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5月11日（一）9点30分—11点30分
地点：世新大学 行政大楼3楼会议室
主办单位：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
协办单位：传记文学出版社、世新大学中国文学系
主题：两岸传记文学写作、研究、出版的困境与解决之道
杨正润（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欧美许多国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传记进入新的高潮，中国大陆的情况也颇相似，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传记从此也逐步入一个黄金期，这主要表现为数量激增、质量提高、理论活跃。
首先是传记作品大量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可以从一组数字得到证明：从1911年到1949年,民国38年中共出传记著作（不包含报刊发表的短篇传记，下同）3403种，平均每年约90种；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中共出传记380种，平均每年23种；从1979年新时期开始，80年代每年出传记约200多种，90年代初每年约300余种，从95年起达到400种以上，目前估计每年出版传记1200种以上，这些数字不很准确，但大体可以看出传记繁荣的状况。传记的数量已经超过小说。在这些作品不仅包括了他传和自传的各种传统形式，如文学传记、历史传记、学术传记、通俗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游记、书信等等，而且口述历史、画传等新形式也都出现相当数量的作品，传主的范围也在大大扩展。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传记作品。
其次，出现了一批优秀传记作品。比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对优秀传记作品2007的第三次评奖，评选出优秀长篇传记5部、入围作品13部，优秀短篇作品9篇、入围8篇，从这35种作品来看，内容和形式都丰富多彩；中国传统传记重事件、轻人物的弱点得到比较好的纠正，作者都比较重视描述人物个性、力图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作者都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传主，也选择适合传主的传记形式，反映了传记家的成熟和传记意识的自觉。
第三，传记研究出现新局面。历史上中国传记理论研究论著可谓凤毛麟角，199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有了改观，至今出现了几十部专著和大量论文，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记史研究，比如中国古代传记史、现代传记史、外国传记史都有多种论著问世，对古今中外重要传记家、传记作品、传记流派等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则更多。二是传记理论研究，欧美现代传记理论被介绍进来，这启发了大陆学者，出现了大量传记问题的专题论文，同时对中国古典文论中有关传记的内容进行了发掘和整理，还出现了建立比较完整的传记理论体系的试验。三是出现一批传记鉴赏和写作的论著，对传记写作的技巧和方法进行了探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记研究正式进入大学课堂，出现了相当多研究传记的硕士和博士，已有4所大学培养出研究传记的博士，他们具有现代学术眼光和修养，成为传记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博士论文正在陆续出版。
前辈学者认为传记是中国文学领域最不发达的一个部门，这一状况已经根本改观。但是大陆传记还是存在许多问题。
一个问题是作品虽多，但良莠不齐，真正优秀的作品还不是很多，一些出版商为了商业目的进行传记炒作，传记公认是难度最大的一种文类，一些作者缺少必要的传记知识和素养，把传记写成小说或是新闻，为了完成任务而粗制滥造。另一个问题是“忌讳太多”，扬善隐恶，这是中国传记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弱点，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死者讳，这在当代传记中仍然有所表现，这影响着传记的声誉，也成为阻碍传记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要提高传记作品的质量，我们认为首先应当加强对传记的研究和对优秀传记作品的推介，传记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征，传记以历史为基础，历史真实是对传记的基本要求，传记又要求写出传主的个性、写出人格的发展，并且对传主进行解释。对现代传记来说，这些要求是不可偏废的。但是在当前情况下，特别是后现代“戏说”成风、“碎片化”、“互文性”成为写作的常态，因此有必要强调传记的历史性，我们不赞成某些理论家所谓“一切传记都是自传”，“一切自传都是小说”的说法，不同意对传记文类的消解和颠覆，传记家自己更不能把传记当作小说去写，如果违背了“纪实存真”的原则，那么传记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传记家应当认识自己的使命，坚守自己的岗位和价值标准；同时也应当与时俱进，在保证传记真实的前提下，对传记写作的方法进行革新，更好地吸引青年读者。
其次，鉴于传记写作的重要性和巨大难度，应当向社会（包括出版社、企业、大学、政府机构、民间组织等等）发出呼吁，对传记写作予以扶持和资助，使传记家能够抵抗商业大潮的侵袭和浮躁的社会心态而潜心传记写作。传记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鲜活的记忆，忘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在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传记始终是最重要的国民教育手段。当前，抵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提高国民道德水准、重建健康的民族人格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在这项工作中传记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应当反复宣传，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理解，对传记的发展予以扶持。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万伯翱会长的领导之下在这两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优秀传记作品的评奖，对重要作品进行学术讨论，以及这次组团来台湾交流和学习，等等，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对大陆传记的健康发展具有信心。
