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极大发展潜能的文类，传记日益成为写作、研究、出版、阅读的重点和热点，其品格、功能、视角、分类等内涵和外延的属性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和范畴。
作为具有极大发展潜能的文类，传记日益成为写作、研究、出版、阅读的重点和热点，其品格、功能、视角、分类等内涵和外延的属性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和范畴。综览传记发展现状，不难发现，在表面的繁荣之后掩藏着深层的危机。从创作角度来看，作品遍地开花，各种政商风云人物、影视明星传记层出不穷，数量众多历史罕见。但量多并不表示质高，剔除表面的风光，精品少、水平参差不齐的困境暴露无疑。
跟创作相比，传记理论严重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当代传记理论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一是传统的理论问题还未曾廓清，如传记的概念、类别、要素，真实性与虚构性，文献性与文学性，传记与文学批评等；二是随着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的勃兴，以文字力量见长的传记被围追堵截，面临着崭新的问题：如何面对视觉传记?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如何面对新的技术、新的媒介?
本文试图从视觉化、娱乐化、消费化、媒介技术化等角度出发，解析传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的现状、困境，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传记的发展提供可能的途径和选择。
视觉化：图文共读与互释
传统的传记以文字叙述为主，通过文字记录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但消费时代视觉文化日益兴盛，人类社会进入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图像逐渐成为公共交往、信息传播、娱乐消费最重要的对象，文化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图像信息，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图像的直观性、娱乐性，更吻合当代人的审美期待与阅读心理，其阅读快感比单纯的印刷文字更能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传统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图像的魅力，从讲究的版式、造型设计到精美丰富的插图、照片，直至图像化的画传、视觉传记，图文之间的关系从“战争”到和平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图像由传统的配角演变为主角。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回溯、总结与反思，是传记文学的重要意旨。而在视觉社会，历史以何种方式进入?仅仅依靠绵密、深厚的纯粹文字表达显然并不足够，图像填补了文字力所不及的空白之处。从山东画报出版社“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的《老照片》，到“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剑桥插图史系列》，老城市、老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红镜头、人物志等以影像、照片为主要表达手段和媒介的传记类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摒弃沉重的意蕴和漫长的时光隧道，历史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进入现代生活：通过细节的再现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图像与文字的双重魅力跨越了时空的隔阂。
在人物传记中，与文字性传记相比，摄影照片等“非文字性传记”具有不可替代性，瞬间的光影定格具有永恒性，历史感、现场感栩栩如生再现于影像之中。
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若仅仅依赖文字描述，鲁迅的形象始终神秘而遥远。此时图像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想像和欣赏的空间：犀利、悲悯的文章和资料图片中那个瘦小坚硬的形象颇为吻合，鲁迅式的胡须、短发，鲁迅式的微笑，图像与文字共同构成了鲁迅形象，两者缺一不可。而关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真相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至今未能完全明晰的“公案”。这一文学事件，典型地体现了影像在文学、在传记中的重要性。
而对张爱玲来说，图像的意义就更加意味深长，她在文学史上的被接受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颇富意味的文学事件。在其传奇的形成中，影像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无法抹煞。从学术化的《张爱玲全集》，到各种张爱玲传记、文选等同科所有出版物中，照片占据了极大比例。张爱玲自己也喜欢让图片说话，小说采用电影手法，为作品画插图，而且最后一本集子《对照记》完全由图片组成，满足了大家对张爱玲的各种想像。作为一个符号，“张爱玲”的视觉化范围还进一步扩大，成了银幕上的传奇；电影《滚滚红尘》、《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相继出炉，就这样，历史、文本、影像，三者同构成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
文学家如此，政治家传记亦不例外。被萨特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的古巴革命者格瓦拉，他的革命者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一本本传记里，也定格在众多的影像资料中：格瓦拉在古巴，格瓦拉在丛林，格瓦拉在办公室……直到在玻利维亚被俘后砍下双手的照片。而格瓦拉那幅经典的“革命者肖像”，被作为一种时尚无限复制，定格在21世纪全世界年轻人的T恤上，它的意义和影响显然超过了纯粹的文字。
