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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杨常稳定政局

杀杨常稳定政局 ——长篇历史传记《张学良》(节选) 徐 彻 徐 忱 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下令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平地一声雷,炸响了东北大地,消息依据电波


                杀杨常稳定政局

   ——长篇历史传记《张学良》(节选)


                                       

               
                作     者:  
                出版单位: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月
                定     价:36.8元

1929110,张学良下令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平地一声雷,炸响了东北大地,消息依据电波迅速传遍全国、全球。这就是闻名历史的杨常事件。此事原来没有任何迹象。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处决杨常?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难道对他们非得处以极刑吗?此事外界传说不一,现在让我们探究事件的真相。

说起杨常事件,必然提到高纪毅。高纪毅是执行张学良枪决杨常命令的当事人。高纪毅(18901963),字仁旃,辽宁辽阳人,1890年生于沈阳。幼年家境贫寒,父母先后过世,由其伯父供养成人。1906年,入公费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1921年,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时,任其为上校科长。1922年,结识张学良,从此成为张学良的左膀右臂,得到张学良的信用。出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第一团团副,后升为副官处处长。1925年,出任航空处总务处长,镇威军第13联军司令部副官处处长。1927年,任陆军第34方面军团司令部少将副官处处长。1928年,任奉天全省警务处处长,兼任全省保甲总办。高纪毅后来撰写了回忆文章《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为我们了解此一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其实,之所以出现杨常事件,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事件的起因。说起这一事件,有远因,也有近因。矛盾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双方的矛盾愈积愈多,最终突然爆发。

先说远因。

远因之一是杨宇霆自视甚高,野心很大。高纪毅记道:“杨宇霆是一个自视甚高、野心很大的人。张作霖对他极端信任,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给他,东北军政一凭他作主。杨宇霆也以诸葛自居,骄纵恣睢,不可一世。从第一次奉直战争以迄第三次东北军进关,杨一直左右着东北军政,真可谓炙手可热的人物了。”

高纪毅对杨宇霆的这个评价,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其实,杨宇霆独霸东北的野心早有流露。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之后,杨宇霆曾策动奉天省议员到京请愿,想要发表杨宇霆主政东北。当时这些请愿议员的首领是奉天省议会议长范朗清。他们的请愿遭到张作霖的拒绝。然而,他们并不死心,又转到驻节保定的张学良处,企图推动张学良起而赞助,张学良也明确加以拒绝。当时接待这些议员的就是高纪毅,高纪毅时任第34方面军副官处长。高纪毅洞悉其中玄机,在同范朗清等的交谈中,向他们开诚布公地坦示了自己的见解。高表示,东北地盘是张作霖的根本,如果需要委任大员,首推少帅张学良,其次考虑的应是他的忠实伙伴张作相等人。这些人听了之后,茅塞顿开,点头称是。他们亦流露出此行是被动的,言外之意“他们是受杨宇霆之托而来的”。杨宇霆策动的这一动作,充分暴露了他觊觎东北大权的野心。

远因之二是杨宇霆计谋多端,狠抓权力。杨宇霆以为自己有老帅张作霖的支持,目中无人,有恃无恐,采取各种手段扩张自己的势力。

抓财权。杨宇霆兼任奉天兵工厂督办,将这个兵工厂变成了自己私有的账房。兵工厂规模庞大,经费支出占东北第一位。但是,这个兵工厂管理混乱,漏洞百出,贿赂公行,效率低下。张学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促使这个兵工厂改变,张学良无法,征得其父张作霖的同意,只得另行开办了一个迫击炮厂,由其讲武堂的同学李宜春担任厂长。这个工厂规模小巧,成本压缩,但产品精良。然而,杨宇霆并未因此而改弦更张,依然我行我素。

抓政权。杨宇霆将自己的手伸得很长,伸到了政府系统。王永江担任奉天省长期间,各级官吏的任命都要经过王永江之手,杨宇霆无从插手。但从王永江去任之后,刘尚清、莫德惠继任省长期间,杨宇霆开始大量安插他的党羽。“举凡各县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有缺即补,随后又进一步向吉林、黑龙江两省发展。于是,东北政治、人事大权几已尽入杨宇霆掌握之中”。