曾祥安先生（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一次关于两岸传记文学的讨论。对于内容的部分，我可能没有像大家这么专业，所以我就以台湾市场面的部分来做一个报告。传记文学这个部分记录了国内外许多军政、宗教、企业领袖、达官贵人、学者、专家等等的这些事迹，甚至于对一些市井小民也留下了一些传记的数据。我们不论其立场，不论其真实性如何，但是他们都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记录了历史走过的痕迹，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与重要性。
台湾的传记文学也是同样在1970年代开始的时候就逐渐的开始发展，经历了80年代一样逐渐的开放。所谓的开放，当然是因为历来以历史立论、写书总是会惹上麻烦，如杨会长所讲的很多的忌讳，可能会有牢狱之灾，或者是惹上杀身之祸。因为开放，所以到了90年代台湾所谓传记文学的部分就开始蓬勃发展，百花齐放。到了2003、2004年以后，在台湾的整个传记文学的出版形式，因为读者和市场的改变也开始有一些新的出版和销售的形态。传记文学出版品相在台湾的全年市场的销售总量，因为台湾市场的整个出版的生态的关系，所以虽然有官方的统计数字，每年会有一个所谓的市场调查报告，但是只是一个概述，没有很正确的一个数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因为出版公司对于图书分类目录的申请类别与通路自行分类的方式都各有不同，所以通路对传记类的销售量的统计数字也会有所不同，所以目前只能就已知的部分来了解市场的状况，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报告，以下对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的近期状况做一个概略的说明。
从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期间台湾出版业蓬勃发展，出版的品项数从一年两万本，三万本，到四万本，所以各出版社，无论国内外的出版品，能出版的在这段时间都尽量的出版，大量的出版，同时也都有不错的销售成绩。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与生活形态的改变，读者阅读类型的兴趣也跟着改变。
像是网络的搜寻的影响，现在传记文学上面的这些知识，这些部分不一定要从书本上获得，很多人，很多学生在他的课业上、在个人兴趣上与研究上也可以通过网络来取得。
再则，因为在历史上或者是某个领域上，或者是某个事件上，因为其重要性因而被读者认识后，而想进一步了解其生平、家庭、事件、著作、影响力与因为有着社会的地位重要性之人的传记文学品项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台湾本身，经过大量的出版后，有的多已出版了，有的可能是数据上面的不足，所以台湾近年来都以国外的翻译传记文学和大陆出版对于历史人物、历史再评注的品项为多。国外翻译的部分当然都为商业人、政治名人、运动名人及艺术名人等。
因为相关类型的重要作品减少，读者阅读方向的改变及出版社出版效益的考虑，也影响了传记文学每年的出版品项数与销量。
就出版的内容上，台湾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为了商业宣传的传记，有一些商业上的考虑，所以会跟出版社合作，由出版社来代编，代印甚至是代发行。或者是自己请人来编写整理，再委托给发行商来发行。第二个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部分，请人来编采整理之后，再由出版社出版。第三个部分就是学术研究的部分，现在用POD的方式或者是用影印装订的方式，或者是用电子版本的方式或者是自费印刷的方式来出版发行。比如说台湾比较有名的像秀威信息公司还有一个是UDN联合在线。
就目前台湾市场上较常见的传记文学类型的出版与销售也大概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就出版内容上，内容除了记录史事之外，最好还能够有其它的素材。像有私密性，这个可以吸引读者的好奇心，另外一个就是很励志，教你如何面对生活，还有他的成功经验，像一些管理或者是营销上面的案例。
就书籍的装帧、版型还有内容的排列顺序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哪一个部分要放在前面，哪一个部分要放在后面。还有就是开本的大小，目前传记文学很多都是从25开改成18开，甚至是做软皮精装，内容也是提升到双色印刷甚至于彩色印刷，再配合绘图或照片。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和需求，所以编辑上所需的条件就越来越高，这个是目前编辑的状况。
就出版营销上，传记文学因为台湾出版品的逐渐商品化的市场趋势，在销售上的营销语言、营销包装，营销活动与宣传都不可避免。过去的，最好能有创新的议题，比如说刚刚也提到的有拍电影或者是说有一些纪念的事情，让大家缅怀这个人，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有新的议题或者是有人代为诠释，这个是对于过去的。现在的，最好能有主角现身说法，娓娓道来….。现在经常会请到很多作者来演讲，甚至于从国外的请他来做宣传。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书种在目前销售上，网络营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要能够多加了解和应用，因为除了宣传之外，传记文学类型的书很适合网络销售，让人搜寻购买，它可能在市场上的销售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在网络上搜寻购买的人还是会有的。
传记文学有其出版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但是要达到广为传播与传承，才能使其它的价值扩大跟延续，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张洪溪（中国传记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编审）：以万伯翱会长为首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学术交流访问团在成露茜女士和中国新闻学会的热情邀请下，在各位以及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下，终于实现了这次赴台访问，揭开了两岸传记文学学术交流的新篇章，对于加强两岸传记文学界的作品创作、学术交流和出版合作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今天的座谈会是一次双方期待已久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学术交流访问团从2007年11月开始申请办理赴台手续，到2009年5月8日来到台北，从开始启动到最终成行经历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经历了三个年头，中间经历了一些重要事件，比如说两岸旅游开放、班机直航等。