风行一时的各种明星传记更是图像盖过了文字，文字甚至变成点缀。
传记常常体现了一个时代、国家、城市、个人最基本最细节化的生活。图像可以还原历史的某个细节，细节组成人生，细节构成生命，构成传记。“老城市”系列(江苏美术出版社)中的《老广州——屐声帆影》，是一本广州城市志传，生机勃勃的广州故事和历史在书中复活。书中有一幅题为“20年代的广州女子”的照片，画面是个梳着根大辫子穿着布旗袍的女子，行走在广州的街头，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虽然她的名字和身份已经无从查考，但刹那间的时光倒流让人产生今昔何年的恍惚，城市和女子本人同时复活在读者的眼前和心中。那些陈旧的建筑，那些曲折的街巷，那些衣着明显迥异于我们的人们，那些已经不知踪影而逝的故事，历史文化的巨大变迁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眼前。
国家形象与影像同样密不可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图像是个重要的切入视角。在陈平原编撰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可以直观地看到19世纪末期日本国内媒体所刊载的“中国形象”。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在山口守的文章里，介绍了一本名为《团团珍闻》的漫画刊物，其中1894年10月13日和27日的两期上都有刊登了“中国形象”——一幅是个光头暴眼拖着“猪尾巴”的男子盘膝而坐，丑陋而萎缩；而另一幅更加赤裸裸，一个撒腿逃跑的中国军人，背上写着一个巨大的汉字“弱”字。日本人眼中中国是如此的衰弱不堪，影像呈现了更加惨痛的历史记忆。虽然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横光一分别在作品《支那游记》和《上海》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印象，也许他们的文字描述更加细腻，但其震撼显然无法与漫画相提并论。
在传记的视觉过程中，图像并不是文字的简单附庸，而是具有独立品格和美学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图像和语言彼此演绎，互相丰富，产生的内涵超越了单一的语言文本或单一的图像文本。两者的对话和互动，弥补拓展了传统传记的内涵，提升了视觉时代传记的学术地位。 学人传记是传记的重要领域，知识分子研究一向是学界热点，以往的焦点基本集中于文字的阐述和剖析，而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集书系”以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见长，在众多传记中脱颖而出。茅盾、丰子恺、常书鸿、邓拓等历史人物通过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从历史走出来，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加深了对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和历史命运的理解。
陈平原的近现代文史研究也凸显了在学术研究中图像的不可替代性。从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到2000年《点石斋画报选》，再到2001年《图像晚清》，陈平原编著了“读图三部曲”。把“读图”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引入学术研究，“在图与文字间的缝隙处”做文章，借助“图文互释”，带领读者“回到现场”，承继“左图右史”的古老传统，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小窗”。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则收录了大量旧上海的广告、电影院海报、美女月份牌、杂志、相片，所有这些斑驳杂乱的影像资料构成了上海城市志传，构成了上海记忆，也构也了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文并茂”成为读图时代的文化趣味和风向：出版界由此拓展出巨大的市场和阅读空间，传记写作者们也开掘了崭新的写作资源，而作为传记终极目标的阅读接受者体验了直观、愉悦的阅读过程。
当然，简单的图配文或者文配图方式不能解决传记视觉化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图与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是图像和文字本身都应该具有独立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图像和文字的组合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意义空间，从而产生一种新的阅读快感，形成真正的图文共读与互释。
娱乐化：消费性表征
在消费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是生存的基本秩序，主体性的产品(如文学、艺术等)只是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艺术自律原则走向市场的他率原则，其所蕴涵伦理的、审美的、思想的内涵都发生巨大变化。只有消费是文化生产链条的核心环节，也是终极目标，它决定了生产的样式、数量、以及流通的途径。
当艺术完全沦为消费品之后，销量、收视率、排行榜成为唯一指标，它不得不以大众的趣味、习惯作为座标，而强调刺激震撼、感官愉悦是消费文化的核心趣味。于是不能免俗地，文化领域中物质主义、感官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风尚。根据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剧，人类的消费行为由产品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欲望消费、拟像消费，时尚化、娱乐化、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特征。
