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30日上午9时，北京国际饭店二楼彩虹厅，由于诗人词家和评论家们的到来，这里显得异常热闹又透着亲切和谐与温馨。 作为首届论坛的主持者何建明，仍然是平素那般低调谦和的姿态。眼前那么多全国性、重量级的人物，那么多老领导、老将军、老诗人、老前辈，还有名流、大家、大碗……一看名单子，真正是诗坛群贤毕至、学界高朋云集，可谓银发一片、绝顶一片。如此的隆重场面，怎样的派头才能压得住台？然而，何建明那苏南人讲普通话特有的阴柔依旧、谦和依旧。他显然了解自己，更熟悉在座的各位。写诗作文之人，才华无论大小、成就不比高低，有缘相会，皆是朋友，谁还拘泥于外在形式。文友们眼里，建明虽已是中国作协领导，但依然是一介质朴文人。他依旧勤奋、诚恳、务实、真诚，愿意为大伙儿服务，在作家诗人中很有人缘。他是作家队伍中的劳模，更是领军人物。是硬靠自己的劳动和苦力，靠近千万字的优质报告文学作品步入文坛、升堂入室的。他这颗明星不是一鸣惊人、昙花一现的“流星”，更不是徒有虚名的“布老虎”，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耐力、实力和人格魅力，缓慢地升腾起来。他此刻正以中国作协出版集团掌门人的身份主持本次论坛。开场白讲得同他为人一样朴素亲切：“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先读了传统诗词，然后才进入自身创作的……诗词是文学作品中的瑰宝，特别是传统的古典诗词，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不论你从事的是哪一种文学样式的创作，都离不开古典诗词的熏陶。可以说没有传统诗词的滋养，我们就无法创造出新的艺术。六中全会刚刚开过，我们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三家联合举办这次论坛，意义十分重大…… ” 客观地说，国务委员马凯同志的到来，无疑是本次论坛一大亮点。像此类民间团体组织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会议，北京每天不知同时有多少家在开。但是能够邀请到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恐怕再没有第二家了。因此每个与会者心中都感到了一种或多或少的荣耀与自豪。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虚荣吧。马凯先生毕竟是一个脱俗而具有不凡智慧的人（庸俗与愚蠢，显然是当下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最致命的两大弱点），他既然不耻下问地来了，就低调巧妙地把自己严格区分于一般附庸风雅的官员应邀参会的那种被世俗捧着的角色，而选择一个与大家平等、自己又舒服的位置——不突出身份、不作讲话，发言也是放在末尾。这又是破天荒的一举，是为官员业余参加学术会议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和脱俗的标杆。其实我看他也绝不是在故意作秀，作为名副其实的诗人，他的确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敬畏和尊重情结。是基于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热爱和确实地对于到会各位前辈大家和同道同仁的尊重。或许是人以类聚，或许是有了马委员的带头，反正同时到会的周克玉上将、喻林祥上将、翟泰丰部长、胡振民主席、陈进玉主任等等，也都显出安详平和如春风秋水一般的谦恭可爱。他们也不作重要讲话、也不即兴发言，只是从头到尾洗耳恭听。那专注谦恭的神情，显然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功名，而痴情拜倒在中华诗词门坎之下，甘做虔诚的入门弟子了。不论身份、人人平等，这恐怕是本论坛开启的一种风格和特色所在。可谓是扫一股俗气，开一派新风。风正气清，与诗人的成长与诗词振兴均有益处。 开场白之后，中华诗词学会住会名誉会长郑伯农代表主办方致辞。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时候，苍发竖直，面容和善，神色如同孺子牛一般的鲁迅先生。