为了实现这次访问，在成露茜女士的亲自关照过问下，中国新闻学会至少给我们发过三次邀请函，办理过三次入台手续。我们在北京也多次办理过各种手续。正是由于双方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这次访问最终以最为便捷的直航方式实现了，成为这次访问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于1991年7月，已经成立十八年了，人到了十八岁就进入了成年期。近些年来在万伯翱会长的领导下，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多次举办全国性的传记文学优秀作品评奖活动，多次举办学术理论研讨会和作品专题研讨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我们还开办了会刊，建立了网站，在新的领域也有所拓展，如进行电视剧制作和开展对外交流活动等。
正是由于良好的愿望和友好的合作促成了我们这次赴台访问，并为今后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前两天参观了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纪念馆，纪念馆入口处胡适先生的一句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句话说的是：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先生的这句话也为以后我们的交往合作提供了启示。相信通过这次访问，两岸传记文学界的交流将会得到加强，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谢谢大家！
王丰先生（传记作家）：成社长、万会长，各位两岸的朋友们，很高兴在这边共聚一堂，互相切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给我在这边有跟各位学习观摩的一个机会，我很高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当然台湾的朋友可能对我比较熟一点，大陆的朋友也许对我比较生疏一点。我刚刚就在一直想传记跟我个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什么样的渊源跟关系。我回顾起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就在想孙中山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族里面的人跟他谈洪杨之乱，我小的时候也有这个荣幸，我的启蒙师是我的外婆，因为我外婆没有儿子，所以就长期住在我家里面。我外婆的哥哥是黄埔一期的，跟着孙先生，也跟过蒋先生，后来跟着汪精卫。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有一个樟木箱，她把这个樟木箱打开的时候就等于是打开了她的话匣子，为什么打开那个樟木箱呢？因为那个里面是她的宝贝，有很多的照片。从清朝末年开始的照片一个一个翻出来给我看，所以我认为我的启蒙是我的外婆。
我从小就学到我的外婆会讲故事，我的父亲也很会讲故事，我认为讲故事，我们很久远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先在山洞里面的岩上就写最古老的传记所以人类有历史以来就是一个喜欢回溯过去，喜欢追溯一些事情的一种动物。所以，广义来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传记作家，只不过各位是比较专业的，比较狭义的传记作家。
我讲一下我自己本身对传记的兴趣是来自对岸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1956年生的，1956年的时代台湾还是白色恐怖，一不小心匪谍就在你的身边，所谓的匪谍就是地下党，小心地下党有在你的身边。我父亲是在警察机关做事，他管保防，他每天要去抓所谓的匪谍的，我就在家里面当小匪谍，我家里有一个短波收音机，以前台湾短波收音机要申请执照才能买，申请执照有的人还不能买，因为你家里面身价背景有什么就不核准让你就这个执照，我们家有短波收音机。
我听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跟各位报告，5、6岁的时候我就听什么是矛盾，什么是巴金，什么是鲁迅，我后来慢慢长大我才知道，这些书，这些作者写的作品在台湾是禁书，原来我从小就做了对这边来说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一直大逆不道，后来因为台湾对大陆的历史我始终认为是一个断裂的历史，就是从1949年以后跟中国的文化的根就断掉了，我始终是认为我们这一代，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来自大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所谓的外省第二代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文化是整个断裂的。所以，我就凭着从广播里面，从尊长的讲述里面去进过去历史，把这个断裂的历史衔接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的。
我本身从197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行业，慢慢的我又回到了我的寻根，回到了我外婆跟我讲的那些事情，我父亲跟我讲的那些事情，我母亲跟我讲的那些事情。说老实话我的父母都有一些左，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会来台湾，我觉得非常怪。但是我又回到他们脑子里面的那些想法，我本来是一个新闻记者，每天搞一些流程性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这个事情上，我认为也是一种偶然，因为我在80年代开始访问蒋介石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是写《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故事》，这个在大陆90年代开始有出版。后来我紧接着又写《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所以这两本书让我半路出家，让我入了这个行，一直到现在坦白说台湾的传记作家尤其是比较年轻一辈的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其实台湾的这种商业气氛，台湾的整个市场的机制还有整个这个市场的规模对传记作家来说是非常艰困的。
