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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生涯五十年——记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祁淑英

记者生涯五十年——记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祁淑英 河北省著名作家祁淑英,今年已经76岁的老人了。从

 

     


    

     
     
河北省著名作家祁淑英,今年已经76岁的老人了。从退休至今,他沿着诸多科技伟人的足迹寻觅、探索,笔耕不辍。从花甲之年,直写到年逾古稀, 一连写出了《钱学森》、《邓家稼》、《钱三强》、《袁隆平传》、《钱伟长》,《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中国三钱》等七部长篇传记文学。其中《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三部作品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八届全国青年优秀读物一些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三钱》一书,获第九届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文化作品奖。
     2005
10月,首届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揭晓,祁淑英与叶永烈等十位传记文学作家一起荣鹰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称号。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祁淑英是一位很有功力的作家,她的作品着力角度很有特色,她为科学家作传,不是用一般写传记的手法平铺直叙,而是截取每一位科学家有独特性的闪光点,突出其传主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她将她笔下的科学家写成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又有执著追求的科技伟人。她将她笔下的一个个科学家写得如诗如画,如曲如歌。读她的传记作品,如听一首生命之诗的朗诵,如欣赏一曲事业之歌的吟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科技伟人一幅幅壮丽人生的画卷,是那么鲜明、生动、可亲、可敬。她笔下的传记文学作品,不愧是难得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可读性俱佳的传记作品。
     
她在获得首届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荣誉后的感言中,这样说道:一个人如何生存?如何作为?坚守什么?追求什么?依赖于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矢志为科学家做传,力图将科学家智慧的人生留给后人。
   荣膺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称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她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家了。

  但祁淑英更愿意把自己称为记者。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可以说祁淑英做了50余年的记者。在她的心目中,记者就是记录者,很像历史上的史官,不仅记录现在,同时也在记录着历史。虽然不一定像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她一直希望,记者最成功的作品应该留下,而不是速朽。
  祁淑英于1955年调入河北青年报,1960年调入河北日报,1981年调任《河北青年》杂志社任总编辑,一直从事采访工作。即使后来她调任花山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业余写作也往往是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可以说50年记者生涯为祁淑英的传记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与祁淑英一起在《河北青年报》从事新闻工作,如今已是70多岁的王焕英老人对笔者说:祁淑英是个非常执著的人,心中有远大理想,也特别能吃苦。当时我们都是女孩子,她甚至比男同志干得都好,重大活动报道、最危险、最累的采访她都经历过。她认准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王焕英向我提到了50年代祁淑英的一次重大的采访。

  1958年夏季,毛泽东主席到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视察,《河北青年报》领导决定派祁淑英去采访。但当她赶到天津大学时,她有些傻眼了,她根本就上不去前儿。怎么办?任务要完成啊,于是,她从毛主席看过的每一个地方开始采访,毛主席去看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问了什么话,她重新采访,虽然慢了半拍,但凭着韧劲,她采访得很充分。回到报社一气呵成,写就一篇通讯《这里是学校,也是工厂(毛主席语录)——记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河北日报总编辑的翟向东对她的送审稿大加赞赏,他说这篇讯对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阐述得很深刻,他甚至说,一个小姑娘比一些所谓大记者写的还要好。这也为她后来调入河北日报打下了伏笔。
  对王焕英老人所说的执著,笔者很理解,除了祁淑英要强的个性外,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下,她才会深入细致地采访,她的眼光才会敏锐,她的思考才会深刻,她的文字才会有分量。
  祁淑英到河北日报不久,河北日报策划了一次到坝上地区的采风活动——“坝上行。总编辑翟向东安排祁淑英做刘彦的助手,已是名记者的刘彦负责纪行的写作,祁淑英只是协助和配合,倘有适合的选题才让她写,并且由她自已发掘选题。
  祁淑英认为翟向东安排她这次采访,绝对有考验的意味存在。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坝上的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20度左右,他们先坐火车到张家口,在记者站穿上准备好的大皮袄、大皮靴、大皮帽子,坐上拖拉机就上坝了。祁淑英回忆起那次采访,仍记忆犹新:那时的交通不方便,生活条件也差,能坐拖拉机就不错了,许多时候是靠双腿。那时候我又瘦弱,不到一百斤呢,到了晚上,脱掉那重重的大皮袄、大皮靴子就感觉浑身酸痛。但还要写稿呀,冷,一双手冻得像冰棍,麻酥酥硬僵僵的,拿不住笔,只好请求老乡烧一壶开水,倒在一只大搪瓷盖杯子里,双手捂一会儿杯子,写几行字,再冻僵了,再捂一会儿,又写几行字,坝上报道都是那样写成的。
  祁淑英在那次采访中遇上了原周总理的秘书,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当时童小鹏正在张家口地区搞调研,调研的课题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许多地方的大牲畜集体喂养,结果饿死了很多,而当年大牲畜又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如何挽救大牲畜?童小鹏的调研题目是周总理亲自定的。童小鹏在怀来调研时发现,有几个村子大牲畜分户喂养,效果非常好,大牲畜不仅没有死亡,而且个个膘肥体壮。童小鹏向祁淑英介绍了这个情况。她抓住这个题目即刻赶赴怀来采访,此后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大牲畜分户喂养好》。由报社副总编辑李凯配社论在头版头条发表了。

