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史记》前无古人，后唤来者
王幅明
论文摘要:司马迁是中国正史与传记文学的开山人，其传世之作《史记》，既是中国纪传体正史与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又是其巅峰之作。两千多年来，对中国史学及传记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主流思想史，郡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要想深入了解《史记》，进入《史记》的堂奥，有两篇司马迁的文章不可不读，一篇是《史记》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另一篇是收入《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自序》，既是《史记》全书的导读，又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传记，与其他六十九列传统一。《报任少卿书》成为司马迁后续传记的重要内容，回答了《太史公自序》里没有说清的问题，使司马迁的形象更加血肉丰满。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史记》的立意。 司马迁撰《史记》，既有超越前人的雄心大态，又有明确的历史哲学观作指导：“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通晓古今变化的主旨。它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的精髓。所谓“一家之言”，是指它的独创性，明显区别于同类著作，有突出的个性化特色。 我们首先应该继承的是《史记》客观的“实录精神”。其次要继承的是史家或传记作家的历史使命感。超越是困难的。它需要时代和环境的因素，同样需要杰出的个人因素。 一、开山与巅峰之作 司马迁是中国正史与传记文学的开山人，其传世之作《史记》，既是中国纪传体正史与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又是其巅峰之作。两千多年来，对中国史学及传记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主流思想史，郡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之，司马迁成为中国古代当之无傀的伟大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自汉代始，历代名人对司马迁及《史记》，一直赞语不绝。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们二人都赞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代李贽主张著史要发自“童心”,他解释所谓“童心者,真心也”。他认为只有用“童心”著史才能真正做到不朽。他推崇司马迁,是因司马迁写史完全出于真心。李贽认为《史记》是司马迁“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情有所激而词不容缓”的作品。他对班彪、班固父子以正统史观非议司马迁,不以为然,认为班氏父子所讥者“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等，正是司马迁不朽之处。《史记》所以能取得后人“终不可追”的伟大成就,正在于直道“吾心之言”,不掺虚情假意,“为一人之独见”,而不是专“以圣人是非为是非”。他赞赏《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一。提出了“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的著史原则。 明清之际，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近人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引用率最高的不朽名言。 开国领袖毛泽东是《史记》的终生读者，并在阅读后留下多处批注。他说：“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勉励一切革命者克服自私自利思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毛泽东对《史记》的评价，从文学评论角度看，就是他肯定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上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观点，根据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等事例，总结出许多古代先贤都是在逆境中发愤，终成所成。毛泽东对司马迁的为事业和理想与命运拼搏的精神十分赞 赏，曾多次引用上述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怕困难，勇于在逆境中振作精神，奋发有为。史学家郭沫若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史学家翦伯赞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 说《史记》前无古人，是因为它是中国正史与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正史从其体例的创立到其规范格局的确立，是由《史记》与《汉书》共同完成的。《史记》诞生以前，古史大都以编年为主。孔子作《春秋》，初步确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史书大多采用编年史体。战国时期私家逐步撰成的《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巨著。《史记》继承先秦时期的史学成果，创造了纪传体史书的表现形式，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构成。这五种体例，在先秦史书中都有萌芽，经过司马迁的继承、发展和创造，使它们既各自成为一种规范的表现形式，又进而结合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整体。这是司马迁的创举。这个创举，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整 体认识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能。《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体裁，这种以多种体例相综合的史书表现形式，对于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先秦典籍如《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等，都有关于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载。而真正使人物传记成为一种独立体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的五种体例中，以本纪、世家、列传构成人物传记的主体。《史记》以前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其中不乏对历史人物的生动描述，但这些历史著作 多采取以记事为主的著述方式，并未确立起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意识。