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3日至6月26日第六届国际自传/传记协会双年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国际自传/传记协会是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中心主任赵白生于1999年发起组织的、由世界各国传记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参与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本次大会在夏威夷大学传记研究中心主任克瑞格·豪威斯（Craig Howes）教授和他的中心团队的高效率组织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二百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针对会议主题“传记与翻译”进行了热烈的发言和广泛的讨论，其中所涉及的内容与研究热点显示出不同文化对于传记与翻译两大概念的不同关注和理解，反映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在传记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从传记研究的角度看此次会议的主题Lif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无论是“传记”，还是“翻译”，其概念都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Life Writing包含了一切传记性的写作形式，如传统纸质媒体的传记、自传、及亚传记形式——日记、书信、回忆录，现在还包括博客、网络日记、以及传记影视、戏剧、图片等其他媒体。Translation则不仅指从一种文字翻译到另一种文字，还指更广泛意义上的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从这个角度出发，传记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将传主生活过的经历“翻译”成传记中的文字表述。传记影视就是将传主的生活转换成连续性的连贯画面。以下本文分他传研究、自传研究、日记研究和其他研究四个方面对此次大会的主要发言做一评述。
他传研究
美国教授迈克尔·特拉特纳（Michael Tratner）的发言《翻译的价值：重商经济论与波卡洪塔斯的种种传记》(Translating Values: Mercantilist Economics and the Many “Biographys” of Pocahantas)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关于美国印地安人波卡洪塔斯的传记文本，考察了白人殖民者如何在传记的话语文本中利用“翻译”行为消解印第安人的民族性和民族利益。特拉特纳认为，英语动词的translate（翻译、转换、置换）本质上是有政治涵义的。美国在其发展史上的西进运动中很大程度利用了“translate”的外延，牺牲土著人的利益，获取了所谓“文明”人的利益。直接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是美国十七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经济论。重商经济论认为，财富的创造全靠将外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这种交易不是等价交换经济学，而是“翻译”经济学。当物品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时，物品在流通过程中通过“translate”，改变了它在原来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于是财富产生了。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美国人讲究价值的差异，或文化差异，在贸易谈判中努力保持物品原有的差价，或在原文化中的物品定义，而不求平等交易，相互理解，不求双赢。奉行重商主义经济论的结果是，自己财富的繁荣建立在他人财富被完全剥夺的基础上。美国印第安人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 1595?-1617）的传奇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印第安人波卡洪塔斯生活在十七世纪的美国，据说曾经保护过一个白人殖民者，使其免遭杀头。后被英军俘获，皈依了基督教，并与一个白人殖民者结婚。十九世纪在美国领土扩张时期，波卡洪塔斯的传奇故事被重写。特拉特纳认为，这次重写其实是利用传记手段，不顾史实，为重商经济论及其逻辑目的服务。事实是，在这些殖民者的文本中，印第安人波卡洪塔斯的婚姻改变了她（transform）,她由“野蛮人”变成基督教徒“文明人”，她的身份由土著人被“翻译”成英国臣民。结果，作为美国土著人的波卡洪塔斯从此消失了，她的（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财产摇身变成了她英国/美国后代们的家庭财产。如今这个传奇故事仍在不顾事实真相，继续讲述，这表明重商经济论在美国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仍在流行，美国的强大毫无疑问是一切此类“translate”活动的最终结果。
