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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惠寻访父亲徐海东的足迹

徐文惠寻访父亲徐海东的足迹 徐文惠/口述 周海滨/撰文 徐文惠小档案    徐海东之女。1939年5月生于延安。195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

 徐文惠寻访父亲徐海东的足迹


            徐文惠/口述 周海滨/撰文

                         
                         
                                   徐海东大将
             
                         
                       
                   1961年,徐海东与次女徐文惠

                       
  徐文惠小档案

徐海东之女。19395月生于延安。195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60年转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以三好学员身份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文革十年,她受父亲株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直到1985年才被平反。近年,她热心参与红色记忆的挖掘与革命传统的传播和弘扬,被评为“2008年度中国十大红色旅游人物2010年注册成立北京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任理事长。
2011617是徐海东大将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纪念日,徐海东之女徐文惠在此前后讲述了父亲艰险、曲折的一生。北京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和徐文惠老人仔细核对着稿件,一起吃饭、一起看稿,直到晚上10点,我们才走出餐厅。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徐文惠老人说父亲、忆往事、评时势,丝毫不像一个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她热情、干练,语速极快。
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健在的时候,我不太关心政治。在我们家,我哥哥徐文伯比较关心这方面,在我父亲写军史的时候,他也帮着父亲做工作。
转变是在1998年,徐文惠为了迎接两年后的徐海东一百周年诞辰,她筹备纪念画册、拍文献片,沿着父亲的足迹,从湖北老家开始,走遍了父亲战斗过的十九个省市,沿途听党史专家讲述,听父亲的老战友回忆,与民众交流,甚至找到当年给父亲带路的向导。
父亲的战友来自各个部队各个方面,所以,我陆续采访了很多人。这样,我才对父亲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徐海东大将的传奇一生便从徐文惠老人对父亲及其家庭的讲述开始。

