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22日至24日在香港举行。此次会议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协办，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
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22日至24日在香港举行。此次会议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协办，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为支持机构，旨在推广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台湾、香港、韩国首尔及美国华盛顿等地的50余位学者/作家聚首香江，演讲论文30余篇，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记文学作详细探索，讨论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特色，揭示传记文学别树一帜的文类创作风格与理论，并肯定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及作品地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1日晚举行的开幕酒会上，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香港大学副校长周肇平共同剪彩。寒山碧主席在致辞中引用春秋时期齐国太史用生命捍卫真理的故事，号召传记文学作家以“至诚”为创作根本，坚持追寻历史真相，坚持说真话，弘扬传记文学之正气。万伯翱会长致辞中也强调，传记文学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实，真实是传记文学永恒的灵魂与追求，我们应从优秀的作品中思考历史，感受传记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为期三天紧张而有序的大会演讲及评论中，与会学者/作家分为六个时段，围绕传记文学的理论探讨、回顾与前瞻、作品研究和其他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并回答了听众的一些提问。
“理论探讨”分为两节进行。第一节主持为张秉权博士（香港演艺学院），评论为陈国球教授（香港教育学院）；第二节主持为李家树教授（香港大学），评论为黄坤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在《也谈谈传记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升华》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传记文学的写作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大的事件人物、事件进程和地点是不允许任意虚构的；但传记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发展，要传达出一种传神的“文学性”，就必须以真为本对“传记”进行“文学”审美升华。他结合自身写作《“冬皇”孟小冬评传》的经过，提出应深入挖掘传主情感世界，突破传统束缚，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国务院参事、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乔宗淮，曾主管过外交档案工作，对档案研究有浓厚兴趣。他从三个方面谈了《我对传记文学和历史档案的认识》，即历史档案为传记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事实的依据；历史档案为判别事实的真伪提供了依据；政府部门和社会应进一步重视档案工作，为传记和传记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寒山碧，在《略谈传记文学的历史性与文学性》中，从探讨“传记文学”与“传记”的区别入手，着重强调传记文学只是以文学的语言文学的手法表现历史真实和人物真实，反对虚拟不实的描写；他同时强调传记文学的作者定位至为重要，作者如果心存杂念，不把自己定位为“史家”，就无法寻求历史真实。何谓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寒先生亦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文学”首先是“人学”，它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性社会性和人民性；其次，“文学”又是文字的艺术，其文字技巧必须高超，辞汇必须丰富，必须多姿多彩；第三，“文学”还是美学，能表达人性美意象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传记作家俞健萌的讲题为《新时期：传记呼唤文学》，讲者认为，新时期的中国传记文学，虽然作品繁荣，空前拓展，但却存在着一些“隐憾”，突出的一个问题便是作品的“血脉不活”，“文学性欠缺”。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价值观，并从“作者主体”与“多重视角”、“以人为本”与“心理细节”及“故事源”、“肉死象之白骨”等三个层面，提出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可创作性。复旦大学教授、传记作家朱文华，在《把握矛盾，求得统一——传记写作理应把握的几个原则方法》的演讲中，结合近几十年来海峡两岸三地传记写作实践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应辩证地处理好“个体与全局”、“静止与发展”、“平面与立体”、“重大活动与私生活”等四大矛盾关系。他认为，在今天的传记理论界，还有必要继续强调传记作家的“史德问题”，“似有必要在传记写作理论上引入法学学科中的‘无罪推定’的原理和方法”。他的后一观点引发了与会法学专家的关注和讨论。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董保存，写过多部开国将帅传，他深有感触地谈到了《当代军事人物传记的成就与缺失》。在简述军事人物传记这一门类成就与缺失的基础上，他期待着军事题材传记作品能有大的突破，并提出应从以下两方面寻求新的开拓：一是在历史和艺术两个层面的结合上进行深入开拓，二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对中国军事人物传记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开掘。同济大学施建伟教授以研究港台文学见长，此次研讨会他着重《比较香港的政治人物传记和富豪传记》，认为政治人物传记是华文世界的骄傲，而香港的那些优秀的人物传记体现了传记的本体价值和作家的文化自觉。他还破译了富豪传记兴起的文化密码，认为富豪传记的流行和被追捧，证明崇富心理已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心理、社会风气，折射出市场化在文化领域的被接受程度。施先生还从写作主体和文本两个层面上将香港的政治人物传记和富豪传记展开比较，富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传记作家吴东峰论述了《中华传记文学中人物描写传统及其文学品质》，认为中华传记文学具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和文本资源，他还谈到了中华传记文学人物描写的演进和发展、人物描写传统的主要特色，以及近现代中华传记文学在人物描写传统上的流变与断裂。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唐柱国教授，绘声绘色做了《迁台早期保密局的内部斗争》之演讲，惜乎只能算作传记作品，而不能视为传记文学之“研究”。香港浸会大学朱少璋博士，以《传记文学的各种可能——以苏曼殊传记为例》演讲。他以“苏曼殊”为考察焦点，尝试透过归纳分析，指出造就苏曼殊传记文学热潮的内在与外在条件，并以多种具特色、具代表性的“曼殊传”为例，对比分析，从而展示传记文学在创作上的各种可能，以期为传记文学创作提供若干可行的创作角度与策略。
