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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字狱受害第一人——诗僧函可

函可,名气比王尔烈要大,江南才子,北国名人,全国有广泛影响。他是千山的骄傲。 &nb

函可,名气比王尔烈要大,江南才子,北国名人,全国有广泛影响。他是千山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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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王朝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五月初的一天上午,韩大公子吃罢早饭,非同往日,以往饭后都围绕自家中进院落中那棵粗壮高大的广玉兰转了几圈,又停住脚步,仰首欣赏树上开满硕大洁白的广玉兰花,然后又绕树漫步着。公子习惯地身着灰白锦衫,手拿扇子,年轻飘逸。可是此日吃完早饭,他就直坐在藤椅上背依树干在沉思默想,仆人们谁也不敢打扰,都蹑足轻脚地从他身前走过。谁也不知道此时公子在想什么。

韩家,是岭南博罗县名门大户,老爷子韩日瓒曾是崇祯朝礼部尚书,是博罗最大的京官,加之人品堪优,乡情醇厚,博罗人对韩家都心怀崇敬。这位韩公子即韩日瓒长子,名宗騋,字祖心,天资聪颖,写诗作文,皆属上品;且心地慈善,侠骨柔肠,喜欢结朋交友,为江南名士,“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而耻”,名非一般,是个颇受友人敬重的宦门公子。

   可是这一天他背依树干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少顷,家里管家急匆匆地走进中进院落,走到公子跟前,竟不顾公子冥想,低声说道:“大公子,北京城传过信来,辽东松锦大战,明军不利,下一步恐山海关难保。”此时公子睁开眼,望望管家,点点头,扬扬手,意思知道了,让管家退下。公子依树想的诸多事情中,松锦大战便是其中之一。此时,公子心情益发沉重。

   这一年公子二十九岁,行将而立之年。四年前(公元1636年)父亲辞世,他老人家在世时,经常告诉宗騋要熟读经史,关心国事,日后考取功名,由他撑起韩家门楣。可是此时他背依大树在想,当今国事日颓,朝廷危急,西北有民匪作乱,日近北上;东北有清兵侵扰,势如虎狼,东西夹击,非但山海关难保,京师亦危矣,此时此刻,还到何处求取功名?他还想,崇祯帝本人艰朴勤政、力图复兴,但久负沉疴,积重难返,非他一人所能挽狂澜于即倒,况且此人疑心特重,刚愎自用,当此情势下,又有几人肯忠心为大明卖命?大明之危,非在今日,万历朝的腐败,已种下祸根;他又想,家父乃当朝重臣,为国事日夜操劳,心力交瘁,殁于劳累,死后朝廷对他又当如何?他想了很多很多,悲愤交加。特别是他想到自崇祯十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于盛京称帝,这位年轻人比他父亲老汗王气势更盛,诡计多端,他日亡明者非民匪李自成而关外满清也。倘明亡清兴,我作为明朝名宦之子命运又当如何?当今该何去何从?自当认真思虑。应当说,韩宗騋不光是位书生文人,还是位肯动脑,有思想,有远见的士子。

   前面所说的松锦大战,是关系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对此崇祯皇帝高度重视,清朝登基伊始的皇太极也高度重视,这是关系到他能否打进京城的关键一仗。松,即锦州城南十八里的松山,护卫锦州。倘锦州不下,锦州之西百余里的重镇宁远也不下,北京之东大门山海关即不易攻克。所以崇祯帝立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统兵十三万急援,然而皇太极虽然年轻,但领兵经验丰富,采取长期困而不打方略。待明兵粮食殆尽,军心不稳时,发起总攻,仅一仗即斩杀明兵五万余,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余副。据《清太宗实录》载:“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飘荡,多如鹅騖”。管家说京城传信松锦大战,明兵不利,即指此而言。韩公子听到“不利”二字,对大明王朝,对韩氏家族,对个人前程,岂能不多思多虑?岂能不作为大事思考。