《史记》首创纪传体的著史格局，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历史人物的记述，展现数千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史记》 所记载的历史上人物从帝王将相到诸子百家以及社会中下层人士，诸如刺客、游侠等，以具体、生动的人物群像来展现历画卷。司马迁开创了传记文学这一独特的写作样式，为无数后继者树立了典范。 说《史记》后无来者，是因为它是中国正史与传记文学的巅峰之作。鉴于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崇高地位，至今无人超越。 二、窥探《史记》的两把钥匙 要想深入了解《史记》，进入《史记》的堂奥，有两篇司马迁的文章不可不读，一篇是《史记》最后一卷（即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另一篇是收入《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自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书籍的序言，最早是置于书籍末尾的。为书籍的序言而写、以“自序”为题附载于书末的作品，《太史公自序》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一篇。从这以后，“自序”就作为书籍的序言形式，世代相传。西汉扬雄的《法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均为如此。书籍的序言，本来是用以记叙全书内容、写作原委的，但记叙写作原委时，自然会涉及到作者自身的经历。如果把这一部分抽出来，从自述来历的角度看，也可以当做自传。《太史公自序》里，已包含了这种自传式的内容。它依循时间先后的记叙方法，记述家世、诞生、求学和为宦的经历，具备了自传的基本要素：使得《太史公自序》具有了自传的性质。但以上富于自传意味的部分，在《太史公自序》中，仅占全篇的五分之一。文章的大半篇幅，是记叙《史记》一百三十卷的篇名，各自内容的说明，该卷设立的理由等等。“自序”既然是书籍的序言，就当然应以该书的目录、概要为中心。上面所引的自传性内容，只是用以说明《史记》写作的动机、经过，而不是以自述经历为主要目的。 司马迁为何要在序言里加进自传的内容呢？这是因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有他个人非写不可的重要动机，而且这种情愫必欲倾诉而后快。这就是所谓的“发愤著书”。父亲司马谈留下了写作《史记》的未竟之志，司马迁自己蒙冤受辱，想到古来圣贤著书立说皆出于困境，正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主要动机，他无论如何也要书于竹帛，昭之天下。司马谈身为太史公，却不得参列封禅仪式，忿懑以殁；司马迁卷入李陵之祸，遭受宫刑，忍辱求生；父子两人，都是自己的存在受到社会的全盘否定。不论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迫使他们不得不“发愤”的人物，都是汉武帝。不能参列封禅仪式，是因为汉武帝不批准；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大发雷霆、下令处死（后减为宫刑）的，也是这个汉武帝。追根寻源，给他们带来深重苦难的罪魁祸首，非汉武帝莫属。尽管如此，《太史公自序》对汉武帝并没有一句明显的怨言。《史记》就是这样，表面上要站在显扬汉王朝鼎盛国威的公开立场，而内心里的写作动机，又实际上导源于汉武帝制造的不幸，显得性质错综复杂。这就使《史记》一书既扑朔难解，又魅力无穷。而回避对最高权力者的指责，是司马迁不得不如此。如果他不采用曲笔，《史记》也许会受到更加难堪的命运！ 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字少卿）的一封信，原载《汉书·司马迁传》中，后来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又将它收录进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里。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名篇。与《太史公自序》，是互为表里的姊妹篇，理解《史记》的另一把钥匙。是研究司马迁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虽然两篇文章在写法上有所不同，《太史公自序》以叙事为主，其中有些话是用了曲笔，或曰司马迁不愿说而不能不说的“假话”，有些地方说得比较隐约，《报任少卿书》由于是私人信件，以抒情为主，虽也有曲笔，但总体上是直抒胸臆，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血泪之言，抒发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 书信是回复友人的，而且是友人即将被处决之际。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劝司马迁“推贤进士”。 司马迁的回信首先说明了两点：迟回信，而且到任安死之时才回，可见司马迁内心的隐痛不足与外人道，更不想让当时那些见风使舵的廷臣与“俗人”知道。身为人臣，理当“推贤进士”；然而，一个堂堂男子汉，被宫刑之后，“身残处秽、大质已亏”，刀锯之余，已无意于“荐天下之豪俊”，也不能推荐了。因为如果这么做，自己就成了弄臣，“轻朝廷、羞当时之士”，为人所不齿，自取其辱。 司马迁想过自尽。但他最终选择了苟活。太史公道出了自己“苟合取容”的原因：他与那些贪生怕死的人不同，他之所以遭宫刑，是为李陵辩护。太史公与李陵“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只因为太史公认为李陵为人正直，“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大有“国士之风”。司马迁以为李陵的投降实在是不得已，而且必然会重新反戈归汉。他挺身而出，为李陵仗义直言，竟遭宫刑，更可悲的是，宫刑本可以交纳赎金豁免，司马迁两袖清风，无钱可赎，而且交游莫救，无一人为之言。 司马迁之所以与临死之际的任安吐露心中隐痛，只想说明自己不怕死，怕死就不会为李陵说话；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轻易救死，死也应当“死节”，舍身取义。太史公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史公之所以不自决，只因当时《史记》草创未成，“惜其不成，是以就极性而无愠色。” 太史公信末，指出自己乃一家之言，非汉（刘）之言，更非三代之“王官之学”。正因如此，太史公才苟活直至史记杀青，唯有《史记》能让他偿还宫刑之大辱（辱先人、辱己身），从此之后，“虽被万戮”而不悔。 《太史公自序》列入《史记·列传》的第七十篇，既是《史记》全书的导读，又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传记，它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与其他六十九列传统一。从这一点看，司马迁是在为自已树碑立传。这是他的聪明处。历史已经作出证明，他进入七十列传当之无愧。颇有意味的是，《报任少卿书》收入《汉书·司马迁传》，成为司马迁后续传记的重要内容，回答了《太史公自序》里没有说清的问题，使司马迁的形象更加血肉丰满。而这篇比金砖更沉重的重要文献，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史记》的立意。 三、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撰《史记》，既有超越前人的雄心大态，又有明确的历史哲学观作指导。《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话，对他的历史观和雄心作了精确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通晓古今变化的主旨。