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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铜豌豆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nb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关汉卿

      6月的沈阳,热而不酷。垂柳白杨飘溢着北方浓绿的芬芳。这样的日子,最适合搬家。春风文艺出版社有十几位老编辑占天时得地利复获人和之光顾,正汗流浃背,忙着乔迁。他们有点迫不及待,救场如救火似地抓到钥匙,草草擦洗几把,立刻搬来他们那少得可怜的行李家具。不,他们没有谁感到可怜。结束了弃业抛家流浪天涯之苦;他们有个自己的窝了。把摘帽改为错划,从地狱回到人间,由鬼变人,还搬进了新居,正开心得不行,何可怜之有?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可爱!他们天生就会识大局顾整体,很容易满足。你给他一处可以吃饭睡觉可以做梦的地方,给他一点可以随便翻身的自由,他们便乐不可支了。就在他尘埃落定拿起一本旧杂志当小扇纳凉的时刻,我认识了于雷,那是1980年的夏天。

   当时担任外文编辑室主任的于雷先生传奇故事最多,行头也比较特殊。一身黑色西服,裤管精细笔挺,裤线削得倍儿直。身材颀长,长而不晃,瘦而不弱,骨感极强。他那撑起高挑的骨骼,并不粗壮,却显得结实牢固,像一尊乌黑的石柱,经历过风暴的袭击,洪水的冲撞,闪电的劈刺。我不大熟悉他,老伴鲁野每次讲述他的故事,都将他与自己相比:我的右派帽子是凑数戴上去的。于雷不同,他在整风期间,鼓角争鸣,一鸣惊人。其实他平时的嘴也没闲着。只要有机会,他那满肚子学问酿造的满脑子思想,便像机关枪似的不停地发射子弹。那意见提的,都是别人不敢说的。一语破的,一针见血,神经衰弱者,闻风丧胆,听到枪响就吃不好饭,睡不稳觉,跑肚拉稀,腿脚失灵。老伴用说评书的口吻,边说边笑,用人的问题,浪费的问题,官僚主义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问题,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都是国家社稷的大问题。他哪知道这是老人家的阳谋,引蛇出洞啊!聪明的于雷,狂热地关心政治的于雷,你用聪明的大脑玩火,却用稚嫩的政治愿望助燃。不用老伴细说,我是打那个运动的大河趟过来的。不要说这些重要关节,刮边就是右派,就是不发言不写大字报,该抓的,你也跑不了。老伴鲁野受党支部委托,主办《整风快报》。这是党对党外人士的信任,他岂能怠慢?于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大干苦干实干,把《快报》办得人心大快,如火烹油。但是,右派抓完了,有人提议:在《快报》上发表文章的人都是右派,主编怎么不是?刮边了不是?赶紧也抓了进去。现在一律平反,同住一栋楼。于雷三楼,鲁野六楼。这楼1980年建成于中山广场西北侧的桂林街。绰号:右派楼。

   右派楼那阵子确实喜气洋洋,恨不能天天吃螃蟹。佐以大把大把的辣椒葱姜蒜。即使吃不起螃蟹,他们也想找个机会聚在一起喝两盅,畅叙大快人心事。我从1980年开始业余创作。白天上班,勤奋敬业;夜晚撰稿,披星戴月,点灯熬油。三年下来,总算熬成了个省级作协会员。不是我生性浮躁,实在是我大喜过望。小小中学教员,小小业余作者,戴上了省级作家的桂冠,鲤鱼跳龙门,范进中举啦!请客!那是1983

   没有远亲,都是近邻。鲁野的朋友,难兄难弟。八大金刚挤在我家六平米的小方厅,水泻难通。但是群贤毕至”“信可乐也。特别是于雷,脱去了西服上衣,摘下了猩红领带,解开了白衬衣领口的纽扣,昨天的英国学者今天就是美国牛仔了。酒未开樽,先把话匣子打开。于雷抓住了话语霸权,专讲流放生活中的小噱头小笑话。他讲了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深:

   反右斗争开始,工人说话了。出版社先把于雷揪出来了,接着就是他的反动同盟郭峰。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批臭的口号此起彼伏。可是于雷不服,他用蔑视的目光,面对群众。光喊口号有什么用!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有本事拿出证据!为了表示不服,开完了批斗会,他和好朋友郭峰照样到大西街一家小饭馆喝酒。照样是二两白干,半斤花生米。酒劲穿肠过,佛祖心不留。于雷呷了一口酒笑着说:“咱俩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郭峰也抿了一口酒接着说,而且打不倒,批不臭,拆不散。讲到这,鲁野感叹:当时谁都以为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谁也不知道戴上这顶帽子林冲的脸上就刺上抹不掉的金字啦。

