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华传记文学的描摹对象必须是纪实的，而其描摹手段必须是文学的。只有纪实与文学的水乳交融的文本才是中国的。只有纪实与文学的完美结合的传记文学作品，才能清晰地传真人物的形象和色彩。纪实性和文学性相融合是中华传记文学的基本特性。其文学性品质，本身就是在纪实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其纪实的范围不断扩大，文学的手段不断丰富，并相互促进的过程。文学性对中华传记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增加文学的色彩和可读性，更重要的是为真实反映描写对象，提供了技术性的文字和文章的支撑。纪实性对象的内涵或外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性中的基础语言、辞章结构等方面的发展，也依赖于文章的创作经验方面的发展。文学性的功能越丰富越强大，其纪实性的空间就越广阔，层面就越深入，规模就越宏大，还原历史的传真度就越清晰。
中华传记文学具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它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古籍中的波峰浪尖，也是灿如星汉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璀璨明珠。
中华传记文学，自他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纪实性和文学性相融合的基本特性，是以描写人物为主体的史学内容和文学形式完美结合的一种优秀文体。它为我们积淀了丰富的人物描写的文本、传统、经验及创作方法。
中华传记文学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接受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并在二十世纪初完成了现代转型。这种转型虽然带来了中华传记文学新的繁荣和发展，但也带来了中华传记文学传统的严重断裂。
中华传记文学传统最严重的断裂是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分离。因此为了促进中华传记文学的振兴和繁荣，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和梳理中华传记文学中的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一、中华传记文学具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和文本资源
中华传记文学具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据著名的传记文学评论家杨正润先生研究，仅正史著作“二十六史”（“二十四史”再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中就包含了大约45000个人物的传记材料，中华民族大约3000年文明史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被包罗无遗，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如此丰富的传记传世。
自春秋始，在我国的经史著作中就出现了传记文学作品起始的雏形。如先秦史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具体记载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言行，而先秦诸子书如《论语》、《孟子》、《庄子》等等，杂有不少纪事纪人篇章和段落，生动地描绘了一些思想家及其门徒的言论行动。尽管这些历史文献少有完整的专写某一人物的生平经历，但许多历史人物的片段神采和举止言行则常常闪见于这些著作中。
《左传》是一部记载了春秋时代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记载周王朝和各国诸侯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情况的同时，也记载了活跃于那个历史时期的一千多个历史人物，其中个性分明者不下数十人，如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灵王、卫献公等等。《左传》在编写历史过程突出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活动，为后人提供了一大批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可以说，《左传》是中华传记文学处于萌芽阶段的的重要作品，它开创了史书中以记载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先河，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史传文由“叙事”向“写人”的方向发展。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创立了以描写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史记》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中有关人物篇章，是中华传记文学的肇始之作也是颠峰之作。它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对我国的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史记》后，以记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独行于世，号为正史”。而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学著作，沿袭着《史记》纪传体的传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历史长廊。班固的《汉书》沿《史记》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赠爱分明，叙事细密准确，谨严华茂，对后世史学和文学也发生了长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品评人物的风尚，形成了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人物轶事小说。《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世说新语》虽然被文学史家们称为“小说之肇始”，其实仍然属史学范畴的文学作品，是当时正史之外的短篇或微型传记文学。《世说新语》主要是拣拾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逸闻趣事，多角度地反映了晋士族阶级的生活、思想、情感、风俗等面貌。《世说新语》在写作上自由开放，少有拘束，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其语言精练含蓄，生动传神，正如鲁迅说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唐宋时期的中华传记文学的发展，一直与当时的文学发展纠缠不清。进入唐宋时期，除了史官修志外，文学家的参与，使中华传记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八大家”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祭十二郎文》等，以文学性见长，雄奇奔放而又流畅明快，丰富了中华传记文学的表现手法；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等传记文学作品，大多取材于当时的底层百姓，标志着中华传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苏轼的大量历史人物评传，如《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等，为传记文学的写作增强思想含量和主观色彩，评传性传记文学开始风行。他们以其个性化的文学天才从事传记文学创作，使传记文学的传主不但扩大到正史无法纳入的中层，甚至扩大到民间的一般平民，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宝库。