它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提出这一重大课题，无疑是对先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 天命史观的一个大胆的挑战。司马迁在《史记》中概括了3000年的历史变化，对于天命史观，他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而且也提出了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新认识。中国先民，在殷朝时已经有了至上神存在的观念。这个至上神，起初称为“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称为“天”。殷人心目中的至上神即“帝”或“天”，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帝能够决定人世间的一切。随着殷朝的灭亡，人们开始对“天命”产生怀疑。“帝”或“天”已不再是人们观念中的公正的、能够主宰人们祸福的至上神了。于是，人们的历史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天命史观此时更加受到冷落，有的思想家明确提出了与“天道”相对立的“人事”概念。战国至汉初，关于“人道”的说法就更多了起来。司马迁感到非常地迷惑不解，他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既然天道是大公无私的，经常帮助善人的，可是，古往今来的“善人”和“操行不轨”的人的最终遭遇却并非如此。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天道”的荒谬。司马迁对“天道”的批判，已成为他历史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总结项羽失败的原因在人事方面，绝非天的意志；总结刘邦之所以在楚汉相争中取得胜利，是用人正确。司马迁以其独特的批判眼光，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对“天道”的荒谬，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司马迁提出这一重大命题的现实原因，源于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说有个前提，承认天是有意的，承认天象与人事之间是有关系的。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的观点，表现出矛盾的两个方面。从其思想体系方面看，他接受的是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试图以这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从其实践方面看，在解释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他又对这种观点和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以至批判和否定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能大胆地提出“究天人之际”这一重大问题，充分显示出了这位伟大的史学家的理论勇气。司马迁从历史观念上，同时也在史学实践中，能有意识地突破“天”对个人命运乃至国家兴亡等人事的决定作用的传统观念，并着力阐明人类历史过程是人们自身的活动过程，从而把人类史从神人淆乱的历史中独立出来，是历史学走向独立发展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司马迁从新的认识高度对“天人关系”在理论上，司马迁承认天意的存在；在实践中，他却发挥了人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强调了人事发展，还是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其功绩无疑都是不可磨灭的。 “通古今之变”的目标，是从历史编纂学方面提出的要求，即撰写历史必须反映出历史的发展变化。这是史学家第一次明确了这样的要求和目标。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穷、变、通、久的思想，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社会的急骤变化，出现于此时的诸子百家几乎都讲变。《周易，系辞下》对变的思想作了这样的阐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段话对于历史观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必须变；社会历史发展只有通过变，才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它所阐发的这种关于事物变化的思想，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渊源。 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作撰述《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明显受《周易》通变思想的影响。“通古今之变”既是司马迁撰述的宗旨之一，也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反映历史的变化，这是司马迁撰写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具体说来，他首先采用十二本纪的方式，通过以历代帝王为中心的“王迹”盛衰史的描写来通占今之变。接着，采用世家、列传与本纪纵横相连的方法记述历史人物，将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以便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司马迁除了写历史人物之外，还通过“表”、“书”等形式反映历史变化。十表，按世系、年代记述五帝、夏、商、周、秦、汉各朝代及诸侯国分合盛衰的过程；八书则分别记述r古今各项制度的变化。在以上五种体例中，最为集中体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的是十表。从他所选择的表述方法中，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他的“通古今之变”的卓越思想。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成为在史学著作中实现通古今之变思想的范本。因此，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有“史书通变化”（《文史通义·书教下》）之称，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目标，其史学值和认识价值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东汉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对 贯穿经传，至广博也。”（《后汉书·班彪传》） 有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终“成一家之言”。所谓“一家之言”，是指它的独创性，明显区别于同类著作，有突出的个性化特色。