   小方厅里杯盏叮咚笑声咯咯哈哈。我纳闷,这就是遭遇过大悲大痛冤怨深重的于雷吗?这就是春风的大右派兼反革命分子的于雷吗?他应该哭,哭命运对他的捉弄;他应该骂,骂那些无耻小人对他的诬陷;他应该唱不忘那一天,北风刺骨寒。然而不,他实在不愿意触摸往昔的伤疤,也可以说,他没有时间用低调的泪水去撰写一部20世纪的拍案惊奇。现在的他该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了。面对美酒佳肴,此时不乐更待何时?来,满上!再说,我们的国家,百业待兴,出版社的业务尖子都回来了,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他正要借个机会说说自己近日琢磨的重大选题。他知道,外国的出版商,有了好选题首先得保密,放在金库里,防止被偷盗剽窃。于雷不怕,于雷不要知识产权,只要出好书,出经典,谁出不一样?但是有些图书工程浩大繁杂,于雷环顾左右,舍我其谁?那天于雷说的选题,就是后来畅销全国的《春风译文丛书》、《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其实,编辑外文图书,于雷并非科班出身。1950年于雷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被派到当时的东北人民出版社担当文学编辑。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出版工作者,为新中国的读者编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那是他的专业,专长。

     1979年,55岁的于雷平反后重返编辑岗位,受命于国门刚刚打开、翻译出版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领导找他谈话,谈到出版社急需翻译人才,想让他组阁外文编辑部。于雷立刻像充了电的马达,毫不犹豫,改行!20年报国无门,今日正该效命疆场。白天,他走马灯似地组织稿件处理稿件,编辑,编审;晚上,八瓦小台灯彻夜通明,一色翻译日本文学名著。夏目漱石的《我的猫》、德富芦花的《不如归》、谷崎润郎的《春琴抄》、川端康成的《掌鞭小说》、井上靖的《猎枪》水上勉的《雁寺》……专拣重担。四百余万字的翻译成果,于雷探囊取物。他所撰写的《日本文学翻译例话》出版后,还被大学用做教学参考。他在中国作家的头上又获一顶翻译家的桂冠,被聘请为辽宁省文学翻译协会会长。奇迹啊,于雷。你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你用上了;你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实现了。那么,他什么时候学的日语呢?我问鲁野。

    “这话好长。涉及到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原来鲁野指的是于雷在伪满洲国时代学过几年日语。这我明白,我们那一代东北人,接受的奴化教育很深。从小学到大学日语都是必修的主课。鲁野国高毕业实际上就是高中一年,日语水平却相当于三等翻译。我念到国高一年,学了六年半日语,40年后,考职称用上了。复习20天,考了86分。真是祸兮福所倚。于雷比我早生十年,伪满时期,念到大学,日语功底自不必说。是福是祸,他于雷也很难驾驭。

    1958年,于雷不但被打成极右,而且定为反革命。比一般右派多了一副钢手镯,锒铛下狱。

     伪满时期,于雷莫名其妙地住了20天日本人的拘留所。现在他要住的是新中国的监狱——沈阳大北监狱。一间筒式的大房子,一下子装进了30多号人,都是文化界有点资历的知识分子。于雷觉得,他一脚陷进了漆黑的沼泽,仿佛席方平走进了阴曹地府。洞穴似的黑暗笼罩着清晨和白昼,噩梦淹没了古老的阳光。席方平,你要在这里度过一千四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你还不服吗?不服!他从小就喜欢替父伸冤的席方平。蒲松龄让他在生死隔世的诉讼中寻求公正,在酷吏贪官的炼狱中坚持原告,在他九死一生之后给他伸张了正义,打赢了官司。可惜,于雷不是席方平,于雷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没有蒲松龄的浪漫,他不能让于雷死而复生,他必须活。只有活着才能找到他应得的那份公平。