《艺术家传记电影中天才的性别：性与摄影棚》（The Gender of Genius in Artists’ Biopics: Sex and the Studio）是美国艺术史专家朱力·F·考德尔（Julie F. Codell）的发言。考德尔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探讨了关于画家的传记电影。早在1550年意大利画家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发表的《画家传》（Lives of the Artists）中，画家的生活就被神话成画家个人的超凡文化能力。考德尔认为这种神化画家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电影、传记电影和传记文学表现的内容常常不是同一种景象。纪录片往往通过审美价值和市场价值美化、神化片中的传主，传记电影则乐于反映画家的另类一面——如乱搞男女关系，酗酒滋事、浪迹于社会边缘等等。电影在把文学手法和神话翻译成视觉形象时，其表现手段与文学有所不同。在电影里，我们直接看到画家在做画坊里作画，看到画家由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画家的瞬间，以及摆放在画坊中、放在博物馆、或教堂中他的完成艺术品。这些直观的形象有助于我们把画家的创造性与商业空间和艺术的“真实”价值联系起来。
然而生活在霸权主义艺术生活框架和霸权主义艺术身份的模式当中，性别的差异阻止了女性画家被“翻译”成艺术天才的可能。纵观深邃的历史，横看广袤的地域，我们不难发现，女画家并不乏其人，如十七世纪有意大利的阿尔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 二十世纪有英国的卡琳顿（Carrington）、法国的卡米尔·克洛代尔(Camille Claudel)、墨西哥的弗里达·卡洛 (Frida Kahlo)等等。但她们留在主流艺术史册上的往往不是她们的艺术成就，而是她们个人不如意的家庭生活——繁复琐碎的日常生活将她们本人的天才损耗殆尽，有时甚至把她们逼到疯狂的边缘。传记电影一面将女画家的艺术人生神秘化传奇化，一面又因她们跨越了性别的栅栏从事以男人为主的画家事业而惩罚她们。传记电影对于成功的男性画家的艺术贡献很明确，但对女画家的艺术贡献往往似是而非，难以确定她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有多么“伟大”。考德尔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银幕上更注重表现女画家的性别“越轨行为”，并将此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一大威胁。
来自美国纽约的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分析了有关“九一一”事件的两部图画文本。一部是“九一一事件”处理委员会发布的有关美国政府在事件前后所采取行动的最终报告《九一一报告：图文改编本》（The 9/11 Report: A Graphic Adaptation, 2006）。另一部是艺术家亚特·斯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创作的画册《在没有双塔的影子里》（In the Shadow of No Towers, 2004）。《九一一报告：图文改编本》的作者声称该报告是“一部公共政策文件的图解本”，采用图片方式进行说明，目的是为了“解释文件本身，而不是修饰文件”。路易斯认为，有两种理由可以说明图文解说形式也是历史传记之一种。理由之一：连环画图片中隐含着一种特殊联系，存在着一种“看见与看不见，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沉默舞蹈”。换言之，表现在画面上的可见的东西是作者心中的不可见的意图的外化。理由之二：“创作性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即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的艺术创作。通过与“创作性非虚构”作品《在没有双塔的影子里》比照阅读，我们会看到，《九一一报告：图文改编本》意在解释晦涩难懂的政治名词，和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与《在没有双塔的影子里》同样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同样的作者意图，因此图文本的文件形式并不能损害政府文件的严肃性，也影响不了读者对公共政策意图的理解。
尼日利亚学者阿迈迪（Dan Chima Amadi）结合传记与身份的问题，探讨了本国的传记写作现状。在他的分析中，传记由于其竖碑立传的歌功颂德本性常常受到新兴的尼日利亚政治人物青睐而被利用。领袖们的榜样作用迅速发挥作用，在尼日利亚，传统商人、妇女、甚至技术专家也纷纷效仿他们的领导人，热衷于为自己著书立传。然而这些传记往往大书特书作者本人如何有建国之功，如何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阿迈迪认为这样的传记写作活动是一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游戏，是传记写作的灾难。传记属于文学，理当恪守文学的规则：既娱乐大众，又教育大众。