    父亲和我们这一家人


我老家是湖北黄陂,在老家,父亲被称为泥巴人,就是烧窑的。我们家七代都是窑工,父亲是第七代,他做了十一年的大水缸。父亲的酒量比较大与当窑工有关系。做水缸很累,要很有力气才行,累的时候父亲就喝点酒来解乏。父亲离不开酒,打仗的时候,警卫员给他背的水壶里装的都是酒。在战场上,他要喝酒时,不说拿酒来,说拿水来润润嗓子,警卫员明白这是让拿酒过去。
父亲兄弟姐妹十四个,他是最小的一个,奶奶生他那年已经四十六岁了。他和我大伯的孩子一起出世,奶奶没有奶水,他就吃着嫂子的奶水长大。那在农村是不光彩的。爷爷准备把他丢进水塘里,奶奶舍不得,留了下来。
  上学的时候,他好打抱不平,看不惯就要说,不听就打,不管你是谁。后来,他打了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私塾不敢要他了。他一共只读了三年书。
父亲原名徐元清,后来参加北伐改名为少奎1928年他搞暴动失败,家里亲人被杀,他改名徐海动,意为大海闹动,他要像哪吒一样把大海闹动起来。后来人们听来听去,就听成海东了,都喊他海东哥,他就干脆改名徐海东了。
陈再道叔叔讲,以前还流传着一首有关徐海东的民歌。陈再道叔叔是这样唱的:黄安有个赵次吾,麻城有个邱江埔,黄陂有个臭豆腐。”“臭豆腐指的就是我父亲,这三个人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是当地最早起来闹革命的,可惜赵次吾、邱江埔分别在1932年和1933年遇难了。臭豆腐的来历是这样的,父亲家里很穷,到十多岁了,还没有衣服穿,光着身子,一身泥巴,嫂子们看到他,说他简直就像一块臭豆腐,就这样叫开了。
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徐文伯,曾经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我排行第二。老三徐文忠1945年在周总理家乡淮阴出生,患脑炎留下后遗症,现在又聋又哑,文革时腿被打断,残废了。我妈妈1997年去世后,就由我带着照看他。老四徐文连,是我的小弟弟。
我的小学是在大连上的,1948年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到了大连,这样就减轻了部队的负担。到大连以后,我们才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以前是随着父亲在马背上走东走西,从安徽、江苏一直到山东,最后从威海坐船到大连。一直到1955年,我都是在部队供给制下长大的,直到1955年改成薪金制后才结束。
1950年我正式上学。我跟父亲感情比较好,那时他染上了肺结核,病得很厉害,妈妈不许孩子们跟他接触,但是我整天缠着他,结果,四个孩子就我得了肺结核。我每天都在他的病床上,睡着了妈妈才把我抱走。但是,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也像带兵打仗一样纪律严明。我每次外出都要向父亲请假,回来后再找他销假。每个月五毛钱的零花钱怎么花也要有记录,必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曾因为该不该给我买条裙子而吵过架。妈妈说,孩子上学,总要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过个节、开联欢会时要穿。父亲却说,你一下子给她花这么多钱做衣服,你忘本。两个人吵了起来。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要求我们也一样,即便家里吃饭,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盘,要全部吃光,从不允许掉一粒米。
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那一天,父亲还给我改了名,叫徐红。他说:我和你妈妈都是红军,你要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我的工作地点离家不远,每天回去还可以帮忙照顾父亲。文革开始后,父亲的保健医生都被卡住,药也不给,只能靠我从医院给父亲拿药、拿针管。
1968年,我被关了起来。他们关我是为了整死我父亲。我的罪名有三条:参加我父亲的反党集团;跟我父亲参加贺龙的二月兵变;第三条是反江青。因为这三条罪,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几乎天天挨批斗。我是家里第一个因为父亲被株连关押的,因为我是徐海东的私人保健医生
有的媒体报道说徐文惠替父坐牢。这个说法不准确。我被关押之后,有将近一个月都没去看望过父亲,父亲就问妈妈我去哪里了,妈妈骗他说我跟随医疗队下乡了。但没想到,父亲心里非常明白。一天,他突然感叹着对妈妈讲:女儿是替我坐牢去了。
我被整整关押了四年,直到1972年才被释放。我出狱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是父亲在身边的唯一的女儿,被他视为掌上明珠。可是,他临终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
为什么说我是父亲在身边的唯一女儿呢?那是因为,1925年,父亲的大女儿徐文金出生,这一年父亲二十五岁。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遭到追捕,被迫离开家乡。妻子田得斋也被关进大牢,徐文金被三伯父徐金元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从此徐文金隐姓埋名,成为湖北大悟县灿金套村一户人家的童养媳
1931年春,田得斋出狱后,便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听到传言说父亲早已牺牲,她被迫改嫁到高家。徐文金长大后,与乡村医生高正凯结了婚。1951年,徐文金被接到大连市一家疗养院,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在大连住了两个月后要回家时,徐文金终于将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向父亲说了出来。父亲沉默了许久后,没有同意。1970325,父亲逝世于郑州。临终时刻,他颤巍巍地拉着徐文金的手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们这些孩子……”平时很少听音乐的父亲,忽然提出要听歌曲《我是一个兵》。伴随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歌声,父亲溘然长逝。
我被释放出来后,一直由王震叔叔照顾。王震叔叔是我父亲被关押期间见到的唯一一位老战友。当时,看守秘书不让王震叔叔见父亲,王震叔叔一怒之下把那个秘书给打了一顿,这才得以进入我家。他们达成生死承诺:如果谁先死了,后死的人就管先死的人全家。
直到1985年,我才被平反,但我的所有一切都没有恢复。遗憾的是,我家就我一个当兵的,却没能留在部队。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精神失常,不像现在头脑还清楚,当时我接受不了那样的打击。我一直跟着共产党长大,突然说我是反革命,一天到晚都被批斗,大会小会批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精神都崩溃了。如果是以前,跟你谈起那段日子我很可能会哭,而现在不会了。我曾经一度想不通,精神受到了严重打击。后来,王震叔叔帮我换了工作,到香港做残疾人服务工作,实质上是让我换一个环境,离开伤心地。
我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直到十几年前,我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开始沿着父亲战斗过的十九个省市寻访他,才对父亲的历史,有了初步了解。

                                  父亲的革命使反动武装

                          对我们家族疯狂报复


父亲最初革命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革命让徐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29年,他领导的年关暴动失败,反动武装对父亲恨之入骨,进行疯狂反扑,先是烧了我家的房子,然后对我们家族实施疯狂屠杀,一族八十三人,被杀害了六十六人。这六十六人是分多次杀的,有一次杀了二十多人,其中参加革命的不少。1930年曾被称作是杀绝徐族的一年。后来,他们是捉到女的就卖,逮到姓徐的就杀,弄得人们都不敢姓徐。父亲离开鄂豫皖苏区参加长征时,家里已经死了六十六人。
得知此事后,父亲指天发誓:大仇不报,誓不还家!
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已经没有跟父亲同辈的老人了。毛主席说,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海东同志。我们老家有一座十米高的徐海东亲属烈士墓,上面刻着徐向前手书的四个大字:光荣流血。
我非常敬佩父亲对革命坚定的意志和信念,他并没有因此动摇。反而,他重新把掉队的、伤病的以及地方的人员,重新集中起来,组织了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
在父亲的部队里,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一般的战士都是十二三岁、十三四岁,最大的十五六岁。蒋介石称徐海东带的是童子军。长征的时候,他们都是红小鬼。实际上我父亲的整个部队,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