     他冷静了,像一块冬天的岩石。他命令自己,必须忍耐。忍,就是心字头上悬着一把刀。这把刀强迫你认罪伏法!不能喊冤,不能叫屈,现实的严酷永远大于理想的浪漫。

     劳动,他不怕累,他家是菜农,十多岁,就挑起一担菜到城里卖;挨饿,他也不怕,饥肠饿胃恰好提醒他,他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平反昭雪之日。他最怕的是狱警的眼睛。一种对待囚犯的君临、鄙视、威慑和镇压的眼神,是于雷永远不能接受的芒刺,是刺向敌人冷箭,而天知道,于雷不是敌人,一百个不是啊!每当这种痛苦降临的时候,于雷都像吞下一根芒刺一般地咽下一口苦涩的泪水,重新记起心上那把刀。

   可是连于雷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桀骜不驯的苍鹰垂下了骄傲的翅膀,鸡一样迈动笨拙的双脚,放弃飞翔的时候,监狱领导发现了他有用的一面,指派他担任大组长,兼任宣传组长。住在30多犯人的号子里,大组长做犯人的思想工作比管教方便。而宣传工作是于雷的长项,于雷主办的油印小报,内容健康形式活泼。海城、马三家子等监狱劳教所都来向他学习取经。

   日子就这么熬着。忽然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到狱里寻找于雷。原来某某单位,收到一部长卷文件,是日文的。没人看懂,也找不到翻译。有人推荐于雷,于雷却在这里坐牢。来人手持国家机关的正式介绍信,说文件涉及到国家交往的大事,比于雷的案子重要。于雷开始不肯接受,说忘了,小时候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学了几年日语,十几年不用,忘得一干二净。心说,我如果把它翻译出来,不又多了一顶日本特务的帽子。可是,来人急得冒汗,他不用君临天下的眼神,而是和风细雨地劝说求告。于雷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把他当人的同志式谈话,他犹豫了,不想拒绝了。他把眼光投向典狱长。典狱长口气也变了,并说: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于雷天生不甘寂寞,不怕担子重,不会夹着尾巴做人。机会来了,他为什么不抓住?他答应了。

   这是一场硬仗。连于雷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记忆力这么好。许多词语,稍加回忆,全都存在记忆的档案里。生疏的,找资料查字典,全面扫荡,各个击破。大北监狱冒出了个大秀才。监狱也需要人才啊。从此于雷成了大北的红人。办报纸,上文化课,甚至给狱警讲语法修辞逻辑。

   就这样,穿着号服的于雷,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零九个月屈辱的犯人生活,减刑三个月,于1961年冬提前摘帽释放。

   恢复了公民的权利,于雷自由了。于雷,大展宏图吧?做梦!天天盼着出狱的于雷,迈出监狱大门的第一步,梦醒了。当时政策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不许回原单位工作,由监狱推荐到一个公安局专门安排刑满就业人员的文艺团体。于雷觉得他从一个小监狱转到了另一个大监狱,就业犯其实还是犯。

    1966年春天,一个晚霞夕照的傍晚,因病在家休养的于雷,接待了两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沈阳军区的两位上尉。上尉告诉他,有一项特殊的重要工作,请他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明天来车接他。可以不去吗?听到战犯二字,他心生逆反。他出狱后,再也不想跟字打交道。他没有忘记,那漫长的四年都是黑夜没有白天,没有忘记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仍在他的脸上招摇。他现在正利用养病期间抓紧学习瓦匠木匠,养家糊口,离字远点。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如此而已。

   可是,抚顺战犯管理所要举办一个国际水平的大型展览会,展览一千余名日本战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思想变化和伪皇帝溥仪接受教育改造的具体情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请来了40余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两个月的实际操作,眼看只有三个月的期限,总体规划的细目和所有的解说词都没有落实。就在这个火燎眉毛的时候,不知哪位明公举荐了于雷,说此项重任要以浓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深刻的理念去完成。于雷心想,我现在还有浓烈的无产阶级情感吗?洗不掉摘不出的犯字,整天摆在脸上。这事有风险,涉及国家、国际形象,弄不好还不得住国际监狱?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他想托病婉拒,但于雷天生不甘寂寞,不惧重任,不会夹着尾巴做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他是个工作狂,尤其喜欢难度高强的工作,借以施展抱负发挥才艺挑战自我。他见不能推辞便答应了。