   思虑两个多时辰,他站起身让仆人将管家叫到跟前,吩咐:“名日上午请好友起莘兄到府上做客,务请必至。”说罢,管家立马邀请去了。起莘,姓曾,名起莘,番禺孝廉,常住博罗,乃公子至交,常与之游山观景,无话不谈。公子擬将心中所想说予他,倾听他的意见。自古至今,为人在世,总得有一二能说心中底层话语的知己,为难时或关键时,能表达心意,诉说衷肠。

   次日早饭后,起莘早早来到韩府,公子将挚友迎进自己书房,于幽室密谈,不准任何人进来。公子为起莘斟茶,坐下便直言:“当下国势日危,未来大明江山难保,若他日清兵打来,我作为韩家老大,后果不堪设想,得早想办法,迟则晚矣。”他呷口茶水,继续说:“自家父辞世,我已心灰意冷,红尘灰暗,自不当恋,莫如寻一清静处,读经修身,以观世态。不知贤兄意下如何?特邀请教。”起莘年龄稍长公子,但因公子为宦门子弟,颇受起莘尊敬,平素说话办事均以公子为主。起莘听了公子这番话,不免震惊,特别是公子要脱离红尘,更始料不及,甚感突然。室内沉静了一阵子,起莘边饮茶边作思考,然后说:“公子对时势所见精当,真乃卓识高见,大明衰亡,只待时日。只是凭公子大才,名传于世,脱离红尘,实为可惜。若正常之年,考取进士,定能榜上有名。”公子马上接过话头:“满汉不两立,汉人只是满人奴仆,任人宰割,人死了,有才何用?”起莘乃忠实之士,快言快语,他说:“我就跟随公子,公子到哪我就到哪,公子出家,我也当和尚,继续侍候公子。”起莘虑事周到,则说:“此事重大,公子是否与老夫人商议一下,免得她老人家吃不消。”公子说:“万不可告诉老人家,若是告诉了,非但不允,还能气出病来。就说我们外出远游,她也不会拦阻。”这时起莘又说:“要不这样吧,我有一远房亲戚,在匡庐曹溪寺当住持,不妨到那里看看再说,也可借此一览匡庐胜境。”公子马上说:“甚佳,就去那里。”然后又嘱:“今日所谈,不可与任何人言,用一月功夫,处理家中和个人诸事,月后启程,轻装简从,只戴些银两而已。”这样一件关系个人前途命运的大事,关系家庭老小的大事,仅在一个时辰里便决定了。这也说明,两位年轻朋友情笃谊深,处事融洽。世间有诸多关乎人生命运的决策,往往都是在顷刻间作出的。韩公子这一决策,作出时间虽短,可思虑时间却长,至少在父亲辞世后,总观国势,纷乱不堪,他就产生了脱离红尘,思考出世的想法。用他后来话说:“与释迦摩尼舍弃王子豪华生活相比,我只是尚书之子,出家又算得了什么!”应说,尚书之子出家为僧,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属少见。这是公子性情使然,也是时势使然。时势,不光能造就英雄,也能造就人间的悲欢离合,造就一个人的痛苦与欢乐,造就出人们意想不到的神奇。倘说韩宗騋再早生或晚生二十年,或许他就是别样出路了!不同时势,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命运和前程。此种情景,亘古如此。

