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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继续生活在亚洲

2008年秋天,中日韩三国作家机构将在韩国的首尔举办三国作家东亚文学论坛活动,中国作家代表团由铁凝主席带队,我受命参加。分在“故乡,国家,地区共同体,

     2008年秋天,中日韩三国作家机构将在韩国的首尔举办三国作家东亚文学论坛活动,中国作家代表团由铁凝主席带队,我受命参加。分在“故乡,国家,地区共同体,世界”这个组,我选的论题是“我将继续生活的亚洲”。这个题名,从语法学上说,是个名词结构,若将“的”字换作“在”字,就成了一个句式,也可说是成了一个动词结构。有了几分动感,也就有了几分诗意。但愿我的擅自改动,不会影响中国作家发言的整体水准。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早年写小说,后来写散文,这些年作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写人物传记,比如中国诗人徐志摩的传记。
有人说我是个文学批评家,不敢当,我只是偶尔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占据这样一个名头,实在是一种僭妄。再就是,文学批评家,在哪个国家,也不会让人联想到心气平和、品德高尚这类词儿。巴尔扎克说,批评家是从事文学和艺术而失败了的人。彭斯(Burns)的说法要俏皮些,说批评家是名誉之路上打劫的强盗,意思是他平白无故地,掠夺了那些著名作家的名声。我觉得自己虽是个可悲复可怜的人,只是还没有沦落到这样不堪的地步。就按那位英国诗人的说法,将文学批评比作打劫,我只是偶尔干上一票,还没有成了赖此为生的惯匪惯盗。作案的情节不同,量刑的标准也应当有所差异。在这上头,无论施行海洋法的国家,还是施行大陆法的国家,该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而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既然有富饶与贫瘠的差别,文明与蛮荒的分判,那么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带上了幸与不幸的色彩。
     1947年1月3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南部临晋县城东关外,一个叫韩家场的村子里。这个县城,现在的中国行政地图上已经没有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场全国范围的合并县份的运动中,它与它东边的一个叫猗氏的县份合成临猗县,县治设在旧猗氏县城,这样,这个从汉代就设置的县城,便成了一个普通的镇子。我出生的这个村子,我说它在临晋县城的东关外,这说法很容易引起歧义。因为通常说一个村子在一个县城的四关之外,给人的感觉总还有相当的距离,就是不远,也该二三里吧。这样的理解虽不悖常识,但我还是要说与实际情形相去太远,因为我们这个村子正对着县城的东关街口,隔一条土路,用脚步来量,不会超过十步。
如果这样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我说我是出生在临晋县城,也该是持之有故而不容申辩。事实上也确乎如此。我的母亲是临晋县城南门外三里远一个村子的人,我小时候去外婆家出门(走亲戚之意),村里的长辈就说,看,城里娃来啦。和我同年等岁的小朋友们则说着我们那儿流传甚广的一句俗语作为欢迎辞:城里娃娃乡里狗。其时我很为这句话感到自豪,以为这是赞颂我动作快捷又骁勇善战。后来才知道,这是对城里孩子的一种戏谑,说他们就像乡村的狗一样不懂礼貌不识好歹。
     要判断出生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还应当提供更为具体的参照。
     临晋县所在的晋南一带,古称河东,这是一块富饶而溢荡着文化气息的土地,上古的尧舜禹之事(据说都在这一带),不必说了,于史无征,如同传言。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的,则有唐代的柳宗元,其故里就在南边不远的永济县的一个村子,而宋代的司马光,其墓地就在东边不远的夏县的一个村子。知道柳宗元要到我上了中学,学了他那篇著名的《捕蛇者说》之后,而很小的时候,夏天的夜晚,和兄弟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爷爷就给我讲过司马光先生少年时那叫人佩服的砸缸的故事。我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要是他没有这样做,下一个会这样做的该是我。
     最能激起我儿时向往的,是离我家更近的一个叫解州(属运城县)的镇子上,有座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姓关名羽字云长的关老爷,就出生在附近一个叫常平的村子里;他老人家骑着赤兔马,挥着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古城壕里斩蔡阳的英雄业绩,永远是我这种志大才疏的少年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稍大一些,让我失去对他的敬仰,不想在武功方面有大的发展,不是他因为骄矜而丢失了原本不属于他们一方的荆州,而是人们盛传他有从不惑于女色的优秀品质,曹操送给他的漂亮女孩子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挥手赶走,而我呢,自从懂得男女之事后,从来就对漂亮的女孩子情有独钟,觉得她们真是天地间灵气凝聚的菁华,远远地看上一眼心里都怦怦乱跳,在这一点上,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关老爷太不近人情了。当然,我所以作如是之想,内心深处也有自渐形秽的一面,像我这样的品德,却说长大了要当个关老爷一样的人,不是亵渎神灵吗?