   于雷文学科班出身,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文学,都很优秀。早在东北大学文学院读书期间,便已崭露头角。院长吴伯箫,教授穆木天、公木都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大诗人,对于雷十分欣赏重视,宠爱有加。于雷写了一首长诗,吴伯箫院长阅后大为称赞,亲自为该诗命题:《我们的日子往远望》。现在,于雷的日子也要往远望啊!想到这,他从小崇拜的偶像一个个清晰地浮上了脑海。他们是司马迁、岳飞、 海瑞……他们不但忍辱负重而且不屈不挠,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卓越的历史功勋遗我后人。于雷想明白了,耿耿忠心又复活了。他走马上任,立下军令状!由此,授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于雷星夜驱驰。他胸有成竹,一宿工夫,先把方案总纲设计出来,请领导过目。也是于雷幸运,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伯乐大喜过望,当即决定,满足于雷的任何要求,给于雷提供一切方便。

     忘记了四年带罪之身,忘记了双腿浮肿的亚健康状态,士为知己者死,不成功便成仁。其实他没有不成功的准备,过河的卒子,只进不退。他要阅读整理缩写千余名日本战犯的档案,要亲自翻译校对一些用日语书写的供词和有关资料。还要找一些日本战犯谈话核对事实。丢下十多年的日语,包括口语和书面都要在短短的时间里全部捡拾起来。于雷背负党的信任与希望,持省军区的介绍信往返国家机关重要单位,取证材料。他一个人去故宫选择查点五百件珠宝书画展品,那些展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啊。

   不到三个月,于雷设计的展览工程,全部竣工。上报北京,薄一波副总理亲自审查批示,全部文件复印5000份。于雷自己也想不到这项特殊任务给他带来的信任和荣誉是他一生也享用不尽的偏得。于雷回忆这段往事,就像咀嚼回味美酒佳肴一样香甜。但是就在全部展品运到北京,于雷重新恢复其就业犯的身份的时候,他却敏感地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中学生们上街游行,口号是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秋风未动蝉先觉,于雷预感到一场比反右斗争更加猛烈的政治风暴已经起于青萍之末。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迅雷不及掩耳,于雷在劫难逃。

   果然,正在用瓦刀码砖砌墙的于雷以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阶级敌人的罪名,被揪了出来。街道工宣队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右派、反革命分子的老账要重新审查,新账要重新交代。于雷不服,这两顶帽子已经颠覆了于雷的一切,怎么又冒出个特嫌?1948年,于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那是他一生中艰苦卓绝却光辉灿烂的一页历史,证明人,领导者全都健在而且有据可查。那位地工的领导还送给于雷一副书法,一个字,挂在他家的东墙上。他怎么是特嫌呢?可是,在那个指鹿为马的时代,你有辨别真伪的权利吗?你最好割掉自己的舌头,因为,那东西除了闯祸,没有任何用处。结论当然是,顽固到底,死路一条;遣送下乡,劳动改造。妻子疑惑:于雷啊,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为什么往死里整你?于雷苦笑一声,反问妻子,我们大家爱戴的革命领袖,大批大批的国家领导人,人们敬重的优秀干部,还有许多跟我一样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叛徒、特务、三反分子,你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有的已经冤死狱中;有的家破人亡,流浪异乡;有的如我于雷一样还在辗转挣扎,你说我的痛苦还是我个人的痛苦吗?他在单纯善良的妻子面前流下了司马迁、岳飞、海瑞不曾流下的泪水。他为祖国遭受的史无前例的浩劫忧心如焚,肝胆俱裂。

   辽南盖州濒海靠山,本来不太贫穷。1958年后,天灾人祸,连年歉收。于雷一家被安排在全公社最穷的小山沟里。住在一间四面漏风,棚顶漏雨的小窝棚里。好在于雷学会了瓦匠活,托坯打砖砌墙苫房顶,三下五除二搞定了。海风刮来,摧枯拉朽,时常掀翻房顶的茅草,于雷便自言自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然后一边自己动手修葺,一边念叨大庇天下寒士”“吾庐受冻死亦足。于雷告诉妻子杜甫也住过这种草房,待明年春暖花开,我把它推倒另盖,房顶铺上油粘纸抹上水泥。前面的洼地,我把它垫平,种菜。茄子辣椒土豆黄瓜西红柿,我都会种。东面搭个猪圈,养猪;西边,鸡鸭鹅狗,全养。到了农村,咱们就是到家啦。待生活安稳了,咱们再生个儿子。妻子被于雷的乐观感动了:你打算在这住一辈子啊?”“也许我们这辈子就要在这扎根了。”“我可不想……”“不想不行啊,谁让你嫁给一个倒霉蛋……”于雷嘴上笑着,心里却涌上一股难以言表的酸楚。他觉得自己真正对不起的人就是妻子。人家干的好好的,凭什么跟你到这遭罪?他用瓦工的有力臂膀把妻子揽在怀里,禁不住的泪水流淌在妻子颤抖的脊背上。