当着开始发言，总是风尘仆仆的他，又令人想到安史之乱后一路由长安北上延州，途中写出《北征》与《羌 村三首》的大诗人杜甫,是一幅忧国忧民的悲苦神情。然而，那满脸的风尘烟火之色，却遮不住古稀诗人目光的睿智与不露声色的幽默才情。 郑先生是享誉我国文坛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更是一位老而弥坚、诗兴正浓的激情诗人。他当下的古体诗词创作，正是方兴未艾。不单是合辙和韵，更是哲理深邃、思想深刻、充满了悲悯情怀、醒世担当和针砭时弊的高士品格与战斗精神。他的《诗词与诗论》集，得到文坛一片好评，绝非因为他的会长身份，而是因他令人折服的精神指向与艺术特质。他堪称名至实归的诗坛领军。他的诗词见解，朴素而亲切、务实又积极。既不高深莫测、令人望而却步，又不隔靴搔痒，叫你入赘十里雾中。谈起诗词的繁荣，郑先生如数家珍：“我们中华诗词学会目前有会员18000多人，加上各地，人数在百万左右，创作的诗词每年在几十万首以上。各省市（除了西藏）都成立了诗词学会。各县、各区也都成立了。省、市、县经常都有活动。可以说诗词的创作与普及是空前的。过去民歌在百姓中，新诗在文人中。现在诗词正在百姓中普及。我们搞专业文艺，往往是我演出你观赏、我出版你阅读……但诗词有很大的互动性。过年过节用手机发一首诗词致贺，成为了新的民俗。诗词、楹联、书法，已逐渐成为群众互相交流、鼓励的精神载体，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国外华人聚居处，必有中华诗词。特别是毛主席诗词，更是深受欢迎……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质量问题。二是爱好者中青年人较少。如何提高质量，如何在青年中普及？值得研究……古体诗词与新诗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同荣并盛，比翼双飞’，根本不存在谁能够取代谁的问题。毛主席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是讲过不主张青年人学习写古体诗。但他的想法也有变化。1965年他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有一次谈话（梅可谓是毛主席的诗友，曾提议把‘别梦依稀哭逝川，改为‘咒’逝川，因此主席称他为‘半字之师’），毛主席对梅白说：旧体诗词要发展，有人想否定它，我看一万年也打不倒。……” 新任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清瘦儒雅，目光炯然，言语之间透着仙风道骨。在当今之世，耄耋之年精神矍铄且饱学勤勉的老人其实并不少见，但思想如此敏锐、观念如此新锐者可就千里挑一了。袁先生1930年生人，依然腰板挺直、行走快健，可谓是青春不去、老当益壮。他的发言，充满了年轻人般的睿智又不失学者的严谨分寸。那种精明慧敏以及稀语如金的拿捏功夫令人信服：“论坛向社会发出一个信号，古体诗词不仅还活着，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作者和读者！这与创作成就有关……事实证明，我中华古典诗词这种传统形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然而，题材只是语言形式，并不代表质量高低，是人的水平才是决定因素。五四以后古体诗词创作一直没有停止。毛主席、朱老总、叶剑英、董必武、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写。鲁迅、郁达夫、聂绀弩等大文豪、大作家也在写，一些著名新诗人老年时期也在写，如贺敬之等。如今更是作者云集。不单是省市县有诗词学会，不少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也组织了这类社团，全国达到两千多个。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刊物有一千余种，诗集每年大约印千余部之多。一个古体诗词创作的热潮正在全国形成。前不久，在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马凯同志就诗词创作发表了高屋建瓴的见解，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理解。