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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四人帮”兴亡》
决定从事“文革”研究和写作的缘起,是1981年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转播,震动很大。“四人帮”也叫“上海帮”,&


《“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



      决定从事“文革”研究和写作的缘起,是1981年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转播,震动很大。“四人帮”也叫“上海帮”,“文革”十年我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作为上海作家,我想自己写作这段历史,会比其他地方的作家更占优势。所以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跑遍上海、北京乃至全国,查阅大量“文革”档案和资料,寻访亲历者,包括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留下他们的口述历史。


口述史是不可复制的


     史学研究历来重视文献,文献的“文”指档案材料,“献”就是口述史。我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就在于对“献”的重视。现在当事人越来越少,我当年采访的许多人现在都已经离世了,所以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无法复制。我很看重这种原创性,也相信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此。
     写《“四人帮”兴亡》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是当时死的档案,这个过一千年还是这样。文献,文献,这个“文”是存在的,关键是这个“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口述历史。不可复制性是指这个口述历史不能再现,关键是那么多当事人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过、历史细节。写历史的作家是一个捕捉细节的职业,因为你的作品要充满细节,这个细节对历史学家,对中共党史学家来说,也许并不在意,而我恰恰非常在意,这些历史的细节造就了它的不可复制性。
     比如陈伯达一生用过23个笔名,这23个笔名,过了一千年之后,如果有人用功的话还可以再考证出来,可每个笔名的来历、他为什么叫“伯达”,就只有他本人说得清楚。“伯达”这个笔名,他说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斯巴达克斯》,讲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陈伯达说自己特别崇拜他,就从他的名字里取了两个字作自己的笔名。这种细节是不可复制的。再比如,当年江青在上海有一个家,我找到了她当年的二房东,又找到了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秦桂贞所谈的细节在任何书上都没有记录。


查档案有时像福尔摩斯破案一样


     查档案有时候就像福尔摩斯破案一样,要追踪一个很偶然的线索,一些东西在文献上也不见得能查得到。比如说去王洪文那个厂,去陈阿大那个厂,去王秀珍那个厂,都是直接查档案。比如陈阿大的档案。我当时看了很多的档案,比如说去第二医学院的妇产科医院,上海叫红房子医院,去那里查了档案,那天拿出的档案有一大箱,张春桥的妹妹就在那里做手术死的,那是很大的一个案子,关于她的事情有那么多档案,我在那儿看了好多天,就写了张春桥妹妹之死。那个档案看得触目惊心。在那个档案里很偶然发现一个麻醉师叫方兆麟,这个人交待得特别多,而且特别地详细。为什么?因为当时张春桥的妹妹做手术,上了手术台麻醉后死在手术台上了,当时就认定这个方医生可能有意谋害张春桥的妹妹。张春桥当时是那么大的人物,这个事就下令要调查。追到最后,发现方兆麟是上海市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他曾经参与柯庆施(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手术,麻醉师也是他,于是推理起来就是说柯庆施也是他害死的,这事情大了。所以他就不得不交待得很详细,他那天在哪里,上级怎么通知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怎么坐的飞机到成都,然后怎么样,全过程非常详尽。关于柯庆施之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详细的东西,这种档案的含金量就非常高。后来我又找到了这个医师本人,做了他的访问,有他当年的交待材料再加上他的口述,这一段历史就非常完整。找到这个医生同时解决了这部书的两大案件,一个是张春桥的妹妹张佩英的死,一个是柯庆施的死。


历史本身是科学,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

     拘捕“四人帮”的过程,以前有各种说法,我三次去成都采访张耀祠将军,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他详细讲了很多真实的细节。有人写粉碎“四人帮”的纪实文学,说1976年10月6日,坦克从长安街上开过,去抓“四人帮”,这就是一个笑话了。
     我这本书应该说是用文学的手法来写历史,用作家的眼光来看,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虚构的,但细节一定要充分,重视可读性。我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就是捕捉细节的职业,而史书往往不会这样写。比如“四人帮”被捕之前,我都写到了,江青那个下午还在摘苹果,王洪文那天正在看电视,一直到时间差不多了,他的秘书喊他,老王,该走了。他才走出去。姚文元离开家的时候,夹着一个公文包,匆匆忙忙就走了,他妻子还追出来说,你帽子忘戴了。这些都是真实的细节,虚构就没有意义了。有的作家写江青被捕时又哭又叫的,这就不对。我做那么多采访的目的,就是让当事人还原当时的环境和细节。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它的根基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科学,所以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我认为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用事实说话。

     我们写历史,常常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以“后来”定“当初”。认为一个人后来成了坏人,那他当初也必定很坏,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有意隐去或者增添某些内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带有明显的立场。比如毛泽东1948年在城南庄脱险,陈伯达是救了毛泽东的,可是连一位元帅的回忆录里也没提陈。因为陈伯达后来成了“文革”的主犯之一,人们写到他的时候就讳言这个事情。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在写作中遇到矛盾的材料,就仔细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