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一时难以意料。 今年初，我接到北京日报副刊部编辑朋友的电话，问我能否为副刊写篇人物。我问：“写谁呢?”他说：“比
有些事，一时难以意料。
今年初，我接到北京日报副刊部编辑朋友的电话，问我能否为副刊写篇人物。我问：“写谁呢?”他说：“比如写你熟悉的范敬宜。”我说，我与范总联系试试，他比较低调，能不能完成任务难打包票。于是我几经与范敬宜电话联系，开始，范总说忙，等有时间再说；再联系，他生病住院了。
更难以置信的是，11月13日下午，我从朋友处突获不幸的消息，范总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打开人民网，才证实了这初冬的噩耗。
一代报人巨擘，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我们怀念他。
1.总编辑手记
我与范敬宜相识，是他在经济日报总编辑任上，有时京城新闻界开会，偶与在领导席上的他碰过面，走上前去向他请教。范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博学多才。他不戴眼镜，稍显富态，头发浓密，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走路的节奏比较缓慢，但沉稳有力。
后来我才知道，他系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士，出生于1931年，是范仲淹的28世孙。1951年，范敬宜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即投身新闻事业，在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做编辑、记者。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把他打入深渊。在此后历经长达20多年的生活磨难与精神煎熬后，他终于迎来新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
1993年，范敬宜已逾副部级任职年限，却意外地在62岁时被中央任命为正部长级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同事们议论，中央看中的是他的才华和学识。
作为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他的主要精力是抓人民日报这张主报，但对涉及海外版的编辑业务，他也常常予以关注、指导。记得他到人民日报就任总编辑的当年，我在海外版总编室任职，海外版举办“南方万里纪行”大型采访活动，范总在海外版上报的材料上就采访工作批示了较长一段文字，提醒参与采访的记者：“深入现场”，“注意写流动的画面”。
1995年7月1日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10周年，决定编辑出版一本纪念画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及邵华泽、范敬宜等社领导应邀题词寄语。范敬宜总编辑与众不同地咏诗《鹧鸪天》以示祝贺。诗云：“万里风涛一炬燃，报坛树帜第十年。越洋渡海难耶易，沥血呕心苦亦甘。辨良莠，分恶善，凛然大义在豪端。春温秋肃从容写，赢得知音遍人寰。”
范总珍惜到人民日报工作的机会，他习惯于每天就编辑业务记笔记、作批语，后来他根据别人的建议把这些批语和笔记编辑成册，出版了著名的《总编辑手记》一书，由邵华泽社长题写书名。我写的两篇新闻作品，也幸运地得到范总的点评。一篇是我采写的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新闻通讯《小平女儿的思念》，发表在199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当天范总批示道：“（人民日报）四版王谨同志访邓林的通讯，写得不错，文字不长，但把伟人的普通人的生活写得有声有色。”另一篇是我和同事李德金合写的新闻特写《惊世一越——柯受良驾车飞跃黄河壶口瀑布追记》，发表在1997年6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当天范总点评道：“今天海外版第四版《惊世一越——柯受良驾车飞跃黄河壶口瀑布追记》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好通讯。它把飞越的背景、飞越遇到的问题、飞越当时的场景反映得非常具体，报道和回答了广大读者最想知道的情况和疑问。可以看出，记者在事先、事中、事后作了相当认真、细致的采访。”
范总对我们的教诲和鼓励，至今令人难忘。
2.“三贴近”与“三补课”
范敬宜作为资深新闻人，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新闻工作经历。从经济日报到党中央机关报，范敬宜与记者编辑们强调最多的是深入生活，力求“三贴近”。
中国有很多词汇被缩写，到了“三贴近”这儿，新闻工作者突然发现把这三个字的含义阐释出来却要走过那么长的一个历史空间，还要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广阔的全球视野。