   妻子偎在丈夫怀里,把嘴贴在丈夫的耳朵上悄声问:你真想要儿子?妻子早想要一个男孩,怎奈于雷不敢再当父亲!一个女儿在学校受气,还敢要儿子吗?现在,年逾不惑的于雷,想通了。发配到盖州当农民应该是噩运到头了。而农民哪有不要儿子的?说要就要,说生就生。在那遥远贫困的小山村,王淑兰提前两个月生下一个蓝眼睛的小男孩。两口子喜从天降,乐得合不拢嘴。他把儿子戳在自己的膝盖上对他说:儿啊,你的血肉,你的骨骼,你的细胞烙满了我的印记,我是你爸爸。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爸爸即使是四类分子,你也不要嫌弃。再说爸爸不是反革命,爸爸是冤枉的……”于雷给儿子起名叫击冰。儿子生于冰雪覆盖的腊月,可是谁能料到孩子刚满一个月,一双蓝眼睛还没有学会跟爸爸交流的时候,不幸死于肺炎。苍天啊,苍天待人无薄厚,缘何唯我独苦凄?”“虞兮虞兮可奈何!夫妻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王淑兰的血压本来就不正常,这下子,蹦高上涨。于雷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无数黑影密密麻麻上窜下跳。然后一头倒下,发高烧,说胡话。打击太大了,打成反革命,还有希望平反,人死了,还能活吗?那小人儿,是爸爸生命的延续。爸爸今生今世再也没有指望了,爸爸也不想活了。他拖着沉重的双腿,像一缕飘忽的幽灵在昏暗的野径上摇晃。他跌跌撞撞,几次滑倒又挣扎起来,没有目的,也不回头,只是下意识地盲目地往前走,走不动了,不管什么地方就躺下来。有时放声大嚎,有时昏昏沉沉像一只受到重创不能站立的老狼,无力地躺倒在野地里,树林里,坟圈子里。害得妻子女儿黑灯瞎火到处寻找:于雷!”“爸爸!小山沟没有星月的夜晚,妻女的呼唤格外凄惨,悲凉。

     1979年春天,于雷接到返城通知的时候,他正在给儿子写信。他计划写20万字,从吉林农村一家菜农的亡国奴生活开始,写一株马兰花雷轰雨压犹苍翠,足踏轮欺更挺拔的故事。《通知》说于雷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反革命案,则是子虚乌有。一风吹,一平到底,两顶帽子全都扔进了遥远的太平洋,20年春秋大闹剧彻底收场,完全结束。于雷初闻涕泪满衣裳,妻子漫卷诗书喜欲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于雷早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主张我们的日子往前看,平反后的于雷一心扑在事业上,情感的炼狱锻造了思想,思想的火花点燃了激情。五年的日子有如疾风闪电迅雷。五年收获比过去50个秋天的所得还要高出50倍。可是一刀切,一个令,于雷迟开的快车到站了,离休了。离休不是辞职,单位有事义不容辞。翻译协会的事责无旁贷,他自己还有那么多的自留地等他耕耘。

     他正忙得马不停蹄,凶恶的癌症迎面向他扑来。于雷知道癌症是个什么东西,他觉得医生吞吞吐吐要找家属谈的样子十分可笑。于雷是什么人?九死一生,就差最后一次死别。再说,妻子有病,近半年来,记忆力严重丧失,有时神志不清,大便失禁。前天,她的胞妹来看她,她竟然摇头不认。对她报告于雷的病情,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可能再次株连无辜。如果他有所遗憾的话,就是他远在东洋的女儿不能在父亲的生死关头向医生承担责任。于雷只能用颤抖的右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手术成功,长满痈疽的烂胃,被割去了五分之四,于雷被推进特殊观察室,单独护理,不许探视。当于雷从麻醉中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睡在白色包围之中,他害怕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被剥夺了自由住进了监狱的禁闭室。惨白的天棚和墙壁,挤压他的胸肺气管,白色恐怖夺去了他呼吸的自由。他努力搜索记忆的藤蔓,终于弄明白自己是在医院里。他是刚刚做完手术,还是昏迷了几天?窗上的日影,方才还在蠕动爬行,这么一会掉下去了。这是第几个夜晚?他伸出一只手,敲墙,无效,他想起床头的呼叫电铃。护士来了,告诉他安静,护士走了,他还按铃。他只重复一句话放我出去!这是一个被压抑的灵魂求生的呼号,谁听到,不伸出救援的手?护士长来了,说服他安静。他哭着请求,我要出去,见我女儿。我要见女儿,我有话说……”大男人,英雄气短,泪雨滂沱,谁劝都不听。医生无奈,特批于雷回到普通病房。于雷苦笑着说:我跟溥仪一起被特赦释放。