明清以降，中华传记文学发生了重要的流变。官方修史修志的大量投入，尽管仍然继承了前人的史学传统，但因其史籍体例，工程复杂，数量巨大而被束之高阁，逐渐失去了其文学的光彩和影响力。中华传记文学由此发生了走向民间的重要流变。一是以历史人物为内容的话本在坊间流行和小说的出现，使一些传记文学的绝好素材，演变为话本和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志》等。文史不分家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特色。现在来看这批长篇小说属于描写真人真事的历史小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重要学者仍然把它们作为传记文学范畴。明李贽评点《水浒》，他解释《水浒》称“传”时说，“传，始于《左传》，”并说《水浒》一书“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故允宜称传。”金圣叹也把《水浒》和《左传》、《史记》相提并论。因此，明清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中华传记文学变异的一个品种。尽管《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脱离了传记文学的本真，但在创作方法上却把中华传记文学的艺术性推向了成熟的高峰。二是在晚明后产生的大量小品散文和笔记小说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文学流派的兴起，为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流变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袁宏道、张岱、方苞、袁枚、纪晓岚等著名学者写的有关传、志、墓志铭、序、跋等应用文，把叙事写人的史笔和小说家形象化的描绘融为一体，为中华传记文学走向民间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纵上所述，中华传记文学走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里程，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名篇巨著，以其瑰丽的文采自立于史学之林，以其奇崛的史实烛照于文学之园，尤以其塑造的真实而又形象的人物长廊，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宝库。无论是史学中的文学，还是文学中的史学，中华传记文学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
二、中华传记文学人物描写的演进和发展
中华传记文学中的人物描写的演进和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经历了描写对象由帝王将相到文人名士再到三教九流直至底层人物的发展；描写内容由人物故事片段到人物完整故事再到日常生活性故事的发展；人物形象由大写意式的概括性表达到白描式的形象化临摹再到人物情感性世界的象征性描写的发展；人物类型由单一型向多样型再向复杂型的方向发展；人物故事由单人传记到双人传记再到群体人物传记交叉并进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尚未有完整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其史传作品均以记大事记君言为主，兼涉记人。《左传》是我国最早记录人物活动的编年体史书，它和《国语》、《战国策》等其他历史著作一样，由于当时中国的文字发展还处初级阶段，在这批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记录者是相当困难的。其主要的矛盾在于历史的丰富性和作者所运用的文字手段或文学手段的贫乏。因此不得不力求简短，不得不抓住重点，不得不提供一粼半爪的印象。以人记事是《左传》撰写的出发点，因此其人物大多为略写，只闻其声其事而不见眉目神情，基本上属于写意之类。这种概括性的写意手法，最大的特点是富于曲折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简约而传神。
如果说《左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人物片断写意，那么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传记文学是人物一生的白描。白描是对人物的一种临摹手法，以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刻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在《史记》中，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是通过一连串故事的连接而完成的，曲折委婉、有头有尾的故事，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特征、性格和经历。《史记》在人物形象摹写中，继承了前辈作者以事记人的传统，但并非有事必录，而是精选人物一生中的精彩故事，人物描写也由概括性的写意发展为更为具象的白描，从而使其形象更加丰富饱满，鲜明生动。《史记》对人物的白描式的“实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这种“实录”并不是对真实人物的直接摹写，而是对传说中人物的印象化的提炼。这种写法的优点是性格突出、形象鲜明，但缺点是容易流入脸谱化类型化倾向，影响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形象的丰富性，经历的复杂性，以至现代出现的“高大全”或“单一性”的人物描写模式不能不说与这一传统的影响没有关系。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出现并发展，不但为中华传记文学的人物描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描写手法。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品评人物的风尚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它们“实录”大量在街谈巷议中流传的人物故事的轶闻趣事。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小说轶事使传记文学进入了民间流传的渠道，同时也是中华传记文学由故事叙述转向细节叙述的开端。作为细节叙述开端的魏晋小说轶事固然为以后的虚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真实化的细节描写，也把中华传记文学的人物纪实向细微处发展推向了新的境界。由细节真实而组成的人物故事，使以往传记文学典型化或者类型化的人物白描开始转化为更为栩栩如生的彩绘式的人物形象。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带来了的中国散文的空前繁荣，从而使中华传记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传主的对象由前朝的帝王将相扩展到作者身边的人物。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的人物描写，更注重于日常生活经历和故事的叙述，更注重于人物命运和情感世界的叙述，更注重于人物的外部形象和生活细节的叙述。人物的个性寓于共性之中，细节更普通也更典型，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神形皆备。这一段时期虽然属于散文范筹内的传记文学数量不是很多，但其描写人物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峰。