关于传记的教育功能历来是传记领域关注的议题。长江大学的杨宪明先生从互联网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记形式近年来迅猛的发展。他认为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新的写作媒介，也为大众提供了关于“英雄”的新概念、新表现方法、扩大了传记写作的疆界。同时，互联网写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整个写作水平下降，缺少提升社会道德机制的教育成分等等。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阿拉娜·贝尔（Alana Bell）的论文研究了加拿大著名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 1932-1982）的传记对青少年的影响。她比较了传记《为精益求精而奋斗：格伦·古尔德的故事》（Vladimir Konieczny，Struggling for Perfection: The Story of Glenn Gould）和以古尔德故事为基础创作的获奖传记小说《大师》（Tim Wynne-Jones，The Maestro）两个文本。传记《为精益求精而奋斗》注重突出传主如何坚持独立思考，最终取得蜚声乐坛的成就，刻画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小说《大师》则把钢琴家主人公描绘成一个自私自利、多变易怒、一事无成的人。贝尔认为，这表明为青少年写作的传记与为成人创作的小说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两部作品既利用了成人文学部分的写作主题和写作规范，也抛弃了其部分写作规则，从而实现了儿童文学中主人公形象应当如何扩展、如何实现身份认同并质疑民族名人的身份和集体记忆。
伤痕文学也是近年来传记文学领域中常见的表现题材。澳大利亚学者凯特·道格拉斯（Kate Douglas）的论文研究了伤痕（trauma）传记。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传记写作的学术研究集中讨论了在文化文本中如何表现伤痛，以及这些表述对受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道格拉斯发现，有些传记叙事在表现伤痛时并不直接呈现冲突，言辞不激烈，态度不激动，而是采取含蓄迂回的叙述策略。她认为在把伤痛经历“翻译”给主流受众时，这种叙事策略不失为一种“解毒”剂。她分析了澳大利亚纪录片《爱恩的非洲男人烹饪学校》(Ayen’s Cooking School for African Men, 2007)。影片描写了生活在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市的苏丹难民上烹饪学校的故事。在非洲，男人进厨房是犯大忌，因此让非洲男人走进烹饪学校具有非凡的文化意义，这意味着变化、宽容和接受。影片叙事充满爱意和幽默口吻，刻意回避难民们来到南澳大利亚之前的痛苦经历。道格拉斯称，这种叙事手法同样揭露了伤痛，只不过以特别的隐形方式，因此更加可取。
也有学者对传记的表现技巧进行了探讨。来自澳大利亚的格伦·德鲁兹（Glenn D’Cruz）研究了2007年好莱坞最具创新意识的传记影片《我不在那里》（I’m Not There）。本来，将人的一生囊括在两个小时的电影胶片中对创作者就是一种挑战。为此，好莱坞几十年来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传记电影的拍摄套路。而这些套路或模式一旦形成，就对表现活生生的传主形成了僵化的威胁。电影《我不在那里》以摇滚歌星鲍勃·迪伦(Bob Dylan)的一首歌作为片名，用实验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摇滚歌星鲍勃·迪伦的故事。生活中的迪伦是个很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一再声称，不要试图理解他，否则将是徒劳的。（见Sullivan）为了准确地再现传主，表现大歌星迪伦的多面性，导演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在影片中使用了六名演员分别饰演传主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其中包括一名十三岁的美国黑人少年和一名澳大利亚女演员。德鲁兹认为，海恩斯此举是为了避免将传主形象具象化，而把电影当作表现“存在”（Being）的一个场所。
唐岫敏的论文《真实肖像之外：论传记翻译中的再现》(Beyond an Authentic Portrait: Represent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传记翻译中的“不忠实”现象。唐岫敏认为，传记翻译也是一种再现，而这种再现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忠实”于“原文”。首先是文化因素。传记不只是一种书写状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文化对传记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文化实践，相互之间并不能准确对位，往往出现“不可译”之处。如汉语术语“类传”在英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译文，因为“类传”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现象。其次是意识形态因素。英国十六世纪翻译的希腊罗马传记存在的谥美现象，汉译本希拉里《亲历历史》的翻译官司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第三是市场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波动、出版部门的经济状况等情况也会导致传记翻译无法忠实。 自传研究