研究院要组织开展诗词创作，更要搞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应该是我们今后任务的重点。我们已经草拟了一批研究课题，如中华诗词的当代审美取向……等等。要拆除新旧诗歌之间的藩篱，共同发展繁荣……” 年轻的北大教授钱志熙著述甚丰、人称北大文学“少帅”，但在这样的场合登台发言明显有些紧张。然而他的观点，倒是宏阔独到、可圈可点：“……新诗崛起之后，古体诗仍然存在。这体现了体材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回顾历史，总是新体出现，旧体并不消亡，往往是新旧体并存。而且旧体也照样能够涌现出杰出的诗人和诗作。例如唐代，格律诗与古体诗并存，李白、白居易就是复古诗人，名作大多都是古体。汉魏六朝古乐府在唐代，一直处于很高的位置。五四以后，把旧体诗视为‘死亡’的形式，显然是一个误会。我小的时候，见乡村知识分子也写一些古体诗歌。一直认为是抱残守缺。以后才明白，那是传统诗词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所在。今天来看，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像中华古典诗词如此完善的体材系统了。正是这种优势，才使得新诗无法取代旧体诗。这种体材体系的艺术传扬性极强，各个时期都有人在创作。从目前来看，反应最好的还是古体诗词。当然，也应当承认，五四以后，古典诗词创作的水平还是在下降。当代传诵的名篇并不太多。好诗也要精选，要许多人参选才行。古代的诗词，也不是一经问世就成了名篇，也是选出来的。唐诗的流行也与筛选有关。传统诗词的生命力还在于创新，要有新境界，新意向，新内容。毛泽东诗词是新的，还有当代不少名家的作品也是楷模。归根结底还是个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旧体诗词发挥出了新的功能，相比之下，倒是新诗缺乏传统文化的底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知名的流体密封工程专家 王玉明先生，个子虽然不高，但西装革履登台发言声音格外洪亮，就像参加国际会议一样的郑重其事。他是典型的学院派业余诗人，发言基本是照本宣科。院士客串诗人的结果，使得他的发言，显得思路严谨慎密有余，而思绪灵动浪漫似有不足。他显然把自己的诗词创作看得同研究流体密封科学同等重要。发言逻辑严密，充满了学者加诗人的自信。只是他的《荷塘新月》诗集读来，并不像他个人感觉到的那样精彩，反而是他赠给笔者的一本沉甸甸的摄影作品集，倒显得更为专业一些。诗词就是这样一种牛脾气，它傲骨铮铮，不事权贵权威，不容自视清高，只认真才实情。王先生说：“我是旧体诗词爱好者，从初中时就爱好，一直初衷不改。先后出过两本诗集。《荷塘新月》是新近出版的，反映了我对古典诗词新的思考和探索。”接下来，老人家着重谈了新旧诗词的共同发展问题。“我很同意马凯同志提出的‘求正容变’。关于新旧声韵的问题，有人反对新声韵，我不同意。现代人应该比古人更宽容些。如果新诗死守老规矩老标准，那是没有出路的。我同意‘倡今知古，双轨并行’。诗词格律和声韵只是入门，难就难在写得优美、有创新。新诗五四以来，独霸诗坛，排斥旧体，我表示遗憾。” 我国著名诗歌翻译家、老诗人屠岸上世纪四十年代肺病不死、五十年代‘反右’中下放劳动抑郁而不倒，七十年代关入牛棚上吊竟然‘未遂’，可谓是九死一生。眼下已经活到88岁还是精神矍铄，谁也不会相信他能活到这么大年岁。从旁观察，他长寿的秘诀其实不是依靠养生有道，而是凭借精神有寄托和坚定的信仰。这与他在人生漫漫长途上摸索半个多世纪，毅然决然地选择诗歌为伴，坚信辩证法有关。因为只有诗歌之美，才能最为有效地拯救人脱离功利之苦海、唯有辩证思维，才能使你正确对待自我、了解适应客观世界。屠老先生是跨世纪的诗人大家，可谓德高望重，老少皆敬。大家鼓掌请他提前发言。他开坛伊始，精明通达，不禁令人想到孙过庭《书谱》中论书法布局的三种境界：先取平正，而后奇险，复归平正也。老先生显然是有备而来，上去就开始朗读稿子，而且语速又快，笔者只能记录大意：“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倒孔家店’过激。几乎所有的大文人都不用白话作文，以后更是无人从事文言文写作。只有钱钟书先生是一个例外。在许多领域白话文已经是一统天下。