明清时期的中华传记文学作品的成就虽然被当时蓬勃崛起的长篇历史小说所遮蔽，但仍然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发展。特别是当时大量笔记小说的涌现，使人物的描写开始注重环境的铺垫和烘托，名川大山，风花雪月，鸟兽鱼虫，亭台楼阁等等景物的描写，不但成为反映人物生存环境的客观标志物，也成为人物思想、情感、品格、境界的重要寄托物。与西方传记文学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不同，中华传记文学中人物心理活动，则是通过以景寓情，以物抒怀的表现方式，使人物形象的丰富性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新的发展以及笔记体的半文半白的语言变化，为我国传记文学的现代化转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华传记文学的人物形象的演进过程，不能忽视虚构小说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与中华传记文学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这一特殊现象。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现与中华传记文学的影响密切相关。《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章回长篇历史小说无一不以人物形象光彩而传世，它们实际上是中华传记文学悠久历史传统长期积累而带来的一次井喷式的爆发，同时也是中华传记文学人物表现能力的总结和回顾。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为了突破历史的局限，作者把创作艺术形象的对象由真实人物转化为虚构或半虚构的人物而已。《左传》、《史记》等善于描写战争，作者既能写大小规模的战争场面，还能叙述紧张战斗的同时穿插一些生动的细节描写，通过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来刻画历史人物形象。这一点为我国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所继承和发扬。罗贯中在《三国演义》这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小说中，几乎完全通过许多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战争，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塑造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明清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为我们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群像，其典型性丰富性多样性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长篇章回历史小说的出现，不但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中华传记文学人物描写的演进和发展，是其纪实性和文学性互相依存，共生共长的发展过程。这是由中国汉文字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中华传记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天生拥有纪实性和文学性两重性格，而且具有水乳相融，互的为表里的统一性。两者共生于中国象形文字的排列组合中。中国文字既具有应用功能，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欣赏功能。当古人在运用汉字记录历史时，其文字的象形和音韵的美感同时也在发挥作用。如在殷墟中就曾发现这样的卜辞：“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在极其简单的记录中其文学性品格流露得何其自然。中国古代所遵守的文史不分家原则，实际上是由中国文字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无论是左丘明还是司马迁，尽管他们写作的目的很明确――为后人留下可信的历史而并非只作欣赏的历史，但当他们一旦下笔时，其文字的欣赏性就自然而生发。这也是凡是中国的大史学家无一不是大文学家，凡是优秀的史学著作无一不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凡是大文学家一旦进入史领域就必然成为大史学家，凡是文学名著一旦以历史为描写对象就必然成为史学名著的重要原因。中华传记文学的独特优势也在于此，尽管它也存在着缺乏理性品质和科学方法等重要缺陷。
三、中华传记文学中人物描写传统的主要特色
中华传记文学在它的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但为我们留存了浩瀚的文本资源、丰富的创作经验，更重要的是以其独特文学表现手法，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明，家喻户晓，流传不衰的历史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真实性要求很高的文学创作。传记文学所选择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对社会生活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所以传记文学创作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就是强调对真人真事进行实录。但是要真正做到实录，不但要有勇气，还要有文学写作的艺术技巧。金圣叹说：“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
传记文学就是历史人物实录的艺术性文本表达。中华传记文学在以文运事，也就是运用文学手段生动实录事实，不但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经典范文，也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方法。特别是人物的写作，围绕纪实性所展现的文学表现手法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深不望底。现将其主要特色简括如下：
1、注重人物的传奇描写：通过人物的传奇故事反映人物的主要经历
茅盾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中，谈到“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使得人物通过一连串的故事，从而表现人物的性格，而这一连串的故事通常都是用简洁有力的叙述笔调来表达。”茅盾所说的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在中华传记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纪实性和文学性相一致的重要特征。要写人就必须写这个人的经历。西方传记文学一般都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写到终老，并且有祥尽的人物编年史式的记录。中国传记文学则不然，它不是以经历反映经历，而选择最精彩的故事来反映人物的主要经历。人的一生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一生的故事很多，中国传记文学对此并不是有闻必录，而是精选那些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进行重点描写。传记文学在选择故事过程本身就参与了文学艺术的因素，因它是作者对事实进行主观选择和浸润后的一种描写表现。《史记》就很普遍地运用了以事传人的描写方法，选择人物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传主的主要经历和历史功绩。《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等，就是把项羽放在这几件重大事件中，放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把这位反秦英雄的成功举事、英勇战绩、变化转折以及最后失败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生动形象。
