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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

最近几年大量口述史出版物纷纷问世,这种境况推动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一些出版物对口述史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也混淆了人们的认识。

     最近几年大量口述史出版物纷纷问世,这种境况推动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一些出版物对口述史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也混淆了人们的认识。
     近年国内口述史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丛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著作,著者多为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比较上述五种类型的口述史,我们不难看出,前两者虽用口述史之名,但并不把口述史著作作为最终产品。研究口述史的目标也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而更多地是把口述史看成一种方法或手段。研究者一般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也不严守历史学的规范,甚至不在乎口述者说了什么,而是关注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场合与谁讲的,为什么这样讲,讲的背后有什么文化意义。而后三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口述史著作的撰写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或访谈相关人士进行补充和互证,最终呈现给社会的是文字记载的口述史文本,同时还要将录音磁带或录像带保存好,让历史以文字和声音两种载体传递给后人,从而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性”的史学特点。
     人们对口述史著作的疑虑、误解
     尽管口述史学日趋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但传统史学对口述史料却有一种轻视倾向,加之口述史、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使人们对口述史仍存有疑惑、误解和偏见,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现实困境。人们对口述史的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这些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在回忆和讲述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由于记忆的遗忘,使口述不够准确、全面;或者受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中渗入了很多感情因素等等。而讲述的流动和不稳定性等问题更增添了人们对口述史的怀疑。例如:《当代中国史研究》曾刊登了谢静宜的来信,对吴德在回忆录中说:“主席说‘江青是个大女流氓’”一事给予纠正。
     当然,我们在承认口述史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字史料同样会掺杂主观因素,不能顾此失彼、因噎废食,否定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口述史写作不但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史学修养,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写出信史。
     第二,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这些问题的提出正反映了目前口述史书籍良莠不齐的状况。对此著名口述史家唐德刚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可见,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史学范畴的口述史共通的方法,是它与其他学科的口述史的重要区别之处。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真实去诠释和研究我们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而不能将历史看成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2010年01月4日《北京日报》)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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