抓军权。杨宇霆十分懂得军队的重要性,为此千方百计地欲抓军权。但是,吴俊升、张作相的部队,因为是张作霖的老班底,杨宇霆插不进去。而张学良的第34方面军,杨也没有插进去的可能。于是,杨宇霆想出一个怪招,即成立一个预备军,由他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同学于珍,负其全责。“他用盖有张作霖图章的命令通令各军,无论官兵出缺,一律不得自行填补,必须由预备军中调人补充”。杨宇霆的目的是,采用这个办法,不要多久,东北全军自然就会变成他的势力范围了。但是,这个办法遭到郭松龄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破产。由此,杨宇霆极其痛恨郭松龄,而郭松龄同他的矛盾,演变成了郭松龄反奉的巨大事变。

远因之三是杨宇霆主张内战,热衷扩充。杨宇霆主张出兵关内,参与内战。本来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杨宇霆没有什么战功,却得到了江苏地盘,出任江苏督办。但他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赶了回来。当时“东北军中窃窃私议,讥其无能”。杨宇霆为了达到重返江南的目的,极力怂恿张作霖再次举兵入关。张学良坚决反对内战,主张保境安民。但是,张作霖还是听从了杨宇霆的建议,第三次举兵入关,参加内战。这时军团长韩麟春因病,不能就位。杨宇霆得到了机会,怂恿张作霖批准他,同张学良一起就任第34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格于其父张作霖,不敢拒绝,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命。张学良同亲信说道:“他不是要抓我的军队吗?看看我的军队能不能被他抓去!”自此,不懂军事的杨宇霆,居然迷信几个神仙术士,偕带他们一起参加指挥。张学良对杨宇霆的行径,极为不满。由此,矛盾愈深,种下祸根。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之后,“杨宇霆益见宠任,言听计从,因而得以进一步控制了军政大权”。同时,杨宇霆同“掌握交通大权的常荫槐深相接纳,成为死党”。

次说近因。

近因之一是杨宇霆不服安排,意在夺权。19286月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学良、杨宇霆相继回到沈阳。面对复杂的内外局势,张学良忧心如焚。张学良为了稳定内部,对他感到棘手的杨宇霆作出安排,想调他接替被炸死的吴俊升担任黑龙江省督办,杨宇霆婉辞不就。继而,张学良征求杨宇霆的意见,想让他担任吉林省督办。张学良意在给杨宇霆一个独立的地盘,以便安抚他。但是,杨宇霆一概拒绝。再而,张学良建议杨宇霆出国考察,杨宇霆拒不出行。张学良的秘书处长刘鸣九写道:“张对杨是既不能令,杨对张也绝不受命,张的卧榻之旁能不能任其酣睡呢?”但此时的杨宇霆作着另一个美梦,他想坐镇沈阳,控制东北。说杨宇霆意在夺取东北大权,有几个迹象非常明显。

第一个迹象。当时杨宇霆的府邸小河沿杨公馆热闹非凡,他“镇日在小河沿杨公馆接纳各方面官僚政客,气焰逼人,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之概。一时奔走钻营的人士从之如云,小河沿无形之中成为了东北的政治中心”。

第二个迹象。杨宇霆处心积虑地要把辽宁全省的警察权掌握在手。杨宇霆向张学良建议,将全省警务处长高纪毅调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地亩局任局长,名义是为了掌握此地的重要收入,实际是想要夺取全省的警察权。张学良开始采纳了杨的建议。杨借机推荐他的亲信私党兴友章接替警务处长。但是,高纪毅到任只有两个星期,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命令高纪毅立即返沈,恢复原职。高纪毅记道:“这是张学良识破了杨宇霆的用心,故又作此改变。”

第三个迹象。杨宇霆为了控制东北政局,对新任命的县局级以上官员都要亲自接见。“凡是当时新发表的县局级以上的官员,他都一律召见,优礼有加,进行拉拢,言语之间且流露出东北军政大计,今后要靠他来决定的意思”。