  这就是记者的敏感,这就是记者的使命和责任。
  祁淑英说,可能是因为这篇报道的采写,翟向东下决心把她留在了河北日报。
  采访祁淑英前,笔者查阅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河北日报》,我发现祁淑英写的最多的是通讯,而且多是人物通讯。这些通讯记述的也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或者是重大体裁的报道,比如侯隽、邢燕子、柏玉兰、铁姑娘、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刘少奇在河北、华国锋在唐山等。她的通讯写得人物血肉丰满,文字形象生动,内容深刻细致,感染力很强。对此,祁淑英说:写人物,你就要了解他们,深入采访,细节多了,写得就生动。没什么诀窍,我采访时,很多时候是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交朋友。你对他们有了深刻的了解,写出的人物自然会活起来。
  祁淑英这种执著认真的作风在晚年表现得更加充分。退休后的她两年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传记文学不同于小说创作,小说是虚构文本。传记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再现,需要深入的采访和查阅大量资料,工作量非常之大。

  谈起写《钱学森》,祁淑英感慨颇深。1991年,中组部选择了五个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们是:王进喜、雷锋、焦裕录、史来贺、钱学森。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向他们学习。花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这五个人的传记,责任编辑向她约稿,祁淑英选择了采写钱学森。可她没有想到,一到北京,就碰了壁,钱老有言在先生前不做传。与钱老工作的单位联系,被挡驾了。怎么办?丈夫魏根发想打退堂鼓了。但祁淑英坚持采访要继续下去,他们先从与钱老有过接触的人采访。她的真诚和执著感动了许多科学家,首先,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接受了采访,然后是与钱老共过事的许多科学家和专家组成员,如朱兆祥、于景元、戴汝为等都先后接受了采访。
  与此同时,他们花去大量时间,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每天早晨,60多岁的两位老人挤上公共汽车,去北图。当时的北图还是用落后的手工方式检索资料。他们上午在北图检索复印资料,下午回住地整理资料,像这样的繁琐劳作,长达四个月之久。有一次下公共汽车后,突降暴雨,他们没有携带雨伞。两位老人在雨中相拥着走向图书馆。浑身都淋湿了,他们任凭湿衣服贴身,继续在资料室检索资料。两个浑身被雨水淋湿的老人在图书馆检索资料,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情景啊!也巧,两个老人的举止,吸引了北京电视台一位细心的女记者的注意。她向两位老人询问了事情的原委后,她将他们摄入了电视镜头。
  说起采访的辛苦,祁淑英非常感慨:科学家不像一些演员、歌星、企业家以及节目主持人那样,需要媒体包装,科学家都非常的务实,把名声看的比较淡。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敬重他们,所以,吃些苦也没什么,苦中有乐。这些学者工作都非常忙,往往是在下午下班后如约接受采访。有时我们在人家的门口等待,时常是人家临时有其他事情,不能按时回家,我们又不敢离开,有时就等上一两个小时。
  她说这话时并没有怨言,但我分明被她的执著感动了。站立在街头,等待一两个小时,他们可是近70岁的老人啊!