   韩宗騋公子不动声色,有条不紊地处理好家庭和个人诸种事宜,然后到母亲房中。此时母亲正坐在床上,公子站在床边,先为母亲问安,然后就站着对母亲说:“孩儿近日想与起莘兄外出一游,时日恐长些,家中事情多吩咐管家操劳。”博罗在广州东南,罗浮山旁,属惠州地界,此时地面倒也安静,儿子外出,母亲无忧,只是说:“出家在外,饮食起居,多予注意,且少涉险境,还是早日归来为好。”对母亲的嘱咐,宗騋均点头称诺。自离家前,公子每日都到母亲房间问安,以表孝道和惜别之情。应当说,韩公子离家出走,心中最放不下的即是母亲,特别是父亲辞世后,母亲身体日不如一日,他心中也想,作为长子对母亲应多尽孝心,而今却要长期离别,心里真也不是滋味,生出歉疚之感,但从长远考虑,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公子是离家前三天夜里方告知年轻貌美的妻子要外出游赏事,并嘱:“吾走后,对母亲要多尽孝道,多予关顾,万不可疏忽。”丈夫要外出,妻子自不敢挡,只是紧紧地依偎在丈夫怀里,聆听丈夫教诲,也深深地表达惜别之情。但她万没想到丈夫走后,她与这位潇洒飘逸、才气横溢的公子再也未曾见面。这是韩公子的终生之憾,更是这位美貌女人的终生之憾。人言“红颜多薄命”,看来公子之妻也是位薄命红颜。

   博罗县城,紧靠东江北岸。东江是广东东部的一条大江,发源于江西安远山区,上游为寻乌水,流进广东则为东江。这东江自北南流,可流到橫沥,却西转经博罗,向西南流进珠江口。东江水路发达。韩公子说话一向算数,一月时间,诸事处理妥贴,六月上旬的一天,他便与起莘于博罗码头上船,溯东江北上,奔匡庐而去。当他二人登上船时,站在船头,眼望博罗县城,惜别之情,油然而生,公子顺口吟哦:“博罗古地养身城,望眼罗浮不了情。此去岂知重返日,仅凭江水告亲朋。”船渐行渐远,博罗已在飘渺云雾中,此时两人方进入船舱。经水路,又陆路,再水路,边行边游,边游边行,六月中下旬抵匡庐西南脚下曹溪寺。

   匡庐寺多,著名者有西林、东林、大林三大名寺,另有海会、秀峰、万杉、栖贤、归宗五大丛林。曹溪寺在匡庐诸多寺院中属一小寺,但环境清幽,寺院整洁,公子一踏进山门,便心生爱意。寺院住持空隐老人道独出门热情迎接,寒暄过后,道独让二位先到客堂歇息,可公子却说:“还是先拜佛祖,歇息不迟。”于是空隐即将二位翩翩书生领进佛堂。宗騋与起莘同跪于地对佛祖行三拜九扣大礼。礼后,三人到客堂说话。此前空隐老人从起莘信中已知公子身世,所以开口便问:“公子乃宦门贵人,江南名士,人皆敬仰,为何要跳出‘三界’,遁入空门?”公子起身答道:“前世有佛缘,今生到佛前,求得大彻悟,为僧到涅槃。”说罢,顺手又从袖中拿出一偈,呈于住持。空隐一看,偈上写道:“道有道无老作精,黄金如玉酒如渑。门前便是长安路,莫向西湖觅水程。”空隐阅后,深感公子确是不凡,才高志远,甚为欢喜。曹溪寺属佛门曹洞宗,于是老人说:“此子不疑,吾宗振矣。”公子闻听此言,马上开口:“倘大师不弃,愿拜老人为师,谨听教诲。”空隐笑着说:“得公子为弟子,乃老纳福也幸也。”于是公子与起莘均双膝跪地行拜师礼。起身后,老人告诉他们,因远道而来,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可先游游山,也可看看寻阳城,半月后再作剃度,那时乃是真正地皈依佛门了。依空隐老人所嘱,二位公子仍以俗人之身到庐山游赏去了。