石楠（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作协名誉主席）：我很早就向往宝岛台湾。1990年，台湾海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处女作《画魂-潘玉良传》，他们一连出了三版，后来他们又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晚晴》，另一家出版社还出版了《画魂潘玉良》插图珍藏版。地球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沧海人生-刘海粟传》，55万字，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陈圆圆》（上、下集），台湾出版了我五种书，我早就想到宝岛来看看，可一直未能如愿。感谢台湾中国新闻学会和传记文学出版社社长成露茜女士邀请，我才有机会随我们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访问团来到宝岛。
我是一个作家，我是45岁才开始写作的。以前在工厂里工作，45岁那年出的《画魂潘玉良传》。这以后我一直写传记文学，总共写了15部吧。大部分是以女性为题材的，但是中间也有三位男性，一位是刘海粟，一位是张恨水，另一位是南京的一个画家也很有名，叫亚明，其余都是女性。
20多年我的写作感受是这样的，我选择的传主多半是毁誉参半，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的文艺性的人物，艺术家、作家、演员，就是表演艺术家和美术家，还有作家这些人物。我自己说我是为苦难者立传，因为我总认为是时代造就人，历史造就人，一个人不可能脱离时代，这些人经历了很多苦难，他们却能够在这个苦难中间坚持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屈不挠，这是我的一个总体的传记的主题。
我近年为台湾的两位作家写了传，一位是苏雪林，书名《另类才女苏雪林》2004年人民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出版的，40多万字。去年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出了我一本《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也是你们这边的，也是40多万字。我和台湾很早就开始了文化交流，与文化出版有很深的感情基础，文化的渊源很多。我在《张恨水传》中间就写了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艰辛和成就，以及成先生慧眼识贤才的事绩。我写的东西有我的特色，有我的风格，我是比较注重语言优美的，我开始写传记文学的时候，没有传记文学的理论，没有去想怎么写，只是要写的这个人物的精神打动了我，我最早写潘玉良，是因为她是一个从社会最底层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和学习，成长为中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教授，巴黎知名的画家，我想她每走一步她的脚印都渗浸着血迹，是她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打动了我，让我日夜不得安宁。我每一部作品的选题都是传主的精神先深深打动了我之后，我才决定写的。
我写作的步骤，先要搜集、阅读大量的资料，在阅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我再思考，理出这个人物的主要的经历，再决定从哪一个角度来写。在《画魂》出版以前，我们大陆还没有人像我一样用这种题材和形式来写传的，我们的于会长也讲了，说是我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的体系。我们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家，他说我是吸收的古今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我只是要让我写的人物立起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一部传记作品都应写出这个人的人格特点和他的个性来。我不追求一言一行的绝对真实，我认为神真形似就够了，我把我的部份作品称作传记小说，《画魂》我就叫它传记小说。因为我无法掌握潘玉良的详尽资料，她1937年出国以后，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没有报刊杂志有他的消息，不像现在网络可以查得到。那时候我有自己的工作，我要走五分钟都要找人代替我的工作，没有办法，我是当小说写的，就是写她的精神。她所有的生平简历是真实的，但细节，怎么样表现她奋斗精神，这都是虚构的。
还有《寒柳-柳如是传》，我是当作历史小说来写的。因为她的时代太远了，但她主要的经历是不违背的，其他的现代人物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只是我的表现手法不一样，我用文学的方法，用小说的方法让他们在每一个人生关口立起来。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可读性比较强一些，像《画魂》印了13版了，还有韩文版，今天早上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长来找我，他看到美国人盗了我的版的，他买了一本是英文版的。
还有心理描写，传记的功能，我认为主要是供当代人和后代人为楷模、供学习的。只要他的主要生平事迹是真实的，精神、性格是真实的，我们不可能将他今天讲了什么话，跟什么人喝了茶，都搞得清清楚楚，一言一行的绝对真实是没什么价值的，我认为，自有传记以来，没有绝对真实的传记，这里面肯定搀杂着作者对人物的认识，对历史环境的描写，人物心理的描写，当时的场景的描写，我认为也有作者的想象和推想。我追求一种艺术跟事实相统一的一目标，要尽量达到这样。我也没有准备，我也不会讲话，耽误大家时间了。
蔡登山（传记作家）：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有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刚刚杨教授提到了传记文学出了很多书，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努力的一点，我最近一直在跟一些大陆学者讨论这些问题。谢泳先生去年来了，跟我谈到一个问题，他说在所有的传记包括已经出版的这些东西永远都是名人传记，张爱玲几十本，曹禺多少本，太多的重复，甚至有一些重复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写作者是不是能够把它拓展，他说现在应该努力的是没有传记的人我们要想办法让他有传记，而且可能是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虽然是小人物，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很重要的，可能会牵扯到某一些事情，这些可能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在名人里面去打转。