“回顾与前瞻”这节演讲主持为张双庆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评论为詹杭伦教授（香港大学）。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因公未能与会），向大会提交了《名人传记文学门外感》的演讲稿。他觉得在诸般文艺样式里，要提高名人传记文学的地位，要看重名人传记文学在提升全民族精神素质和人格品位中的独特作用。他认为，包括名人传记在内的整个文艺都应该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洪溪，长期身在学会一线工作，他谈到了《传记文学的现代化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以“现代性”为主线，他回顾了新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走势，并总结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自成立至今18年来，在推进传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重点开展的主要活动及其特点，还对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学会工作做了展望。著名韩中文学比较研究学者、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朴宰雨，以《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在韩国的译介脉络与意义》为题演讲。中国现代传记作品韩译的发展脉络，朴教授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1960年代与1970年代，为开拓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为有所限制的发展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代，为中国传记文学作品韩译不受限制地发展时期；第四个时期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为中国人物传记韩译的多元化的兴盛时期。朴氏还探讨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在韩国的译介的价值意义。荆楚理工学院全展教授，演讲了《传记文学30年：思想的解放与文体的革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大陆传记文学蓬勃发展的30年。他将思想解放语境中的传记文学，划分为“新时期的复苏与振兴”、“后新时期的崛起与嬗变”、“新世纪的鼎新与拓展”三个阶段来考察，认为30年来的传记文学所达到的成就，就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展现中华儿女鲜活的人的身影、人的魅力与人性特质，以及艺术形式、艺术手法与文体革新、文体创新等方面，无疑都超过了前两个30年。然而在欣喜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存在的一些问题，忧患意识必不可少。著名传记文学理论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杨正润长期致力于传记文学的研究，他以《危机与出路：关于传记现状的思考》为题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近30年来中国传记取得巨大成绩，但其发展过程中也潜伏着危机，而造成传记的内在危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对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不断提出质疑和进行颠覆，大众文化的流行致使一些传记家忽略了这一原则；其次，文学批评中“自传死亡”、“传记死亡”之类的说法，从理论上对传记文类在进行消解；再次，图像和影视成为传记的载体，以其特有的形式和价值标准在淡化传记的真实性诉求。面对挑战和危机，杨正润提出，传记家应当坚守原则并抵抗商业大潮的侵袭和浮躁的社会心态，同时又与时俱进，进行方法的革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洁非，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传记文学的勃兴》现象。他认为，80年代至今，传记文学展现了强劲的势头，其勃兴真正是异军突起，明显有迹可循，可归诸四大原因：其一，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实相伴生；其二，史料公开、出版传媒兴旺、信息工具革命的基础意义；其三，公众参与历史思考与探索之主动性提升；其四，新的阅读取向和阅读兴趣转移。对当前的传记文学写作，讲者亦提出了需要克服的两个瓶颈问题。
“作品研究”亦分两节进行。第一节主持为陈伟强博士（香港浸会大学），评论为黄维樑教授（台湾佛光大学）；第二节主持为杨玉峰教授（香港大学），评论为汤浩坚博士（香港教育学院）。
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为小学专家，他所见到的便有17种章太炎传。章氏对中国的贡献，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通过细加梳理，论者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众多的章传竟没有一本深入讨论章太炎的小学，这未免是一种遗憾。单教授以《不完整的传记——论章太炎传》为题演讲。传记作家、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石楠，谈了《我对传记文学和传记小说的创作思考》。她认为，好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应是艺术和史实的统一；立传，神真形似就够了，神真是关键所在。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详细论述了《作为传记文学的僧传》。他认为，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中，佛教僧传是值得注意的重要部分，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总体特征，还具有宗教文献特色。台湾铭传大学郑尊仁副教授，讲题为《台湾当代宗教人物传记》。他从宗教人物传记的归属、宗教人物传记的分布状况、当代宗教人物传记的写作主题、当代宗教人物传记的共同特色等四个方面细加讨论，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当代宗教人物传记，无疑拥有独立的传记性格，它已经不是以前的圣徒传或神僧传，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故事。同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黄昌勇，演讲题目为《中国左翼文人传记写作研究——以丁玲传记为例》。他以丁玲传记的写作为研究对象，从传记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学术思想的变迁中透视丁玲传记写作的成就与问题，从而勾勒出中国左翼文人传记写作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趋向。