2、注重人物的动作描写；通过人物的动作特征突出人物的典型性格。
人物性格是人物形象的内在特征，人物动作是人物性格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西方传记文学不同，中华传记文学很少有大段的心理描写或主观的性格描写表述，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动作来说话，不言人物性格如何，其性格自见，不言人物情感如何，其情感自见。《世说新语．忿狷》有一则故事写王蓝田这个人物性急。该文写道，王蓝田“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口中，啮，即吐之。”这段文章细致入微而又生动传神，一个性格急噪而暴烈的人物毕灵毕现。善于在人物的全部言行中选择并临摹出最富于特征的动作，从而反映人物的典型性格，使人过目不忘而且记忆深刻，这是中华传记文学纪实性和文学性相一致的另一重要特征。 3、注重人物的细节描写：通过人物的形象细节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
注重细节，以小见大，于细微处见精神，这是中华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创作手法。细节，按《辞海》的定义，即“琐碎的事情，无关紧要的行为”。它的延伸义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细腻地描绘人物性格、事迹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小的组成单位。”真实而形象的细节，往往能“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张岱语）。如《史记》中《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圮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胯下之辱，无须多说张良和韩信年少时有多么远大的志向，仅这两件小事便可看出张良与韩信不凡的人品性格，并为他们以后成大业者埋下了重要伏笔。《世说新语．德行篇》中有一则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里并没有一句主观言语说管宁如何如何，但从他见片金与瓦石无异、见乘轩冕过门者读书如故及与华歆割席分坐三个极小的细节，一个胸有大志，不为名利所动，专心致志读书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4、注重人物的语言描写：通过人物的个性语言传达人物的情感世界
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情感世界，是中华传记文学纪实性的又一重要特征。中华传记文学的许多名篇能描摹声口毕肖的人物语言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在《史记》中曾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情景，但从二人所表达的感慨中既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不同，更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不同。同样是想当皇帝的念头，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极为坦率的语气，符合他武士的粗旷气概和鄙视秦始皇的神态；而刘邦却感慨得委婉曲折：“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正好反映了这位小亭长狡猾性格，也反映了他羡慕秦始皇的心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与毛遂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
总之，中华传记文学的写作过程是作者对所写的基本事实进行艺术加工过程。中华传记文学一般都是通过人物的故事、动作、细节、言语等等外在客观表现形式来反映人物的主要经历、性格特征、精神面貌和情感世界。这是中华传记文学的固有传统，主要通过对具体的对象的直接描绘，而不大借助于主观叙述和其他方面的着色。它对客体即描写对象的选择性要求更高，对描写过程中的形象思维的艺术性也要求更高。其中经历了选择、剪裁、集中、概括、描写、提炼等等的艺术创作过程。文学性的艺术加工为传记文学的纪实性过程提供了有力的文字修辞和曲折结构的支撑，并为纪实性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创造了可操作的技术条件。
中华传记文学的描摹对象必须是纪实的，而其描摹手段必须是文学的。只有纪实与文学的水乳交融的文本才是中国的。只有纪实与文学的完美结合的传记文学作品，才能清晰地传真人物的形象和色彩。纪实性和文学性相融合是中华传记文学的基本特性。其文学性品质，本身就是在纪实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其纪实的范围不断扩大，文学的手段不断丰富，并相互促进的过程。文学性对中华传记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增加文学的色彩和可读性，更重要的是为真实反映描写对象，提供了技术性的文字和文章的支撑。纪实性对象的内涵或外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性中的基础语言、辞章结构等方面的发展，也依赖于文章的创作经验方面的发展。文学性的功能越丰富越强大，其纪实性的空间就越广阔，层面就越深入，规模就越宏大，还原历史的传真度就越清晰。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 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世说新语》 刘义庆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才子古文》 金圣叹选批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现代传记学》 杨正润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左传〉人物论稿》 何新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东峰专业介绍:
现任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广州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采访过200多位中共开国将军，其主要著作有《东野名将》、《开国将军写真》、《开国将军轶事》、《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和二十集电视系列片《开国将帅》（总撰稿）等，曾荣获中国报告文学首届正泰杯大奖、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中短篇）奖、广东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将等奖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