所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是对国内媒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对外报道的基本要求。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范总坚持让编辑记者遵循“三贴近”的原则，深入实际采访，贴近中国的实际工作，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阅读需求。
2003年夏天，我和范敬宜乘同一列火车赴吉林延边参加一个会议，列车上他给我讲了一个“三补课”的故事，借此向我说明“三贴近”之间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关系。
范总告诉我，1984年初，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我国钢产量突破7000万吨。在中宣部的一次吹风会上，时任中央外宣领导小组组长的朱穆之同志批评说：“有些新闻单位缺乏新闻敏感性，把大事做小了，只发了条消息。”
范敬宜当时担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会后他忐忑不安地问朱穆之：“批评的是哪个单位啊？”
朱穆之说：“是说你呢。你回去看看经济日报。你们只在报眼上发了条消息。”
范敬宜有些紧张地回去赶忙打开那天的经济日报一看，果真只在报眼发了几百字的消息。于是他决定“补课”。
范敬宜马上组织记者采写了《中国实现七千万吨说明了什么？》系列报道。
当天，主管新闻的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看到报道后说：“写得不错，但没有交代钢产量突破7000万吨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实惠。”
接着，范敬宜再次召集记者“补课”，采写了《吃穿用行的变迁》系列报道。
于是范敬宜再次召集记者第三次“补课”，采写了《吃穿用行变迁的背后》。
范总说，从这一报道事例看，一开始没有“三贴近”，后来是一步一步去贴近，文章越来越精彩。这个事例教育了编辑、记者。
范总与我谈这个“三补课”的事例时，已是过去二十多年的事了，但范敬宜乐此不疲，不止一次地向同行们讲述这个“三贴近”的经典事例，以让编辑记者悟出“三贴近”的真谛，深入实际采访。
在我们继续探讨“三贴近”这个话题时,范总不时批评新闻业中的某些积弊。比如，记者参加会议或专题采访不大记笔记，特别是一些年轻记者习惯了要会议举办方或被采访者提供新闻材料或“通稿”，拿了新闻材料就走人。“这纯粹是赶场嘛，哪是采访？这样编出来的东西怎么实现‘三贴近’？”说到这里范总有些愤愤然。
“是呀，过去采访哪有事先取现成材料或新闻‘通稿’一说，都是靠记者现场观察、勤记笔记得来的。”我附和道。
范总说，记者能否深入现场采访，能不能记笔记，既反映出一个记者的采访作风，也体现出这位记者是否敬业。要想抓出鲜活的新闻，写出让读者叫好的报道，不深入生活，不贴近生活是达不到要求的。
范总那次在列车上的谈话，至今还言犹在耳。
3.季羡林与《敬宜笔记》
2003年9月和2008年2月，范敬宜先后赠送给我由他签名的上下两本作品集《敬宜笔记》。第一本《敬宜笔记》收入1998年9月至2001年10月他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辟的“敬宜笔记”专栏的随笔60篇；《敬宜笔记续编》收录了2001年11月至2007年9月仍然是他发表在“夜光杯”副刊的“敬宜笔记”专栏的随笔60篇及附录8篇。这两本书的作品，主要是范敬宜1998年离开人民日报总编辑岗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专门委员会任职后，应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之邀，在余暇有感而发写就的。
范敬宜第一本《敬宜笔记》出版后，2002年3月28日下午，范敬宜专门来到北大燕园，登门拜访季羡林先生并送书。
季羡林与范敬宜可以说是中国当今两位文化巨子，他们之间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互为仰慕。
听说范敬宜要来，季羡林非常高兴，特地穿上他的“礼服”见客。所谓“礼服”，就是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做的一套藏青涤卡中山装，即使出国访问也穿上它。范敬宜与季羡林相谈甚欢。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谈到“敬宜笔记”，从古典文学谈到当今散文，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季羡林先生当时身体并不很好，医生根据季老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季老写任何文章的。令范敬宜没有料到的是，几天后，季老居然悄悄完成一篇《读<敬宜笔记>有感》的评论，托人捎给了范敬宜，令范敬宜动容了好些日子。