美国学者提莫西·多·艾当斯（Timothy Dow Adams）研究了美国人莎拉·苏拉利（Sara Suleri）的自传《没有肉的日子》（Meatless Days, 1989）。这部自传叙述了巴基斯坦分裂前作者在那里度过的复杂童年。在作者的叙事里，大量的食物和翻译意象被用来反映作者童年之复杂性，吃饭、烹饪和饥饿的意象与食物、身体和身体政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三角叙事结构，突出了作者在后殖民时代充满政治意味的巴基斯坦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对比。
艾当斯认为，《没有肉的日子》的作者其实是希望利用自传的最突出的特点——“展现与掩盖”——在其中找寻平衡，通过写作自传求得自己在私密性的生活与公开性的公众生活之间取得调和。作者是希望找到一个把自己多地域、多文化、多角色的生活综合在一起的决窍，把她现在在美国的生活、童年时在巴基斯坦和在英国的生活、把她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母亲、生于印度的父亲以及父亲身陷其中的政治动乱及暴力都揉合在一起。
美国的神学教授约翰·D·巴波（John D. Barbour）的发言《流浪与文化翻译》（Exile and Culture Translation）细读了三部流浪他乡者的学术自传经典：萨义德的《格格不入》、雷拉·阿海默德(Leila Ahmed)的《边界通道》（Border Passage, 1999）卡罗斯·爱拉(Carlos Eire)的《等待哈瓦那的雪》(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 2003)。三部自传的作者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哈佛大学以后殖民理论蜚声美国文学理论界的萨义德、哈佛大学以女权主义理论在美国文学理论界顽强斗争的阿海默德，和耶鲁大学的文学教授卡罗斯·爱拉。萨义德和阿海默德都是青年时期从埃及来到美国，爱拉则是在少年时期从古巴到美国，他的《等待哈瓦那的雪》荣获2002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巴波认为，所谓exile，就是流浪、流亡、放逐、旅行，就是远离自己的故土。流浪者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心却难以定不下来。他时时感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为了理解并适应这种情况，流浪者不断进行着文化翻译，用故土的价值观和符号译解眼前的新环境。
流浪者把故土的价值观翻译到新的环境中来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流放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或美国黑人的遭遇类似。当人们用理想的价值观重新解释流放时，流放就不是令人痛苦的命运，而是某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献身精神的象征。远走他乡也变得不止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倾向、一种通过不断记忆培养起来的意识。在流浪者这里，对故土价值观的记忆和在新世界里的经历不断形成他的世界观。上述三位作者就是不断把他们对故土的记忆和乡愁翻译成新的内容，形成个人身份的组成部分，构成自传写作的叙事策略和他们最终价值观与责任感的象征。
对外经贸大学的许德金教授则对比了卢梭的《忏悔录》在中国的几个不同译本，进而探讨了这部自传经典对中国当代传记写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日记研究
北京大学赵白生的主题发言《并置效应：中国日记家对美国生活的阐释》（Jusxtaposition Effect: Interpreting American Lives by Chinese Diarists）通过研究胡适和吴宓的日记，揭示了日记的传记性与自传性的并置效应。从这个角度说，日记家既是传记作家也是自传作家。赵白生认为，胡适和吴宓的类似经历使得他们有类似的写作实践。两人都在美国长春藤大学留过学，两人都长期坚持写日记，两人都积极主动地观察美国社会，并不断把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较，把美国文化“译写”到自己的日记中来。作为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两人的日记形式都不拘一格，诗情画意，图文并茂，其间夹有游记、书信、剪报、文摘、迷语等等。这些灵活多变的形式透视出当时跨文化身份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同样的影响致使胡适从日记写作转向笔记式写作，却使吴宓的日记极度私人化隐秘化——尽管吴宓声称日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笔记本”。