   斯诺曾缠着父亲刨根问底


父亲在他的军旅岁月里演绎了一幕幕传奇,被誉为中国的夏伯阳。这是斯诺对他的评价。
父亲与斯诺的巧遇是在彭德怀伯伯的司令部里。斯诺过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几个红军领导在开会。等到会议结束后,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没有散去,彭德怀伯伯便邀请斯诺一起围桌而坐,吃西瓜。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身影闯入了斯诺的视线。
这个人便是我的父亲徐海东。

彭德怀看见斯诺瞧着我父亲,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父亲听了脸涨得通红,嘴咧开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大家都笑了起来。
他就是你一直想要见的人。彭德怀说,你可以采访他和他的部队。他就是徐海东。
斯诺想见我父亲是因为父亲的大名鼎鼎和神秘。当时,除了知道父亲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外界对他了解很少。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南京的飞机曾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传单: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
父亲是头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办好,像个腼腆的孩子一样站在一边,不知道该如何和斯诺说,该说些什么好。于是他走到彭德怀身边,俯下身子小声问道:你把这个外国人介绍给我,我拿他怎么办啊?
彭德怀笑着说:你这个大名鼎鼎的徐老虎,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个外国记者!
父亲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追问道:听说记者什么都要问,他问我时,我和他说什么啊?
彭德怀说:斯诺是我们的好朋友,对我们是友好的,对他什么实话都可以说。
过了几天,父亲专门指派了十几个骑兵,把斯诺接到豫旺县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部。
为了表示对这位远道来客的尊重,父亲特意将最好的房子留给了斯诺,并派人提前细细地将屋子打扫了一遍。
接连三四个晚上,斯诺缠着他,问这问那。就连父亲去看红军剧社演出、到七十三师参观,斯诺都不放松对他的采访。
斯诺询问父亲儿时的情况,询问当窑工的生活,询问他带兵打仗的事情,问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的情况,甚至连父亲的两颗门牙是怎样掉的都要问个仔细。
斯诺终于得知:有一天,父亲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到了一个战士,父亲拉紧缰绳,想要看看战士有没有受伤,结果马受了惊,把他撞到了树上,待他苏醒过来,才发现自己的门牙已经嵌在那棵树上了。
在父亲眼里,斯诺是个难缠的家伙。多年后斯诺返回美国,父亲仍然常常指着斯诺给他拍摄的照片对人说: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

      父亲的九死一生


父亲负的九次伤中并不包括他掉两颗门牙的事。他九次伤里有八次是枪伤,另外一次是红枪会的人往他屁股上戳了一枪。他身上有十七个枪眼儿,看上去就是十七个洞。
1935年在陕南丹凤县庾家河的战斗中,父亲负伤最重,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负伤。子弹从脸部右边穿过,一个耳朵被打聋了,后来就只有左边耳朵能听,右边耳朵根本听不见了。你看我父亲的照片,脸上像有个酒窝似的,实际上那是枪眼儿。
父亲再次提及这次致命伤是在1959年的国庆节。那天,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阅兵,蔡廷锴也应邀参加了。看见父亲在那儿,蔡廷锴就凑过来想和我父亲说话,我父亲不想理他,一句话就顶过去了:我这个枪眼儿就是你的部属打的。弄得蔡廷锴一个大红脸。父亲从天安门回来,对我们讲了这件事。
父亲这次负伤,喉咙被淤血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紧急关头,护士周少兰俯下身子,一口一口地将父亲喉咙里的淤血吸出,昼夜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周少兰连续四天四夜看护,把父亲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周少兰就是我的母亲。

1935 9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两人结婚了。妈妈后来改名周东屏,是父亲改的,意为挡住死亡,是他徐海东的生命屏障。
其实,父亲的这次受伤离第一次受伤只相差四年,那是在1931年。
那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父亲在配合主力反击敌军的一次战斗中,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在包扎所,他昏迷了一天一夜,后被送到红军家属、陈锡联的母亲陈大娘家才慢慢苏醒过来。