传记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消费市场流通环节，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其终极目标。在此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市场准则不可避免会对传记的创作产生影响。名人崇拜、偶像崇拜是消费社会媚俗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之一，名人传记理所当然成为消费社会的兴奋点，出版界和读书界都乐此不疲。古今中外、政商文娱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每每名列畅销排行榜前列，跟风者、仿效者大抵集中在此领域。
名人传记历来是传记的重要门类，从中可以体察时代、社会、个体的风貌。但当代名人传记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传主身份的转换上，文娱明星和商业人士成为主体，而政治领袖与文化名人则冷清许多。其中尤其以电影演员，体育明星，小品演员、节目主持人等活跃于传媒与影视界的知名者为主。这种身份的转换，标志着当代名人传记内涵的深刻转变。继以往强调宏大叙事的伟人传记走下神坛之后，当代名人传记几乎一边倒地呈现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从早年刘晓庆《我的路》、倪萍的《日子》、黄宏的《从头说起》到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黄健翔的《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等，大抵如此。
世俗化的趋势一路发展，在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需求和利益至上的市场策略的推波助澜下，传记内容日益八卦化、娱乐化、庸俗化、利益化。闲言碎语、隐私绯闻、内幕花边为主要内容，表述上则语不惊人不罢休，炒作、猎奇、吹捧、制造话题成为家常便饭。而企业家传记则充满溢美之词，甚至阿谀奉承欲盖弥彰。内容上有的道听途说、缺乏证据，有些甚至粗俗卑鄙、丑陋不堪。
“星、性、腥”，成为名人传记的三大特色。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交流场所，映射出读者的兴趣取向，其娱乐化趋势与受众、市场、文化等几大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
首先它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日常生活是消费文化的发生地点，其本质是平庸和重复，工作、娱乐、家庭三者组成了封闭的日常生活，单调和狭隘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必须以另外一种对立的方式维持其宁静和优势，即：消费时间、消费明星。由于美貌、名气、财富等因素，明星成为时尚潮流的化身，人们对其生活具有探求的兴趣和窥视的欲望，阅读、观看明星私生活无疑是找到了一个满足窥私欲望的正常渠道。明星的成长、挫折、奋斗、成功，成为公众话题、公众事件，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宣泄心理。通过隐私、绯闻、丑闻的报道，以往头顶神秘光环的领袖、明星，被推下了舞台，彻底置身于“被看”、被“品评”处境。受众在阅读中消遣、评论、批评，从而获得满足，心理获得平衡与安慰。
市场的竞争和压力也造就了传记的娱乐化。著名专栏作家莫林·多德曾有一段名言：文艺的娱乐化是因为“我们不能停止，摄影师不能停止，记者不能停止，制作人不能停止，编辑不能停止。而且，消费者不能停止。”娱乐化潮流既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媒体飞速发展、竞争加剧的产物。眼球、卖点、独家、重磅的追求必然导致内幕与隐私。
消费社会追求娱乐、快感、轻松，厌倦深度、思想，希望阅读对象具有通俗、猎奇、戏剧性等特点。当代名人传记的娱乐化，体现了当代文化语境中大众的诉求，“在政治、理想、信仰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琐碎却真实的民间大众社会；在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存在……在堂而皇之之下还有种种隐秘的内心角落。”受众心理的需求造就了名人传记的娱乐化，反过来它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
但是，一味地迁就市场、追逐时尚，必然带来传记文本灵魂的缺失，美学的空洞，排行榜上的畅销作品转眼也许就成为文化垃圾。当代名人传记层出不穷但缺乏精品，缺乏经典，症结大概在于此。 媒介化：观看之道
技术是世界的构成方式和展现方式，也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重要途径。数码艺术、虚拟现实、网络生存、超级文本等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大面积使用为尖端技术与艺术创新的结合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艺术的边界不断被拓展。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中指出，“一切技术都具有点金术的性质”，艺术家成了技术革新能手。
技术的飞跃意味着媒介的日新月异，新的现实世界可以称之为媒介的现实，“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指出了技术在当代的意义。由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数字化，媒介铺天盖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按照马克·波斯特尔的理论，这种新的信息方式、媒介方式如同19世纪马克思研究的生产方式一般具有深广的意义。媒介与传记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阐释，一是媒介对传记审美要素、审美关系的影响，二是媒介对传记外部环境的改变。
媒介化生存成为传记的重要特点。对现代传记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胡适，20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传记的传主，但只有在消费社会媒介的强力操持之下，才能最终完成其偶像化、符号化的过程，胡适传记才能从文化界学术界扩大到公众文化领域，被不断地建构借用。进入“消费”领域后，胡适传记也不可避免陷入猎奇、耸动的漩涡。胡适的日记、婚恋、情事成为传记最大的噱头。而张爱玲在大陆的走红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媒介化的后果。没有媒介就没有畅销，当然也就不能经典。