美国学者凯特琳·布雷格斯（Kaitlin Briggs）的论文《身陷语言之林：多萝西·达什金的<没有表情的间隙>的不可出版性》(Caught in the Language Forest: The Unpublishability of Dorothy Dushkin’s The Glassy Interval)探讨了一个未能出版的日记案例。表演艺术家多萝茜·达斯金是美国二十世纪文艺界一位重要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的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达斯金曾将部分日记整理成“学术评论”，取名《没有表现力的幕间》（The Glassy Interval），试图寻求出版，结果却始终未能与读者见面。布雷格斯认为主要原因是，达斯金在组织手稿时，一味将原日记中显示作者身份的人称“我”抹掉，完全清除了书中的主体性标志。在布雷格斯看来，翻译（或转换）既应考虑字面上的情况，也应考虑译者的主体性问题，还应考虑写作中的性别政治、阶级因素、或地区特点等等情况。布雷格斯断言，好的翻译取决于特定的情景。在《没有表现力的幕间》这个个案上，作者达斯金是一个女人，她写的是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地点的东西。这个特定的语境指导着读者理解达斯金在把她的日记转换成评论形式时所做的种种选择。因为语词带有情感内涵，达斯金封闭了日记原文中的主要内容和价值，也许自有其因，但也正是这一点她把自己的路给封住了。
在欧洲，有关在纳粹德国集中营里写下的《安妮·弗兰克日记》（Diaries of Anne Frank）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1947年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父亲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出版了安妮于1942年——1944年期间写下的日记。从此，以安妮写给“基蒂”的信开始的《安妮·弗兰克日记》以荷兰语先后出版过几个版本，又被翻译成十六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以《安妮·弗兰克日记》为蓝本改编的戏剧、电影、纪录片等也有十五部以上，吸引了全世界亿万观众和读者。英国沃里克大学资深教授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曾以“翻译与意识形态”为题发表文章讨论过安妮日记在不同版本当中对日记主人安妮的角色建构。在勒菲弗尔的分析中，安妮日记的各种版本之所以反映出不同的日记主人的形象，实际是种种语言文本的传播者们——编纂者、译者、编者、甚至出版者——不同意识形态的表现，意识形态落到字面上，形成了这些文本特殊的建构。[见Lefevere，59-72] 不同版本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出现了不同的安妮形象导致人们对《安妮·弗兰克日记》真实性的怀疑。为此，存放《安妮·弗兰克日记》原稿的荷兰战争资料馆（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开始影印《安妮·弗兰克日记》原件，以期将真实的安妮日记展现给观众，消除人们的怀疑。
两位荷兰学者宣读的论文对《安妮·弗兰克日记》进行了研究。苏珊娜·L·邦克斯（Suzanne L. Bunkers）的论文《影印工程：安妮·弗兰克日记与对安妮的翻译》(The Facsimiles Project: Translation and the Diaries of Anne Frank)针对影印工作做了详细的研究。她重点关注了主体视角对文本最终生产的重要中介作用，考察了影印工作的本质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目的。此外，她还就日记的影印工作分别采访了资料馆和手稿部的负责人。她认为，所谓“影印”意味着做出与原件没有本质差别的东西来。影印安妮日记就是复制出安妮在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场合下写就的日记。换言之，影印保障了日记的真实性。
但是来自荷兰的学者莫尼卡·苏埃亭（Monica Soeting）持不同观点。在为题《安妮·弗兰克日记：多层面的翻译》(Anne Frank’s Diary: A Translation on Many Levels)的发言中，她认为，尽管种种版本的《安妮·弗兰克日记》都显示这部日记是真实的二战纪录，安妮是深受德国纳粹暴行的犹太人受害者，然而，倘若把日记单纯看作是二战的真实史料，那么就误读了日记作者的原始意图以及日记自身的本质。首先，1947年出版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已经不是日记原件，而是经过修改加工的日记。安妮的父亲为了某种适合读者的原因，删除了一些不当之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纳粹抬头，有人指控日记是伪作。战争资料馆于是决定将日记的全部三个版本合并一书出版，包括那些对地名人名的评注和1947年以来各界对日记的全部评论。然而，在此过程中，编者们（全部为男性）却无法核对《安妮·弗兰克日记》中的人物“基蒂”的真实身份。这个问题最终由一位女性德语译者解决。这位译者发现，“基蒂”、还有日记中提到的其他几位人物原来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出自一部安妮最喜爱的短篇小说。由此，莫尼卡的结论是，种种文字版本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只能看作是文学作品，而不能当作历史文书。在这些译本中，我们只能将安妮看作是一位作者、作家，而不是现实中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或被出版商、评论家以及读者误读的受害者。