   匡庐确如白居易所云,为甲天下山,他们一进山里即为山中美景所吸引,乐不可支。二位公子攀峻岭,登高峰,游古道,探古洞,观云海,看瀑布,真是五步一景,十步一奇,风光无限,心旷神怡。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韩公子既喜庐山峰峦之挺拔,也爱庐山瀑布之壮观,足见公子既仁且智,德才兼备。韩公子博闻强记,尚记得,父亲在世时曾给他讲庐山,其主峰为汉阳峰,其他还有五老峰、香炉峰、鹤鸣峰、龟背峰、双剑峰、铁船峰、桃花峰等,峰峦林立,各具造型。瀑布也是庐山胜景,他还记得父亲掰手指数名瀑,有开先瀑布、三叠泉瀑布、玉渊潭瀑布,马尾泉瀑布、玉帘泉瀑布等,匡庐瀑布似散珠喷雪,乃天下绝景。父亲说的这些他都印在脑子里,公子笃学善思,此时置身匡庐,他想了一个问题,李白诗题《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公子极赞赏诗仙的豪放豁达,丰富想象,可是他心里却问:李白所望之瀑布具体是哪个瀑布?是泛指还是个指?李白是于何处望瀑?公子想,既已亲来庐山,这个问题必弄清楚。经过走访当地文化老人,让他知晓李白当年诗中所写瀑乃鹤鸣峰与龟背峰下面之瀑。

   说到此,还要讲讲李白的一段不幸身世。安史之乱后,李白以爱国之心曾为唐玄宗永王李鳞聘为一段幕府,后李鳞与其兄李亨发生争斗,结果李鳞败,李亨胜并为唐肃宗,因李白与永王有那么一段关系,因此下狱被囚。其实李白在永王军中不过三个月,没干什么坏事,只是怀爱国之情助永王反安禄山而已,此时已五十六七岁的老人甚感蒙冤,心情郁结。后不久,经宣慰大史崔涣和御历中丞宋若思审案,认为李白罪轻可赦,释放出狱。但肃宗李亨还是不饶,则判李白长期流放边远地区夜郎。就是在寻阳城这位闻名的诗仙开始流人生活。事有凑巧,在流放途中至白帝城时遇大赦,李白也在被赦名单中,因此李白很快又返回寻阳。《早发白帝城》名诗即是特赦后写成。诗仙因情中创伤,心灰意冷,此后就到庐山稳居去了。《望庐山瀑布》即李白最后一次到庐山所写。对李白这段经历韩宗騋似略有所知,公子对李白深为崇敬,也深感同情,因此他定要到诗仙观瀑之处观看,以表对诗仙的真挚敬重和对诗意的深切理解。

   公子与起莘攀山越岭,不畏辛劳,来到风景绝佳,李白曾经住过的鹤鸣峰下秀峰寺。鹤鸣峰之西依次排列为龟背峰、双剑峰、香炉峰,景致壮观。公子二人从寺后登山越涧,盘岭宛转,到半山腰,这里便是诗仙李白遥望瀑布处。二位公子隔峰望见鹤鸣峰与龟背峰之间有巨瀑,双剑峰之左也有巨瀑,两瀑如同一对白练,相对齐下,流入深壑,合为一水,流出山峡,成为庐山最著名的青玉峡奇景。二位公子站在山石上,观峰望瀑,只见水流急湍,特别二瀑会合后,水流猛涨,撞击岩石,水花飞溅,确似跳珠喷雪,又似白花怒放,腾空而起,飞流而下,看此景观,如看壮丽画卷,内心豁然怡然。只听韩公子对起莘说:“李白真乃大师也,不仅把景致描写得惟妙惟肖,而且所想奇绝,尤‘银河落九天’句,非李白而他人不敢想也。”只见起莘一直点头称是,并说:“不枉此行,也不枉劳苦。”公子步李白望庐山瀑布事永远刻在他的记忆里了,对李白诗理解得也更为真切了。