第四个迹象。弄虚作假,给自己填报选票。高纪毅记道:“这时日本人在沈阳所办的《满洲报》,突然想出一个举办一次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要读者每日填写东三省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主席一人,剪下寄到报馆。杨宇霆利用这一机会,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将选票填上杨的名字,陆续寄给报馆,每日几达数千份之多。杨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借此表示他是民意所归的人。事后,由杨府卖出去的报纸达数千斤之多,这一秘密始为外间所知晓。”

第五个迹象。言语流露,反相明显。杨宇霆欲李代桃僵,夺取东北最高领导权,在高层活动中其反心已经按捺不住,时有流露,反相明显。在东北高层参议官军事会议上,例由张学良主持。但当时张学良已经染有毒瘾,在会议间隙,必须离席注射。此时张学良委托杨宇霆临时主持会议。待张学良回来后,问及会议情况或提出主张时,杨宇霆竟然无礼地制止道:“你不知道,你不要管。”喧宾夺主,以至于此。杨宇霆还背后私下散布道:“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如此明目张胆地散布流言蜚语,充分暴露了杨宇霆企图夺取东北最高领导权的阴暗心理。张学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也许此时已经埋下了杀机。

近因之二是杨宇霆狠抓军工,意在扩充。杨宇霆和常荫槐勾结在一起,想要扩张军工,编练军队。

第一件事。杨宇霆和常荫槐共同见张学良,提出要扩大兵工厂。张学良答复说,东北目前财政短缺,各方面都在压缩,兵工厂也应随之紧缩,暂时不能扩充。即使想要扩充,现在经费无着,如何解决?不料常荫槐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铁路方面可以月拨若干。张学良当即想到,先前他曾向常荫槐表示,可否由铁路筹拨若干款项以补充军费,遭到常荫槐的悍然拒绝。对此,张学良不能无动于衷。

第二件事。常荫槐掌握东北交通大权,且兼任黑龙江省省长。他专擅跋扈,意在扩军。张学良说道:“他在黑龙江时,编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规军,杨宇霆却给以大力支持,能得到优良的装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军队呢?不能不使人生疑。”“建立全省保安队,添购大批新式枪支,作为他自己掌握的实力”。杨宇霆和常荫槐互相勾结,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此事引起张学良高度警觉。

近因之三是杨宇霆为父祝寿,突出自己。1928年秋,杨宇霆在小河沿杨公馆为其父祝寿。杨宇霆借机大事张扬,突出自己。杨府车水马龙,祝者云集,盛况空前,为沈阳前所未有。各路诸侯如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都派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是趋之若鹜。当时陪同张学良参加祝寿活动的高纪毅记道:“庆寿之日,张学良前往祝寿,杨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贺客,对杨亦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能所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颐,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可见,张学良达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杨宇霆有恃无恐,毫无顾忌,如此骄纵,如此折腾,离身首异处已经不远了。

近因之四是林权助的一席话,暗含挑拨。1928年张作霖丧仪期间,日本政府特派前驻中国大使林权助为专使,前来沈阳为张作霖吊丧。日本人的目的,一是掩盖他们暗杀张作霖的罪行;二是借机离间东北和中央的关系,阻止张学良易帜。林权助在返回日本,到达东京车站回答记者提问时,别有用心地说道:“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这个谈话在日本各大报纸广为转载,张学良的秘书将其译成中文,拿给张学良阅看。林权助的谈话引起张学良的高度重视。事过两年多的1931年冬季,在北京的住地顺承王府,张学良同几位文人谈话时,兴致盎然地回顾了林权助谈话对他的影响以及决心处决杨常的思想过程。张学良的这个谈话极为重要,特全文引述,以供读者思考分析。张学良慢条斯理地说道:

(略)