               父亲曾二十三天没有睡觉,胜利后一连睡三天,
                          起来以后大吐血

  父亲休养了一个月,伤未痊愈,就拄拐棍找到师部,要求回团工作。
师长陈赓说:你们团已经有团长和政委了!
那我就当副团长。师领导批准他当了副团长,这也是他第一次主动下调职务。
1932年,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张国焘被迫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和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在苏区坚持斗争。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二十万国民党大军和满目疮痍、日渐缩小的根据地。张国焘只留下一封信,指示军事方面由我父亲负责,那时他已经是师长了。
为保护整个红四方面军顺利转移,红四方面军做好了父亲这个师全部牺牲的准备。所以,他们往哪儿转移,往哪儿走,都没有跟父亲讲,对他们的行踪进行保密。
在河南光山县的郭家河,父亲指挥七十四师担任主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以伤亡很小的代价,将敌一四旅近三千人全部歼灭。又一次,在皖西北葛藤山反击战中,他巧妙地部署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两个团。被俘的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当面问父亲: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父亲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父亲这个师,不但没被敌人消灭,反而把敌人打败了。但胜利后,他却不知道大部队到哪儿去了。父亲第一次吐血就是这一年。他二十三天没有睡觉,有时打个盹儿,取得胜利后他一连睡了三天,起来之后大吐血。


         周总理说父亲和张学良
是打出来的友情
         
2000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那年张学良九十九岁。他比我父亲小一岁。我去夏威夷拜访张学良,参加张学良的一百岁华诞。他的亲属一再嘱咐我,不要向他提我父亲和他打仗的事情。
20005月,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里,我在大堂见到了张学良。他清醒地告诉我:你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的女儿。
没想到,他还记着当年打仗时父亲部队的番号。他还让人把十五楼上的赵四小姐请下来,与我们一起聊天。我们原本定的会面时间只有二十分钟,结果讲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他家乡的代表说,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给他办生日。他头脑很清楚,说要节约,不能大摆寿宴。他还谈了吕正操、万毅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对于是不是回大陆,张学良没有表态。
我真没想到他对我父亲的印象这么深刻,正如周总理当年所说,他们这是打出来的友情。
我家住在大连时,我听说过父亲和张学良打仗的一些故事。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在大连海军学校当副校长,他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到我们家去,叫我父亲讲怎么把他哥哥打服的,逼着父亲讲打张学良的故事。张叔叔来了,我们才能沾点光,听父亲讲故事,平时他从来不讲怎么打仗,也不允许我们在同学之间、朋友之间炫耀。
  采访张学良,他们两个打仗的事情逐渐清晰明了。