     关于它的富饶,也该说上两句。山西多山,只有不多的几块平原,而晋南平原或称运城平原,无疑最为肥沃也最为平坦。少年时,正当晴天,站在我家门前的砖台阶上,除了远处中条山黛青色的峰峦,一眼望去,无边无际,连个沟沟通坎坎也见不到。这地方盛产小麦和棉花,素有粮棉之乡的美誉。自我记事以来,只有大丰收和小丰收的差异,从来没有灾年这一说。
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变得雄心勃勃或者说是野心勃勃。当武将要当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当文官要当司马光,一脸肃穆而位极人臣;就是被贬谪了,也该是个柳宗元,写上个《捕蛇者说》,让千百年后的少年们一大早就哇喇哇喇念个头昏脑涨。如果我出生在别的地方,比如就像我大学毕业后教了十年书的吕梁山里,我就会像一则流传很广的笑话说的那样,有人问一个放羊的孩子,放羊做什么,挣钱,挣钱做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做什么,生孩子,生下孩子做什么,放羊,我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努力,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烦恼。放羊回家的路上,捡上一根枯树枝,其欢乐绝不亚于发表一篇文章,甚至出一本书。现在年纪大了,冬天的上午,我会嘴里一根烟管,斜靠在日头照着的墙根取暖,夏天的午后,我会打着赤膊,躺在门前的树荫下乘凉。请勿小觑,用陶靖节先生的话说,这是羲皇上人一样的生活。陶先生的原话是:“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见《与子俨等疏》文中)不必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要绞尽脑汁写文章,发表了高兴不到哪儿去,发表不了肯定会有不小的懊恼。
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最终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对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
     幸或不幸难以判断的,还有我的家庭。
     我出生的时候,我家是这个村子,也是这个县城一户殷实的人家。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不久之后举行的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富农。长大后我几次想寻找证据推翻这个勘定,最后知道全是徒劳。欣慰的只有一点,就是我的祖父和父亲都不在家中务农。祖父在附近一个村子的小学里当校长。父亲中学毕业后,几经挫折,最终于1948年底,进入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下级军官。50年代中期转业到山东某市一家司法机关工作直到离休。
     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享受着优厚的待遇。1960年前后一连几年的困难时期,我的许多同学因为贫穷而辍学,我却几乎没有感受到饥饿的滋味,考到哪儿上到哪儿,提供给我的生活费远远高于日常的开支。同时又因为生在这样的家庭,直到粉碎“四人帮”,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一直蒙受着“出身不好”的恶谥。不管你的学业怎样优秀,做事怎样努力,社会生活中,总是低人一等。不得参军,难以从政,还有这样那样没有明说但确实存在的禁忌。世上有许多事情,你不一定会去做,而一旦规定不许你去做,对谁都是一种难堪与耻辱。于是教书成了我唯一的职业,文学成了我唯一的选择,于是我只有终身与文字相伴勇往直前而义无反顾。
这,是幸还是不幸?
     到了这把年纪,我得说,这一切,是命运的拨弄,也是生活的赐与。一个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时时感受到他的国家的劫难与繁荣,能时时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与奋起,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能说不是一种绝大的幸运吗?
     西哲有言:人是环境的产物。中国有句俗话,意思差不了多少,说是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一方”,小点说,就是你出生的县和村,大点说,就是你所在的这个这国家,这个国家所在的洲。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我要说,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亚洲,我是幸运的。