   住进普通病房,于雷安静了。外甥告诉他已经打去了越洋电话,让他静静地等待女儿回来。尽管每晚发烧,他都说胡话,大喊放我出去!,但清醒时,于雷再也不闹了。特别是见到了女儿和女儿的一家,他奇迹一般清醒了,复活了。他告诉女儿,他死不了啦,死也无憾啦。对不起,把你从日本叫回来。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啦。女儿,爸爸又株连你啦!说罢,老泪纵横。病友和医生都为之动容。我听到这个故事,泪眼模糊,对老伴说:我老了,绝不放女儿出国。我怕于雷之所怕。

   住院期间,于雷写了大量的诗词。他在1997年出版的《苦歌集》共选律诗、绝句、词曲二百余首,其中有近百首是1993年病中创作的。诗言志,于雷的诗承载着反思历史的叙事与抒情,表达了于雷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诗歌的激情应是年轻人的专利,于雷在其日暮黄昏之时追索失落于青春峡谷中的浪漫与崇高;诗中的忧患意识,则是他永恒的主题,从少年到白头。

   不要说上帝待人不公,于雷从癌症晚期的手术台上捡回一条老命;术后多少天高烧不退,居然还能挥笔写诗。这是生命中精神的胜利。回家养病,他还是一个战士,一个面对顽敌不屈的战士。他调动全身的精力与意志对付癌细胞的卷土重来。一年,两年,七年,医生终于向他宣告,他已经全面打败癌细胞的威胁,但心脏,他的久被围困的心脏开始溃败。按下葫芦起来瓢,几十年的隐患,一个个乘虚而入。不能与任何人商量,不能做任何其他选择,照样还击,毫不客气。一场心脏保卫战一直打到现在,于雷活到21世纪零七年,还在战斗。

     2003年,我去看他,他正忙于对妻子的护理。你重病号护理轻病号吗?我问。

     “现在,王淑兰是重病号。于雷说。

    王淑兰看见我,如同路人。我提醒她:鲁野老伴,桂林街。你三楼,我六楼。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多少时光,多少欢乐与忧伤,都被电脑的删除功能送进了回收站。我说:你是王淑兰,两条大辫儿,美人儿。她竟嚯嚯嚯笑起来。白里透红的脸颊上露出天真的呆傻。她还记得青春的美丽吗?于雷也乐了,用他干枯的右手拍拍她仍然不失漂亮的脸蛋。我心顿生凄楚,这不是一般夫妻狭隘的性爱,而是社会道德意义上的悲悯:我听保姆说,没有你于雷的照顾,王淑兰早死了。于雷却说:没有我于雷的苦难,她也不会病成这个样子。看到桌上未完成的稿件,我问:“你写什么?”“抽时间把《给儿子的信》改成自传体的系列散文。”“还写呐?一百五十年前,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学者让·龚多塞不顾死刑的威胁,躲在卢森堡附近的一间顶楼上写他最后的著作。他说,他的书是为征服死亡而著,科学要征服死。于雷用写作向死亡宣战。

     20073月,我又去看他。乘电梯上10楼,我心直打鼓:他今年83岁了。四年没见,他还能认出我这个老邻居吗?我想象他的衰老与病痛,不敢敲门。

    门开了。保姆开门的时候,于雷听到了我的声音,出来了。没用手杖,不用人扶。他步履缓慢但尚稳健。四年没见,他是见老了。但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笑声依旧,谈吐自若。于雷啊,你真是一粒槌不扁打不烂的铜豌豆吗?在你的诗文里,你常用马兰花自勉,也曾用千山落叶表达自己回归自然不负人间的心态。看来,人完全可以活在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当你迷惘,当你困惑,当你因信仰而绝望,因爱的毁灭而痛苦,你只有皈依自己描述的精神世界。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教诲我们的青年时代,告诉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鼓舞一代人的精神。现在,于雷献给我们一花一叶一豆,这何尝不是当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呢!

   于雷,老邻居,不负人间的骄子,生如夏花,死如秋叶,安息吧,我向你致敬!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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