以上是张学良回顾的他听到林权助答记者问后的思想活动,以及他对杨常的真实看法。因是张学良本人的口述记录,资料弥足珍贵。这里张学良自述,他对杨常抓军队“不能不使人生疑”。又说对杨宇霆:“我对他确有戒心。”还说:“并非信任不疑。”同时又受到林权助讲述的德川家康夺权的影响,张学良顿生杀机。至于到底杀与不杀,张学良还是经过了尖锐的思想斗争。且看以下介绍:

他还不假思索地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地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如秀吉之子那样等待最后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杀掉?事关杀人,尤其要杀一个风云人物,一时是犹豫不决的。同时作这样事,也很难同外人商量。有一天,我偶然同于凤至谈,想试探她的口气,她表示极端恐惧,并坚决反对。以后我好久未再同她谈及此事。一个晚上,在卧室中我又同于凤至说:‘为这件事,我们占一课’,古人说:‘卜以决疑。’今天我拿一块银元向高处连掷3次,落地时,假如3次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就把他们杀掉,否则就不杀。我来掷,你来看。’结果掷了3回,落地时都是‘袁头’在上面。但于凤至说:‘这不可信,因为银元两面可能有轻有重,袁头面轻,可能在上面。’我当时说:‘既然你以为这样不可信,那么我现在重掷。要3次银元有字的在上面,我们就可以作最后的决定。仍然由我来掷,你来看。’结果银元有文字的都在上面。我说:‘这样我们可以下最后决心了吧?’于凤至仍不同意。以后我就不再同她谈这件事了。我当时在想,既要‘先发制人’,也要‘当机立断’。杨常两人当时的情况,我精神上感到极大的威胁,此时不除,必贻后患。我对他们两人都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但程度还有不同,对常的处死决心下的早,而对杨还有犹豫。同时又感到,如处决常而置杨于法外,杨必不服,还会别生枝节,不如一下剪草除根。因此才下最后决心,置杨常于法。

这个张学良和于凤至用置银元的方法决定是否处决杨常的民间传说,实际上确有其事。张学良现身说法,证明了他们在处决杨常之前的紧张心理和无助状况。

张学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事件的经过。此时,恰好出现了一个导火索。

1929110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关于此事,事前他们并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请示,对张学良完全是突然袭击。他们的理由是,中东铁路自恃是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它纳入管辖之列了。事发突然,张学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略一沉吟,当即表示,目前刚刚易帜,大局才经安定,此事涉及外交,应该慎重行事,不能草率为之,“故此事须从长计议”。但是,“杨、常则坚主立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杨、常如此无礼,完全出乎张学良的意外。张学良本想发作,但是还是隐忍下来。“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晚餐。杨表示临来之际,已告家人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了再来。于是杨、常相率离去”。他们不知,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动了杀机。逼迫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以常荫槐为督办,就成为杨常事件的导火索了。

杨常离去后,张学良作了什么呢?

当事人高纪毅记道:

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祖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队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口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我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荃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不知要处死杨、常)。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刻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这就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的整个过程。

当然,关于杨常事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就是张学良的内卫张汝舟的口述回忆录《杨常事件目击记》所说的一个版本。

张汝舟说,处决杨常是张学良邀请杨常来帅府打牌,而后将他们枪决的。但从张汝舟的口述内容来看,漏洞太密,疑点太多,极不可信。而且,是由一人口述,另一人“整理补充”。这另一人又是同这个事件毫不相干之人,他“整理补充”的内容,就令人生疑了。

事件的善后。处决杨常之后,张学良冷静地指示处理善后。

其一,电告南京。在第一时间,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东北驻南京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即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翌日,又向胡若愚补发一份专电,以书面形式说明处决杨常原委。其中“近则四出遣使,广为接纳;遇事专行,不相关白”句,确为事实。