诗歌领域，虽然新诗一枝独秀，但新文学的大师们却还在写文言诗。事实上他们写作的劲头很足。毛主席等也发了大量文言诗。眼下作者更是大量涌现。新旧诗词，可谓是是双峰并致。聂绀弩是值得敬重的。古人写古诗吟古诗成为风气。如今也应当提倡吟诵。诗词的新旧不代表内容的新旧。白话诗也可以思想陈旧，古体诗也可以思想新锐。文言文是古代人运用的一种文体，文言文难懂，但简约耐读。今天再来看，文言文也有顽强的生命力，至今没有死亡。为什么在近代语式中，对于古汉语只有诗歌可融，而散文难容？我看与吟诵有关。朗诵与吟诵不同。吟诵更接近于歌唱，便于把诗词传播普及到民众。今天有一种批评于振兴诗词不利，如笼统地认为当下是‘应景诗’泛滥，‘假古董’成灾，我看也不尽然。提高只有建立在普及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牢记，一个民族没有诗，这个民族就会灭亡。” 我的陕西乡党、著名诗人雷抒雁兄，虽已年近古稀，倒还保持着一个“关中冷娃”的童心和真正诗人的气质。他身穿一件乳白色皮质中式上衣，头戴米黄色鸭嘴形文艺帽，一上台发言，首先发泄不满：“说两句题外的话，前几天刚从中国诗歌节归来。诗歌学术座谈会，应该着重介绍专家诗人，不应光介绍领导。可诗歌节上介绍来宾仅仅截止到副部级以上。我们今天好像也是这样，我看这同学术研讨会的内容很不相符……”他情绪有些激愤，全场为之愕然。马凯先生插话说：“我非常赞成抒雁同志意见。我们几位是作为诗的票友来参会的。会前我也建议不要设主席台，搞成圆桌会议，我们就坐在下面，同大家一起讨论。”何建明说：“考虑到是首届论坛，应该有个仪式，以后专题研讨就不这么搞了。”雷诗人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说；“闲话不说，言归正传。”一段花絮，值得一提。其实雷诗人此举，也并非多余。这当然也不能说就是民主意识，至少是一种敢于顶风之态度。时下拜金、拜官之风日盛，大有甚嚣尘上趋势，庸俗之风，无孔不入。文坛并非真空，诗界亦非圣土。些许灰尘飘来，不及时清扫，也会积垢难除。如此解读，也非题外之意矣。好在雷诗人情绪一转，言归正传：“现在古体诗词创作量大，作者不少，有些作品，反映也不错。只是多数作品质量还有待商榷。诗词不是谁一句话可以定乾坤。它本身有自己的规律。诗写得太随意不行。古人讲“两句三年成，一吟双泪流。”我们写古体诗的同志，谁有过这样的感受？我看不多。写诗是戴着镣铐跳舞。你感受到的是不是诗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形式。要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才行。过去评价诗经，说‘颂不如雅，雅不如风’。风是来自民间，是老百姓写的，因此充满了能够打动人心的真情实感。如今写旧体诗的人多、作品多， 数字固然很可喜，很惊人，有时也很可怕。交际的，逢迎的，到哪视察的……表面化的、应酬的多，比较肤浅。应当提倡‘巨刃磨天，金针刺绣’的精神。最近我尝试着用元曲写了一首小令，也算是一种尝试吧。湖南有一座桥垮了，一下子死了几十人，我就写了一首《招魂》，为这些民工招魂。”雷诗人说着，忘情地朗诵起自己的诗来。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民诗人刘章先生，那刀刻斧斫般的沉郁苦涩神情，令人想起我们陕西的农民诗人王老九。他显然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并且是下死了决心要一口气“日出唱到太阳落”的。他也许是当代诗人中坚持最久，创作最丰者之一。从17岁发表第一首诗作开始，老刘就没有停止行吟的脚步。不单是著作等身，硕果累累，而且是弟子三千，桃李满地。然而他质朴依旧、谦虚依旧。当家乡人把它与郭小川相提为“承德诗坛升起的两颗巨星”时，刘先生急电制止说：“千万不可拿我与郭先生幷论，我永远是郭先生的学生，永远是诗歌的学生。”单纯而执拗，透着一股绿野仙风，一股可贵的新鲜锐气。大病之后的他，越发的瘦骨嶙峋，双目深陷却更加显得炯然。他发言时由于激动，明显有些气短，但话却是丁卯相扣、掷地铿锵：“我是写新诗开始，后来客串旧体诗，说来也有十几年了。我曾经讲过，旧体诗即使把它封存二百年，谁读杀谁的头，它也封不住、禁不绝。因为它是与汉语与生俱来的。我岳父不识字，还在吟“白日依山尽”。以毛泽东诗词为首的高峰，更是一个明证。1986年中华诗词协会成立，到今天另一个高峰的到来，又是一次证明。当然就整个文艺而论，诗歌退居边缘是事实。