在消费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经典?这是每个写作者的梦想。戴安娜·克兰一语道破其中关节，“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要经历畅销书这一关”。不仅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传媒，公众受传媒的引导，而且，批评家也受传媒组织和制约。图书的畅销与经典基本能用一个流水线来形容，即：作家写作——图书出版——广告——书评——畅销排行榜——畅销——专业批评推介——经典，在此流水线上，作家、批评家、文学链条上所有的人员最终都必须受制于“资本”，即掌握了作品商品属性的传媒，媒介的力量几乎决定了一切。
媒介的多样性决定了传记表达多样化的可能。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意蕴。传统传记以印刷介质为主，图书是其主要的方式。而网络时代媒介的多元带来传记形态的多元，非印刷介质的传记成为重要表征——电影、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形态，扩大了传记的内涵和外延。传记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通过多元媒介得到体现。
作为古代传记重要典籍的《史记》，其研究和考注历来困难不小。韩兆琦的《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借助多媒体的手段，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访术、采录古代遗迹，收录地图文物，使《史记》变得形象化、视觉化，古老的典籍焕发了时代风采，堪称里程碑式的新经典。
媒介的多元化提升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力。美国历史频道推出的《人物志》影像系列，当属成功的影像传记范例，辑录了古往今来近千位名人，包括彼得大帝、林肯、贝多芬、狄更斯、凡高、圣女贞德、戴安娜等重要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从细节入手，通过实地拍摄、现场采访和旁征博引，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影音的双重魅力使观众犹如亲历现场，观众与历史人物所产生的心灵碰撞，如同与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2006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卡波特》，是一部关于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传记片。虽然卡波特小说早就蜚声美国文坛，但只有电影获奖之后，人们才真正知道这位举止怪诞、不合世俗、恃才傲物的文学家。媒介造就了这位文学与电影“明星”。
随着媒介的转换，传记的接受方式从“阅读”“发展为”“观看”，接受方式的转变将传记引入了“景观化”的消费社会，观看行为与观看权力成为关注核心。媒介技术的未知性、不可预测性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网络化生存、虚拟人生使得人类的知行方式具有了无限可能。
网络博客的兴盛给传记研究和写作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所谓博客，原义为网络日志，即写在网络上的个人日记。但媒介的特殊性决定其与传统的差异性。一是其写作方式打破了私人与公共的界线，将私人生活用公共平台进行展示，而且过程几乎完全开放，读者可以随时评论和参与。二是简单的操作方式产生了大量民间写作者，众多散落在网络各处的写作者们有了一个自由展现的平台。三是博客带来了文学的民间化狂欢，但经典却渐行渐远。
作为网络日记，博客的写作者、阅读者跟传主基本趋同，按传统范畴属于自传性质，但网络的传播方式又是开放式的，可以随时修改删除，读者也能参与其中进行互动。那么其真实性问题该如何定位?博客中传主的身份又是如何构建的?其创作视角如何区别于传统?博客与传记的多元化、多媒体化具备何种关联?博客所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发人深省，亟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传统的认知中，人的主体性、真实性是一切艺术、技术的先决条件。但电子时代的主体本身是虚幻的、想像的、游戏的，网络主体常常是一个代码、一个符号而已，IP地址后面真假莫辨、雌雄莫辨。在超文本链接中个体只不过是一个节点，没有等级和高下，节点与节点之间可以无穷链接，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网络化生存跨越时空，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方式在此交互、融合、转换。显然，新的工具不仅改变了生产力，也改变了社会关系，从机械复制到电子传媒时代，作者身份出现了泛化、去主体化、集体生产化等趋势。以张扬传主的个性生命为美学要旨的传记应该如何面对无主的网络化生存?这是传记不容回避的问题。
消费文化给传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事实上，消费文化与传记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当代文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被图像符号所把握遮蔽，形成了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模式。语言的魅力正在消退，读图、读屏成为主要阅读模式，快感冲击美感，意义被形式所覆盖。这种事实，正在改变着当代文化和当代写作。
寻找消费文化与传记文学两者之间互动互补的内在关系，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艺术空间，才能接近事实与生活真相，才能通向传记本原，才能产生经典，完善传记美学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