加拿大学者劳莉·麦克内尔（Laurie NcNeill）的发言《翻译之得：对<安妮日记>的（误）读与（误）用》（Gained in Translation: The (Mis)Reading and (Mis)Uses of The Diary of Anne Frank）从翻译与文化的角度透视了《安妮·弗兰克日记》。她认为翻译能够生成更多的文化意义，因为翻译活动分为语言学翻译和文化翻译两个层次。麦克内尔指出，德国犹太人安妮·弗兰克成为“当代文化偶像”，不是语言学翻译层面的结果，而是文化翻译将其进行“广泛化”、“美国化”的结果。安妮·弗兰克还成了翻译他者及他们的故事的工具、方法和手段，成了一系列战争证人进行文化速写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如今许多青少年仿效《安妮·弗兰克日记》的原因，使得“XXX的安妮·弗兰克”、《兹拉塔的日记》、《巴格达的博客》等类似文体和形式比比皆是。在犹太受害人对二战的控诉中，《安妮·弗兰克日记》的形式独占熬头。而还有些二战犹太受害人的文档则因为两种语言当中的不可译性，往往不能与公众见面。《安妮·弗兰克日记》为什么能够避开这些问题，获得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权证？不言而喻，在《安妮·弗兰克日记》的广泛流传中，各种语言中的文化大众趣味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大众趣味当中，文类、市场运作、和文化价值发挥了重大作用。
美国历史学教授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Popkin）的发言《菲力普·勒热讷、日记与历
史学家》(Philippe Lejeune, Diarie, and the Historians) 用日记论证了自传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他分析道，与其他文类相比，自传具有一种独有的特点，即，利用想象手段为自传作者构建故事，决定作者在自传中写什么，不写什么。这种特点使得自传作家游刃有余地穿行于现在与过去之间。自传的这一灵活性特点在几十年前吸引了世界著名的自传研究专家法国人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投身于自传研究，然而也是这个随意性过大的特点长期以来使得历史学家对自传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大打折扣。但是，史学家们对同为第一人称叙事的日记却另眼相看。史学家们信任日记的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利用研究对象的日记佐证某个史实。然而，自传研究专家勒热讷近年来发现，日记并不止是“自我表达的文献”（ego-documents），而是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价值的对象。波普金认为，按照勒热讷的发现，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被他们拔高了的日记的史料价值。 其他研究
夏威夷大学的胜惠·A·雷诺兹（Katsue A. Reynolds）的论文《翻译吉田松阴传记——保皇派，还是革命者？》（Translating the Life of Yoshida Shoin - A Nationalist or Revolutionary Leader?）通过研究吉田松阴的信件，探讨了这位日本十九世纪的重要人物的翻译情况。吉田松阴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夕的精神领袖，后被幕府将军杀害。在西方吉田松阴被比作意大利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加里博迪（Garibaldi）或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自十九世纪以来，有关吉田松阴的传记不下二百种。然而，这些语言各异、版本多样的传记却因作者和译者对传主的不同阐释使读者看到不同的吉田松阴形象，有些形象之间甚至相去甚远。雷诺兹发现，千姿百态的阐释是与作者或译者所处的时代精神恰好吻合的。当日本在近代急于建立新的国民形象，与西方殖民主义做斗争时，吉田松阴被描绘成彻头彻尾的日本人，为了与列强做斗争不惜牺牲赴汤蹈火。汉译本《吉田松阴传》则激发了中国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热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传记作者奉行“为天皇而死”的口号，就将孔子的忠君思想安在吉田松阴身上。战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把吉田松阴看作是革命思想家，右翼知识分子则把他看作是复辟派的保皇烈士。
