不少传记作品特别关注疾病对于传主的人格的揭示性意义,由此出发传记家对自我和身份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所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不但表现了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也赋予现代传记以一种新的透视深度。

     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让-保尔•萨特的《家庭白痴》并非一部标准的福楼拜传记,但在对传主的疾病进行隐喻式的解读以透视其“真实自我”方面,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在《家庭白痴》中,萨特对福楼拜在22岁时的一次 “昏厥”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在他看来,这次昏厥的症状是福楼拜与其“真实自我”相遭遇的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结果,也是他与家庭及社会对他的提出的“身份”要求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个集中体现,这一事件决定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1844年1月的一个夜里,福楼拜在与其兄长阿希里从乡下返回途中突然昏厥。在回忆中福楼拜曾谈到疾病发作时的感觉和印象:光和视觉印象的快速移动、可怕的疼痛以及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从最初发作到完全消失,这一病症绵延达十年之久。对福楼拜疾病根源的“诊断”曾引起激烈争论。福楼拜的父亲原以为这是由脑部充血引起,后又认为是癫痫病。但有些传记家认为福楼拜的描述并不符合癫痫病的病症。还有传记家收集了几乎所有的相关证据让精神病专家进行诊断,结论是长期间歇性癫痫病。而萨特从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的解释中受到启发,将其看成一桩介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暧昧事件,一个基于精神与身体之间相互依赖性——或者如他所强调的“躯体难以置信的顺从性”(the body’s incredible docility)——的典型症状,是“精神经验躯体化”(somatization)。他进而指出,这一疾病既是传主与父亲不正常关系的一个结果,又是传主采取的一个“积极的策略”,一个“福楼拜贯彻到生命终了的计划”,[5](p17)它标志着福楼拜生命的新开始。
     萨特认为,福楼拜的神经症有着可以被其本人理解(comprehended)但并不被其知晓(known)的若干动机,[6](p334)这些动机的核心就是福楼拜对自我本性的发现和确认。首先,这一神经症的发作是一种 “退化”,它满足了福楼拜源于童年时期的某些愿望。在福楼拜童年,父母对他没有热情,这造成他性格的被动性;他还有一个出色的兄长,因而又是一个“受压抑的、妒忌的弟弟”。[5](p186)这使得他在人格的深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施虐-受虐的欲望,他小时候就常常从扮演癫痫病人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而在上述神经症的发作中,他不仅获得了父亲的治疗和关爱,还通过展示自己的痛苦满足了自己的施虐-受虐欲,同时又似乎对父母的失败提出了控诉,尤其是无助地倒在阿希里脚下更是极大的自我羞辱,这对于他的受虐癖和被动性格是个极大诱惑。一举多得,一石数鸟,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以极具戏剧性的但又是无意识的方式,福楼拜解脱了自己的矛盾处境:“这确实是最坏的情况:在他的敌人/兄长面前认识到并承认他远不如他,承认父亲的选择是公正的,确认了自己是一个低能儿,以及最后,将自己交与阿希里,依赖于他的好意、他的医学知识、他的诊断和治疗能力。”[7](p61-62)
     其次,神经症的发作有助于福楼拜解决“父子冲突”。萨特通过追溯福楼拜与父亲的矛盾,认为他的“疾病”可以理解为对于父亲的想象性报复,是一种“仪式性谋杀”。福楼拜的父亲对他过于严厉,愤怒于儿子学习识字的能力太过低下,曾将他“判决”为“家庭白痴”。此外老福楼拜还曾不小心用滚热的开水烫伤了居斯塔夫的手。所有这些都内化为深深的精神创伤。福楼拜曾说:“我那只被烫过的手像木乃伊一样皱巴巴的,不像我另一只手对冷和热那样敏感。我的灵魂也是如此,它经历过火,太阳也不能使它重新变得温暖起来……”[5](p220)他有意无意地通过自己的神经症一再发作对父亲医术的失败进行嘲讽,因为父亲无法治愈他。此外,福楼拜不愿意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他要逃入想象世界中,但这样他就必须依赖父亲的遗产维持生活。他患病两年后父亲死去,而不久福楼拜即宣称自己恢复了健康。萨特意味深长地将这两年时间称为(1844-1846)“积极等待期”。福楼拜在那次事件之后也写道,他一再地预料和想象父亲的死亡,以至于当父亲真的死去时,他几乎不感到惊奇。萨特据此将这一疾病的重复发作解释为一种伪装的愿望,福楼拜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弑父者”。[5](p223)他以父亲自居,用昏厥一次次演出了父亲死亡的戏剧。
     再次,与上述第二点相关,萨特认为,福楼拜神经症的发作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的职业选择亦即身份的困境。父亲给他选择的法律职业为他设定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身份,而这是他被动的性格所不能接受的。这样看来,福楼拜疾病的发作实际上就是他通过“身体”在“思考”,思考的结果是“身体”告诉他,“它”承担不起沉重的现实责任,这样,疾病实际上就将他拒绝法律职业的无意识目的“合理化”了。萨特解释说,福楼拜在神经症发作中所感到的“可怕的疼痛”实际上是精神痛苦向身体痛苦的一种“翻译”,经由对这一身体痛苦的刻骨铭心的“阅读”,福楼拜发现了真实的自我。萨特还发现,福楼拜早期文学创作中对“垂直性”、“高和矮两个极端状态”非常着迷,他进而认为,一种“站立”的姿势对于福楼拜来说意味着对现状与责任的象征性接受,而“倒下”则意味着无法接受由于太过困难而无力承担的角色。福楼拜倒在哥哥的脚下就具有这样的含义,从中福楼拜发现了自己的被动本性。神经症的发作对福楼拜而言是一次突然的“启示”,是福楼拜的“真实自我”极为生动的呈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此后不久福楼拜“就骄傲地宣称一个人必须根据其本性来生活”。[7](p88)他的疾病就这样被编织进他最终成就的蓝图里。