我看了不少传记，有一些东西在文献上还是没有突破，这是两岸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两岸必须要做一个更紧密的交流，我常常看到大陆很多学者写有关1949年以后台湾的事情，他们掌握民国的资料就不够扎实，当然有一些东西他掌握不到，比如说国史馆，在哪里的档案等等他们都看不到，所以有很多瑕疵。
在台湾写1949年以后大陆的事情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方面必须要更多的交流，现在我跟大陆的很多学者交流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需要调几张照片，我在上海图书馆有朋友在那边，我就请他给我查，有时候他们要我去国史馆找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交流会让我们做起来更扎实一点。因为这个牵扯到传记的真实性，传记文学之所以是这四个字，是允许会有文学性的，否则为什么要叫传记文学。在写作是有文学的笔法，但是东西是要有真实性的，不要变成是一个小说，所以我觉得拿捏的分寸真的是也不能太过于宽松了。
在资料方面，我是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追踪到一手的资料，回忆录当然是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回忆录有太多作者的筛选，甚至也有可能误导。所以人家常常说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档案。你能追到当时的某一些档案，是有可看性的。我们为什么要跑到南京档案馆去查，那个手续很麻烦，收费又很高，但是有时候你为了看到当时的法令或者是当时的一手资料，那个行政院的当时的命令或者是什么，你就非看不可，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传记这个东西在出版上很困难，假使你是一个名人，出版没有问题，但是光是名人就没有意思，有一些小人物口述的历史我觉得两岸要努力的来加强的。我最近看了很多东西，在大陆其实面临着比台湾更难出版的一个问题，他们有时候不是商业的问题，有时候是政治言论的一些问题，有的虽出版了却做过多的删减。我最近看了没有删减的东西其实更逼近真实，还更有价值。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言论不符合审查，所以必须砍掉。我在这个方面已经在努力的出完整版的，我最近介入了出版，大陆有很多东西是有出版的，但是我还是尽量的让它出完整版。
比如说我拿到了之后跟原稿一比较砍了三分之一，你说这本书还有看的价值吗？这些都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他们很辛苦的要呈现出一个真实，但是到了编辑，到了出版社的时候给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
第三，在座有出版社的董事长，有电影公司，虽然我们看了很多电视剧等等，因为演出其实是跟史料有所差距的，假使我们能够介入，做出来的东西会更好一点，有一些东西藉由连续剧电影的拍摄，会让我们的这些人物更普及化。我当时一直鼓励徐立功先生做了一个《人间四月天》，虽然做出来大家会有很多批评，但是起码让人家知道谁是林徽音，大家以前只知道徐志摩，不知道林徽音，后来林徽音的文集出了也大卖等等，这是有某种意义的。
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胡适，当然你不会只讲胡适，大家就认识蒋梦麟之类的，一群人都出来了，我想这就是如何借用现在的媒体把我们这些人物推销出去，这也是一个突破困境的一个策略。因为时间到了，我只能讲到这边，谢谢各位。
王幅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简单说几句。我们出版社办了一种《名人传记》杂志，这次我也带来了几本，大家可以看看。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月发行量有五万份左右，半月刊，综合版的5万份左右，下半月是财富人物版，四万份左右。这个杂志1985年创刊，应该说是大陆传记类杂志比较早的刊物之一。“文革”期间所有杂志都停刊了，这是“文革”之后比较早的一份杂志。在大陆连续出版20多年的传记类杂志也是为数不多的。20多年来，《名人传记》力求客观、真实、公正，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不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标准。一共刊载了几千位政治、文艺、科教、财经、法律、宗教等等社会各界名人的传记，受到读者的首肯。最高的时候发行十几万。这些年整个的刊物都有一些回落。我们不仅仅受到读者的关注，也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被大陆其他的一些文摘类的杂志经常转载，包括《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海外版》《读者》《作家文摘》等。曾经被评为大陆转载率最高的杂志之一。
创刊的时候是双月刊，1987年改为月刊，2004年改为半月刊，创刊时是小16开本，2001年改成了大16开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名人传记》共出版340多期，刊发有关中外名人的传记文章6000篇，文中直接涉及到中外名人4000多人。大陆几乎所有的有一定水准的传记作家都在《名人传记》上发过文章。我们参访团的多位作家都在《名人传记》上发表过文章。 也可以说，《名人传记》扶持了一大批优秀的传记文学作者，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和人物资料。杂志曾经荣获首届和第二届国家百种重点期刊奖，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完全是市场发行，因为没有行业发行的优势，不像大陆其他的有一些杂志可以通过行业来发行。《名人传记》完全是个人自费订阅。经历了20多年的读者的挑选和考验，发行量在大陆同类刊物中一直名列前茅。还有一些国外的订户，有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
办刊物的同时，我们还利用杂志的品牌影响策划了一些图书，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市场反响。2005年《名人传记》杂志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联合举办过当代优秀传记作家的评选。刚才万会长已经介绍了，这个评选活动也是大陆60年来第一次，过去没有对传记文学作家进行单独的评选，其他的奖项如鲁迅文学奖、矛盾文学奖都是评作品的，我们评十个优秀传记作家，这样的评选还是第一次。评选之后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报道面也是比较大的。