《史记》的个性化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记》是一部以人为本位记叙历史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创性的人物传记。《史记》全书虽由五个部分组成，但就全书来看，《本纪》、《世家》和《列传》这三部分是主体。三部分记述方法虽不尽相同，但都是以一个或几 人物为主的传记， 《十表》和《八书》只是为了补充纪传的不足，在全书中属于附录性质的部分。梁启超说《史记》是“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条》》这几种体例在司马迁之前都已出现过，当时的人只是孤立地在运用它们，而把这各种体裁综合起来，写成一部各体互相补充、配合的完整的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纪传体的历史著作，则是司马迁伟大的独创。司马迁通过《史记》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 中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上将历史视为人的历史的开端。 二、对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说。有的评说在传记文字的夹叙夹议中，更多的评说来自各篇篇末的“太史公曰”。 司马迁在评说中注重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司马迁是一位冷静的史学家，他不是全凭个人感情的好恶来判断历史人物的价值，而是从历史进步与发展的角度去肯定人对于历史所起的作用。对于曾经使他遭受奇耻大辱的汉武帝，司马迁仍然以公允的笔法对其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 定。司马迁说商鞅 “天资刻薄”，甚至不赞成商鞅以严酷法治为基础的社会改革，但他对商鞅变法为秦国强大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则十分称道。他说：“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史记·秦本纪》）“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他所赞赏的人物，不仅有历代圣君贤相、功臣名将，他还注意到了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其中有他对陈涉、吴广等反暴秦“豪杰”的肯定和歌颂，对先秦“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描述，对爱国英雄人物的热情赞扬， 对各界下层社会的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所出的贡献给予首肯。司马迁的精彩评说，尤如画龙点睛，史笔之妙，尽在其中。 三、别具一格的文学传记。《史记》的文学成就，使它成为史学界和文学界都引为家珍的传世著作。它的文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打破以往平铺直叙的史笔，语言口语化、通俗化、个性化，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高超的讽剌艺术。书中的最大的讽刺对象，是当政的汉代，尤其集中在汉武帝，用的方法却是指秦骂汉。他善达难言之隐。他的，如叙到本意必须就全书推求而得，仅看表面文章，难以得其真意。这也是《史记》一书的难读之处。还有一点，细腻的心理描写。这既是成就，又引来不少非议。有些心理描写有明显的作者主观色彩，对于人物的褒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继承与超越 《史记》诞生于汉代盛世。它是伟大时代与个人创造性劳动相结合的产物。盛世修史。我们适逢千载难遇的盛世。历史呼唤无愧于伟大时代能够超越《史记》的伟大史学传记的诞生！ 超越源于继承。没有继承，何谈超越？ 我们首先应该继承的是《史记》客观的“实录精神”。《史记》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因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而不朽，更因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而不朽。后人对这种精神概括为 “实录精神”，“求实精神”或曰“司马迁精神”。这一精神铸就了中国史学的风貌，塑造了中国史家的灵魂。 其次要继承的是史家或传记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司马迁的历史使命感受惠于《春秋》，又超越了《春秋》。他认为史学应该探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辨别各种人事活动；对于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史家的责任是辨别是非，分清善恶，扬善抑恶，总结历史经验，引导社会进步。在史学和传记文学中追求历史的真实，是中国史学和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孔子撰《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司马迁撰《史记》则不为尊者讳。一篇《孔子世家》如同一首伟大人格的赞美诗，即便如此，司马迁并没有忘记指出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不公以及孔子著《春秋》的不足之处。对于当代天子汉武帝，司马迁也是以不为尊者讳的态度，实录其事，他充分肯定了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同时又严厉指斥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迷信鬼神、轻用民力、实行暴政等方面的问题。在汉初，统治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秦的暴虐，根本看不到它的历史功绩。就连贾谊这样对秦亡的原因作过比较深刻论述的学者，也不免持这种片面的见解。而司马迁则充分肯定了秦精神，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并不否认秦的暴政，但他所肯定的是秦的统一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实录”所追求的历史真实不局限于对于诸侯、大夫个人违礼行为的记录，而把追求真实地揭示历史过程视为其本质内涵。当然，我们也应指出，出于黄老和儒家史观，司马迁对一些历史人物作出的道德评价有失公允。如司马迁评商鞅为“天资刻薄”。倘若我们的目光仅仅落在司马迁对人物道德品性的善恶评论上，那么就会影响对人在历史作用上的本质评价。 超越是困难的。它需要时代和环境的因素，同样需要杰出的个人因素。《史记》向后人发出了呼唤“述往事，思来者”，时代向每一位有志者发出了呼唤。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时代因素，还是个人处境，我们都优于司马迁。至少我们无需在极度屈辱中发愤著书。但是，由于多年来形成的人为的禁忌，我们连应该继承的历史传统都很难做到。不少传记作品依然存在“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缺乏客观的“实录精神”。或过于褒，或过于贬。作者不能站在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评价历史人物。关键的问题是，司马迁崇高的思想境界及他所做的占有资抖和踏破铁鞋的采访之功，我们是否具备？他为了忠于职业道德,甘愿将作品藏之南山死后出版的精神，我们是否具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