雷诺兹认为要认识真实的吉田松阴，最好直接阅读吉田松阴的信件，因为信件极好地表现了书信作者本人的心理。在吉田松阴写给60个人的245封信件中，人们可以看到，吉田松阴的确是日本国民性的改革者，他具有远大的预见性，是他用代表“现代性自我”的新代词代替了传统的武士第一人称。他还是日本文字革命的先驱，在十九世纪改变了日本人使用中国汉字写作的传统。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有文学教授曾说过，“从奥德赛以来的一切西方文学，都是寻父的文学。”（见Dugan, 157）近年来美国文坛上出现越来越多子女为父辈撰写的回忆录，却是另一种寻父旅程。G·汤姆斯·库瑟（G. Thomas Couser）的论文《代际翻译：子女对痴呆父辈的叙事》研究了三部关于与照看身患老年失忆症的父亲的回忆录。他把这类不是故事主人公所写的回忆录定义为“看得见”（visible）的人为“看不见”(invisible)的人撰写的回忆录，认为区分“看得见”与“看不见”很重要，因为“看得见”的回忆录与“看不见”的回忆录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看得见”的人，即回忆录的作者，书中主人公的子女，往往是照看主人公的人。由这类人写的书，书中难免带着作者的主体性，很难进入患者的主体考虑问题，作者也很难采取中立的、而不是救星的姿态。
近二十年来，西方文坛上流行描写传记的小说。西班牙作家（Ana María Shua）的小说《回忆录》（1998）是其中之一。在这部半自传小说中，叙事、记忆和图片是主要元素，其中没有像真实的回忆录那样采用许多个人照和家庭照，只是在西班牙语版和英语版的封面上采用了一些生活照，但书中所述故事内容却使读者愿意相信故事的真实性。美国学者劳拉·J·比尔德 (Laura J. Beard)的发言通过把个人照、自传和家庭照结合在一起考察了这部小说，揭示了各种文类在一种文体中保持各自独立性和连续性方面如何不易。她认为，小说《回忆录》实际上处在一个翻译地带，这之中既有小说、自传、个人照、家庭照，又有民族史；道出了个人对家庭和民族的意识的形成如何受到家庭与民族对个人的影响。
美国黑人阿历克斯·哈利的《根》发表之后，曾在美国形成了一股寻根热，探访父辈、或祖辈的故土的游记、回忆录也多了起来。近年来，新一股寻根式游记热潮再次升起。这类探访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祖辈故乡的游记热衷于表现跨民族的身份感和文化归属感。玛丽·毕斯迈尔斯（Mary Besemeres）的发言《熟悉而陌生的故土：第二/第三代人的回忆录中的文化翻译》区分了一般游记与寻根游记的不同。在她看来，倘若一般游记可以被视作民族志，第二、第三代移民后代的寻根游记就应当被视作自传性民族志，因为在这类回忆录式的游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熟悉的陌生”、“错位的似曾相识”等等字眼。毕斯迈尔斯希望探讨这类新游记中，作者是否避免了一般性游记中常犯的要么美化要么批评，或是把祖辈的故乡人描写成具有异国情调的“他者”的错误。考察作者们是否客观地描述了寻根的经历，是否浪漫化了祖辈的故土，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故土人民。同时她探讨了这类游记中文化记忆、家乡语的流利程度、对种族的认识和家庭关系对于作者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以及对其表现那块“亲密而陌生”（intimately strange）的土地的影响。
北京外贸大学孙建秋教授的发言《编辑声音》（Editing Voices - How I edited Days with Minnie Vautrin）以她编写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Minnie Vautrin）回忆录的经历，探讨了图片与叙事的关系。孙建秋认为，图片只有附加了充分的说明，才能使之圆满完成叙事功能，达到传记“讲出生命的历程”的目的。北京农业大学的的钟燕从文化视角考察了三位美籍华人的传记写作：水仙花的回忆录《一位欧洲华人心语一页》(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1909)、王玉雪的《第一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50)、和汤婷婷的《女勇士》，探讨了她们身处文化边缘如何保存自我，同时溶入主流文化，完成文化翻译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届大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传记研究的进展状况，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传记研究跨学科。传记研究不仅涉及传统学科，如历史与文学，还涉及艺术、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和神学等。二、传记研究重理论。各种理论为传记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解剖刀，使得传记研究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三、“翻译”概念广义化：“翻译”不只是指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也指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translate”不只是语言翻译，或文化翻译；将人的一生以各种形式表现在传记中，也是一种“翻译”。
（作者简介：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二系 英语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传记。在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英国传记文学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