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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看《闻一多年谱长编》

人物传记,是中国历史记叙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我本人的人物研究,是从编写人物年谱开始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曾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覼/textarea>
     人物传记,是中国历史记叙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我本人的人物研究,是从编写人物年谱开始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曾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这话对我也颇有启发。于是,我决定用年谱的体裁,把有关闻一多的资料汇集起来,这就是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
     我做《闻一多年谱长编》的本意,原是希望通过相对彻底地收集与公布当时所能得的与闻一多有关的原始材料,让有兴趣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能够节省寻找资料的时间。但是,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哲学系邀请校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时,《闻一多年谱长编》经过无记名投票,忝列选读书目之一(此次共评选出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种)。2004年,何柄棣先生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评价和荣誉,对我个人来说自然值得宽慰。但我心里很清楚,《闻一多年谱长编》能够受到欢迎,主要在于它重现了相当数量的珍贵史料。
     文本资料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不过,文本记录毕竟写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至于人物活动的一些细节,则需要通过人物采访,才能使之个性化、具体化。
     我在人物采访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开始,我采访一些知情者时,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宏观,结果他们回答的也较笼统,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我试着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这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回忆,而且回忆这些事时,还往往联想到一些提问外的往事。比如,我第一次采访冰心时,她讲的事其实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写到了。第二次,我提出一件具体小事,一下子就把她的记忆打开了。这件事是因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提到的一件事。1924年底,闻一多与一些留学生在纽约演出了英文中国古装剧《杨贵妃》,引起轰动。在哈佛大学的梁实秋、顾毓琇等,受到启发,于1925年在波士顿也演出了英文中国古装剧《琵琶记》。那次演出,他们曾写信给闻一多,请他前往帮助绘制布景和演员化妆,闻一多回信说他有事去不了。这封信是写给梁实秋的,因此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根据这封信说闻一多当时没有到波士顿。但是,冰心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闻一多去波士顿了,我便问闻一多到底去没去。冰心说,怎么没去呢,我脸上的色彩就是他给我涂的。冰心的回忆,纠正了梁实秋书中的记录,还原了这段小事的原貌。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只能由提出了一个小问题,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曾在清华园召开过一次国际大会,闻一多给代表们当翻译,从而受到基督教影响,不久便做了洗礼。这件事源于他的同班同学吴泽霖的回忆。由于我所掌握的闻一多资料中,从来没有这件事,而且其他人的回忆,也丝毫没有提到此事。孤证是很难作为信史的,于是我不仅写信给吴先生,还利用开会机会,到武汉中南民族大学访问了吴先生。访问中,吴先生说,他们对基督教义并不感兴趣,但对基督教徒们的社会救济行为深为感动。于是,国际基督教青年大会后,他们去清华学校附近的海淀镇教堂做了洗礼。不过,由于他们对外国牧师反感,特别要求中国牧师给他们做洗礼。
     类似上面的情况还有一些,这里不多说了。我的采访,分为走访和信访两种方法。也就是说,凡是能够采访的人,尽量走访。难以走访的人,就采取信访。我走访和信访的人,大概有近百位。其中在北京的谢冰心、陈岱孙、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我都不止走访过一次。有一年,顾毓琇先生从美国回国,我知道信息后,便通过中央统战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便前去访问。顾先生回国后,我又给他写过几封信,他也很快给我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坦诚地说,我从事闻一多研究,确有感情方面的因素,但一旦做起来,我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超脱感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客观是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即使你不承认,多年后还是会恢复真实面貌的。
     比如,闻一多的斗士精神已经盖棺论定,人们都知道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但是,他早期曾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曾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生过武斗。这件事在青年党领袖李璜的回忆中有记载,但很多人不相信,说它是对闻一多的污蔑。而我查阅报纸时,看到了当时的消息报道,内容和李璜回忆是一致的。我本着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客观态度,把这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写入《闻一多传》。类似的一些事,我都坚持服从客观记载,真实反映历史,不为前人避讳。如,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长期间,与学生发生的严重冲突,最后学生自治会发表《驱闻宣言》等等,我也是如实记录,尽力客观对待。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真实记载闻一多的前期历史,同时也认为他前期历史的真实反映,有利于与他后期的转变进行对比,从中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物怎样随着历史潮流不断前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由于我把握了这一点,才使《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达到既充实已知的闻一多生平,又填补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2010年01月28日《北京日报》)


文章分类: 创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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