其二,准备文件。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的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察官属名高纪毅。张学良原来指定郑谦起草,郑谦为杨宇霆亲信,顿生变故,笔下无词,故改为由刘鸣九执笔。最后实际起草了3份文件:《枪毙杨宇霆常荫槐通电》《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布告》《杨常伏法之判决书》。此3份文件,翌日同时发出。3份文件的内容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编造了杨常勾结共产党的内容。《判决书》内称:“又据报告该被告人等,又与共产党党魁□□□等勾结,预定本年3月间中央开代表大会,南北同时发动。杨负责奉军联络及兵器补充,常力收东三省防军,扣留交通款项,利用失意军人,并曾给德法某机关,汇去巨款……依以上事实及侦查所得,杨宇霆、常荫槐暗结党与,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政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各行为,实构成新刑律第101条第1款之内乱罪,及修正陆军刑律条例第27条第7款叛乱罪。余罪较轻,依刑律总则,执行死刑者,不执行他形之规定,免其重科,爰为判定如主文。”

此《判决书》最后的“主文:杨宇霆、常荫槐,勾结共产党魁及图谋内乱之所为,应各处死刑。”署名审判官为:张学良、张作相、张景惠、荣臻、王以哲;军法官:颜文海;检察官:高纪毅;录事:三等军法正王之丰。表明事实清楚,罪名确凿,手续完备,罪无可逭。如果不编造这个“勾结共产党魁及图谋内乱”的罪名,处决杨常似乎底气不足。其他的罪名,很难同处以极刑联系起来。

其三,召开会议。翌晨,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开会,宣布事件经过。113,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何成濬:“弟两日以来,衷心甚为痛苦。因念及私交,难以忘怀也。已派人从优治丧,各给洋1万元,以尽友谊。对于部属、优秀分子,皆仍留用,不治胁从,以定人心,请转陈主席(蒋介石),以释远念。”惩办祸首,不治胁从,这是张学良处理杨常事件的基本策略。这个策略是成功的。

其四,慰问家属。命将杨常尸体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南关风雨坛姜登选庙入殓棺椁,听由家属吊祭。张学良除命给杨常家属各1万元外,另致函杨宇霆夫人,信函全文如下:

杨大嫂鉴:

弟同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乎?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眠,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放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弟之出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启如大元帅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

此谓《张学良致杨宇霆夫人函》。这封信函,说出了张学良的真心话。处死杨常,确实不是因为什么“勾结共产党魁及图谋内乱”,而是因为杨常飞扬跋扈,不知收敛。只要他们“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就不至于此。这半年来,我作了很多努力,“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但是,他们“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杨常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不得不出此下策。然而,对于你们家属,“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同时,派出专门人员帮助料理杨常后事。张学良采取了“罪止个人,不连家族”的正确政策。

同时,张学良还指派专人处理了杨府的财产。杨宇霆死后,张学良指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省长臧式毅、韩麟春、于珍四人负责,由于珍主办,清理杨家财产。张学良下令批捕了阻碍清理杨家财产的李景明和王子明二人,使清理工作顺利进行。经清查,杨家财产总值银元100多万,虽经王子明东抿西抹,还剩有60多万。房产执照也由王子明交出,一并归还给杨家。在归还杨家财产这一点上,体现了张学良的现代观念。

其五,安抚杨党。115,张学良在奉天省城沈阳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张学良发表了关于杨常事件的看法,主题是安抚杨党。他说:

再说外间谈论有谓出于党派关系者,目下杨党人人自危,此亦为揣度之言。若论杨党,我张学良确为天字第一号的杨党,无论哪个杨党也没有我与邻葛关系深。处置杨党,应当先处置我。此举决无党派关系,完全因为罪迹昭然,不能以私害公。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所以关于两家遗族、遗产,我必尽力维持。至于兵工厂的亏款,当然也设法弥补。我平日于公私分得极清,不知什么叫私党。即如我用的人,由哪里来的,我也有不知道的,只要有一长可取,我便用。

处决杨常后,谣传要进一步处置杨常一党,造成杨常一党人人自危。鉴于此,张学良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向媒体亮出自己的观点:“此举决无党派关系,完全因为罪迹昭然,不能以私害公。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所以关于两家遗族、遗产,我必尽力维持。至于兵工厂的亏款,当然也设法弥补。”铮铮镋言,掷地有声。张学良说到做到,确实没有实行株连政策。