没有精品力作，也是一个原因。新诗近期以来，人们看不懂。许多诗背离了大众。由于对新诗不满，使诗人们和读者又转向旧诗。有些新诗读不懂，既没有美感，又没有思想。自从毛主席《讲话》提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后，许多门类出了大成果，新诗也不例外。新诗后来的问题就在于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大前年的汶川地震，被称作‘文坛地震’，救了新诗一命，才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旧体诗表现大场面、大题材有限，还是要用新诗。写新诗读经典古诗，写古体诗欣赏好的新诗，是一种享受。无论诗歌怎样退居边缘，我们的努力不能停顿。要勇于创新，语言要有新开创，内容要有新开创。要下功夫修辞炼句。有一首诗歌颂毛泽东，说：‘纵使珠峰削千尺，仍是中华第一山’。这样的句子，肯定要流芳千古，还有一首反腐败的，说：‘怎奈公仆变公害’一句，也是难得的好诗。诗歌的出版也有问题，有些能销售了，却没书可售，要加强出版，让诗词同群众见面。” 诗如其人，汪国真一看就是一位才高气盛之人。却又有点儿他并不自觉的小马拉大车的滑稽之感。过去没有见过面，却早从他的诗中，隐约感受到一颗精明与世故共存的凡夫之心。他的那些十多年前曾经流行校园的浅阅读诗作，不错的价值取向与浅显的文字表达就像汽水饮料或大碗茶水，在炎夏时节让焦渴难耐的大中学生们喝上一瓶半碗的，绝对也没有什么坏处。而且肯定比那些高深莫测的浑浊朦胧或低级趣味的歪诗邪词要强上十万八千倍。其实汪诗的阶段性流行，正是诗歌的青黄不接时应运而红的。诗人文士喜好标新立异，也属常理可容。好久没有听说他有惊人新作，原来是集中精力在搞诗歌的音乐普及。诗人摇身一变，客串作曲。而且是大量的，一谱就是四五百首，把小学初中课本中的古诗悉数谱完，并全部制成光盘在全国发行。而且还要再搞上四五年，决心把所有的古典词悉数谱曲，以便于流传。他的口号是；“读不如写，写不如背，背不如唱。”他还自豪地说“用音乐的形式普及古体诗是我目前干的一件大事。”还说，“我创作新诗大家了解，有时也写旧诗，就没有人知道了。”汪先生开谈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谈自己，不涉及任何别人。“我的诗被盗版22次，可见新诗还是受读者欢迎的。群众出版社出了我的旧体诗，我当时没底。结果，旧体诗也卖完了。”他说着竟然当场放起了自己为一首唐诗写的曲子。播完之后，未经主持人同意，又放一首自己为自己的诗谱的曲子。结果由于过长，又不动人，被主持人叫停。这才很不开心地回到座位。当下有同志议论，说他是班门卖斧，说真正的词曲大家还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你竟敢大谈作曲！笔者倒是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通过音乐载体普及古典名作，这个想法及努力很定是有益的。而大家在场，别人也可以讲话嘛。用别林斯基的话讲，“大狗小狗”都叫起来，那才热闹，才可能出现繁荣局面。不过他这么一搞，当场就退席几位，皆是文坛名家。 相比之下，诗人客串写杂谈的叶延滨先生倒是善解人意，工于言辞：“古体诗歌和新诗是并行发展的两兄弟。”可谓是先声夺人，“我过去是编《诗刊》的，较注意更多地接纳古体诗歌，形成新诗老诗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态势。在我看来，二者的关系要和谐，应当做到三条，第一，要互相尊重。长期以来，新诗作者对旧诗不屑一顾，旧体诗作者老是讲对新诗看不懂。我看就是互相关系没摆正造成的。新诗和传统诗的关系，本质是爷孙关系、父子关系。可最后却成了仇人和冤家，无论怎么说，好的新诗，真正中国气派的诗歌，其体内都流淌着传统诗歌的血脉。就像爷孙和父子，不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如果有了互相尊重的意识，就好比爷孙和父子之间，代沟自然而然会缩小。孙子不会埋怨爷爷是老朽，爷爷也不会再喊读不懂孙子了。传统诗词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其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许多新诗作者之所以不能持久，就是因为缺少这种文化基因的滋养。