   一天吃罢早饭,公子又与起莘到庐山西林寺去了,为的是看苏轼《题西林壁》名诗。西林寺是匡庐第一古寺大寺,位于千佛塔下,东晋时即是一座名刹。苏轼多次游匡庐,产诗二十余首,其中流传最广者,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程度还是这首《题西林壁》,所以,韩公子慕名要实地观看。公子与起莘跋山涉水,走了大半天功夫才来到古刹,一跨进寺门,就看到寺壁上有历代前贤文人的题诗,可说是琳琅满目,蔚为壮观。苏轼的题诗位于中间,用浑厚疏朗的苏体所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落款为元丰七年初,苏轼。公子站在寺壁前,凝望苏轼诗,久久不愿移步。此诗公子早已烂熟于心,可此时在西林壁见到原稿,却是别样感觉。他不仅赞赏苏体书法美感,更赞叹诗篇之深邃。他认为,写景准确生动,言理通俗深刻。他还认为,此诗言理,不仅指庐山,也是指世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不就是世间所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当把所思所想告诉起莘时,起莘则说:“公子所言极是,时下有些人还在当局者迷呢?”二人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公子见苏轼诗,对自己脱俗离尘更觉欣慰。

   公子与起莘游罢庐山还游了浔阳城(九江),主要是想看看是否实有小说《水浒传》中所写宋江醉写反诗的浔阳楼。他们在长江边上还真见到了浔阳楼,楼不大,仅二层,到里面转了转则出来,在走出酒楼时,只听公子说:“酒后吐真言,宋江不在浔阳楼写反诗,也会在别处写反诗,贪官赃官,该反。”这位宦门公子很有些正气。

   半月游赏已满,已到梯度日子了。一天,在长江舟中曹溪寺住持道独为二位公子落发为僧,他们的缕缕青丝都落入悠悠江水奔向大海去了。在舟中落发是公子意思,他就是让发丝随江水而去,奔流到海不复回,又一次表达了公子终身为僧的志向。从此,公子法名函可,法号剩人,穿上了灰白色袈裟,过上了粗茶斋饭、青灯黄卷、读经念佛的清苦生活。

法名函可,还保留俗姓韩氏之音,说明他虽然脱离凡尘,但还未忘记韩氏祖宗。这也是这位宦门公子的一可取处。韩门值得永记。

   韩公子脱掉华贵锦衫,穿上粗布袈裟,头剃得精光,一看,便是一位和尚,往昔风流倜傥宦门公子形象已荡然无存。从此,人们也再不称他韩公子,而称函可。函可每天基本居寺中读经,诸如《金刚经》、《楞严经》、《涅槃经》、《阿弥陀经》等等,细读深研,领会经义,在经书中寻求人生道理和生活乐趣,各种经书很快便成为他离不开的良师益友。

函可,自少年即博览儒家经典,及长,侍父于两京(南京、北京),学问益丰,胸中积满经史,是位儒家学说烂熟于心的士子,自然为世人尊重有加。为僧后,又苦读佛家经典,感悟颇深,深为住持厚爱和众僧崇敬。此时的函可,对于重点读儒学的士子而言,他又多有佛学知识,而对于重点读佛经的僧人来说,他又多有儒家文化。他是融儒学与佛学于一身,二者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像这样儒学与佛学具佳的和尚在整个中国也确为少有。倘不是他处于朝代更迭的动荡年月,函可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代限制了他才智的发挥,甚至扼杀了他的才华,在这一点上他却不如释迦摩尼那么幸运,更不如唐三藏那么受宠。这也再次说明,任何人的才华都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我们这位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函可和尚,虽然是名和尚,但他也是人,是位有感知有感情有血性的人。他身在异乡,脱离红尘,皈依佛门,他也思念母亲,思念妻妾,思念老友,思念岭南故土。一天,在寺外避静处的一棵树下,坐在石头上与起莘(法名函罡)交谈。函可眼望庐山秀色,自然自语:“匡庐景观真乃甲天下,此山确是一部大书。”然后,他把话头一转,认真地问:“函罡兄,难道你就不思念岭南吗?”听此问,函罡马上作答:“异乡风光虽好,岂能不念故土。”接着又说:“思念家人,思念朋友,思念岭南草木。”二人内心发生共鸣,就是这次二人决定,摘时返回岭南。