在我们的日常编辑工作和阅读视野里，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刚才杨会长也说到了，我们从杂志的角度也是有这种感觉，虽然也有一些社会问题，如“为尊者讳”，“媚俗”等问题，但是我们觉得中国当代传记文学依然有一个比较可喜的局面。
一是立传的对象扩大了。过去以往立传的都是名望比较高、功成名就的一些大人物。如今只要是出了名的公众人物，只要是有特点的人生故事，只要书有卖点，就有人为其立传。甚至一些普通人物甚至是草根人物也能写出非常好看，非常有价值的传记。
再一点就是“零距离”式的传记写作越来越多。比如说一些高级官员、文艺界的一些名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都热衷于用回忆录、自传、口述历史等形式为自己立传。
第三点，整体水平越来越高。因为很多传记文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功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本身就是知名的作家，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老一代的作家相比有了明显的优势，写出的东西也往往出手不凡。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将会有更多新式的传记写法产生，可能会有文学加上音频、视频加动画的这种板块形式组成的传记作品诞生。这是我把《名人传记》的情况给大家做一简单的汇报。
世新大学我们向往已久。来到世新，缅怀一代报人成舍我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写了几句诗送给陈社长，敬献给舍我纪念馆：自强不息创世新，刚直不阿办报人，民族情怀两岸颂，后继桃李已成林。谢谢大家。
蓝博洲（传记作家）：各位尊敬的大陆朋友，应成社长之邀，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与来自祖国大陆的前辈们就传记文学的写作问题进行交流。一开始，杨教授的介绍与分析已经比较清楚地厘清了有关传记文学的观念。现在，我想从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来谈谈这样的题目。其实，开始写作以来，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是什么类的作家，但今天是被归类为「传记作家」。之前，也有一些人说我是「报导文学家」、「统派作家」或「左派作家」等等。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作家」算是比较特殊、另类的；比如说，台独派的人喜欢说我写的东西是文学，不是历史；文学界的人往往说我写的是历史文学……；我觉得，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对我所写的题材的一定态度。再讲下去就比较严肃，比较沉重了，可它跟我从二十几岁起所写的题材有关，我也没有办法回避，只能按照这条思路讲下去。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大陆朋友是共产党员？刚刚，王丰提到，他的父母亲可能是潜伏的地下党员；而我所写的题材恰恰就是台湾地下党人的故事，所以它在台湾算是比较特殊的。
我要说的是，我大概小王丰四、五岁。但跟王丰一样，我们从小就接受「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反共宣传教育；在马路上，我们看到电线杆上无所不在地贴着「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反共标语，而匪谍的造型通常是戴着鸭舌帽和一副太阳眼镜。因此，在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在外头看到像万会长那样戴着鸭舌帽，再配戴一副黑色墨镜的陌生人，我们就会神经紧张地认为这个人就是「匪谍」！记得，上小学时，从家里走到学校的一段路，我们一路上无法避免地总要看着：电线杆上的那些反共标语、学校围墙上漆着的「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口号，然后走进校门；走廊两边的墙壁上，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那是在面目狰狞的匪干鞭打下，像牛一般正在犁田的苦难的大陆同胞的油画；那些大陆同胞个个都比今天的非洲饥民还要瘦，真的就是所谓的「皮包骨」的造型。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大陆同胞生活很苦，吃的是香蕉皮；我就傻傻地问说：如果他们都吃香蕉皮，那么，香蕉谁吃？这样，我就被叫到教室后面罚站。我要说的是，在这样的反共教育下成长的我们这代人，恐怕都很难没有「恐共」、「反共」的意识与感情吧！
我15岁开始接触文学，同时立志要当一个小说家，到了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受到以陈映真先生为首的「乡土文学论战」的思想启蒙之后，我的文学观也从比较无关现实生活矛盾的「现代主义」转变为要介入生活的「现实主义」；这样的思想转变自然要求自己要理解台湾的社会构造、同时也要去认识台湾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1987年，我到陈映真创办主持的《人间》杂志工作。当时，刚好是228事件40周年；台独派开始在街头搞所谓的「平反」运动，我们所谓的统派也针锋相对地展开「历史解释权」的斗争，于是对这一个长期禁忌的题材进行专题制作。我因为在大学时候就开始想去理解这个传说中的历史事件而涉猎了一些相关的著作，于是就主动加入这个专题制作的队伍，因而躬逢其盛地参与了这个运动。
通过在台湾各地漫长而曲折的两、三个月采访之后，我写了第一篇报导，稿子却因为无法触及到事件的核心而被退稿；后来，我偶然在官方的文书里发现问题，进而通过一个台湾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的访谈，听到那个年代的台湾青年领袖郭琇琮的名字，从而采写了这个历史人物的传记报导，完成了我的第一篇人物传记的报导（告）文学写作。
通过采访，我理解到：郭琇琮的父亲是亲日的台湾仕绅；在这种亲日家庭出身的他，从日本人念的桦山小学，到台北第一中学，再到台北高等学校，然后进入帝国大学医学部；可以说是接受了殖民地台湾最好的教育。可在异民族殖民统治下，他的中华民族意识强烈，并且在大学时代就因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坐了牢。台湾光复后，他从牢里出来，国民党三青团要吸收他却被他拒绝了；后来，经过228事件的斗争后，他加入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也担任「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最后被捕，被枪毙；枪毙前，他交代他的太太说，要他的家人把他的尸体用火烧了，把骨灰撒在他所热爱的土地上，然后对老百姓种空心菜也许还有一点帮助。
这是我采写的第一个历史人物。其间过程是很曲折的。文章发表以后，这个地下党书记幸存的遗孀因为「信任」我了才向我透露说：