事件的评价。评价此一事件,须先了解杨宇霆和常荫槐其人。

杨宇霆(18851929),原名玉亭,字麟葛,后改为邻葛。辽宁省法库县人。1885829日出生于法库县蛇山沟村。原籍河北滦县。是清朝秀才。早年就读于奉天省立中学。后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5年后毕业回国,任陆军第3镇队官。1912年,改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旋任奉天军械厂科长、厂长。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杨宇霆被任为督军署参谋长。1918年,张作霖任奉军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后因在其同学徐树铮的帮助下,劫械成功,成为奉军的核心人物。继因私下发展个人武装,被张作霖免职。1921年,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再度起用杨宇霆,任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从此,东三省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时人誉为“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被誉为“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1923年,任陆军整理处代总监。1924年,任奉军第一军军长。同年8月,任江苏督办。1926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任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1927年,同张学良一起任安国军第34方面军军团长。杨宇霆是奉系军阀的决策人物,精明强干,足智多谋,敢于任事,勇于担当。但也飞扬跋扈,目中无人,自以为是,骄纵狂妄。

常荫槐(18891929),字瀚襄,亦作汉香、翰香、翰襄,吉林省梨树县人。1889年生于吉林省梨树县刘家馆子乡。祖籍山东寿光县。1910年,奉天政法学堂毕业,成为法律专业人士。初任黑龙江省陆军第1师少校军法官。1922年,任镇威军骑兵参谋长。1923年,因“办理西北两路清乡事宜得力”,被张作霖任为奉天全省清乡督办。1924年,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教育监督处处长。1925年,升任京奉铁路局局长。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不畏权贵,制定规章,大力整顿,严格稽查。短时间内,混乱无序的路风大为改观,秩序井然,收入骤增,一跃成为全国模范铁路之一。1927年,出任安国军政府交通部次长,代行总长职务。192710月,日本就所谓满蒙新五路(敦图、长大、吉五、洮索、延海)建筑问题,逼迫张作霖签字,遭到常荫槐的坚决抵制,拒绝签字。1928年,张作霖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任命其为安国军政府代理交通总长。为完善东北铁路网,常荫槐主持编制了《东北未成铁路里程表》。这个规划实际是对自主建设东北铁路网的一个补充修订。补充了原设计的西大干线和东大干线,又增加了修建两大干线的直线,进一步完善了东北交通网络。总计干线和较长直线长达5022公里。在此期间,常荫槐同日本斗智斗勇,其中大(大虎山)通(通辽)铁路的修筑,其经费来源都是常荫槐管辖的京奉铁路。常荫槐顶着日本的压力,迅速地建成大通铁路,为西大干线铁路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19287月,任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兼任黑龙江省省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优点突出,果断明快,干练多才,雷厉风行,敢作敢当。缺点也明显,“为人高视阔步,目无余子,恃才傲物,唯我独尊”。就连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在公务场合,“口呼汉卿,慢不为礼”。

张学良处决杨常,归根结底是一场权力之争。杨常虽有致死之由,但无应杀之罪。处决杨常后,其《判决书》上列举的杨常的罪状,如“暗结党与,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政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各行为,实构成新刑律第101条第1款之内乱罪,及修正陆军刑律条例第27条第7款叛乱罪”,查无实据,实属勉强。

当时的张学良还是一个封建军阀,在处理内部高层矛盾时,不免采用专断决绝的手段。张学良处决杨常,一直感到内心的痛苦。因此,张学良对王家祯说道:“咱们可真得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真太对不起邻葛和翰襄于地下啦!”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学良顺利接班。但是,对于年轻的张学良的执政能力,奉系高层还心中无数,许多人还在等待观望。尤其是张学良当时染有毒瘾,身体羸弱。加之杨常的暗中动作,权力的砝码一时倾向于杨常。张学良的权力有些风雨飘摇。恰在此时,张学良发动了杨常事件。此后,东北政局为之一肃,张学良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真正确立。但此后,张学良也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言论。这为他的独断专行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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