   可是母亲方面,忧心更重。丈夫辞世,门庭渐冷;长子外出,经年不归,杳无音信,更让他牵肠挂肚。这位车氏,诰封淑人,终忧虑成疾,不久便离开人世。当母亲走上黄泉路时,函可仍坐在寺院小屋里读经,家中便故,全然不知。自离家后,他就未通过一信,担心家人知晓其下落前来寻找,拉回俗界。应当说,函可虽六根未净,但跳出凡尘,终生为僧,心已铁定。只是可敬的函可母亲车氏淑人,临终时也不知儿子身处异乡何地,更不知儿子已进寺院,落发为僧,正苦读佛经呢!这是母亲生前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儿子竟步入如此途径。

函可与函罡是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春回到岭南,抵达广州。他们由各位好友的支助,在广州市小北门外黄花塘修建了一座不是很大的寺院,名为不是庵,后改为黄花寺。读经、礼佛、会友,倒也开心。可是就在这年五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大清帝国定都北京,顺治称帝。巧合的是,也是在这年五月崇祯从兄福王朱由崧在风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于南京建立一个南明小朝廷,福王变为弘光帝,妄图反清复明。函可听到这一信息,心里一动,眼前似乎出现明朝的一线希望之光,他极想到南京看个究竟。当他对所建寺院完善事宜和其他事宜处理妥后,于这年腊月携五僧徒以印请佛经名义,离开广州前往南京。

   函可师徒六人于次年(清顺治二年)正月抵南京,首先他安排五位僧徒到客栈下榻,然后自己就拜访老友顾与治去了。到顾与治家,顾出门迎接,只见函可双手合十放于胸前,说道:“阿弥陀佛,善哉!”顾与治见此情形,大惊,赶忙上前握住函可双手,说:“公子,几年不见,怎竟变成这等模样?”函可回答:“说来话长,待日后详述,此番来宁,为印请经书,先来拜访兄长。”顾与治说:“几年不知公子音信,可想煞我也。”函可也说:“彼此彼此,对兄日思夜念,故今首拜兄长。”说着,二人便走进客厅。这位顾与治是函可侍父南京为宦时结识的朋友,顾家几次有事,均是函父出面帮忙,得以事成,所以韩家是顾家恩人,两位公子便也就情同手足。但顾与治却不知几年前公子削发为僧事,在客厅二人有说不尽的离别话,当顾知道函可尚有五位僧徒住于客栈,便说:“我家有空闲房屋,都过来住吧,倒也方便。”函可则说;“让他们外面住吧,更为随便,只我一人住在兄家,也好说话。”就这样,函可住顾与治家,有时二人整日长谈,有时外出访朋问友,比如南京名士顾炎武、归庄、龚贤等,皆经常往来。彼时,正值新旧更替之际,挚友相见,无不谈及国事,从朋友口中函可知晓了大量南明王朝和弘光帝情况。

一日夜间,函可与顾与治于幽室密谈,函可说:“弘光帝腐败昏庸,无所作为,且朝廷内分帮拉派,勾心斗角,此短命朝廷也,望兄内心有数,万不可亲近朝廷。”顾与治听后连连点头。这也显示了函可对老友的关切和他的政治智慧。

   被函可说对了,就在这年五月清兵攻克南京,烧杀抢掠,惨绝人寰,明朝老臣,被杀的杀,关的关,惨不忍赌。弘光帝逃到芜湖被抓,后押往北京被杀,南明王朝仅维持了一年,果真是个短命朝廷。他还听说;“扬州十日”杀戮和“嘉定三屠”惨象,函可内心沮丧,情绪黯然。经过思考,他在顾与治家中写成了《再变记》一书,将时情如实记录,以示后人。这是一个文人士子对时代对历史负责任的体现,也是对清军野蛮行径的控诉。当然他不想付梓面世,只作为一种实情记载而已。他自认为,这是此次来宁,所做的一件与后世有益的大事。