当我透过管道向她表示要采访她的时候，她还怀疑我是不是当时的警备总部派去摸她底的特务，看她的思想有没有改变过来？她的心情很挣扎，一方面怀疑我可能是特务，一方面又想把被湮灭了四十年的历史说出来；最后，她想，即便我是特务，她也要利用我的笔，把她压抑了四十年的故事写出来。她于是在这样复杂的心境下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也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偶然认识到了教科书或图书馆藏书里从来没谈过的一段历史与人物。结果，我被那个地下党书记的理想主义的人格征服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我当下就决定：这辈子就做这件事吧！把那些没有名字的人故事一个个的写出来。于是，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一直写到今天还没有写完。
我的第一篇报导一发表，就在台湾文化界引起轰动。刚开始，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他的地下党人的身份，是采访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让我感动的历史人物，就是我小时后被告知的「匪谍在你身边」的「共匪」。当时，我的写作立刻碰到一个挑战，那就是刚刚杨教授所讲的，你要写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就我而言，我是从小受反共教育长大的，我也不是共产党派过来潜伏在台湾的「匪谍」，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台湾土生土长却是共产党的历史人物时，我要不要写呢？在反共戒严令还没解除的彼时，对一个尚未满三十岁的写作者来说，这的确是最大的挑战。我决定写。接着的问题是：我要怎么写呢？能不能枉顾事实，把他写成反共宣传所说的「青面獠牙的匪谍」呢？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不能这样写！那么，我要怎样把长期以来被污蔑为「青面獠牙的匪谍」还原为一个有血，有泪，有真实感情，对受苦的人有爱心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历史人物，就是我的写作的挑战。于是我就根据我所采集到的材料，按照我所理解的事实，突出地写他那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但是在当时还没有解除戒严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掩饰不写他的共产党人的身份！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地写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历史人物的传记。先写知识精英，然后也陆续写了包括不识字的农民在内的整个时代的人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介绍太多。
当我写这些人物的故事时，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写的究竟是不是《传记文学》？我只想把它们写好而已。例如，我写的第二篇作品《幌马车之歌》，后来还被选为那一年台湾最好的小说，因而引起它是小说还是报导文学的争议。后来，它又被侯孝贤导演拿去拍电影《悲情城市》及《好男好女》。因为它的影响较大，它又引起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文学的争议。有意思的是，一些台独派的所谓台湾史学者总是刻意强调：它是小说。他们的意思当然是要说：这些内容都是虚构的，不是真正的历史。
一句话，我写的这些台湾人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殖民地台湾青年曲折的身分认同之旅；他们都是从日本殖民时代就想要回归祖国，回归祖国以后又对国民党的白色祖国失望，转而认同到红色祖国的台湾人。这一段历史长期被国民党湮灭，后来又被民进党扭曲。我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写作。我的传记写作就是要对抗这样的强奸历史的政治势力。
最后谈谈传记与文学的关系。通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写作实践，我想，我很清楚地认识了文学理论上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我以为，内容终究还是决定形式的；每一篇传记文学的写作，应该是随着不同的内容而有不同的形式产生的。就我而言，很多人所说的我的叙事形式上的创造性，其实都是我在无可奈何，无路可走的情况之下，按照实际的内容发展出来的一个叙事形式。我想，传记文学的传记，指的是历史的、事实的，它和文学似乎是矛盾的，却应该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说，既然是传记，就一定是真实的事实；既然是文学，那就一定要写得有可读性。我以为，很多传统的传记文学作品，大都是传记性超过文学性；就像以前的《传记文学》杂志所发表的作品，历史的多于文学的，因此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文学杂志，而把它看作是一个「野史馆」。我衷心期待成社长主持的《传记文学》杂志，可以逐渐变成台湾地区，乃至全中国的主流的文学杂志。我相信，一直到今天为止，传记文学还是有最广大、最普遍的读者群，它还是很有发展可能性的文类。时间关系就说到这里。
李福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恩祥投资集团董事长）：尊敬的万伯翱会长，尊敬的成露茜社长，大家好！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学术交流活动。我是学法律的，从小很爱读文学和传记作品，写过自己的母亲，写过自己的父亲。我2007年加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当选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副会长，一直致力于中国传记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我们第一次来到美丽的宝岛台湾，和台湾传记文学界的朋友们共同交流探讨，深感荣幸，这是两岸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幸事，将会载入两岸传记文学界交流的史册。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第二，传记文学需要的是真实性和作品的写作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粗枝滥造，不符合事实，就会失去读者。我们要为传记文学的发展去讴歌，去呐喊，要努力写作出为读者认可的好作品来。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杨承祖（世新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我原来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我1990年到南京去开会，当时我跟南京大学的周英（音同）副教授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后来我们也请他到台湾好几次。后来我到大陆开会多半都是在唐代文学研究会的范围。我个人自己曾经也想做文学青年，我写过几篇文章，最早在武汉日报，后来到桂林日报，这都是国民党办的报纸。到台湾以后，我发现我最适合作的事就是当教员，我从念小学就当小学老师，中学就想当中学老师，到了大学又想到大学去教书，后来一步步的做到了。