第二，要互相学习。写古体诗词，首先要懂规矩、识大体。‘体’就是诗词的传统格律。这是向传统学习，新诗创作也有个向传统学习的问题。而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敢创新，敢冒尖。第三，要互相包容。当代新诗创作出了不少大家，如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等，他们非但不排斥古体诗，而且都从古体诗词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中华诗歌家族中不能没有古体诗。最后一句是讲给何主席听的，艾青先生曾经讲过，‘不要把中国作家协会，办成中国小说家协会。上届主席团成员名单中，诗人仅有几位，而写小说的占了绝大多数。”（大家笑） 当过兵也当过编辑的南人蔡世平，是相对较为年轻又有较大创作实绩的古体词人。他的词虽然有些絮絮叨叨的啰嗦，但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小家碧玉，是真正的当今普通人填的现代版的传统词章，可谓自成一家，别无分店。真正是用鲜活的当代生活语言写古体诗词，很有自家个性。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从汉字语言的角度来谈古体诗词的写作，也是别开蹊径的一家之言。相比之下，他的诗词的缺点，也许正在于缺乏下面这位王老弟所推崇的那种非凡的志向和情怀。 孤陋寡闻的我，竟然对诗人王久辛一无所知。只是听他发言时，才感觉此君后脖颈明显有根强筋，不是陕西人至少也是一条西北汉子。真的，说他像乡党，倒不是因为口音，而是言语之中隐约透着西北人的耿介与直白。话锋是唯恐不锐，褒贬则生怕不明。缺陷是往往会有撞磕。一生做事为人，成亦在此，败亦在此矣。诗人倒是不必顾及这些。且听其所言语：“中国汉诗创作进入大繁荣但未能达到大发展。一是缺少大志向。二是没有大悲情。缺乏伟岸惊天的大志向，如毛泽东、聂绀弩、纳兰性德。（笔者当时纳闷，怎么把这样互相毫不搭界的三个人拉在一起说话？至今还是不解，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曾打电话向王久辛核实，还是说的这三个人。）毛泽东每遇危局灾难，都有大创作。他仿佛是随手一挥，就可以写出惊天动地的诗句。原因就在于有大志向、大抱负。是刚强的人写刚强的诗。大志向，大抱负，产生伟大诗篇。聂绀弩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常人难以担当的苦难，但他不是把苦难直接发泄到诗中，而是总把苦难嚼碎了咽进肚子里。把凄苦的遭际化入悲情的诗句中。诗到穷时句句真，纳兰性德的词，正是此话的写照……”听着他的发言，就觉得此君是真正的诗人，话丛之中，隐约地藏匿着“众人皆昏，我独醒”的意味。傲气同傲骨浑然一体，其实这也许是一个诗人当有的气质，独立不群与醒世惊俗的责任与担当。 诗人、编辑家周兴俊长期从事案头工作，显然是善做而不善讲的哪一类专家。精通诗词格律和音韵之学的周先生笔名“易行”。他的发言着重强调了诗人要实践“三贴近”的问题。“三贴近”，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句政治口号，有些写诗的人一听到“口号”二字就有些烦，就不愿意听。其实这才是真正写出好诗的秘诀所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而是从毛泽东的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强调此道。不仅是针对新闻和文艺，也是针对一切工作而言。眼下遵循这一要求，宣传思想战线把“三贴近”作为改进和加强自身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 易行先生强调此道，也是深有感触。接下来他着重叙述了近期的一次北大荒采风活动，说明三贴近无疑也是诗词创作的重要途径。还热情地列举了不少下去深入生活新创作的作品加以说明。最后强调：“古体诗词没有精品力作，就没有前程。” 诗人梁东，原先据说是煤炭部的司长，听他发言，那高亢的嗓音和激情，怎么也不会想到此翁已是80多岁老者。它主要讲的是诗教问题，体现了少年人一般极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激情奔涌，令人信服。