     最大的幸运,是我能用汉语写作。
     汉语(中文)是一种古老的语言,也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不光是我们民族交际的工具,也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情感,蕴含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这方面,学者们有周详而高明的论列,不必一一陈述,我的看法是,汉语是一种诗性的文字,最适宜写诗,最适宜著文。用汉语写作的人,直可说是三生有幸。
     然而,我对汉语的这种美妙的功效,却不是由文学创作而体会到的。这就要说到我的学业。
     前面说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由不得你就会有大的志向。而实现志向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刻苦读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日积其所无,月莫忘其所能,这些学习的格言,对我来说,绝不是什么宽泛的勖勉,而是严格执行的法规。因此上,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我的学业历来都堪称优秀。在我十七年的求学生涯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因为完全放弃了物理一科的学习,毕业考试不及格而补考外,在我的记忆中,任何一门功课的任何一次考试,都没有低分的记录。1965年夏天,考上了山西大学的历史系。当时还觉得屈辱,后来才知道,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能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考上大学,真可说是万幸。好些跟我境况相同,学业也很优秀的同学,要跨入大学的门槛,只能在十二年之后。这个结论,用数学的方法同样可以推导出来:高考已然是百分之几(这个几不会超过五),出身不好者又只能占录取者的百分之几(这个几也不会超过五),百分之几的百分之几,不是万中之幸又是什么?
     第一学期开的课中有中国通史,用的课本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我又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同时阅读。《中国史稿》注重地下发掘,但叙事直白,枯燥无味;《中国通史》走的是传统史学的路子,但它的语言可说是琅琅上口,文采斐然。两相比较,你便知道了什么叫才气,什么叫文学。此后又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领略了梁任公那种笔端带感情的文字,是怎样的多彩多姿,怎样的兴会淋漓。当时我就暗暗发下大誓,有一天我要写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定然要以梁启超、范文澜为借鉴,而绝不能蹈郭沫若的旧辙,虽说他是一位我敬重的诗人和书法家。
     然而,慈悲的历史老人,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学制五年,我们这茬学生,只上了半年课,1970年8月便如期毕业了。整体分配都不好,轮到我只能是更坏,分配到山西西部吕梁山区的一个县里,县里又分配我到一个很远的村子教书。过了一年,转到另一个村子,又过了两年,转到一个镇子上的中学,直到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之后,才调到县城中学教高考复习班。如果对我的这段经历作线性分析,那真是一条流畅的上扬的直线,其前程不可估量。或许多少年后,会调到北京某个著名的大学教书。只怪我沉不住气,没有这个耐心,早在多少年前,就开始作逃离这个地方的冲刺。从政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文学写作。
打的是做学问的根基,转而从事小说写作,时耶命耶?
     没有一丝悲哀,始终义气昂扬。将全部的心血,倾注于文字的锤炼。因为我知道,文学写作的最终考量,全在文学语言的优劣上。不光是勤写勤练,更多的是细心地体悟。比如,一句话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哪一种说法更有文学的意味?一句话中,可以用这样的词语,也可以用那样的词语,哪种村俗,哪种文雅,哪种又雅俗共赏而妙不可言?仍是一句话中,同样的语词,可能这样排列,也可能那样排列,哪种排列酣畅淋漓,气势最足,那种排列看似朴拙,却别有意趣?
     不尽此也,那个年代,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事件,全都会引起我关注的兴致。比如中国的现行语法,为什么解释不了中国的语言现象,此中的失误是什么?新的一批简化字方案公布了,每一个字的改动,道理何在,有没有荒谬的地方?(比如我始终就认为将瞭望改为了望,是荒唐可笑的,所幸二十年后,又改了回来。)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清代学者项莲生的这句话,上中学时无意间写在我的一本词典的扉页上,不意在吕梁山里的十多年间,竟成了我人生的箴言。我在这个山区小县前后待了十五个年头。
     积久成习,对文字的敏感,已然成了我的一种根性。就是现在,每写一篇文章,在意境上用的力气,远不如文字上用的力气,而实际的效果,文字上用的力气,总会在意境上得到回报。今年春天,我参加中国小说学会2007年度小说排行榜的评定,按规则,每个评委要写一篇小说的评论文章,小说结集出版时附在该篇小说的后面。我评的《野草疯长》,是女作家裘山山的一个短篇小说。规定不得超过一千字,第一段我是这样写的:

     晦涩她是没有的。永远是那样的清澈如水,永远是那样的激情如火,读裘山山的小说,不需要用力,甚至不需要思索,只需将胸膛或是脸颊凑过去,就能感到一种灼热。你说是清浅吗?那你就会跟我一样的愚蠢。万幸的是,我的愚蠢只发生在初读的时候,而你却是因为我的不完整的表述的误导。

     这样突兀的开头,这样激情而又酣畅的叙述,全文会是怎样的情景,也就可想而知。百炼钢化作了绕指柔,这样的话我是不敢说的,那是中国古代作家运用文字的最高境界,常人难以企及,我只敢说,偶尔的,我品尝到了类似的甜美。
文学是创造性的劳动,以《管锥编》名世的钱锺书先生,或许更得意于他的《围城》,但是对于一个肯定写不出《管锥编》也写不出的《围城》的普通作家来说,我更得意于我在文字运用上的修炼。这也许是一种永远不会有回报的努力,但乐趣也正在这不断努力的过程中。成功从来是努力的不相称的回报。

     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亚洲,最让我惬意的,是可以选择一种适合自己性情的生活方式。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写作环境,也可说是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生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吕梁山里的那个县城,来到山西的省会太原,定居于此,专事写作。终是难以忘却我在大学的学业,渐渐地,我的写作的兴趣,转向了现代文学人物的研究,一种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先后写了《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
它对我的意义,不在于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写作题材,而在于选择了适合自己性情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从心性上说,我不是一个好竞争的人。我喜欢一种闲散澹泊的生活,每天不要太紧张了,想写了就写点什么,不想写了就看看书,写写毛笔字。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社会责任感,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做的事还是要做。柳宗元有这样两句诗:

     直以慵疏招物议,
     休将文字占时名。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郁达夫有这样两句诗:

     绝交流俗因耽懒,
     出卖文章为买书。
     (《自况》)

     两人诗中的“慵疏”与“耽懒”,词义差不了多少,都有落拓、散漫的意思。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绝不是品质上的堕落。他们在各自的时代,或远谪边地,或流落异域,都彰显了各自卓越的品质。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若能做到胡适先生所说的,“不降志,不辱身,不追求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就更具体更难得了。最近去世的王元化先生,生前很欣赏胡适的这句话,说,在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用太高,能做到这些就可以了。这话看似轻松,实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王先生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一位有担当、有风骨的大学者。胡适的这几句话,他是做到了的。
     品质和性情应当有所不同。品质是一种思想的高度,性情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读王元化先生的《清园论学集》时,看到他写的序言,开头引用了他的老师汪公严先生两句诗:

     学不干时身更贵,
     书期供读老弥勤。

     这里的“干时”,该是“博取时名”的意思吧?
     这两句诗,我很喜欢,最近去看望张颔先生时,请他用篆书写了下来。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他的《侯马盟书》和《古币文编》,在日本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张老已是望九之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张先生家离我家不远,我常去他家闲坐。
     品质和性情的糅合,该是一种人生的境界。真正有境界的人生,绝不是正襟危坐,更不是立眉瞪眼,该是一种旷达,一种随意。是去年吧,跟张先生闲坐时,张先生背诵了一首古诗,我听了很有感触。一个文人,不管腾达还是偃蹇,富贵还是贫寒,不光要有文人的气节,还要有文人的生活情趣,只有这样做了,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这首诗是这样的:

     典却青衫供早厨,
     老妻何为意踌躇。
     瓶中有醋堪浇菜,
     囊底无钱莫买鱼。
     不敢妄为些子事,
     只缘多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皆经过,
     次第春风到草庐。

     张先生背诵时,说他忘了作者是谁,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将张先生这话也说了。文章在博客上贴出后,有位网友跟帖说,此诗见于元代诗人吕仲实的《辍耕录》中。
     我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旷达任性,自谑自嘲。有时忍不住想,真要有一天,我穷成这样了,能跟妻子说这样几句话,该是多么的惬意。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才可说没有虚度此生。当然,一面又想,这样的日子不敢太长,最好第三天就有朋友赶到,送来粮食和蔬菜,外加一瓶“高梁白”。不管是柳宗元自责的“慵疏”,还是吕仲实叹息的“囊底无钱”,不管是郁达夫自况的“耽懒”,还是汪公严称颂的“学不干时”,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人生境界,只有在中国,在亚洲,才能身体力行而百无禁忌,也才能为他人理解而不遭骂名。
     有鉴于此,我要轻松地说一句:我将继续生活在亚洲,生活在我的国家。

     作者简介:韩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