我自己多年以来都是教古典文学的，从诗经讲到古文，但是我自己觉得做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工作多一点，尤其是唐代的，像杜甫等这些人。
所以实际上我站在一个教书者的立场，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最有收获的地方第一就是认识了我们好几位，除了认识大陆的诸位朋友以外，有好几位我天天在电视或者是杂志上尤其是在传记文学上看到他们大名的像我左边的蓝博洲先生，他写的东西我都有兴趣。我到台湾这么多年，对台湾的了解是慢慢的了解，好像我们要把大陆的记忆遗忘了，也是一步一步的遗忘，我现在已经有点遗忘了。我最近有很多朋友希望我记录一下我那个时候的平民的经验，学生的经验，从在重庆开始我就去订大公报、世界日报，我主要把他们的社论剪下来，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影印。
事实上我们的成舍我先生，我在小时候就久仰他的大名，现在看到他的全集有时候感觉到很遗憾，因为没有把他的传记编的特别好，我想成社长你们还可以继续努力。我们学术界应该对传记的课程要重视，因为刚才我听到了我们的本家杨正润教授讲南京大学，您才是真正的传记学的专家，我是一个外行，我基本上是从事古典文学，后来我自己做古典文学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他们让我开传记课，我差不多要四个学期里面只有一个学期是讲现代文学的，其他的四分之三都是讲古典文学。
我发现中华民国时代教育部开始规定好的大学要开设传记文学的课程，这些学校里面包括了很早以前像鲁迅先生的朋友许寿山先生他们那时候就叫传记文学。后来到了朱东润先生，教育部说你们的大学一定要开传记文学，没有人愿意教，结果他就教。他怎么教呢？就教史记。所以后来写了关于史记很重要的著作，所以朱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但是一个传记学者，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文学学者。我对他的有一本书非常有意见，不是对他有意见，是对那本书有意见，对他没有意见，为什么对他书有意见呢？我觉得我看懂了他那本书叫《杜甫序论》，我在台湾怎么看也看不懂，问老师也不懂。我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朱先生的学术背景，他说也不熟悉，虽然他跟朱先生是安徽同乡，可是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一个是正规的大学里面念出来的，好像朱先生到英国留学，他自己的自传里面写他到英国第一个进大学，第二每天不上课，第三个要找一点东西来翻译，回家养家糊口。实际上朱先生完全是自学，这位先生我非常佩服。
今天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出版界很努力，但是没有大陆的读者那么多，不过我们在台湾的读者像我这样的读者拼命的看大陆的关于传记方面的作品，就是太多了，我们读不完。尤其我现在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所以我的书已经侵犯到我的卧室、厕所、阳台，我太太唯一不让我侵犯的就是客厅，但是我还是偷偷的藏了很多书，再也没有办法藏了，我只好到地下室开辟新的天地。
我觉得创作界跟教书匠和学校都应该合作，大家讲传记到底是不是文学，慢慢的传记文学最有贡献的杂志里面还是历史成分多了，你说什么是文学呢？写出字来就是文学，那个太广泛了。基本上早期的像史记这样的你说不是文学吗？当然是文学。你说不是历史吗？也是历史。可是我们现代尤其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台湾年轻的学生，至少我教到的这些年轻学生他们的历史、现代史简直是不大及格，我相信与我们教育部、中学老师、大学教书的人都有责任，尤其是现在的家庭不大重视家庭的文史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诸位的出版家和写作家能够发挥一点影响力。
我是重视传记的读者，现在我希望我们成社长更加的发扬光大，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多我们台湾传记文学的书现在都买不到了，传记文学社也都不印了，因为卖不掉，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利用各种方法去打动像郭台铭他们这些有钱的人，除了捐给医学院钱以外，也给我们文学界、传记界，像我们有一些老师没有钱，找一个有钱的人支持我们，给我们200万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到现在只有几十万块钱，舍不得花。这种情形在你们诸位今天有很多的董事长，我们教书的人太小鼻子小眼，你们是有钱人了解不到没钱的痛苦。有钱的话我们可以把许多好的传记的书出版，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我觉得不要完全文学文艺化，我觉得要讲真正的人的历史，有的时候出版界也蛮可爱的。
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我的朋友的母亲，我认识这位老太太，她92岁开始写自传，写到95、96岁，三面书局的人要出版的时候，别人说这个老太太当过小学老师，她是先去教小学才去读师范学校拿到资格，这样的人后来结了婚，做了太太，他的先生有的时候也有不守婚姻的约定，后来被儿女一起把爸爸弄的变成了在家里面最没有地位的。
我们知道这个老太太的记忆力那么好，她在澳门去租房子住那个房子里面的家具上面的花纹什么木料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完全没有记日记，这样的人她的儿子后来鼓励她写文章。书稿到了三面书局以后，审稿的人说这个没有什么价值，又不是什么名人，看到后来大家觉得很好，后来就印出来了，他的儿子和女儿在美国拿给他们的朋友，朋友们组织读书会的朋友来研究这位老太太的书。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庶人传记学者，也希望大家去发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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