“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家、大师？我看缺乏诗教是原因之一。诗歌可以启德、励志、育美、健心……诗歌是人类最高的精神仰望。通过诗歌可以点燃人的生命之火，焕发人间大爱，培养审美情趣，激发丰富的想象力，唤醒文化自觉进而增强文化自信，以致培养创造精神与能力。总之，诗教可以强中固本，是实现素质教育的生力军。”云云。紧迫之情溢于言表。 北京大学教授周笃文老先生，可谓是到会发言中一位博古通今的诗词点评家。他鹤发童颜、笑容可掬。谈论起古典诗词，顿时眉飞色舞：“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做人做出来的。中华古典诗歌的源头可以追朔到4800年前的尧舜时代……灵光爆破，开启了诗星之海。任何传统都有一个集成和创新的过程。八百年以来到当代，伟大诗人没有超过毛泽东的。两汉四百年没有超过汉赋的。好诗要能够给人以陌生感与新鲜感……”他如数家珍，边讲理论边举例点评，对青年诗人给予鼓励、厚望，对当代古体诗词创造充满信心。 年过花甲，仍然是一头浓密板寸黑发的李文朝将军，目前正以极大的热情，主持着中华诗词协会的常务工作。每天难免有许多的事务缠身，但他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他新近出版的诗词集，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颗子弟兵战士到文职将军的赤子之心。山东农民的朴实、中国军人的威武再加上一个痴情的行吟诗人的正义与责任，组合成李将军的言行风格。他在发言中公然宣称，自己作诗填词就是要歌颂崇高、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讴歌我们伟大的时代与人民。他推崇先贤主张的两点：一是时代精神，二是便于群众读懂。为此，他不怕有人批评自己的诗有“标语口号”之嫌。这是一种勇气，或许也是一种阶段性的理解和认识。其实李先生的诗词中，也不乏抒情写景和寓情于景的含蓄之作和耐人品味的婉约佳品。从主体意识上讲，他只是在表达一种“矫枉过正式的”看法而已。他只是针对那些局限于个人小情小调式的小男人小女人诗歌，而主张让传统诗词注入宏阔的主流，化入时代的精神。 林岫先生是现场开坛者唯一的坤角正旦，可谓是气正腔润，字句玑珠。她就坐在笔者身旁，过去只知道她是名震中外的书法大家，孰不知，她于传统诗词的缘分更是久远深切。用她自己话讲，“书法本是客串，诗词鉴赏才是我的本行正业。”这位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才女，又因祸得福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面壁修炼八载，这才铸就了她的南人北成的雪松般正直坚挺、刚柔兼备的特立品格。其实她的古诗词创作，更是出类拔萃，即铁骨铮铮，又柔情似水，可谓是书家仅有，教授罕见。她发言的主旨是强调继承弘扬中华诗词的点评传统。印象之中很少有人像她这样一开口讲话，就能牢牢抓住听众，且使你始终无法分散注意。她的表达的准确与新颖显而易见，加之那目光的热情与柔慧，完全打破了年龄与性别的标识而导引听者进入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忘我境地。李白杜甫在他的点评之中，变得亲近而复活起来，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的一首诗，经他一点，这就传神生动起来，令人矛塞洞开。“点评是中华古典诗词鉴赏的重要方法。”她说。“历代的诗话词话，都是点评的经典。名点名评举不胜举。点评方式也是非常灵活，不拘一格。过去的点评，除了鉴赏，主要是批评。往往高声撞钟，一下子就可以惊醒不少人。数家并点，在古人也是很普遍的。日本人讲，读了‘点评’才知中国的汉诗是多么的了不起。所谓点评，就是高人品味古贤。没有点评你就可能对一首诗迷茫数年。点评足以授人以法，启人以智。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当前有些个点评，只论好，不言劣；重义理，轻法趣是通病。点评能说到位，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只有弄清楚了何以优，何以劣，才能日日有新进。