清军攻打南方,势如破竹。顺治四年秋,清军打进广东,其速度超出函可预料。十月,他急欲回博罗遣散家人,免遭涂炭。此时徒儿们早已回广东,一天,他孤身一人出城,就在出城时,遭守城清军盘查,从他的行李中搜出《再变记》书稿和数件有关南明的信函。清军一看,此非一般和尚,定是南明乱党,于是将函可押进南京清军高层监狱。

   在函可的人生旅程中,连他自己都不曾想到,这是一次最苦最惨最大的转折。

   函可被关进南京军事监狱,逼他供出同党,可函可却说:“吾一人所为,非有他人。”于是便对他严刑拷打,前胸后背,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血流至足,甚至双手夹棍都已夹折,死去活来,惨不忍睹。函可真是可以,苏醒后,还是说:“吾一人所为,非有他人。”函可的坚贞刚毅,令南京军中无奈,只好押解北京刑部大狱处置。

   函可因文获罪,下狱受刑,却牵动着当时清廷一位高官的心,这位高官便是洪承畴。洪是函可父亲韩日瓒学生,感情笃厚。早在松锦大战中洪承畴即已降清,颇受清廷重视,归清后仍总督军务。当他听到老师公子因文获难,岂能无动于衷,便从中斡旋,为之说情。洪承畴虽是降将,却仍是清廷大将,刑部怎能不给面子。所以函可抵京后便保住了性命,月余,被判流放盛京(沈阳)南关,“奉旨焚修慈恩寺”,即修经感恩之意。因此可说,函可案是清代历史上首次文字狱案,他是清代文字狱第一个受害者,也是江南首个东北流人。一代江南名士,因文下狱,受尽折磨,凡江南士子闻之,无不痛心疾首。

   清顺治五年四月底,函可到盛京慈恩寺,令人惊羡的是,函可入狱严受酷刑,又从美丽的南国来到当时荒凉的东北,其痛苦之状,不言而喻。可是他的坚强,他的刚毅,他的愤懑,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不仅支撑他活下去,而且并没有沉沦,却还有些兴致和信心。他作《初至沈阳》一诗,就能看出其心境,诗云:“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幸有千家在,何方一钵孤。但令舒权履,到此亦良图。”此诗将当时沈阳之状托出。到寺院稍息,就投入到苦读佛经里去了,连寺院住持都深为感佩。东北文化土层贫瘠,不要说三百多年前,即到而今,寺院里的和尚们又有几人肯专心苦读经书?函可每天除参加必要的佛事活动外,即关在小屋里埋头读经。一天,寺院住持来到他简陋的屋舍,函可立即站起,只听住持说:“函可,听说你是个有名的士人,每日读经,那就给众僧讲讲经书吧,你看如何?”函可仍双手合十,放于胸前,说:“阿弥陀佛,善哉。师傅有言,我可一试,不知能否讲好,请谅。”未过几日,即在本寺为众僧讲《楞严》、《圆觉》两经,他讲佛理,又讲事实,深入浅出,生动精采,只见听者目不斜视,口不出言,都听得入迷。半天讲经下来,寺内僧人对函可无不尊敬。函可讲经很快便传了出去,名声大噪,后又受邀到普济、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等寺讲经说法,听者踊跃,“如河鱼怒上”,共达七百余众。从此,来访和出访者频,函可结交了诸多朋友,朋友间不仅谈经论法,还常诵诗唱答,此时的函可生活虽然清苦,倒也蛮有乐趣。