     在现代传记家看来,某些“疾病”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症状,“疾病将个人和社会置入一个特殊的、亦即不是通常的关系之中,它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作为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介入个人和周围世界之间本来很正常的关系之中”; [8](p267)而如果恰好这种个人的危机具有某种普遍性,与整个时代心态有着某种契合,那么他/她在解决个人危机的同时也就可能使得整个时代的危机得到理解与解决。这也正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观点:“这样的人成为政治或艺术领域的领袖人物,并非是因为他超越了其所在群体关注的那些问题,而是由于他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具体化了它们,从而使得那些自愧不如的人们找到了一种代理性的解决方式。” [9](p46)由此出发,他在其影响深远的《青年路德》中将路德身份认同危机和路德所处的那个价值混乱的时代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埃里克森的突破口就是路德在一次唱诗班中“发狂”:

     三位路德同时代的人(三位之中,没有一位是路德的信徒)曾经提起路德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在艾福(Erfut)的修院的唱诗班中,突然好似为恶魔擒获一般,跌倒在地,野牛般的狂吼:“我不是!我不是!”(Ich bin’s nit! Ich bin’s nit!)或是“不是我!不是我!”(Non sum! Non sum!)[10](p21)

     路德发狂的“症状”成为这部传记一个中心性的象征场景,其地位几乎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研究中的“秃鹫幻想”,似乎包含了无限多的纵深层次。埃里克森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不是我”这句话显示出路德遭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身份危机,“在这个危机当中,这位青年修士抗议他不是恶魔附身、生病或是罪恶的,或许想因此而突破到他未来的角色”。[10](p39)埃里克森坚信,和那些“只出生一次”(once born)的人不一样,像路德这样一个将成长为伟大人物的人属于“患病的灵魂”(sick souls)或“分裂的自我”的一类。“只出生一次”的人很容易就能融入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的那个秩序契合无间,如鱼得水,而“患病的灵魂”追求的是“再生”,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成长的危机”,亦即埃里克森所谓“身份危机”。埃里克森指出,在十几岁到二十来岁的青少年时期,人特别痛苦地面临做出决定的迫切性,他们被逼迫着放弃旧的信念,去选择一个新的信念,而危机的发生,往往就是在他们“半知半解自己很可能已经过分地献身于给自己并不十分喜欢的角色的时候”。[10](p47)
     路德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在唱诗班上“发狂”时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他17岁进入艾福大学学习,21岁时(1505年)获硕士学位,当时他为了反对父亲让他学法律,表达了修道的志愿,并在7月的一次雷雨中发了誓。而令路德困惑的是,虽然他不喜欢法律,对宗教“带有病态式的关心”,但他发现自己也并不能全身心地接受当时宗教教条与习俗,因为对他来说信仰应是一种个人的经验,而他感觉这种经验却在教堂建筑、教会阶层组织、生活的仪式化和思想的公式化中消失了。他需要以自己内在的体验重新思考神学问题、个体的信仰问题以及教堂与上帝的关系,而所有这些问题在其心理起源上都与他和父亲的关系密不可分。埃里克森认为,“在马丁挣扎求取释免当中,他一面求从他那嫉妒的父亲在良心上的解放,一面也求从中世纪神学在思想上的解放,他对上帝正义的看法,必须在安排了这种心理上闷烧的仇恨之后,才能达到完满的解决”[10](p242)。他接受神职,也就是“被逼迫着选择一个新的信念”,从而感觉“已经过分地献身于自己并不喜欢的角色”之后的发狂,就是这种“闷烧的仇恨”一次极端形式的外化与集中表达。而路德在克服自己身份危机的同时,也为中世纪末期那个被一种“幽暗的忧伤”与“无边的哀愁”所压倒的病态的时代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出路和解决方式:在那时,“中世纪的认同感逐渐衰微,新的市镇认同感逐渐生长”;[10](p86)通过“发展出一套新的、垂直的与祈祷的神学,他在每个人的内心挣扎中重新找到了基督的爱。”[10](p272)即是说,通过治疗自己的“身份(认同)”之“病”,路德也使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得到了治疗。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11](p41)现代传记家正是力图通过解读疾病隐喻来获得对传主行为复杂人格和深层动机的理解。传记家对疾病的解读,不但触及了传主人格的内在矛盾与深层冲突,而且更进一步将疾病视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症状”,从而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抗与和解纳入到了一个新的透视空间,令人耳目一新。正如美国学者詹明信所指出:“在萨特和埃里克森那里,私人的与公众的、无意识的与有意识的、熟悉的或未知的、普遍的与可理解的之间的习惯性的对立被移植并安放在一个历史和心理的环境的新概念之中。”[12](p199)传记家对传主疾病的深层解读,不仅增加了我们对传主深层人格的理解,也深化了我们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解。