不然你就是再勤奋，只是一味地重复错误，其结果也只能是多者多矣，实难成诗。艺术的创作要有规矩。格律正在性情之外是娴熟的境地。入门起步，必须先识体懂规矩。点评正是可以担此重任。启人智，授人法，标诗性，明诗理。作诗就是心理独白。能读懂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只有读法识法，才能读懂读透。好的点评，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法学、美学等种种学养的支撑。点评应当是诚信当先敢讲真话，好就说好，恶则言劣。要真正搞好点评，就看学识、胆识、眼力、定力、信心和决心……” 音乐文学专家王立平先生，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温良敦厚。人倒是长得五大三粗，高度近视的样子，喜怒不形于色。只是硕大一个发达的前额，发际脱到了顶后，才显出“聪明绝顶”的昭示和融融大度的模样。就是这样一副官员富态，不开口说话，你是绝对不会认为他是搞艺术的。却不知此公却属有真才实学，而不事吵作哪一类型。作为音乐的行家，又是诗词的里手，是一棵植根于传统文化根基上的茁壮茂盛之树。这样的一棵树，风雨是很难撼动的，浮光掠影也是很难透入的。 他是真正有着自己的世界的哪一类艺术家。在别人的眼里，他们也许是风光的，也许是寂寞的，但他们自己只用“痛苦”定位自己的创作生涯。这是天才人物的境况，是常人断然难以想象也无法企及的境地。正因为是大才，因此他的外在形式才会那样的朴素。他的《牧羊曲》、《红楼梦组曲》才那样的惊世骇俗，登峰造极。“好诗才迷人。诗与时代，诗与老百姓的关系很重要。研究老百姓对于音乐作品的反应是我一贯的课题。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我时常问自己。应该让诗词插上翅膀，把精髓理念注入诗魂之中……”他的发言就像自言自语。最后，一首情真意切的《铁锅歌》激起满堂喝彩，把论坛的发言推向了最后的高潮。 开头自许是“诗词票友”的马凯先生，他的整整一个上午，又一个下午全神贯注的洗耳恭听，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诗词爱好者，是一位重情重义、颇有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的地道的诗人。他最后讲到 ：“没有过多的话，听了一整天，谈一点感想，提一个问题。大家都讲得很好。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六中全会刚刚开过，我们举办这个论坛，恰逢其时。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大家的发言涉及到中华诗词的方方面面，很多发言有新意，有深度。如林岫先生讲得对我就很有启发。叶延滨提出新诗走下坡路是缺乏传统文化的基因，也很有新意。传统诗词发展的问题在于精品力作少，宣传研讨缺乏，评论和评选也是短腿。只有创作与评论两个轮子都转起来，才能健康发展。另外贴近生活，走向大众还有待于推动。进校园、进课堂、进社区、进部队都还不够。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共同努力实现。提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名称的问题，现在叫法不少，有些杂乱。有的叫旧体诗词，有的叫古体诗词，也有的叫古典诗词，究竟叫什么好呢？我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最后确定一种叫法。”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多数人同意称“中华传统诗词。” 媒体报道曰：王立平、陈鹤良、闵凡路、刘征、岳宣义、贺茂之、高立元、忽培元、赵长青、艾克拜尔·米吉提、葛笑政、韩作荣、陈廷佑、刘润为、周兴俊、蔡世平、孟繁锦、张婷婷、查干、金哲、张同吾、李文朝、周笃文、沈华维、林岫、梁东等100多位诗坛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以上文本，由笔者根据现场印象与记录撰写，发言内容未经本人审阅，如有不准确的望包涵并指正为盼。如有不妥，文责自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