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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的独特价值

关于口述历史,何兆武先生曾经做过非常精辟的论断,认为它“往往比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更有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过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     


     关于口述历史,何兆武先生曾经做过非常精辟的论断,认为它“往往比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更有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过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  
  法拉奇(Fallaci)女士是一位当今极负盛名的意大利女记者,她最当行出色的本领就是擅长提一些涉及要害的问题,使受访人无从回避。她访问邓小平时,就问:开会时,你总是坐得离毛泽东远远的,是吗?邓小平答道:是的。她接着问:为什么?邓小平答道:我不喜欢他那家长制的作风。试想:如果是邓小平自己写的回忆录,他或许就不会提到这一点了。正是由于访问者的另一角度,所以有时口述历史的价值或许更高于自传。(《口述历史》[第四辑],王俊义、丁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结论。乍看似乎很难为人接受,仔细品味却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平实但却真切的道理。因为,无论是回忆录还是自传,只要是属于当事人用文字撰写的东西,一般总要经过撰写者的认真思考乃至反复斟酌、再三推敲。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以及具体怎样写,其中必然都包含着诸多意识形态的、学术观点的、道德评判的、功利的乃至其他因素的考虑。而一旦掺杂有这些因素的考虑,历史的真实性便要大打折扣了。  
  记得曾看过一篇评价某个外交官所写回忆录的文章,其中分析许多精彩的外交对话其实不过是“楼梯上的语言”,即这些对话并没有真实发生过,而是撰写者于事后(下楼梯时)想到“应该这样讲就好了”,于是把它作为真事写进回忆录,以表现自己长于应对的睿智。在这种功利因素驱使下写出的回忆录,当然会包含诸多自我粉饰的成分,其可信性便值得分析。  
  而口述历史则有所不同。口述历史多以面对面采访的形式进行,被访者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较为放得开,较少顾忌和约束,不会像书面文字那样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而且许多问题都是随机提出的,需要被访者马上回答。所以即便是事先已有准备,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出乎被访者意料的提问时,也不容受访者从功利或其他因素的角度深思熟虑,故往往于不经意间脱口而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许被访者事后会觉得不妥,但已后悔无及。
   即以上述法拉奇的采访为例,从小平同志敢作敢当的行事风格和接受采访时的具体情境去分析,那句“我不喜欢他那家长制的作风”的回答,毫无疑问表露的是他的真实想法。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倘若由小平同志自己撰写回忆录,估计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写的,因为他必须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他可能会在论述其他问题时评价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但恐怕不会把自己“开会总是坐得离毛远远的”和这种作风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后世在解读“邓小平何以开会总是坐得离毛远远的”这一现象时,仍然会有种种分析和答案。但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显然只有一种,也即是由于邓“不喜欢毛的家长制作风”——除非我们有证据证明法拉奇是在信口开河。  
  此外,口述历史之所以“往往比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更有价值”,还在于它叙事的琐细庞杂,以及因随口道来而衍生的诸多枝蔓。这种庞杂和枝蔓虽然会使人感觉读来似乎不如深思熟虑的书写文字那么简洁和流畅,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却常能使研究者获得弥足珍贵的意外收获——许多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往往就是从这些看似庞杂的枝蔓中被发掘出来的,这恰恰是那些相对严谨的书面文字所无法提供的。  
  口述史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是由“亲历其事者娓娓道来”的口述回忆。这种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它们的内容是否一定是完全真实的,而是在于它们源自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反映和体现着时代的特色和历史亲历者们的认知与视角。  
  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历史陈述之一种,口述历史的价值大小,终究还是要取决于它所叙述的历史的可靠程度。因为口述历史除了反映和体现时代特色及历史亲历者们的认知与视角的价值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甚至极高的史料价值。  
  所以,当我们评价一部口述史的“历史价值”的时候,应当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它的认知价值,二是它的史料价值。倘若叙述的内容漏洞百出不足采信,则除了认知价值的意义之外,其史料价值便要大打折扣了。  
  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在采访海登•怀特的时候,对被采访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倘若我们可以说历史学有两张面孔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历史学家从事他的研究的时候,那是科学的面孔。我的意思是:他得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史料并审查档案。然而,当他写作历史并以此种方式来表达研究结果时,要做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叙事,而这是一张艺术的面孔。我们无法将这两面区分开来,它们总是彼此相连。 而海登•怀特的回答则是:“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
  上述论述确有道理。实际上,当历史学家以“艺术的面孔”叙事的过程,也就是他在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史料并审查档案的基础上,把自己认识历史的立场、思想、感情、方法加之于历史着作之中的过程,二者之所以难于区分,原因即在于此。
  但我想要补充的是:任何一本由历史学家撰述的史学着作,尽管着作者必然具有由时代与环境所决定和制约的认识历史的立场、思想、感情、方法、角度与条件的局限,但不管怎样,其表面的地位往往是超然于其所叙述和评价的历史事实之上的,亦即他本人并未在其所叙述和评价的历史中扮演任何一个具有直接利益或功利考虑的角色——对于大多数由历史学家撰述的史学着作来讲都是如此。所以,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或其他的主体色彩怎样鲜明,也无论这种主体色彩怎样偏颇,但其所赖以进行艺术叙事的史料分析和档案审查(亦即考证)应当是不容质疑的——除非他根本不具有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有的品格和素质。从这一点来说,一本优秀的史学着作不论其学术观点如何,总是具有足堪称道的史料价值。  
  而口述史则不然。口述史的叙述者一般都是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的参与者,故往往具有直接利益或功利的考虑。所以与史学着作适成对照的是:一般来讲,口述史的认知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史料价值则因人而异,需要根据口述者的素质、立场、利益关系乃至道德品质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既是口述史的独到之处,也是它的局限所在。

                                               (原载2010年06月28日《北京日报》)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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