  祁淑英的执著让她在两年内完成了钱学森的采访与写作。《钱学森》一书出版后,两位老人心里忐忑不安,不知传主是否认可。谁知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与钱老相濡以沫的夫人蒋英。突然有一天蒋英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北京作客。祁淑英与丈夫如约而至,没有想到的是蒋英老人亲自下楼出门迎接他们。蒋英说,她读这本书时,多次流泪,毛巾都擦湿了。首先,她被感动了。
  祁淑英这时才长出一口气。蒋英的认可,是最大的成功。  
     
与祁淑英在河北日报的好姐妹何兰君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个责任感使命感非常强的人,所以她能吃苦,在我们这一群记者中,她是真正的记者。也正是如此,每次危险、艰苦的采访她都主动请缨。

1963
年华北地区发大水,她上前线了,参加了保卫天津大会战的报道。与民工们一同吃住在子牙河大堤上。大堤上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居住的女席棚,民工们为她在男席棚的一头吊了一块席子片,做了一个小隔间。晚间,与男性民工隔一片席头毗邻而居;白天,在光着身子的男人中采访。夜间,跳蚤蚊子围攻叮咬;白天或是烈日当头,或是狂风雨骤。她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从不叫苦。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她很快奔赴抗震的现场。在煤矿,与煤矿工人一同下矿井;在农村,与受灾的农民一块挤住临建。五十年来,她的足迹遍布燕赵大地。 
     
祁淑英是一个有坚强毅力的人。
     
一次采访祁淑英时,她正在电脑前。但桌子上仍摊着纸和笔。我问:祁老师,你不是会电脑打字吗?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她笑微微地说:我虽然会打字,但写作的时候,一面对电脑就没词儿。我一般是用笔草草写一遍,然后边改边敲到电脑上。
       70
岁以前,祁淑英创作都是爬格子,她打完草稿,老伴就替她一面改写,一面誊清。70岁之后,她开始学电脑。学电脑还是作家蒋子龙的主意。蒋子龙向她讲了用电脑的好处。于是,祁淑英就坐在电脑旁了,一边是一部厚厚的《红楼梦》,一边是五笔字型的字型表。从几分钟一个字到一分钟几个字,再到一分钟十几个字,一年时间,一本《红楼梦》就打完了。这一年,她没有采访和写作,只是重温了一部《红楼梦》。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为一个年轻科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你要想到,你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祁淑英认为他笔下的科学家,都是钱三强这样的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是真正的人。她以他们为楷模,以公正的笔,为后人留下可读可信的人文历史。
     
祁淑英的人生之路,也曾有过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坎坷。她说:有时命运像是一个刽子手,持一把利刃,殘酷无情切割你的灵魂。有时似乎难于抵抗那些来自背后的袭击,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突然靠近你。面对那些无力躲避的灾难,我硬是支撑着作人的尊严,也支撑着我的理想和信念。她接着说下去,在逆境中,我从不设想躲避危险和艰难,从不设想将危险和艰难缩小,而是力图使自已变得更强大,变得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那些危险和艰难。她说,成功之门总是悬着坚强二字。这该说是我从采访英雄和伟人过程中得到的人生启迪。
     
的确,祁淑英的意志是无比坚强的,她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依旧沿着英雄的足迹寻觅。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约他写一部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书——中国三钱,即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她说:中国三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智者,又是一代贤良。这三位科技伟人在钱氏家族同一个家训的严格教育下共同走向成功。这三位科技伟人拥有他们共同的品格,那就是正直倔强,刚直不阿,讲究气节,忠于祖国。他们是青少年一代永远的楷模。还是那句老话,把这些科技伟人的光辉业绩留给后人,是我生命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