     但另一方面,现代传记家所处理的疾病一般是身心疾病,他们往往过于强调疾病的精神意义、象征意义或隐喻,这种文学的想象力在某些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夸张的效果,可能会遮蔽传主疾病的其他方面。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模式受到了批评:“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当作他混乱罪感的表征,而是把他看作一个遭受神经疾病折磨的受害者”;[13](p207)精神分析家“希求在天才中发现某种神经病的和谐性”,实际上就确立了一种天才和疾病的“共谋关系”[13](p209)。让-伊夫•塔迪耶在1994年出版的普鲁斯特新传记中就反对此前英国传记家乔治•派因特尔对传主哮喘病的精神分析解释。他坚信生理上的先天不足同哮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哮喘带来的痛苦可能会造成某些心理问题而不是相反,“只有从未得过哮喘才会认为它的好处大于害处”。[14](p46)传记家应从这些观点中获得某种提醒,不要将精神疾病作过度的“象征化”处理;传记家要重视精神分析的洞察力,但不要将精神分析的解释固化为教条。在此前提下,对传主疾病的隐喻意义的理解仍然是有启示的,正如有学者所说,“我们需要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我们对人物的研究应该因此而更丰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13](p213)笔者赞同这一看法。

     参考文献:
     [1]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张竹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C).张唤民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3]赵山奎.评‘俄狄浦斯情结’的主体问题和欲望问题(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1).
     [4]里恩•艾德尔.文学与心理学(A).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 Hazel E Barnes, Sartre & Flaubert(M)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6]萨特.关于《家庭的白痴》(A).萨特文论选(C).施康强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7] Jean-Paul Sartre.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 vol.4(M). trans. Carol Cos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8]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A).叶舒宪主编.文学与治疗(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Michael V. Angrosino. Documents of Interaction: Biography, Autobiography, and Life History in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9.
     [10]爱力克森.青年路德(M).康绿岛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1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2]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13]Thomas C. Caramagno. Neuroscience and Psycoanalysis: the Mind/Brain Connection in Biographical Studies of Woolf, Dostoyevsky and Mishima(A).Carol Ramelb ed., Biography East and West: Conference Papers(C).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14]涂卫群.普鲁斯特评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赵山奎(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