他乐在交友,乐在作诗,继他之后,又有左懋泰、李呈祥、郝浴、李开升等官员文人,都从江南被流放到沈阳,先后与函可相识,成为至交,常有往来,赋诗唱酬。顺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左懋泰过生日,前来恭贺的各方面朋友三十三人,多为文人士子。就在这一天的酒桌上,只见函可站起,先说了几句祝贺生日的话,然后则说:“吾辈均为至友,皆以诗为乐,何不成立一诗社也,江南早有,北国尚无,诗社一立,吾辈可常有往来,诗作亦可大增,岂不兴乎!”听此一言,众友皆赞同,举杯庆贺。函可又说:“此冰天雪地,以诗为乐,即名为‘冰天诗社’吧。”诸友齐声同意,并推函可为诗社首人。东北第一个文学社团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它在东北文学史上永远是闪光的一笔。后经函可完善,诗社宗旨是:“尽东南西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续东林之盛事。”表达了诗人们的志向。诗社虽只活动两次,但产诗八十六首,也堪为可观。

   顺治八年函可接岭南师友来信,诉说家中事况,让函可如雷轰顶,痛不欲生。原来,在顺治四年秋广州被清军占领后急攻博罗,惨遭屠城,全城人口十不余一,韩家几十口仅存小弟一人,连妇孺、仆妇也未得免。函可二弟、三弟也战死反清沙场。函可得知这一噩耗时,泪长流,心欲碎,食难进,寝不安,这是他万没想到的惨事,使他心灵受到强烈刺痛。他万没想到如此之惨,倘知如此,何必外出,岂不同家人同归黄泉。越思越悔。待稍镇定,他写下了大量诗篇。现录两首:“几载望乡信,音来却畏真。举家数十口,一弟独为人。”“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邑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土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此时函可的心痛、悲愤、憎恨、难以言表。悲愤出诗人,就是这样的个人和家庭遭遇,岂能不令他大量写诗抒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死终无恨,我生良独艰,不因频得句,何以破愁颜。”

   但函可毕竟是个坚毅的人,他依然与诗友往来,依然游名山胜境。他是于顺治九年二月首次登临辽东第一山——千山。他一到千山,对这座名山的秀美风光和古刹亭阁产生极大兴趣,立即写出“一到千山便不同,山翁只合住山中”,自此,他与千山结缘,五年中十游千山。此间,经友人推荐他曾到海城东南析木金塔寺当住持,为金塔寺留诗近二十首。他常往返于金塔寺与千山、沈阳、铁岭之间,会僧访友,谈经吟诗。最后竟常驻千山双峰寺,成为千山在全国颇为有名的诗僧。函可,是千山的骄傲。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名僧函可因病圆寂于千山,安葬于千山,终年仅四十九岁,属英年早逝。实在太可惜了。他是痛苦、积郁、思念,使他成病,临终时还微声细语:“我思念岭南。”一代名士,半生荣光,半生不幸,均时势所致。听说函可病逝的好友同道,无不痛心落泪,感慨良多。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函可生前共产诗近两千首,这些诗均来辽东后所写,仅写千山诗就有二百余首。函可作为著名诗僧,当之无愧。在当代出版的各种佛教辞书和名僧诗选中,都能见到函可的名字。函可著作颇丰,除诗外,尚有《再变记》、《普济剩人和尚语录》、《坎困二卦说》、《与陈与、焦明论南华经书》等,这些著作有的散失,但大部分于乾隆四十年编修《四库全书》时经乾隆钦定而遭禁焚,就连于康熙元年在千山大安寺璎珞峰下所建葬身塔也被拆除。在这一点上,乾隆却不如他的爷爷康熙那么宽厚仁恤。我姑妄预言,函可名人,其塔终有复立之时。

   公元二○○七年八月辽海出版社出版鞍山人杨辉先生编两大本上下册《函可诗集校注》,使函可诗集重现。这不是一般的文学著作,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当代国家清史编委会专家李治亭先生在诗序中对诗作出总的评价:“忧国忧民,伸张正义,敢争不屈,构成了函可诗歌的主旋律,洋溢着浓烈的人本主义精神”。这便是函可诗的可贵之处,也是函可为人的可贵之处。

   千山璎珞峰高耸入云,峰顶永远镌刻着诗僧函可的名字;璎珞峰下凉风阵阵,永远鸣响着哀思名人的万古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