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我和中央报刊的一些负责人同去吉林延边市参加某一专题性的新闻评审会，范敬宜与我们同在一节车厢。我到范总的包厢去看望他时，他与我谈到季羡林先生，谈到《敬宜笔记》。他说，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生病住院，还为他的集子写读后感，很使他过意不去。随后范总送我一份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季羡林先生所写的《读<敬宜笔记>有感》的文稿复印件。范总谈到季羡林先生时，眼睛中闪烁着由衷的尊敬之情。
会后，我们回京没几天，我又收到范总亲自签名送给我的《敬宜笔记》一书。我在报纸编务之余，认真看起《敬宜笔记》来，翻了几页，对范总在书中自配的画作，眼界大开。我即兴给范总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我看到书中配发的您的画作《孤帆远影》山水，很见功夫啊。过去怎么很少见您画画呢？”范总在电话里哈哈笑出了声，说：“看来你还不怎么了解我。实际上，我现在画技大不如以前了。我在年少时，母亲差不多每天要我练字作画。青少年时期，我画的画比现在要好。”
放下电话以后，查资料我才得知，范总儿时的诗书字画功夫，是与其书香之家尤其是母亲的教育分不开的。范总的祖父范端信是范氏义庄和文正书院的主奉，父亲范承达是上海交大毕业生，与邹韬奋是同班同学，母亲蔡佩秋曾师从章太炎、吴梅，诗书字画很有造诣。正是在家庭和母亲影响下，范敬宜青少年时期对诗书字画无所不通。
我连续几天在编务之余研读《敬宜笔记》，读了一大半时，有了写篇书评的冲动。正欲动笔时，我突然想起季羡林先生所写的《读<敬宜笔记>有感》文稿复印件。我找来细读，季羡林先生在不长的文字里，评述到书中文章的思想性：“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直抒胸臆……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谈到范文的文风：“每一篇都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加雕饰，秀色天成”；谈到《敬宜笔记》的文体：“范敬宜的‘笔记’是他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我读到这里，不仅佩服这位九十多岁老人的智慧光芒，也打消了写书评的想法。季羡林大师写的书评如行云流水，把读者想说或没想到的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写的?
后来，此文经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再传播后，更多的海内外读者直接分享到两位文化巨子的文采。
4
“经历了苦楚，一切都能面对”
2006年11月，我作为当月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夜班值班副总编辑，下午到办公室时经常收到范总的电话。他要么评点当天“望海楼”专栏的某篇评论，要么谈副刊“名流”中刊登的他所认识的某个人物的专访，电话交谈不长，但对提高对外报道很有启发。我于是产生哪天让实习生和我一起去采访范总的想法。我把此想法告诉他，他说：“等你下夜班后再约吧。”
下了夜班，多次约与范总见面，但时间始终未能定下来。2007年2月10日晚，我把电话打到他的家里，看他哪天有空，在他住的附近一起吃便饭聊聊。他在电话中说：“那就定明晚吧。我们都在家吃饭，然后到茶楼喝茶。”根据他的意见，不带实习生，非正式聊聊。
2月11日，晚8时，我如约来到万寿路的“清香林”茶楼，与范总品茗叙谈。除每人一杯好茶外，他还要了几小碟瓜子、小吃招待我。他先关心地问到海外版最近的情况，问到新班子成员构成等，然后近乎是拉家常，轮到我提问。
我谈到他出版的《总编辑手记》，我说：“里面还收录了您对我两篇文章的批语呢。”范总想起来了，他说：“在人民日报当总编辑的那些日子，我有每天评点重要稿件的习惯，然后在编前会上与大家交流。”他认为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充实的日子。“几天前，邵华泽同志给我打电话，转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话：‘邵、范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搭档’。这个评价也许太高，但我与邵社长工作配合确实很好。那一段，我主持人民日报总编辑，并没有感到多大工作和政治压力。” 我接下话茬说：“您的从容，这是与您政治与业务的深厚造诣分不开的。”
“主要是经历了上世纪1957年至70年代我被打成右派的政治历练。”范总的语调显得有些深沉地说。“我年轻时被分配到东北日报(即后来的辽宁日报)当编辑。正当我意气风发，真想干番事业时，1957年我时年26岁时被打成右派，一时间落到人生谷底；直到‘文革’，我饱受政治上的不信任及生活的磨难。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因为，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和苦楚后，一切都算不了什么，都能够经受得住。”