1934年,张学良从德国回来,蒋介石任命他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蒋介石是总司令,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责。张学良在193431的就职宣言中说:在三个月之内,全歼红二十五军。因为当时他的势力很大,从德国回来又买了德式武器。父亲在游击地区用的都是缴获的武器,各种乱七八糟的武器都有。从装备来说,两军是没法比的。
没想到,1934年长岭岗一战,父亲就歼灭了他一个整旅,一次歼灭他三千八百多人。当时我父亲的部队是两千九百八十四个人。从那次起,父亲的部队,全部换上了张学良的德式武器。我父亲说:张学良是我的供给部长。
1934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开会,传达了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等文件,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西实行战略转移。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父亲主动建议由程子华当军长,自己当副军长。省委同意他的建议,并任命吴焕先为政委。这也是父亲第二次主动降职。
红二十五军长征时接到中央命令,让该军作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的首长,当时是方志敏叔叔,他们全军覆没后,中央就把第二先遣队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打着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这个大旗,开始长征。长征路线中央并没有给他们定,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张学良三十多万大军严阵以待。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父亲没法在平原地带与他们作战。我听父亲对张学思说,他采取在大别山地区的游击战术,往有山的地方走,往桐柏山脉走,后来桐柏山脉不行,又往伏牛山脉走,伏牛山脉不行,又到了河南的卢氏县,从那儿进的山,往陕南走。
父亲对张学思说,他们过了卢氏,就要进山了,此时父亲对战士们说:我们三个团的援兵已经到了。当时大家都傻了,援兵在哪儿呢?父亲指着对面的三座山说:这一座山就是一个团,三座山就是三个团。只要我们的部队进了山,国民党军队就没辙了,我们就活了。那里就是我们的天地,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我父亲是19341116从河南的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的,1935年的915到陕北永平,跟刘志丹会师。军事科学院政委王诚汉叔叔(原红二十五军直罗镇战役时任排长)告诉我,这十个月里,红二十五军大大小小打了五百多场,有时候一天就打四五仗,走的路加起来也有一万八千里。父亲说他站着都能睡着。父亲的部队歼灭了张学良三个师。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蒋介石就把那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即一一九、一二、一二九师。
打到陕北时,我父亲的部队装备特别好,全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每个连九挺机关枪,其中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装备的武器几乎全是从张学良部队缴获的。
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父亲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委是程子华,政治部主任是高岗,副主任是郭述申。父亲跟刘志丹会师以后,也把刘志丹的部队配备齐了从张学良部队缴获的武器。
父亲到达陕北的第一仗是打崂山。当时张学良的一一师来援助,全部被消灭。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当场被击毙。
第二仗是打榆林桥。张学良的亲信高福源带了一个加强团守在这里。一般一个团是三个营,他是四个营。但高福源还是被活捉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原红二十五军发挥了作用。当时有两个人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分别是被释放的高福源和六十七军的军长王以哲。
父亲跟东北军交手的同时,也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他给王以哲写信,喊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帮你打回东北老家去。
俘虏的东北军士兵,都得到了优待。如果想留下来当红军,欢迎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给两块大洋、一个优待证,放回家。这个优待政策是红二十五军一直在做的。因为,红二十五军有钱啊。别的部队,粮食都没有,还给什么大洋啊。
  

   毛泽东向我父亲借钱


父亲的部队有钱是从打安徽太湖县城开始的。
部队端了太湖县城后,用缴获的民团黑布给战士们做了衣服。从那个时候起,父亲的部队每个人都有三个袋子:子弹袋、银元袋和米袋。这是红二十五军的特点,他们每人背三个袋子,还挎着一个从张学良部队缴获的皮挎包。所以,父亲的部队比较,银元袋就是从太湖县城开始背起来的。
1935年冬,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战士们身上穿的衣服单薄、破旧,无力置办新衣。毛泽东说他们五分钱饭钱都给不起。父亲这时候正打算给部队添置冬装,储备粮食。一天傍晚,有客来访,父亲认出来这人是中央红军后勤部部长杨至成。他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了父亲。这是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张借条:
  海东同志:
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
  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父亲立即询问自己的供给部部长查国贞。查国贞说还有七千元。父亲马上要他把五千元交中央。当时中央供给部部长叶季壮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彭德怀伯伯见了父亲,特意向他表示感谢,笑称他是位财神爷
他不仅给了毛泽东五千元,同时给了他很多大烟。父亲每次打完仗,就有了钱、大烟土和鸦片。为什么那个时候缴获的大烟土要留着呢?部队没有药,给伤病员治病时,打针、做手术,就靠这个止痛。父亲还给主席做了服装,连主席的八角帽都是红二十五军做的。

                           少奇伯伯给父亲当秘书


19379月,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父亲奉命率部参加平型关围歼日寇板垣师团的战斗。101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新四军组编令。1225,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成四个支队,共十万三千多人。19386月,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
这年8月,父亲奉命回延安养病,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进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他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期间,中央决定派他去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
毛主席找父亲单独谈了三个小时,主席交代:你们有三项任务,一是向东发展,打进大别山。你本来就是大别山的一只虎嘛!第二,第四支队要你负责。第三,你带去的干部一律任副职。包括你自己在内,都任副职。这是为了团结好原部队的干部。毛主席讲的事,有的是要绝对保密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中央让少奇伯伯带五十多位营以上干部到华东敌后去。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少奇伯伯不能公开露面,就以我父亲的名义,率一个检查组出发。父亲着少将服,佩少将肩章。少奇伯伯以胡服名,当父亲的秘书。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少奇伯伯做得很自然,一路上给父亲拿衣服,拿帽子,还抱着四个月大的我。
1939915,他们从延安出发先到西安。检查组是蒋介石批准的,父亲就以检查组身份公开活动。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来拜访。检查组经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驻地洛阳,卫立煌本要请父亲吃饭,但卫立煌的老婆突然去世,他离开洛阳去奔丧了。他委托参谋长郭寄峤中将代表他拜会父亲。郭寄峤进门却看到了少奇伯伯。他们之间过去有交往,彼此认识。郭寄峤似乎看出了什么,他就把这个宴请改为家宴,没把少奇伯伯给暴露出来。
在河南确山县竹沟的新四军办事处,少奇伯伯和我们家住隔壁。妈妈说当年在竹沟,是少奇伯伯手把手教会她给我洗澡的。少奇伯伯和父亲常常聊起这段日子,每次都会乐得哈哈大笑。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便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我小时候特别调皮,上房子上树,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烂了。少奇伯伯说我:你性格像你父亲,天不怕地不怕。

