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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传统与现代化
 杨正润倾注多年心血的《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是迄今为止中国传记理论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传记的发展源远流长,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rdqu

  杨正润倾注多年心血的《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是迄今为止中国传记理论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传记的发展源远流长,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正史之外还有大量杂体传记,中国历史上各领域精英人物和代表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传记传世,这决定了我们“传记大国”的地位。然而,我们也存在传记中缺少经典的问题,其成就远不能同诗歌和小说相比。除了《史记》等少数优秀作品外,普遍具有忌讳多、美饰多、重事件而轻人物等弱点,有不少歌功颂德式的“谀墓”之作,被梁启超批评为“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状况有了根本的改观,中国现代传记出现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中国现代传记进入又一个高峰,其成就巨大,出现不少好作品,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中国古代传记中的那些弱点并没有完全克服,每年数百上千计的长篇传记新作,其中优秀作品仍然是少数,还不能满足读者和时代的需要。因此传记的进一步现代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为此,作者提出了“理想传记”概念,他认为传记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目标和文本形式,但社会最需要的是“传记的两种基本要素,即历史性和文学性取得平衡,既准确和完整地叙述了传主的生平、又生动地叙述了他的个性,对他的命运、性格和行为做出了合理解释的传记作品”。这可以看作“传记现代化”的内涵。他强调:“解释”已成为传记的重要因素,也是传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传主的解释应当成为传记家自觉的追求。
  《现代传记学》的目标是构建同现代传记相适应的传记理论。这一理论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杨正润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对传记史进行了总结,特别挖掘和整理那些经典传记的写作经验。对古今中外传记史上诸多重要作品的成就和得失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并以这些作品为例证作出颇有深度的剖析,使理论的阐释更具力度。其次是广泛借鉴中西传记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优秀成果。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文学和美学理论、历代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金圣叹的文学评论等等,都被杨正润的传记理论所吸收,他特别重视20世纪西方和中国几位著名传记家,如英国伍尔芙、法国莫洛亚和美国艾德尔,中国的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对他们论著中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进行了吸取、发挥和深化。第三,在坚持传记学科独立性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成果。他把精神分析、现代主题哲学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等学科的一些成就和概念,都吸收运用到这部著作中,这就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传记理论的内容。比如分析传记活动中的四种主体的互动和运用“身份理论”分析各种传记形式中作者的身份表现,在传记理论中都是第一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任何一个民族的进步都需要用自己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来教育国民,传记是国民精神的表征,优秀的传记作品滋养着国民人格。传记拥有最广大的读者,读者迫切需要优秀传记,他们需要了解那些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先辈或同胞,希望看到他们栩栩如生、血肉丰满、个性突出的形象,从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得到感悟和汲取力量。《现代传记学》对各种传记形式逐一进行了历史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考察,它不仅对理论工作者,对传记作家和传记爱好者都是很有用的一部著作。

                                   (原载200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