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三味味在文史之间—读徐光荣《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

     文物是古代的艺术珍品，其中的精妙和意蕴需要观赏者细细去品味，徐光荣先生的《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写的是一位文物专家，其中佳处也需要读者细细去品味。
     杨仁恺大师是书画文物界的泰斗，对中国文物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这样一位传主，需要一部厚实的传记，否则与其丰富多彩的经历不能匹配。光荣先生正是追随大师的脚印，一步一步记述其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一生。在记述中杨仁恺的形象越来越清楚了：无论少年时代在巴蜀故里，还是后来经受战争和动乱的洗礼，又北上京城、最后定居辽沈，从西南而到东北，可谓颠沛流离、颇经坎坷，但任何时候他总是痴迷于书画艺术。无论在古董店和地摊，还是在北京琉璃厂和各地博物馆，他总是刻苦学习、虚心求教，终于成为誉满天下的一代宗师、名扬四海。光荣先生在记事中记人，凸现出大师的人格：他知识渊博、才学极高，为人谦和、诚恳，他生活中亲切、幽默，对待工作和治学又是一丝不苟、严谨求实，在发表见解、判别作品真伪的时候，他总是不计得失、不论私谊，慷慨直言。这是一位多么可敬、可亲的长者!
     这是一部人物传记，但也可以当作一部美术史或是中国文物鉴赏的专著来阅读。大师不但在辽宁博物馆工作，他还参加过“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8年中走遍全国，一生鉴定书画文物无数，每一鉴定，都不是凭空而发，他总要反复考察、观摩，依据当时经济水平、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以至饮食衣着、天时物像，常常是从一笔一画、一枝一叶的细节之中作出判断。一幅几乎被当作赝品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大师慧眼识珠，断定为真迹，使这幅稀世珍品得以重见天日；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宋代米芾的《行书苕溪诗》、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等等书画珍品，也是通过大师的鉴定而为世人所识。大师是怎样鉴定的、他的根据是什么，这部传记中都深入浅出作了介绍，读罢此书，可以学得很多东西，我等外行，对文物鉴定虽还不能因此而窥其堂奥，但也可获得不少入门知识了。
     这部传记也可以当作一部社会文化史来读。大师90余年的经历，此为全传之经，社会文化史则为全传之纬。大师交游极广，现代史上的一大批名流，如郭沫若、沈尹默等文化名人，如徐悲鸿、潘天寿、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等书画家，如张伯驹、陈半丁、邓拓等鉴赏家，大师都有交往，他们一一在传记中出现，作者常常寥寥数笔勾勒出他们的形像和风貌。其间穿插着时代风云、民俗世态、文坛掌故、名人轶事，作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生动有趣，增加了这部传记的可读性。作者在结构上也多推敲，对大师本人的叙述同背景叙述和故事外的叙述交织在一起，成竹在胸、材料多而不乱，如织锦穿珠、收束自如。
     我前年冬月在京城结识光荣先生，承蒙赠我这部大作，读毕钦佩之余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有一天烦请光荣先生引见杨老，面聆大师教诲、必为人生快事。去年岁末又有幸赴京列席“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授奖会”，参观光荣先生等获奖盛典，拜访大师的愿望更加强烈，不料东北之游还未成议，却已传来噩耗：大师鹤驾西去了。哲人其萎，我也留下终身憾事。不过幸运的是，这部传记已把大师的经历和成就都记录于册、也把大师的音容笑貌、学识人格保留下来，让我等后辈可以永远纪念和学习了。
     光荣先生此传的成功，首先在于他的勤奋和努力。为写此书，他作了3年多的采访准备，从传主本人及其亲朋好友和同事那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其中时间、地点、细节都进行了考订；他还仔细研读了传主200多万字的著作，熟悉其涉猎的中国美术史、书法史、书画鉴定史等诸多领域，才终于写出这部30余万言的大作。光荣先生是一位多产的传记家，他写过各种各样的传主，除了文物鉴定大师外，还写过科学家、厨师、教练等等，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无论写谁，他总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总是收集大量资料、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补课。他也尽可能同传主交往、熟悉他们，不但了解他们经历和专业，而且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心灵和感情世界，努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来。
     传记是个困难的文体，光荣先生在实践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传记写作经验。中国诗论曾有言曰：“诗家三味，味在酸咸之外”，传记家的甘苦似犹过之，传记写作最困难的地方是文学和历史如何结合的问题，要把握得恰到好处，真是难。读罢这部传记可以说，光荣先生得其味矣!