    父亲的最后一战


19381218,少奇伯伯紧急召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邓子恢等人开会,研究如何粉碎日伪军对皖东进行的第一次大扫荡
父亲领下了这个任务。三昼夜的鏖战,第四支队以伤亡很小的代价换来毙伤敌人一百六十余人,俘五人,其中击毙日军中队长一人,俘日军分队长一人。缴获了大批炮弹、枪弹和其他军用物资。这是新四军东进抗日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战,是父亲到华中的首战,也是父亲的最后一战。
1940124,父亲作总结报告时大咯血,当场昏倒在地。此后,他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倒在皖东战场上。母亲为给父亲治病,冒着危险上山采药。她只知道野菊花能明目,首乌藤能养颜,大青叶能消肿,猫公刺能清热……在山中采药时,她巧遇了在此躲避战乱的老中医,便把老中医请来为父亲治病,父亲这才转危为安。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亲临战线。
这一年父亲年仅四十岁,他并不知道从这时起,他将永远离开战场。此时,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父亲的军事生涯也日臻巅峰。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离开战马与病床为伴。
但是,日本人还是盯住他不放。1940年春,在反日伪扫荡的斗争中,毛泽东曾给新四军发来一封电报说:海东同志是军队的一面旗帜,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任何时候不能出问题,更不能让敌人抓去。为了确保父亲的安全,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亲自为父亲组织了一支特殊的警卫连,从别的部队调排长来当战士,调连长来当班长,调副团长程启文来当连长。所以,这个警卫连的战斗力很强。
在担架上,父亲同样指挥战斗。父亲的一个秘书说:敌人突然来了,两面一交上火,你父亲就能判断出是在村东头还是村西头。父亲的担架冲在部队的最前头,他指挥着部队怎么走。这位叔叔说每次都很危险,有时候敌人到了村西,首长从村东走,兜一个圈子又绕到敌人后头。当时,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休息,全是首长指挥。
19411月,父亲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吐了几乎半脸盆血,眼看是不行了。家人都为他准备衣服了,悼词也准备了。中原局把他的病情电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5月,毛泽东给父亲发来一份二百多字的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由于当时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很差,抗日战争的后五年,父亲基本上是在担架上、病榻上度过的。父亲的担架是特制的,因为他发病的时候,肺都肿起来了,只要碰一下就吐血,所以,身上不能盖被子。这是我母亲设计的,被子盖在铁丝架上,铁丝架固定在担架上。但是父亲一直相信他总有一天能站起来。
1942年,毛主席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发电报,让他和蒋介石沟通,将徐海东转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地区治疗,蒋介石没有同意。陈毅、谭震林都曾派人到南京、上海买药,回来实报实销。这也算是对父亲的特殊照顾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了,父亲很高兴。他说:我这个老病号把小日本给熬垮了。
全面内战爆发后,父亲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19468月,父亲离开山东根据地,从威海秘密乘船,9日抵大连,住进大连市文化街七十五号养病。直到新中国成立,父亲重返战场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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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

附:徐海东照片



徐海东和家人

徐海东



徐海东历史照片



开国大将徐海东珍贵历史照片

   

徐海东珍贵照片



                             
   1937
年,徐海东等在延安合影。左起:李隆贵、郑位三、程子华、徐海东、陈先瑞
                                                                                                                                               



朱德、徐海东(左)、林伯渠等在西安



   


   彭德怀徐海东彭雪枫和郭述申在陕北合影



                         

                                                       

                             抗战中的徐海东



                         

                                       

                            毛泽东主席给徐海东写的信

                                                                                                                                                                           

                                   1951年,徐海东同周恩来等在大连



                                 

                             
                                1956
18,徐海东(右)同王震在大连

                                                                                                                                                                           

                                         1960年,徐海东同夫人周东屏及子女们


                           



                         1961年,徐海东与次女徐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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