我不想让范总重新坠于那苦楚的岁月，把话题拉到在人民日报当总编辑的日子。他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几乎是“两点一线”，从家到办公室。邵社长抓全面工作，外面开会或与中央沟通的事，主要是邵社长出面多，我主要抓编辑部新闻业务。有时连续几星期住办公室是常有的。
谈到他离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的工作，他说，到人大常委会工作这些年很愉快，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还陪委员长出国跑了不少地方。他笑道：“比在人民日报时出国多得多呢……”
我们的谈话不觉一个多小时，一看表，时钟已指向晚上9点半。我怕太晚影响他休息，让服务员来结账。范总连忙摆手道：“不用，我在楼下刷卡就可以了。”在总服务台，我看服务生拿出一个小本子，今晚范敬宜名下消费是144元。我要付款，范总不让，他说：“其他人来也是这样的。”
5
“吴郡范敬宜”之雅风
范敬宜善诗文书画，博学多才，但为人谦恭，即使对他的下属也是以谦谦君子面目出现，而非以领导、专家身份示人。
1998年，范总从人民日报离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任科教文卫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并参加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好新闻评选，我经常参加人大的会议且是全国人大好新闻评选委员会的评委之一，因而与范总面对面交流机会相对更多些。
大约是本世纪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山东威海组织年度全国人大新闻评选，会议间隙，范总应一些评委要求写字，他有求必应，笔下那一幅幅飘逸隽秀的书法作品铺满了会客室。我走过去，笑着对范总说：“有空别忘了也给我写一幅啊。”范总答：“自己单位的好说，回去我再写。”
又过了些年，我见范总还是忙，不忍心再提写字的事。2007年“两会”召开前，我已编好一本散文随笔集文稿，因入选的文稿大都是在范总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发表的，所以打电话给范总问他是否有空为我题写书名，他爽快地一口答应：“没问题，书名叫什么？”我说：“就叫《如歌岁月》吧。”两天后装有题写书名的信封就通过司机送到我的案头，我打开信封，发现“如歌岁月”这几个字他居然写了四幅，以备我挑选。同一天，范总又来电话问我是否满意，说不满意可以再写。我马上说：“非常好，麻烦了。”他说：“一个报社的客气什么？”稍作停顿，他又说：“答应为你写字的事，我没忘，你是要简单的，还是要字多点的？”我说：“我不好意思耽误您太多的时间，范总您自己看吧。”
不久，以范总题写的书名为封面的《如歌岁月》一书出版，我让范总的司机给他带去一本，书中附一封感谢信，并夹了一张海外版为每个员工发的节日购物卡属于我的那份。没想到，当天范总留下书，却把购物卡原封不动地由司机退给我。我打电话给范总觉得不好意思，他笑着说：“一个单位的，何必那么客气。我为同事、朋友写字多了，从来不要什么感谢的。”
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麻烦范总了。没想到，又过了不长的时间，来自范总的又一个大信封送到我的办公室，拆开一看居然是范总为我书写的范仲淹《岳阳楼记》长幅。范总特地在落款中用俊秀的小草字体写道：“丁亥早春 恭录先祖范文正公名篇以应王谨同志雅命 吴郡范敬宜”。他如此诚信和谦虚，深深地感动了我。
范敬宜平时好称是范仲淹之后，我想，他特地选择手书《岳阳楼记》，是表示对先祖的敬重和怀念。记得1996年秋，我和海外版的同仁到湖南岳阳市参加特约记者及通讯员会议，会后我们登上岳阳楼，背倚洞庭湖，吟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产生一种别样的情怀。下楼，我们又参观了岳阳楼碑廊，发现坐北朝南碑廊南面的东端有8块碑，范敬宜题写的碑刻赫然在目，上书：“名楼时入梦，今日得登临。举目空吴楚，望远小乾坤。披襟念祖泽，吟风思杜陵。当年明月在，夜夜照国魂。”其恢宏畅达的诗句及隽秀潇洒的行书，引起我们一行的赞叹。据说，那是1991年夏，范敬宜赴湘开会，顺道来岳阳拜寻祖先的遗迹。一进岳阳楼，他就情不自禁眼眶湿润。是夜，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索性披衣下床，推窗望月，思念先祖，不由得心潮澎湃，文思泉涌，于是，满怀深情地挥笔成诗。
呜呼，范仲淹当年展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不凡抱负；他的后人范敬宜，不也是继承了其先祖的忧国忧民思想吗？请看范敬宜《重修望海楼记》鸿篇，且引最后一段：“予登乎望海一楼，凭栏远瞩，悄然而思：古之海天，已非今之目力所及；而望海之情，古今一也。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嗟夫，望海之旨大矣，愿世之登临凭眺者，于浮想之余，有思重建斯楼之义。是为记。” 读此佳句，其抱负、其胸怀毫不逊色于其先祖也。
（原载2010年11月19日《北京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