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6日，从报纸上看到了浩然逝世的报道，不由地心里一沉：中国又少了一位大作家。这几年，一直听说他的身体很不好，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从书柜里取凼/textarea>
2008年2月26日，从报纸上看到了浩然逝世的报道，不由地心里一沉：中国又少了一位大作家。这几年，一直听说他的身体很不好，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从书柜里取出他赠我的《浩然选集》，与他交往的一段往事也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
1999年，我是花山文艺出版社主要负责人，创办了人物传记双月刊《名家》，并兼任主编（该刊因故于2001年停刊）。当时，浩然初版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重印引起轰动，又因为浩然的特殊背景、特别身份引发重大争议，一时成为社会热点。因为浩然是“文革”时期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一个作家，在“四人帮”横扫文坛时一枝独秀，受到江青的欣赏和器重。《金光大道》的主题又是歌颂合作化、集体化、穷过渡的，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是相悖的。在接受记者采访、回顾历史时，浩然说道：“对于《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我并不后悔。在那个时期我对国家、民族是有功的。”一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人特别敏感，受到刺激，发表了一大批批评浩然、反思“文革”历史的文章。浩然当时显得有些势孤力单。99年夏，《名家》编辑部经讨论，决定介入这场争论。由执行主编陈新约请著名女作家、浩然在《河北日报》时的同事祁淑英撰写中篇人物传记，向读者客观、完整地介绍浩然的经历，同时刊登批评浩然的文章，让读者自己作出评判。
1999年8月29日上午，我和祁淑英、陈新由石家庄出发专程到廊坊三河拜访浩然，下午到达三河。由于事先的沟通，他已了解我们的来意，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发自内心的高兴。在我的小学、中学时代，浩然在我的心目中是无比高大、遥不可及的神秘人物。在小学时代，我经常一边吃饭一边和小伙伴收听收音机连播的《艳阳天》。到中学时，我开始下地干农活。中间休息时，为乡亲们朗读《金光大道》。实在想不到，多少年之后我有幸成为这位大作家的客人。浩然当时住在三河为他专门设计、建造的一栋二层、独门独院的小楼内。位置在三河县城的西北部、泃河北岸。这在那时的中国作家中还是很少见的，可见浩然在当地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在他二楼挂着“泥土巢”匾额的客厅兼书房内，浩然送我一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浩然选集》。因为是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浩然属于中等个子，留平头，皮肤很白，脸色红润，显得很健康。他的气质介于知识分子和干部之间，待人接物很随和，丝毫没有名人通常都有的那种架子，他很谦虚，很朴实，他的笑有时甚至有一点谦卑，我想这可能和他当时遭受围攻有关。我注意到在他签字时，他在一套五册的扉页上每一本都写上了“李世琦同志指正 浩然 一九九九年八月廿九日 泃河湾”，并用了印章。在通常情况下，一般都是在第一册上签名、钤印。但看他那么热情，也就不忍心劝阻他。这套书前三册1984年5月出版，印数为21000册。后两册1992年6月出版，印数变成了2000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版界的沧桑演变。这套书收入了他新时期以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主要作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散文，儿童故事等。虽然我最喜欢的《艳阳天》没有要到（他手头已经没有了），我还是很高兴。
那天下午，我们就他的经历、作品，文艺界的现状等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总的印象，浩然是有问必答，朴实、随和，这在我接触的名作家中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家之一。类似的情况还有管桦、杨益言、李心田等，此不多赘。
当天晚上，浩然和他的助手、三河市文联秘书长王宝森在县城内一家饭馆内请我们吃了一顿三河地方风味的晚餐，我们就告辞了。
祁淑英的写作进行的很顺利，9月份就交稿了。浩然的传记定名为《“浩然”正气，笑傲文坛》，占了那期刊物4/5。后面配发了《浩然应该不后悔》、《我理解的浩然》、《近期批驳浩然观点摘发》等文章。《名家》编辑部决定作为第6期提前在国庆节前出版，利用国庆节的机会请浩然来石家庄签字售刊，一可以扩大刊物的影响，二可以促进刊物的发行量。浩然很高兴地来到石家庄。他到石的那天晚上，社里在省委招待处天鹅湖酒店为他接风，由于他是省作协的顾问，铁凝又是《名家》编委会主任，我们请省作协主席铁凝、书记李刚来作陪。那顿饭气氛非常热烈，充满欢声笑语，记得有同志说“我们河北作协有铁主席、‘刚’书记，是真正的钢铁公司”，浩然、铁凝和大家笑成一团。没有想到的是，饭后不久，省新闻出版局主管副局长给我的手机打来电话，说浩然是“文革”的受益者，现在对于浩然的争议很激烈，你们刊登他的传记就可以了，再请他来省会签字售刊，太招摇，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只好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当我们把情况向他通报时，他非常理解，丝毫没有流露出埋怨、失望的情绪。由于那时对他的争议，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在他的预料之中。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此后不久，10月中旬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北京“金秋书市”，邀请《名家》和浩然举行签字售刊，读者派起了长长的队伍，浩然兴致勃勃地为大家签字，许多读者激动地和浩然合影留念，仍然可以看出浩然在读者中的号召力。这也许是作为作家的他最为珍视的。
2000年春，花山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浩然文艺绿化志》一书，总结了他在培养青年作者、普及文艺知识方面的工作。当年6月，我还专程到三河参加了“浩然文艺绿化工程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受到浩然提携的成名作家、普通
作者纷纷发言，表达对浩然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当地的负责人对浩然的工作表示感谢。
那年的夏天，我因为工作调动，不再从事文艺出版工作，后来也没有再和他联系。但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前几年，听说他病重的消息，曾想去看他。但了解内情的人说，浩然已经无法和别人交流，基本是植物人状态，我听了以后怅然若失，终于没有成行。
纵览浩然的一生，不由地想起老子“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的话。浩然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以只有三年小学的学历，依靠自学，成为“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一代大家，代表了那个时期“写农民”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加上他“根正苗红”，这是他能被江青选中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他和柳青是记录新中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农村历史变迁的两位大家。不少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文学史对浩然只字不提，是很不公正的。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江青对他的器重不应该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类似的例子有周作人、冯友兰。如果周作人、冯友兰在文学史、学术史上地位能够得到正确评价，浩然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就无庸置疑了。在“文革”时期，江青曾有意重用浩然，天性淳厚的浩然没有趋炎附势，更没有踩着别人往上爬，而是老老实实以作家自处。这表现出他的清醒，更表现出他的智慧。所以，在新时期他仍被推选为北京作协主席。但是，他在“文革”中的经历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等到《金光大道》重印出来依然很受欢迎时，反思极左路线、防止“文革“重演、文革中的恩恩怨怨、一些人对浩然的嫉恨等等，纠结在一起，借这个机会倾泻出来，浩然终于为他在“文革”中的大红大紫付出了代价，精神上的孤寂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他原来的身体基础他是不应这样早去世的。
作家是靠作品立世的。有一部《艳阳天》在，浩然足以笑傲文坛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