2009年春天，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在两岸三地出版，使她再次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此次研讨会上有三位学者论述了有关张传的书写和研究问题。香港岭南大学梁秉钧教授谈了《张爱玲与传记书写》。他就张爱玲的传记书写态度和《小团圆》的文学特色提出了精到的看法，认为张氏写作不是为了掩饰或美化自己，其书写是为了抗拒庸见与误解，写作是用来探究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深处。与此同时，他还点出了传记文学的崭新阅读与写作范式。燕山大学朱旭晨教授悉心研究过几十部张爱玲传记，她在《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兼及〈小团圆〉的传记式阅读》的演讲中，回顾和总结了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状况，并对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做了新的预测与展望。她认为，《小团圆》是一部没有“自传契约”的自传，她从模式与内容、结构与意蕴、真实的多面性及其表达三个维度，对《小团圆》展开传记式阅读，希望推进人物传记的整体性研究及传记观念的革故鼎新，培植传记写作与阅读的良好氛围。香港大学邓昭祺副教授讲题为《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初探》，他尝试在张爱玲的其他著作、作者亲友的著作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找出与《小团圆》内容相关的资料，通过详细分析比较，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毫无疑问，《小团圆》是本自传小说”。这将有助于人们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张爱玲的生平和内心世界。香港中文大学王晋光教授则把焦点转到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婚疑案，在《自辩 谤书 实录——论〈王映霞自传〉》中，他从三个角度评论这部“另类”传记，认为《自传》虽属“寄生草”性质，但仍有其书写价值和存在意义。四川外语学院郭久麟教授做了《寒山碧〈邓小平评传〉与唐德刚〈胡适杂忆〉之比较》，他从两位作者的生平与经历、传记题材内容风格、两部作品的写作个性等方面，论述了《邓小平评传》与《胡适杂忆》的不同差异和各自特色。
研讨会最后一节的“其他”，主持为古松教授（能仁法学中心），评论为黄仲鸣博士（香港树仁大学）。
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韩石山，以《徐志摩传记的社会学空间》为题演讲，意在“给徐志摩正名，还他的本来面目，给他一个公正的评判”。他从徐志摩社会学评价的现状、徐志摩的社会学训练、徐志摩的社会贡献等方面加以阐述，据此发出振聋发聩的质问：“这样一个无论见识勇气，还是学业功绩，都无可非议的，且是大有贡献的人物，为什么没有给以应有的正面的社会学的评价呢？”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德恒律师学院院长王丽，谈了《传记文学创作的自由度——作者的法律权利与风险防范》。针对近年传记作品引发纠纷逐渐增多之现状，她真诚提醒传记作者，要了解创作的自由与边界，知晓自己的法律权利，在作品的创作、交易、传播中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同时防范和避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风险及责任等等。这些见解令人警醒，有一新耳目之效。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先生，撰写、编译传记作品数十种，他做了《我怎样撰写、编辑、译注传记作品》的演讲。他提出：撰写传记不可轻信一家之言；传记编辑具有去伪存真功能；对口述资料要考证甄别，切忌照单全收；翻译外文原著切忌删节与改写；拾遗补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用外文撰写中国名人传记弊端多多；重访谈轻编纂是传记文学的大碍。这些宏富、扎实、如数家珍的经验之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记作家、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的翟春先生，以《浅谈中国体育传记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为题演讲。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传记文学的发展，谈到了体育传记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目前存在的问题，对于未来的中国体育传记文学寄予了厚望。香港浸会大学葛亮博士《由〈银元时代生活史〉看传记文学的历史建构》，是一篇典型的个案研究。他认为，陈存仁先生的这部自传，从个人生活交游的角度，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色彩多元的民国“银元时代”，“小叙事”见证了“大历史”，体现了“传记”与“历史”间微妙而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与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大力赞助与支持、与寒山碧主席等人的精心筹划与组织分不开。
早在2008年9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广东省从化召开“中短篇传记文学作品研讨会”。会议特邀了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先生出席。在研讨会期间召开的两岸三地座谈会上，学会领导向寒山碧主席提出了在香港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建议，寒山碧主席当即接受了此项建议。
此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为促成香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工作，2009年3月万伯翱会长与许海峰、俞健萌、张洪溪三位副会长在北京会晤并宴请了前来参加全国人代会的香港艺术发展局局长马逢国先生，遂使本次研讨会的立项工作得到圆满落实。
本次会议会前、会中、会后的环环相扣，会上演讲者认真且充满激情的演讲，热心听众踊跃的提问，讲者热烈的回应，主持人/评论员妙语连珠、切中肯綮的点评，都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作者简介：全展，荆楚理工学院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